抗战硝烟中的“星二聚餐会”
2026-03-12 15:04:47 来源：《世纪》 朱少伟 点击： 复制链接
咖啡以独特的香味和诱人的色泽风靡世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闹市区不仅咖啡馆众多，而且各商厦、宾馆、办公楼都有供应咖啡的优雅空间。抗战硝烟中，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星二聚餐会”，常在咖啡氤氲中悄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其成员多为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工商、金融和宗教界知名人士，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福斯特以及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均曾参与。“星二聚餐会”与咖啡之缘，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海派文化的精髓。
01、“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外围的进步政治组织”
从前，上海四川路（今四川中路）虽窄小而又纤细，长度不足1.3公里，却是公共租界中区的一条南北向干道，沿路分布着一些洋行、银行、宗教团体、商店、咖啡馆等。这里矗立的不少大楼或庄重大气，或典雅别致，或中西合璧，堪称外滩“第二立面”。
1937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数十人陆续走进四川路一幢欧式建筑，他们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衫，有的穿旗袍，在大楼的西餐厅相聚；服务生过来问候，随即端上咖啡、蛋糕等。这就是“星二聚餐会”初始的一次活动，室内舒缓的轻音乐不断循环，使他们的谈话不易传入旁人耳中。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在沪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国共合作、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将原先的各界救国会组织，改组为各界救亡协会，加强党对群众抗日运动的领导；同时，与社会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凝聚人心、汇集力量，踊跃支援前线。“星二聚餐会”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它通常每个星期二活动一次，名义上是聚餐，实为举行恳谈或讲座。
雷洁琼的《血溅金陵忆当年》（见《民进会史资料选辑一》）说：“‘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工商界人士”，“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费。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有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我和我的爱人严景耀也是这个聚餐会的经常参加者。这个聚餐会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外围的进步政治组织。通过这个聚餐会，我们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我和党的关系密切了”。其中，对于“星二聚餐会”的性质作了介绍。
顾执中的《报海杂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出版）说：“我参加‘星二聚餐会’的两年时间中，经常到会的人有许广平、韦悫、沈体兰、吴耀宗夫妇、章宗麟、杨美真、姚惠泉、李文杰、诸培恩等”，“每次聚餐会，都请人做一周的时事分析”，“‘星二聚餐会’的主席由大家轮流担任。当时事报告结束之后，我们还讨论支援附近游击队”，“每次聚餐会从下午六七时到九十时结束，餐费自付”，“参加者始终保持在二三十人左右”，“我记得起初几次聚餐是在四川路的航业公会举行，后来改在四川路桥南堍的中国青年会（按：今四川中路595-607号）与海军青年会 （按：今四川中路630-640号），有时也到法租界八仙桥的中国青年会（按：今西藏南路123号），最后，改在美国侨民主持的西侨青年会（按：今南京西路150号）。我们以极流动的游击战术来进行这些活动，使敌伪走狗无法察觉”。其中，对于“星二聚餐会”的活动情况和地点作了叙述。
图|举行过“星二聚餐会”的地方：上图为昔日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西藏南路123号），下图为昔日西侨青年会大厦（今南京西路150号）
上海行会组织和宗教团体办公楼的西餐厅，常有中西人士光顾，显然有利于掩护“星二聚餐会”活动。但为了确保安全，“星二聚餐会”地点仍需不断变换，昔日航运俱乐部（今广东路51-59号）、三北轮船公司俱乐部（今广东路93号）、银行俱乐部（今香港路59号）等均做过活动场所，还曾安排在爱国民主人士家中。
02、“所读的书报，大都是‘风雨书屋’供应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星二聚餐会”成员不惧环境险恶，继续在沪为抗日救亡进行宣传、募款、捐物，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风雨书屋、《每日译报》社和申城民众赴皖慰问新四军活动关系密切。
《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出版）提及：“在1937年‘八一三’浴血抗战如火如荼、‘七君子’已光荣出狱之际”，“二十五人的‘星二聚餐会’就成立了。成员计有教育界的刘湛恩、张宗麟、韦悫、陈鹤琴、沈体兰，工商界的陈巳生、王纪华、胡咏淇、杨延修，新闻界的钱纳水、顾执中、梅益、吴大琨，金融界的孙瑞璜、王志莘、黄定慧，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杨怀生、王揆生、萧宗俊，佛教界人士赵朴初，出版界的陆高谊，地方协会的姚惠泉，妇女界的罗叔章，会计师李文杰等”，“会员们所读的书报，大都是‘风雨书屋’供应的；而《文献》《每日译报》等报刊，则都是各人自备的”，“会员关心时局，座谈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时，发言非常热烈”，“会员对于当时在上海为慰问前线所举行的义演、义卖活动予以支持，不仅自己每次都积极参与，更动员所代表的团体积极参加”，“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时，以‘星二聚餐会’顾执中、王纪华为正、副团长的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劳新四军”，“1939年春，又组织第二次慰劳，吴大琨为团长”，“‘星二’发展到四十五人，直至日军侵入租界时为止”。其中，这位著名红色女“特工”谈到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星二聚餐会”成员传阅的《文献》，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办。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的新形势，在中共上海办事处、红军驻沪办事处的基础上，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联合各阶层人士，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编印刊物宣传中共中央方针政策；营救被捕同志，安置出狱同志；联络江南抗日武装；采办八路军和新四军急需物资等。《文献》为月刊，大32开，1938年10月在沪创刊，至1939年4月共出版7期，另有附刊3期。该刊开辟“特稿”“专论”“每月战况”“游击区纪事”“世界之动态”“经济动态”“学生生活”“文化动态”“电影与戏剧”“文艺”等栏目，还有“抗战将领言论特辑”“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特辑”“文化特辑”等。在“抗战将领言论特辑”中，发表过《朱德总指挥论第三期抗战与华北》《周恩来论继续抗战必获胜利》《叶剑英论晋冀察边区初步胜利》《毛泽东在中共扩大六中全会报告全文》等。该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星二聚餐会”成员从中获益匪浅。
图|“星二聚餐会”会员阅读的《文献》月刊
“星二聚餐会”成员传阅的《每日译报》（初名《译报》），由机关设于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创办，以统一战线面貌出现。该报的新闻、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起初博采自上海租界内出版的俄文《消息报》、英文《字林西报》、法文《上海日报》、德文《远东新闻报》和在沪能找到的外文刊物,后也综合各方电讯（主要根据塔斯社电讯）报道中日战事新闻，并从内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纸转载文章。该报及时向广大民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如从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12天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11月27日刊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等。该报始终坚持选择译载宣传抗敌的稿件，如1938年6月3日译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叙述八路军同日寇交战数月后，已成为中国最强的一支军队；8月23日译载海伦·福斯特的文章《东战场上的新四军》，报道新四军英勇作战，在敌后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该报每期发行量曾达3万份，社会影响很大，还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成为“孤岛”时期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星二聚餐会”成员不仅对《每日译报》进行资助，而且还有多人成为报社骨干。
图|《译报》（左）和《每日译报》报头
为“星二聚餐会”提供“所读的书报”之上海风雨书屋，创办人是阿英（钱杏邨），他按照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坚守“孤岛”，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曾任《文献》主编。1938年夏，阿英收到萧华从陕北辗转送来的20余幅反映红军长征历程的画稿照片，他仔细察看后，深感它们画人个性传神，绘景简约生动，顿时意识到这是极有价值的红军原创作品。那时，阿英正在沪筹办一个红色出版机构，遂加快进度，“星二聚餐会”成员竭诚支持。同年10月15日，上海风雨书屋出版《西行漫画》，阿英的《〈西行漫画〉题记》说：“接到这一束生活漫画，而逐一看过的时候，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虽只是二十五幅的漫画，却充分地表白了中华民族性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在开始生长。”《西行漫画》印行2000册，深受欢迎。有位旅沪外籍青年偶然从“星二聚餐会”成员手中获得一本《西行漫画》，立即爱不释手，后携往海外加以宣传。
图|首批上海民众慰劳团向新四军献锦旗。前排左起：王纪华、顾执中、项英
“孤岛”时期，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推动下，申城民众通过各种途径热忱支援新四军。1938年12月、1939年2月，两批上海民众慰劳团相继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团长分别为“星二聚餐会”主要成员顾执中、吴大琨。这使上海各界民众对新四军有更全面的了解，增强了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不少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希伯、秋迪、杰克·贝尔登等纷纷投书、撰文，高度评价英勇抗敌的新四军。“星二聚餐会”成员的群策群力和勇担重任，对于促成上海各界民众两次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具有积极作用。
图|1939年2月，第二批上海民众慰劳团抵达新四军军部后的合影
03、“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
“星二聚餐会”对于抗战期间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开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孙本信的《父亲孙恩元在上海的情报生涯》（载2016年第三期《世纪》）谈到：“淞沪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苏州河北，四川路、虹口等处的居民纷纷逃至苏州河南岸公共租界和南市等地。父亲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人名义，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救国组织，称‘星二聚餐会’。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许广平、赵朴初、张宗麟、沈体兰、吴耀宗、杨素兰、陈鹤琴、韦悫、顾执中、丁贵堂、陈琼琨、卢广绵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为了严防敌特破坏，他们每周二晚换地聚餐一次，对外说‘过生日’”，“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任主席，刘湛恩校长被刺后，改由胡愈之任主席。聚餐会主要讨论研究如何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1月的一次会上，埃德加·斯诺携夫人也来参加。当时他们访问陕北根据地后到沪，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会上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工业督察长的艾黎先生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日寇侵占租界，封锁路口，搜查行人。‘星二聚餐会’因无法藏身，迫不得已宣告暂停”。其中，对工业合作运动滥觞于“星二聚餐会”，叙述得比较详细。
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在讲话
卢广绵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回忆：“上海沦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二聚餐会’”，“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他们讲话后，就由该会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其中，对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在“星二聚餐会”首次提议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建议的情况，也讲得比较清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城市陆续沦陷，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工业产品匮乏。为了支援抗战，供应军需民用，同年11月，由胡愈之、卢广绵、林福裕、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工业合作运动。1938年5月，徐新六、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带着计划抵达武汉，受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的支持和鼓励,并获得国民党当局相关部门的同意；同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作为推动工业合作运动的民间组织，孔祥熙担任理事长，聘请艾黎为技术顾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建立办事处，下设事务所，组建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发轫于“星二聚餐会”的工业合作运动，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正是通过“星二聚餐会”这座桥梁，胡愈之与埃德加·斯诺开始熟悉。《上海名建筑志》记载：“‘星二聚餐会’，在八仙桥青年会餐厅举办”，“曾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爱德加·斯诺来演讲”，“斯诺真实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就是在‘星二聚餐会’支持下出版的”。对于《西行漫记》出版过程，胡愈之的《〈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说：“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1938年2月，《西行漫记》推出时，埃德加·斯诺写的初版序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许许多多有志青年奔赴陕北或投身抗日战场，如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时为银行职员，阅读该书后毅然丢下“金饭碗”，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延安，他曾说“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图|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
在1939年4月，上海复社又出版了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的《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署名“宁谟·韦尔斯”），书名译成《续西行漫记》。
04、“聚餐会在民主运动中作用显著”
相关知情人回忆认为，“星二聚餐会”仅存在4年多时间。据考，其活动实际延续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吴大琨的《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上海》（载1991年第一期《民主》）说：“日本侵略者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投降的。我在那年的八月十九日就从昆明飞回了阔别多年的上海”，“我在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时，还曾参加过一些‘聚餐会’,这些‘聚餐会’都是地下党推进工作的一种方式，其中有一个名‘星二聚餐会’，参加的都是上海文化、教育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郑振铎教授，许广平同志和严景耀、雷洁琼同志夫妇等人。使我高兴的是：这一‘聚餐会’在我离开上海后的这么长一段时间里竟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参加人还有发展”，“我到达上海后，就和这些老战友都热烈地会了面，还去参加了一次‘星二聚餐会’,向这些老战友讲了当时的局势和我们要做的工作”。吴大琨曾是“星二聚餐会”主要成员，他的回忆应属可靠。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红色“聚餐会”更是“生根开花”于申城。其间，在不同规模、多种形式的红色“聚餐会”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双周聚餐会”，设于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斜对面的红棉酒家（盛丕华担任董事长），因外墙呈红砖颜色被称作“红楼”，三楼成为工商界民主人士的聚会场所，“经常参加聚会的约有一二十人”，沈钧儒、罗隆基、张澜、马寅初、章乃器、许广平等均多次参与，董必武、李维汉等也留下足迹，郭沫若曾向盛丕华感叹：“我到这里才真正闻到民主的空气”；另一个是“星五聚餐会”，由黄炎培主持，百余名成员来自金融、工业、商业等方面，金学成的《解放前夕的工商界叙餐会》（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回忆：“他们都和黄任老（按即黄炎培）有关系，工厂刚从重庆复员，最关心有关工业和经济的政策。”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近申城之际，红色“聚餐会”成员积极迎接解放并曾参与策反工作，何迎春的《金学成与统一战线工作》说：“工商界聚餐会讲析政治时事信息，议论民主和平问题，不仅团结教育了工商界人士，还推动了上海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军统要人王新衡也经常出现在金学成家的聚餐会上，他曾计划策反国民党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沙文汉和中共情报系统领导人吴克坚，都曾听过金学成和蔡叔厚的汇报”，“聚餐会在民主运动中作用显著，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忌恨。1949年5月12日，特务密谋逮捕金学成、徐永祚等聚餐会骨干人员。中共地下党从内线得到情报，让金、徐等人火速转移，避免了一场对聚餐会革命活动的大破坏”。（载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网站，2020年7月3日）上海解放初期，金学成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徐永祚曾任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委、华东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他们与红色“聚餐会”的各界民主人士一起投入了新中国建设事业。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也是党的统战理论建构地、统战资源繁盛地、统战实践先行地。红色“聚餐会”是峥嵘岁月中共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一种可贵创举和成功实践。
原文刊于《世纪》2025年第四期， （朱少伟，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2 15: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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