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大世界坠弹惨案”之真相
2026-03-12 14:41:04  来源：《文史精华》2025年第11期 作者：张百伟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次日，中国空军在上午和下午共派出各式战机70余架次，对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和黄浦江上的“出云”号等军舰实施轰炸。上午，中国空军冒着恶劣的天气突然出击，取得了一些战果。下午，日军加强了防空炮火并在高空埋伏战机，致使中国空军多架战机受损、部分人员伤亡，还在大世界（上海著名的游乐中心，淞沪会战爆发后成为临时的难民收容处）上空坠落了炸弹，造成1000余人死亡的惨案。何以导致炸弹坠落大世界，至今仍有3种不同的说法。

　　三个不同的版本

　　一是“飞行员受伤失控”说。1937年8月17日《申报》第四版刊载的《我驻德大使馆申明沪租界落弹轰炸原因》中说，“乃由于一中国飞行师在空战时身负重伤、弹架损坏，故炸弹无法控制、自动遗落”。这是最早的一种说法，同月15日《申报》也有内容相似但稍有不同的报道。

　　二是“习惯固定航速、高度轰炸”说。据当时中国空军的顾问、“八一四”空战作战计划的制定者陈纳德（后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指挥官）回忆：“那天发生的悲剧的真相以前从未对外讲过。原来中国轰炸机驾驶员一直是接受固定航速、固定高度，即七千五百英尺的高空，进行轰炸训练的。……那天上海的气候条件很差，不利于高空轰炸。……降至一千五百英尺高空的轰炸线上，作低空俯冲。……又没有重新调整他们的轰炸瞄准器，结果他们投下的炸弹没有落在出云号上，而恰好落在了一直要极力回避的公共租界地的中心……”（《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种说法。

　　三是“复仇泄愤”说。据原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分队长王倬回忆，1937年抗战初期，国民党空军派第二轻轰炸机大队飞机6架前往大戢山洋面袭击敌航空母舰，“到达该洋面时，敌舰已逃无踪影，返航时途经上海市跑马厅附近（现为人民广场），其中一架由祝鸿信分队长驾驶的飞机，发动机稍有减速情况。后座的轰炸员雷天眷，四川人，原在吴淞商船学校轮机科肄业，1932年日军侵犯淞沪，学校被炸毁，乃投笔从戎，考进航校学习轰炸，专攻投弹和射击。这时他追忆往事，复仇心切，又痛恨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和跑马厅这个赌博和剥削的场地，于是没有得到机长同意，顺手将那颗比人还高的大炸弹轻轻一拉，丢了下来，竟使无法统计的同胞死于非命。”（1988年7月19日《报刊文摘》）这是最后出现的一种说法。

　　讲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事迹的书刊文章甚多，但由于距今已88年，何以导致炸弹坠落大世界，仍未见有一个具体准确的说法。

　　笔者从2014年开始就阅读了许多书刊文章，查阅了不少资料，试图找出大世界坠弹之真相，直到最近才在祝鸿信（中国空军第二轻轰炸机大队第九中队分队长）的一次受访记录中寻到了答案。

　　祝鸿信的受访记录及相关旁证

　　彼时祝鸿信多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况，分别登载在1937年9月27日上海《立报》的第二版及第四版、1937年10月1日桂林出版的《新中国空军》的第91—93页和1943年出版的《中国空军》总第64号的第109—111页。其中两次，祝鸿信均说向预定目标投下了炸弹，只有1937年10月1日那次，祝鸿信说：“下午三时，我们又起飞，盘旋（于）沪东区五百尺高度上空，找到目标，掷弹时，一敌驱逐机自上而下，以机关枪向我机射击，那时我和梁烈士（梁鸿云）就开机枪还击，谁都知道，自下而上攻击不易，我机中弹，梁烈士当场殉难，他旁边两枚炸弹，也因此落下，演成华懋饭店和大世界门前的惨剧，实在不胜遗憾。”

　　其他两次祝鸿信均说同机后座是任云阁，1937年10月1日那次不知何故记者误记为梁鸿云了。祝鸿信此次所述情况与《申报》所载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的声明完全吻合。

　　对此说法，笔者还查考到以下几个旁证：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第375页，原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分队长曾达池在他的《空军抗敌纪实》一文中说：“第二大队本日下午复派诺机二十一架共携带二百五十公斤炸弹十八枚，一百二十公斤炸弹二十二枚，五十公斤炸弹二十六枚，……于十四时四十分及十五时四十分，分两队自广德出发，经青浦淞江飞上海，一队轰炸公大纱厂以西招商中码头以东地区及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处，一队轰炸狄思威路一带及敌司令部。十六时十七时先后到达目标上空，……敌防空炮火，对我射击甚猛，并有敌机混入我队偷袭，祝鸿信所驾之九〇七号机曾与对战……”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力扬所著《中国空军抗战记忆》的第143页提到：“根据龚颖澄（第二轻轰炸机大队第十一中队中队长——笔者注）的日记，当天共有两架飞机因中弹迫降在虹桥机场。……其中一架在中弹后转向西南方向飞行，约半分钟后，松落的炸弹随即掉落在上海最热闹的大世界（距汇山码头约三公里，今延安路、西藏路交会处）附近。”

　　龚颖澄的长子龚望所写的《八一四的见证》一文中也提到：“当天下午有两架战机迫降虹桥机场，首先落地的是十一中队1107号机，……随后第九中队907号机也落地，……1107号是父亲僚机，随着长机已完成投弹动作，机上当无炸弹余留，而907号机在接近目标上空之前，被一日军的舰载水上飞机发现，自后偷袭成功，重创907号，任云阁因此牺牲。笔者认为，那颗炸弹应该是907号机于迫降虹桥机场途中掉落，……”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中国方面海军作战》，其中表述为日方视角——编者注）第215页“‘出云’‘川内’舰载机在上海上空的作战”一节中说：“‘出云’‘川内’两舰的飞机各1架，于14时45分，轰击了虹桥机场，……然后返回军舰。17时左右，上述两机在警戒上海上空时，与来袭的敌机展开空战，将其中两架击落。当天傍晚，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入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地区内，在加希（音译）饭店及其他地点爆炸，炸死炸伤多数市民。”

　　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周斌、邹新奇编著的《中国的天空：中国空中抗日实录》第7、8页中说：“由山崎良平驾驶、宫田闵任侦察员的日本九五式水上侦察机从下午4时开始，迎着20米/秒的风速起飞，在3000米的高空进行警戒。当他们发现‘诺斯罗普’-2E在1000米的高度进行轰炸时，立即降下高度进行攻击。日机居高临下的子弹击中了祝鸿信驾驶的九〇七号战机的风挡玻璃，祝鸿信左臂和射手任云阁的胸部中弹。金正喜驾驶的九〇二号新‘霍克’僚机和1架老‘霍克’赶来救援。当九〇二号僚机赶到时，发现宫田的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已离开祝鸿信的战机爬升到1500米的高度，并且只有1架老‘霍克’与它作战。发现此情的第三十四临时中队队长周廷芳立即驾驶新‘霍克’前去助战。……一阵扫射过后，宫田机右翼间的支柱被打掉，前后各处共中弹15发。见势不妙的宫田机立即抱头鼠窜，钻入云层逃之夭夭。”

　　以上资料中提到的祝鸿信所驾驶的诺斯罗普-2E轻轰炸机系美式机型，载弹量500公斤，装有一挺活动机枪，乘员两人。

　　惨案真相梳理

　　1937年8月14日下午，祝鸿信驾驶907号诺斯罗普-2E轻轰炸机，携带两枚炸弹，自安徽广德飞往上海，到达目标上空，正准备投放炸弹时，埋伏在3000米高空的由山崎良平驾驶、宫田闵任侦察员的日本九五式水上侦察机自上而下对祝鸿信的907号战机进行偷袭，907号机发现敌机，以机枪进行还击，但日机的子弹击穿了907号机的风挡玻璃，击中祝鸿信的左臂和后座轰炸员任云阁的胸部，任当场牺牲，他旁边的两枚巨弹也因此落下，于下午4点35分落在了公共租界的大世界门前，致使1000多人死亡。此时多架中国战机赶来，把宫田闵的水上机击伤，迫使它逃离战场，祝鸿信则忍着剧痛驾驶着受伤的907号机，最后成功迫降在上海虹桥机场。这才是大世界坠弹惨案之真相。

　　搁笔之际，笔者觉得很有必要为雷天眷说上几句。

　　雷天眷生于1911年，四川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人，别号承庥。1937年“八一四”空战一周后，他参加了中国空军第八大队马丁式轰炸机轰炸上海日军的任务。1938年5月19日夜，他随徐焕升等7名飞行员分乘两架马丁式轰炸机远征日本，盘旋两个多小时投下14万份传单后返航。1942年11月1日，他驾驶C-53“达科塔”运输机送款至敌后苏鲁战区，返航至兰州时，适遇停电，机场夜航设备改用灯号，因指示不明，其不幸失事殉国。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时，雷天眷服役于驻地为江西南昌的中国空军第八重轰炸机大队，笔者认为他和驻地安徽广德的中国空军第二轻轰炸机大队、907号战机、祝鸿信以及大世界坠弹惨案完全没有关系，希望“雷天眷复仇泄愤”说不再流传。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2 14: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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