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思想、权力与战争：平沼骐一郎与日本侵华路径研究
2026-06-08 07:56:24  来源：胡平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平沼骐一郎(1867-1952) ，日本第35任首相。历任检事总长、大审院长、司法大臣、枢密顾问官、枢密院副议长及枢密院议长等职。1939年1月组阁。第二、三届近卫内阁时任国务大臣。战后以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病死狱中。(《历代首相等写真》)

　　摘要

　　平沼骐一郎(1867-1952)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争议且影响深远的人物。他并非前线指挥官，却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庞大的官僚司法人脉网络以及对国家政治结构的深刻塑造，为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奠定了思想、组织和法制基础。本文旨在超越传统军事史视角，通过剖析平沼作为“国本社”核心领袖、司法官僚巨头和战时首相的多重身份，探讨其“国体论”思想如何为侵略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其构建的“革新派”官僚集团如何推动国家法西斯化，以及他在具体侵华决策(如“满洲国”承认、对华政治诱降、日德意三国同盟推进)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研究表明，平沼是日本侵华战争体系中“文官极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典型代表，其活动深刻影响了日本侵华的路径、性质与持久性。对平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复杂性、思想根源及其国内政治动力。

　　关键词： 平沼骐一郎;日本侵华;国体论;国本社;法西斯主义;战时内阁;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一、 绪论：被低估的“战争建筑师”——平沼骐一郎研究的学术意义

　　在日本侵华史的研究中，学术与公众焦点常集中于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军事指挥官，或近卫文麿这样的贵族政治家。然而，一位被称为“日本法西斯教父”的人物——平沼骐一郎，其作为“战争建筑师”的作用长期被相对低估或简化为思想偏执者。他未直接指挥过一场战役，却以其深邃且极端的思想体系、盘根错节的政治司法势力、以及在国家中枢(司法、内阁、重臣会议)的长期经营，从意识形态、组织动员、法制建构和政策制定层面，为日本发动并持续侵华战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平沼代表了日本侵华战争中一种深刻而危险的力量：即源自国家官僚体系与保守思想传统内部，以捍卫“万世一系之皇统”为终极目标，通过合法与非合法手段系统性地推动国家走向对外扩张、对内极权化的“文官法西斯主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深入地梳理平沼骐一郎与日本侵华战争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通过综合考察其思想渊源与体系、政治网络构建、关键决策实践及整个战争期间的持续性影响，力图揭示一个非军事领袖如何能更隐蔽、更根本地影响乃至塑造了日本的侵略国策与战争体制。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日本侵华战争发动机制与持续能力的理解，弥补“重军事行动、轻文官体制”的研究偏颇，也能为思考近代日本国家转型的悲剧性道路——从立宪主义滑向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提供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个案注脚。平沼的生涯贯穿了从明治晚期到二战结束的整个日本激进扩张时期，其人生轨迹恰是日本帝国从崛起到毁灭的缩影，而其思想与政治遗产的某些部分，在战后仍若隐若现。

　　二、 思想基石：平沼骐一郎的“国体论”与极端民族主义

　　平沼的思想并非简单的军国主义鼓噪，而是一套体系化的、带有神秘主义与法学外衣的极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国体论”。这套思想构成了他一切政治行动的出发点和合法性源泉，也是其影响侵华战争的根本武器。

　　1. 司法精英的保守主义底色与思想源流

　　平沼骐一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作为明治国家培养的精英官僚，长期任职于司法系统，历任检事总长、大审院长(最高法院院长)、司法大臣。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注重秩序、权威和“法制”的思维模式，但他将这种近代“法制”理念扭曲为维护绝对皇权与封建等级秩序的工具。他深受明治时期国权派思想家穗积八束、井上哲次郎等人的影响，尤其是穗积八束将天皇统治视为日本独特“国体”核心的学说。平沼全盘接受并极端化这一理论，坚信日本是以天皇为“现人神”和“家长”的“家族国家”，拥有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特“国体”，这超越了世界上一切政治体制。他对大正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深感厌恶，视其为西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对日本“国体”的侵蚀。

　　2. “国体论”的核心内涵与排他性建构

　　平沼的“国体论”是一个封闭的、排他的思想体系，包含几个相互强化的要素：

　　天皇绝对神圣与万世一系： 天皇是“现人神”，其权威源于神祖天照大神，超越一切宪法、法律和人间政治。国家主权完全在于天皇，议会、内阁乃至军部都只是“辅翼”。任何主张人民主权、民主政治、乃至对天皇权威有丝毫质疑的思想，都是“大逆不道”的“国贼”行为。

　　家族国家观与臣民伦理： 日本民族是一个以天皇为总本家的单一血缘大家族，国民(臣民)应如子女孝顺父母般，无条件地忠诚、服从、奉献于天皇与国家。这种伦理观彻底否定了近代公民社会的个人权利、自由与平等观念，将国家关系彻底伦理化、情感化，为极权动员提供了道德基础。

　　排外主义、文化优越论与使命观： 日本的“国体”世界无双，这赋予了日本一种道德和文化上的绝对优越性。西方文明是“物质主义的”、“堕落的”，共产主义是“破坏家族伦理的赤魔”。为维护“国体”的纯洁与神圣，必须坚决排斥这些“有害思想”。同时，日本的优越性使其负有向世界(首先是亚洲)“宣扬皇道”、“布施德泽”的使命。这为对外扩张披上了“文明开化”、“解放亚洲”的华丽外衣。

　　反政党政治与“一君万民”理想： 他认为政党为私利争斗，腐蚀了国民对天皇的纯粹忠诚，是“国体”的蛀虫。他理想的政治形态是“一君万民”，即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全体臣民团结一致，超越阶级与党派私利。这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全体主义”的日本式表述。

　　3. 从思想到行动：“国体论”对侵华逻辑的构建与催化

　　平沼的思想绝非书斋空论，它直接服务于并深刻塑造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与社会意识：

　　提供侵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宣扬皇道”、“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八纮一宇”的“圣战”，是日本神圣“国体”光辉的对外照耀。这种话语将赤裸裸的领土扩张和资源掠夺包装成崇高的道德使命和历史必然，有效麻痹了部分日本国民的良知，并为军队提供了精神激励。

　　塑造战争动员的社会意识基础： 通过国本社等组织及影响教育系统，系统宣传“国体论”，压制和清洗一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思想。将全体国民捆绑在“捍卫国体”的战车上，要求他们为天皇和国家做出无条件牺牲。“为国捐躯”成为最高道德，反战即是“非国民”。

　　指导具体对华政策的方向： 其文化优越论和排外思想，使得日本统治阶层普遍视中国为“未开化”的、应接受日本“指导”的落后对象，排除了平等外交与真正合作的可能性。其强烈的反共思想，则直接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中贯穿始终的反苏反共导向，影响了从扶植伪满、到处理国共关系、再到寻求与德意结盟等一系列战略抉择。在平沼看来，对华战争既是征服，也是“防共”圣战的一部分。

　　三、 组织网络：平沼与日本国内政治的法西斯化

　　平沼不仅是思想家，更是精明的政治组织者和操盘手。他通过构建两大核心网络——思想团体“国本社”与官僚派阀“平沼系”，从社会上层精英和国家机器内部双管齐下，深刻推动了日本政治的法西斯化进程，为侵华战争打造了稳固的国内基础。

　　1. 国本社：右翼思想的“总本山”与精英俱乐部

　　1924年，平沼创立了右翼团体“国本社”。与常见的街头暴力型右翼团体不同，国本社是一个汇聚了司法官僚、贵族院议员、枢密院顾问、陆军将领(如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海军将领、财界巨头、学者(如蓑田胸喜)等上层精英的“思想俱乐部”和“压力集团”。国本社以“阐明国体本义、涵养国民精神、实现国家健全发达”为宗旨，发行机关杂志《国本》，举办全国性演讲会，系统传播平沼的“国体论”思想。它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保守思想的“总本山”和孵化器，为后来军部法西斯势力及其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武装和人事连接点。许多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等，都与国本社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国本社的活动，使得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实现了“正统化”和“沙龙化”。

　　2. “平沼系”：司法-内务官僚集团的构建与思想统制

　　凭借在司法系统数十年的经营(检事总长、大审院长、司法大臣)，平沼门生故吏遍布司法省、各级检察厅、内务省(特别是特高警察)等关键强力部门，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平沼系”官僚集团。这批官僚深受平沼思想熏陶，在镇压国内异己、推行思想统制方面成为最得力的工具。例如，在严厉执行《治安维持法》、残酷镇压日本共产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反战和平力量的过程中，“平沼系”的检察官和特高警察扮演了急先锋角色。他们通过“司法”和“治安”手段，系统性地扼杀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思想自由，从国家机器内部为战争体制扫清了政治障碍，营造了“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恐怖高压氛围。平沼本人被誉为“宪兵政治”和“思想检事”的庇护者与象征。

　　3. 与军部的关系：牵制、妥协与战略共谋

　　平沼与军部的关系复杂而深刻。他本人及其派系(尤其是国本社内的陆军将领)与陆军内的“皇道派”有过密切关系，但在理念上，他反对“皇道派”青年将校以下克上、通过政变等“非秩序”手段改变国家的行为(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认为这破坏了“国体”下的等级秩序和天皇权威。然而，他与主张通过体制内改革、建立“国防国家”以实现总体战的陆军“统制派”以及海军内的强硬派，在根本目标上高度一致：反共、侵略中国、建立高度国防化的国家体制。平沼及其网络，为军部法西斯势力提供了来自国家官僚体系、意识形态和上层政治层面的关键支持。他们共同推动了《国家总动员法》等系列法律的制定，完成了将日本经济、社会全面纳入战争轨道的“准战时体制”构建。平沼是连接文官保守势力与军部激进势力的重要桥梁，他的存在使得军部的扩张计划获得了“合法性”包装和行政系统的配合。

　　四、 权力巅峰：首相任内(1939.1-1939.8)的侵华政策深化

　　1939年1月，在军方和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平沼骐一郎组阁。虽然任期仅八个月，但其内阁正处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和国际局势(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转折点。平沼内阁的政策，深刻影响了侵华战争的进程与日本的战略方向。

　　1. 对“满洲国”殖民统治的强化与对苏战略戒备

　　平沼内阁完全继承并强化了对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政策，视其为日本“生命线”和未来对苏作战的战略堡垒。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平沼对苏联抱有极度的不信任和敌意。在他的纵容或默许下，关东军对苏蒙边境的挑衅行为更为大胆，旨在试探苏军实力并扩大势力范围。这种强硬姿态直接激化了日苏矛盾，为不久后的诺门罕大规模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其对华政策的基石是巩固已占领的华北、华中地区，并确保“满洲”安全，以应对其假想的主要威胁——苏联。

　　2. 全力推动“汪精卫工作”：政治诱降与分裂中国的核心步骤

　　面对中国战场陷入僵局(武汉会战、广州战役后，日军攻势已达极限，中国抗战意志未被摧毁)，平沼内阁积极将战略重心向政治诱降倾斜，核心即是“汪精卫工作”。在陆军参谋本部影佐祯昭等人具体操作，以及“平沼系”官僚在外交、情报方面的配合下，成功诱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脱离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平沼内阁迅速反应，于1939年5月派遣影佐等人赴河内与汪精卫密谈，最终促成汪于同年5月赴日，与平沼等日本首脑会谈。6月，平沼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将支持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共谋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是日本在军事进攻受挫后，企图从内部政治瓦解中国抗战、建立全国性傀儡政权的最重要战略步骤。虽然汪伪政权最终未能动摇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根基，但它的成立极大地混淆了国际视听，破坏了中国的内部团结，并为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提供了工具。平沼内阁是这一关键阴谋从策划到初步实现的主要推手。

　　3. 日德意三国同盟谈判的发起与战略困境

　　平沼内阁时期，日本正式启动了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同盟谈判。其动机是多重的：首要目标是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牵制甚至打击苏联，以解除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北顾之忧”，并配合其反共意识形态;其次，也欲借轴心国的声势，威慑美英等国，迫使其在亚洲对日妥协。然而，谈判过程暴露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平沼本人、部分海军及外务省官员倾向于缔结一个主要针对苏联的“强化防共协定”;而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和部分海军激进派则主张缔结一个广泛针对英法美的全面军事同盟。平沼无法有效驾驭军部，导致内阁在谈判方针上摇摆不定。这场谈判暴露了日本战略目标的贪婪与混乱——既想北进攻苏，又想南进夺占欧美殖民地，最终在诺门罕的惨败和德国的背叛下陷入困境。

　　4. 诺门罕事件的决策失误与内阁垮台

　　1939年5月，日苏在诺门罕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平沼内阁在“北进”与“南进”战略间犹豫不决，初期受陆军强硬派影响，支持关东军“惩戒”苏蒙军，试图以武力试探苏联底线并巩固“满洲国”边界。然而，随着战事升级，苏军朱可夫将军指挥的机械化部队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8月，正当日军惨败之际，德国为优先处理波兰问题，突然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对正与德国谈判反苏同盟的平沼内阁构成致命的外交和战略背刺。平沼闻讯后哀叹“欧洲天地复杂怪奇”，其内阁赖以存在的反苏联德策略彻底破产。1939年8月28日，平沼内阁在军事惨败和外交羞辱的双重打击下总辞职。诺门罕事件标志着平沼及其所代表的、以反苏为首要目标的战略路线的破产，也加速了日本战略重心向“南进”的转移。

　　五、 战时幕后：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持续影响力

　　卸任首相后，平沼作为天皇最信赖的“重臣”之一，依然在幕后对日本国策保有巨大且持续的影响力，直至战争结束。

　　1. 近卫内阁中的“重臣”与决策核心角色

　　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中，平沼先后担任国务大臣和无任所大臣，是内阁核心决策圈(“五相会议”等)的重要成员。他利用其“国本社”领袖和前任首相的权威，在内阁中力主对华强硬，反对任何可能被视为“软弱”的妥协方案。例如，在是否与蒋介石政权进行正式和谈的问题上，平沼始终持否定态度，主张必须彻底摧毁重庆政权或迫其无条件接受日本条件。他的存在，确保了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始终沿着扩大和深化侵略的轨道运行。

　　2. 参与最高战争指导：从对美开战到“大东亚共荣圈”

　　作为“重臣”，平沼定期参加御前会议和重臣会议，就国家最高决策提供意见。在1941年决定对美开战的关键性御前会议上，平沼虽然对日美实力对比表示过忧虑，但在最终表态时，他与其他重臣一样，选择了支持军部的开战决定。他的逻辑依然是基于“国体”维护：认为美国的要求(如从中国撤军)触及了日本“国体”的尊严和生存根本，妥协即意味着“国体”的毁灭。他也支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认为这是日本“皇道”在亚洲的实践。他的支持，为东条英机等主战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背书。

　　3. 对东条英机内阁的支持与后期动摇

　　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组阁时，平沼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认为东条能够整合陆海军、实现“举国一致”。然而，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特别是1944年7月塞班岛失守后，日本本土进入美军B-29轰炸机航程，平沼的现实主义一面开始显现。他与其他重臣(如冈田启介、若槻礼次郎)开始秘密筹划倒阁，认为东条的领导已无法挽救危局，且其独断专行损害了“重臣”集团的集体决策传统。最终，东条内阁于1944年7月垮台。平沼的转变，其根本动机并非反省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而是为了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寻找可能的方式挽救天皇制“国体”，避免“国体”在彻底的军事崩溃中覆灭。这一转变清晰地揭示了平沼政治行动的终极逻辑：一切以维护天皇制“国体”为核心，扩张战争是为之服务，寻求终战同样是为之服务。

　　六、 审判与遗产：东京审判中的平沼及其历史定位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指控与辩护

　　战后，平沼以甲级战犯嫌疑被捕。在东京审判中，作为28名被告中年龄最长者(宣判时81岁)，他受到了重点审查。检察方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进行侵略战争)和反人道罪。指控的核心逻辑在于揭示其“文官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责任：

　　思想毒化者： 作为国本社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他系统性地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天皇神格化的“国体论”，毒化了日本国民的思想，为侵略战争创造了意识形态温床。检察官指出，其思想是“日本侵略性的哲学基础”。

　　组织推动者： 他利用其司法官僚体系的影响力，通过“平沼系”严厉执行《治安维持法》，镇压和平反战力量，从内部为战争体制扫清障碍，建立了法西斯式的思想警察统治。

　　政策制定者： 他担任首相期间，内阁推动了分裂中国的“汪精卫工作”，并正式发起与德意的军事同盟谈判，这些行动直接扩大了侵略战争的规模和国际关联。

　　持续参与者： 作为重臣，他全程参与并支持了从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的一系列最高决策，是战争领导集团中不可或缺的“文官支柱”。

　　平沼的自我辩护和其律师团辩护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强调自己是文官，从未直接命令军队进行军事行动;其二，将自己的所有行为解释为出于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是为了维护日本独特的“国体”和对抗共产主义威胁，并无个人政治野心。他试图将自己的行为描绘成一种被动、无奈的“爱国”行为。

　　2. 终身监禁判决的法理与历史依据

　　法庭最终没有接受平沼的辩护。判决书明确指出：

　　作为首相和重臣，他处于能够影响国策的地位，并实际行使了这种影响力。

　　他明知并支持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内阁的政策直接推进了这场战争。

　　他领导或参与了宣扬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团体(国本社)，并利用其官方职位压制反对侵略的思潮。

　　他与军事领导人合作，共同谋划了侵略政策。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起诉书第一项)等罪名，判处平沼骐一郎终身监禁。这一判决具有重要的法理和历史意义：它确立了文官精英同样可以对侵略战争负有最高领导责任的原则。平沼的案例表明，那些塑造战争意识形态、构建战争国家体制、并从决策层面支持战争的人，其罪责不亚于战场上的指挥官。

　　3. 平沼模式的遗产与未彻底清算的思想

　　1952年，平沼在保外就医期间病逝。其“国体论”思想在战后并未得到如同军国主义象征那样彻底的清算。由于冷战格局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其中部分人物与战前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沼所代表的以“国体”、“皇国史观”为核心的超国家主义思想，虽在公开层面被《日本国宪法》的民主和平原则所否定，但其变种或情绪仍潜藏于部分日本右翼团体和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言论中。他们否认或淡化日本的侵略责任，美化战争的行为，在思想根源上与平沼的“国体论”存在着某种承袭关系。因此，研究平沼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审视，也有助于理解当代日本某些政治思潮的历史渊源。

　　七、 结论：平沼骐一郎——日本侵华进程中的关键枢纽人物

　　综上所述，平沼骐一郎在日本长达十五年的侵华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二战结束)中，扮演了一个多重、深入且关键的角色。他远非一个边缘化的思想怪人或短暂的过渡首相，而是日本战争机器中一个承上启下、连接各方的枢纽性人物。

　　1. 意识形态的铸造者与战争合法性的提供者： 他以体系化的“国体论”，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核心的意识形态动力和“神圣化”的合法性外衣。这套理论将侵略美化为“皇道宣扬”，将殖民统治包装为“家族协同”，从根本上扭曲了国民的道德判断，是日本社会整体滑向战争的思想引擎。

　　2. 国内法西斯化进程的工程师： 他通过国本社凝聚了政、军、财、学界的右翼精英，形成了战争的社会领导核心;通过“平沼系”官僚网络，操控司法与警察系统，实施了残酷的思想统制，从国家内部扼杀了反战和平力量，为战争打造了坚实的国内镇压与动员机制。他是日本“文官法西斯主义”最典型的代表。

　　3. 侵华政策的关键制定与推动者： 在其首相任内，他不仅巩固了既有的殖民体系，更主动推进了以“汪精卫工作”为代表的政治诱降战略，企图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战，标志着日本侵华策略的重要转变。同时，他启动的日德意同盟谈判，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国际法西斯势力捆绑，扩大了战争的国际维度。

　　4. 战争体制的终身维护者与决策参与者： 作为跨越多届内阁的重臣，他始终身处日本最高决策圈。从全面侵华到对美开战，他在一系列关键节点上，以其保守权威支持了最激进的战争选项，是战争得以持续和升级的重要政治支柱。

　　研究平沼骐一郎，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由畸形意识形态驱动、经过国内政治体制法西斯化改造、由军事与文官精英共谋发动的“总体战”。军事侵略的背面，是像平沼这样的人物所精心构建的思想牢笼、特务统治和精英共谋体制。他有效地连接了思想与行动、文官与军阀、国内高压统治与对外野蛮扩张，是理解日本近代何以一步步摒弃理性、走向全面战争深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平沼骐一郎的生涯是一个沉重的警示：当一种狭隘、排外、绝对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结合，并通过法律、教育和宣传机器系统性地灌输与执行时，它足以将一个曾经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引向文明的毁灭。东京审判对平沼的定罪，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历史审判，更是对这类以“爱国”和“神圣”为名、行侵略与压迫之实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模式的永久性法律与道德谴责。在今天，重新审视平沼骐一郎的道路，对于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

　　3.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4.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6.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相关部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版。

　　日文文献：

　　9.平沼骐一郎：《平沼骐一郎回顧録》，芙蓉書房，1977年。

　　10.伊藤隆：《平沼騏一郎：ある法西斯主義者の生涯》，中央公論社，1985年。(核心研究专著)

　　11.秦郁彦：《軍ファシズム運動史》，河出書房新社，1962年。

　　12.筒井清忠：《日本ファシズムへの道：満州事変から二?二六へ》，新曜社，2015年。

　　13.原武史：《「昭和」を歴史哲学する：平沼騏一郎と「国体」の思想》，講談社，2006年。(重点思想研究)

　　14.栗屋憲太郎：《東京裁判論》，大月書店，1989年。

　　15.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戦争の展開》，有斐閣，1964年。

　　16.角田順校訂：《現代史資料：国家主義運動》，みすず書房，1963年。(含国本社相关资料)

　　英文文献：

　　17.Maruyama Masao,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丸山真男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经典分析)

　　18.Fletcher, William Miles,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19.Shillony, Ben-Ami,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HarperCollins, 2000. (涉及平沼作为重臣的作用)

　　21.Iriye, Akira,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gman, 1987.

　　22.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The Tokyo Judgment: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M.T.F.E.) 29 April 1946 – 12 November 1948, APA-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1977.

　　23.Large, Stephen S., Emperor Hirohito and Showa Japan: A Political Biography, Routledge, 1992.

　　档案与原始资料：

　　24.日本外交史料馆藏相关档案。

　　25.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相关档案。

　　26.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东京审判及战后调查文件。

　　27.国本社机关杂志《国本》影印资料。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6-08 08:03:3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98230121(微信同号)

上一篇：【侵华罪犯】近卫文麿与侵华战争：一个文官首相的战争罪责论析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