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余亚农：用一生诠释“不断追求进步”
2026-04-14 18:41:34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余亚农

余亚农（左八）和新四军指挥员在亳城会谈后留影

　　从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到新中国的曙光初照，一位来自安徽寿县的民革前辈，用一生诠释了何谓“不断追求进步”。他曾是国民党军中最早举旗反蒋的将领之一，也是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粉红色队伍”的指挥者；他曾在流亡中坚守民族气节，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奔走策反。他从旧营垒中走来，却坚定地走向光明——他就是首任民革安徽省委会主委余亚农。

　　率部反蒋宁折不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次年底，又推行“国军编遣”，旨在铲除异己、实行独裁。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发国民党内部分化，一批将领相继举兵反蒋，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余亚农。

　　余亚农，安徽寿县人，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26年，方振武任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1928年，余亚农任方振武部八十九师师长。1929年，蒋介石进行所谓“国军编遣”，八十九师改为整编一三三旅。方振武因反对编遣方案被蒋介石软禁，其麾下整编四十四师、四十五师相继被蒋介石吞并，唯独整编一三三旅旅长余亚农拒不接受改编，毅然率部公开反蒋，展现出宁折不弯的刚强气概。

　　方振武被扣的次日，蒋介石急调嫡系整编第六师师长方策率部进驻安庆，意图聚歼驻扎于此的余亚农部。方策电话通知余亚农，准备次日点名发饷。余亚农识破阴谋，决定扣留方策，率部转移。次日清晨，方策率一个特务排闯入营房。余亚农沉着应对，趁方策训话之际果断下令将其拿下，方策的随行卫兵全部缴械。随后，余亚农率万余人的部队，押着方策离开安庆，傍晚抵达潜山县。

　　余亚农部在潜山驻扎四天，补充给养。蒋介石闻讯大怒，将方振武转押陆军监狱，钉上30多斤重的脚镣，同时调集数万兵力分路向潜山包围，并派飞机轰炸。余亚农遂率部经小池向太湖县转移。9月5日，部队经凉亭河抵达宿松。途中，敌机撒下大量传单，宣称“方振武残部哗变，罪在余亚农一人”，悬赏五千元捉拿或杀死余亚农。

　　在宿松休整两日后，面对敌军陆空协同的尾追与轰炸，余亚农部虽为劲旅，却因防空经验不足、山地作战生疏，损失惨重。到达五祖山时，部队已减员至约八千人。余亚农利用山地修筑工事，准备固守。蒋介石以七个师的兵力四面合围，又派方振武部前参谋长潜入内部瓦解。坚守半年后，因粮草断绝，加之被策反了十余名连、排长，余亚农被迫只身带两名亲信离开部队，经孔垄、小池口渡江至九江，乘船抵达上海。不久，阎锡山、冯玉祥酝酿反蒋，余亚农又经天津、北平转赴郑州，参加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余亚农任方振武部军长。

　　与党同心并肩抗日

　　抗战初期，余亚农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军指挥官，活动于临泉、太和、亳县一带，率部与日寇激战，收复亳县，配合新四军克复汪伪据点。余亚农作风朴实，平日身着半旧灰色土布军装，骑一头毛驴，官兵们亲切地称他为“骑毛驴的指挥官”。他尤其对并肩抗日的共产党新四军心怀敬意。早在1936年底，余亚农就受李济深委托，秘密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热情接待。这次延安之行，使他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

　　主持第五路军期间，余亚农主动与彭雪枫会晤，请求派干部协助工作。彭雪枫陆续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五路军担任领导工作，并帮助其用新四军的方法培训基层干部。余亚农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在军事上注重学习游击战术，在政治上借鉴政治工作经验，在生活上实行官兵一致。经过整顿，第五路军面貌焕然一新，军营中时常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许多干部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国民党顽固派对此深为不满，不怀好意地议论：“余亚农的第五路军变成粉红色的了。”

　　1938年底，李宗仁辞去安徽省主席职务，由廖磊接任。廖磊为扩充桂系实力，计划整编自卫军。因整编方案严重缩编，余亚农据理力争，认为大敌当前不利于抗日。廖磊恼羞成怒，竟在途中将余亚农绑架。第五路军官兵群情激愤，各方舆论纷纷谴责。迫于压力，廖磊不得不将余亚农释放。此次事件使余亚农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在一次讨论部队今后去向时，有人主张：五战区不容，我们到一战区去。余亚农感慨地告诉大家：“到哪个战区都一样。大家如不愿当亡国奴，只有参加新四军。”

　　1939年，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宣布取消自卫军番号，撤销余亚农职务。余亚农在广大官兵支持下决定抗编，通电全国揭露新桂系破坏抗战的行径。李品仙下令通缉余亚农，并对第五路军进行“讨伐”。为避免爆发内战，余亚农率部转移到河南鹿邑一带继续抗日。不久，由于李品仙的威逼利诱，第五路军三支队投降。汪伪方面也派人前来“面商大计”，被余亚农严词拒绝：“我是中国人，我有抗日的自由。安徽不让我抗日，我到河南去，但绝不会当汉奸。”

　　坚定抉择走向光明

　　离开第五路军后，余亚农结束了半生戎马生涯，在苏、鲁、豫、皖之间，靠经营小本生意维持生计。李品仙等人曾多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均遭余亚农拒绝。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余亚农始终未曾动摇抗日信念，也正是在这段困顿岁月里，他更加主动地靠近共产党，积极联络进步人士，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余亚农遵照李济深嘱托，以民革名义在江淮一带秘密开展军运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于苏皖长江沿线，利用在军队中的威望和人脉，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经余亚农参与策动的部队大多先后阵前易帜，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顺利推进。每当谈及这些功绩，余亚农总是谦逊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奔走的结果。因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余亚农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多次险遭逮捕，但他始终泰然自若，不改其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余亚农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目睹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余亚农欣喜万分，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倾尽余生之力。余亚农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邀请，协助开展城市接管工作，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新中国成立后，余亚农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副省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安徽省委会主委、民革中央委员，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59年10月，余亚农因病在合肥逝世，享年73岁。悼词中那句“余亚农同志在政治上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人”，正是他用一生书写的真实写照。从旧营垒的将领到新中国的建设者，余亚农用坚定的抉择证明：历史的大道上，唯有与人民同心、与真理同行，方能走向真正的光明。（张卫强、陈刚）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4-14 18: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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