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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研究 论戴季陶与黄埔军校的关系
2018-11-21 10:26:40  来源:广东省教育学院政法系 文霞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斗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早年的戴季陶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并担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但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其政治活动和影响非常有限,而其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逐渐演变为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思想从积极到中庸、从中庸到反动的变化,既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等客观条件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等主观因素不无关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戴季陶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辛亥时期的革命斗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著名反共理论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就学术界对戴季陶的研究状况而言,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以其名字而命名的戴季陶主义。对于他的政治活动,相对而言较为薄弱。本文将以戴季陶在黄埔军校任职前后为中心,探讨此期间戴季陶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变化过程。

  一、黄埔军校建立前戴季陶的革命活动

  戴季陶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这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戴季陶(1891—1949),初名良弼,后改名戴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反清革命运动,并 “用天仇笔名,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量至强”,[1]笔伐清王朝,誓与清政府“不共戴天”。1911年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党员及记者资格首次谒见,迅即受到器重。此后,孙中山身边多了一名青年信徒: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随从去南京参加典礼;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又奉命与蔡元培、宋教仁等去北京迎袁世凯南下。1912年9月,孙中山开始筹划全国铁路时,他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任职后,他“日必亲炙总理,每晨八时趋公,聆讲授建国之道,并奉命记之”。[2]据中华革命党档案所载,从1914年9月至12月,孙中山与其身边的核心人物举行过17次有关革命方略的讨论会,有11次会议都是戴季陶担任的会议书记。[3]可见,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供职于左右。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中,戴季陶是奋勇革命的马前卒、舍生取义的真豪杰。

  随后,戴季陶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他写的文章主要有《大哉私人等信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讨袁世凯》,坚决反对袁世凯。他逐渐形成了坚定的拥孙立场,成为了孙中山身边的激进斗士。周恩来后来在谈其个人经历时回忆:“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4]戴季陶在这段时期所做的政治宣传,辛亥前夕主要以《天铎报》等作为论坛,弘扬以排满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民国初年则以《民权报》、《民国》杂志为阵地,鼓吹民国之民权,坚持以反袁专制独裁为主要内容的民权主义。通过这些政治宣传,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

  (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孙中山记室(秘书——作者注)的戴季陶,受五四大潮的鼓舞与推动,在中国国民党机关刊物上海《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上时常发表文章,后又奉孙中山之命主办了《星期评论》周刊。[5]陈望道回忆:“上海本来有一个《星期评论》,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办起来的,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那个时候,也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写文章也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6]据统计,戴季陶自1919年6月至1920年底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在《建设》、《星期评论》、《觉悟》副刊、《新青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150篇,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主义。他还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商品生产的性质》以及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名著名篇。他积极支持五四运动,并热情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认真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对帝国主义也猛烈抨击。诚如他自己所说:1919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因为这年发生了“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虽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整天整夜忙不了的工作,但是只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艺术,越做越高兴,越忙越快活。所以,这过去一年间的生活,可以使我生出永远无限的感激,可以使我脑筋中留住一个不断的憧憬”。[7]

  此段时间,戴季陶撰写的文章在思想上都呈现出向左发展的趋向,影响十分巨大。周恩来后来同美国友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的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8]瞿秋白也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9]

  (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

  在何香凝的回忆中,曾谈及戴季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戴季陶本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与朱执信、廖仲恺同时,同是属于介绍传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那一类型的。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他也不赞成改组国民党。”[10]但在其他记载中不见类似提法,有不少人提到他曾参与了共产党的筹建,却没加入共产党。周佛海追述了当时的情景:“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11]而黄季陆先生1959年所写《戴季陶先生与早期反共运动》中云:“据周佛海告诉我,当民国九年陈独秀、沈玄庐及俄国代表魏金斯基等在上海筹备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曾约请 戴先生参加,戴先生推说他在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不能参加任何政治团体,而予以拒绝,虽然如此,因为他当时是一个鼓吹劳工运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最力者,所以在若干次筹商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集会中,戴先生大都在座,大家都不会有所芥蒂而规避他。”据李达回忆说,孙中山知道了戴季陶参与筹建共产党以后,就骂了他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12]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戴季陶当时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忠诚于孙中山,不想做违背孙中山意愿的事。而经孙中山修订的国民党的《规约》第二章第七条规定:“党员不能兼入他党。并不得自行脱党。”[13]为此事,戴季陶还大哭了一场。其哭泣的原因“一方面发生内心动摇,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另方面,受不起大家的批评”。[14]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却“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可见,戴季陶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辛亥到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时期,戴季陶有着突出的政治表现。由于戴季陶有这些资本,加之与蒋介石又是结拜弟兄,因而当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戴季陶时,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举双手赞成,孙中山也表示同意。就这样,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二、黄埔军校任职期间的政治活动

  虽然戴季陶已经具备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资本,并且受到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器重和推荐,但从其本人态度而言,他并非欣然接受。这与他此时的思想变化有关。

  (一)对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两重态度

  1923年11月,孙中山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12月上旬,戴季陶从四川回到上海后,“始知总理有容纳共产党份子加入本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事,先生(指戴季陶——作者注)且被任为临时中央委员”[15]。在了解国民党改组的动机和方法后,戴季陶对此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并对孙中山派来劝说的廖仲恺提出三个条件:“一绝不宜借款作党费,即借款宜绝对自由,不受牵制,二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存留两党籍,三个人绝不担任中央委员,亦不出席代表大会,愿以全权任一出版所或报馆,”致使廖仲恺“失望而去”。[16]

  在戴季陶远在四川不知情的情况下,孙中山任命戴为临时中央委员,实际上对戴抱有厚望——希望戴季陶帮他改组国民党。因为戴季陶早在1916年就提出要改组国民党。他曾对蒋介石说:“改组之事,弟为最早主张之人。”戴季陶认为,国民党中大部分人都“各信三民主义之一部分,而不信从三民主义之全部”,“有仅信从民权主义一点者,有只信从民生主义”,“在思想上则人自为说,在行动上则各自为战,既无统一的知识,更乏规律的组织”。戴季陶希望通过改组来增强国民党的战斗力。1917~1918年,他起草并多次修改了政纲,孙中山也多次修改草稿并提交讨论。由于遭到老同志的反对,“屡格于众议而不行”。[17]孙中山怕引起党内矛盾,改组之事始终未能实行。这次实行改组,孙中山自然想任用戴季陶。但时易势变,改组的政策、方法也有变化,戴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出现了严重分歧。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满怀忧虑,认为“今日改组,又不事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一切纠纷,必由此起”。[18]他还提出:“为什么以前说要改组国民党, 孙先生不肯采纳,而现在要联俄、联共才实行改组国民党呢?”戴季陶认为,“联俄”只是“采良法而去其不适应于己国情形之点”,[19]使国民党改造成为有训练有组织的战斗团体。在与俄国的交往中,绝不能受俄国的控制。而“容共”则只能把共产党“作为酱油或醋,不能叫他们作为正菜”,[20]想让共产党完全依附于国民党。这样,戴季陶一方面担心国民党被苏联、中共控制,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控制中共,确保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这种处心积虑费劲心机的想法,遭到廖仲恺的规劝:“作人不可太聪明,要笨一点才要得。”[21]

  可见,戴季陶对三大政策和国民党改组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担心实行三大政策后受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组织上可能会出现两重纪律的危险,从而造成一种含混不清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想确保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使共产党处于依附地位。这种囿于国民党的“一党利益”和所谓的“纯洁”党性的想法,局限于过时的旧三民主义,缺乏对社会现实和时代潮流的深刻了解,是“逆历史潮流”的。此时的戴季陶不再是总理身边的信徒,而与孙中山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即使如此,孙中山依然非常信任戴季陶,对其委以重任。在国民党“一大”上,戴季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委员会议上,他和廖仲恺、谭平山被推举为常务委员,并任他为宣传部长。孙中山还指派其为政治委员会委员,还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戴季陶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决不能当党政之中枢,仍愿任出版或教育机构的职务。大会结束之日,戴季陶即离粤归沪,其本意是“不欲负不能负之责任”。[22]在这种状态下,戴季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二)担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上午,孙中山亲自主持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与旧军校不同,黄埔军校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学员除了学习军事外,还必须上政治理论课,课后还要组织各种专题报告会、时事政治讨论会等。但由于黄埔军校处于初创时期,因各种条件限制,政治部的工作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及临时教官仅能到校授课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23] 戴季陶虽然荣任政治部主任,但他并无具体的工作实施计划,惟有在官长政治教育计划中,他准备上《教育与革命》的课程。[24]在先期的黄埔军校教官讲演中,他进行了题为《如何完成群性》的讲演。他认为:“中国自封建制度破坏以后,生活上任人民自由,思想上则绝对专制,国民训练一点没有,国家地位毫不认识,近二三十年来人民虽渐渐认识国家地位,然大多数的人民还是不认识的,所以一切团体都是很散漫,没有组织的方法。”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强调纪律,因为“社会的生活、社团的组织完全从纪律出来”。[25]

  可见,戴季陶并不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不仅如此,开学仅一个多月,他就在黄埔军校内神秘失踪,轰动全校。据记载:“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扬(此人不详,疑为谢持之误——原注)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因此,中间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但当时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的组织,所以虽然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26]

  戴季陶的神秘失踪,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当时的情绪有关。如前所述,他并非心甘情愿上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这既与他当时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与张继、谢持等人的冲突不无关系。他自己曾谈及从四川回来后两年中的生活:“近两年当中,所有遭运,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是我愿意作而作的,没有一句话愿意讲而讲的,没有一篇文章是愿意写而写出来的。都是在不得已境遇随着命运的支配,和历史的感情,无精打采的做了下去。所以随时都是走了一步懒一步,和一天烦恼一天,我的思想从此时起,只有回头的感情,没有向前的勇气。”[27]这种状态下的戴季陶,自然无心处理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遭受挫折后“临阵脱逃”也是情理之中。从其与张继、谢持等人的关系来看,虽然戴季陶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又倍受器重,但他年轻气盛,并非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而其结拜兄弟蒋介石当时还未成气候,所以很多人不把戴季陶放在眼里。同时,从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来看,戴季陶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赞成国共合作,但受其早期思想的影响,与毛泽东、肖楚女等人的关系也不错,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的戴季陶,在公开场合讲话时,他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总要说上几句革命的词句,喊几句革命的口号,有时甚至还写几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对联。这些使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怨恨和排挤,甚至与国民党监察委员、老右派张继大打出手。但戴季陶打不过张继,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却又奈何不得他。戴当场大哭,越想越委屈,一出门便上了去上海的船,不辞而别。实际上,戴季陶、张继都属国民党内右派同道,政治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由于戴在宣传部与共产党人共事,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这激起了张继的反感。

  可见,此时戴季陶的思想已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以前的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却限于公开场合的口号或对联而已。但由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推行和影响,戴季陶无法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决裂。因此,他“不识时务顽固坚持旧三民主义”,成为了“一个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人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28]

  在此期间,戴季陶试图在政治上保持寻找中庸,尽管中庸在政治中很难实现。国民党右派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方面说他的态度“拿不定”,后来又视他为“右派”,两方面都排挤他,令他万分烦恼和无奈。他曾感叹地对蒋介石说:“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29]这种状态在其他人身上也有体现。张治中曾回忆:“这个期间,有一个使我感到困难、苦痛的问题,就是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学校里,显然有两个组织的对峙: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属于中国国民党右派领导的。那个时候,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有一次,为着调解校内的斗争、摩擦,戴季陶和沈玄庐两位莅校,邀集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戴被中共方面百般诘难,几乎不得下台。我曾说了一番话,为戴解了围,因而中共方面的人对我有所不满。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却又看我是一个‘赤色分子’。”[30]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这两块夹板中,戴季陶试图保持两边的平衡,却饱受委屈和打击。

  (三)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义”的登场

  1924年11月,戴季陶以日文秘书的名义,跟随孙中山北上。而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发表《孝》,以宣传孙中山人格和思想为名,“歪曲”孙中山思想。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抛出预先起草好的《接受总理遗教宣言》,并写成《民生哲学系统表》,提出所谓以“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 旨在反对三大政策。1925年6、7月间,他又相继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和《民生哲学系统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号称“戴季陶主义”,集反共理论之大成。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中曾评论:“此书(指《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者注)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理论”化了的、以维护国民党“最高原则”为号召的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31]它的特点在于:一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32]却夸大和利用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二是打着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的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排斥打击工农革命的力量。戴季陶主义的要点主要有四:第一,宣传“道统论”,并以此来曲解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的政治思想。他将孙中山思想视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第二,曲解三民主义,并用三民主义来反对和否定共产主义。他说,“唯一的理想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备有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很单纯的”。第三,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主要阶级调和;反对工农开展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第四,反对国共合作,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主张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等等。应该看到,孙中山在晚年,思想上有回归传统文化的趋向,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过若干批评意见,戴季陶紧紧抓住这些因素,或歪曲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或夸大其消极因素,或利用孙中山阐释某些概念时的不严密性,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加以发挥,从而形成了戴季陶主义。在当时,它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需要,成为他们破坏国共合作并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初,它又成为拥戴支持这个政权的官方哲学。可见,离开黄埔军校之后的戴季陶,力主反共,终其一生都干着反共的“勾当”。

  三、戴季陶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从戴季陶在黄埔军校任职前后的活动和历程看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从积极到中庸、从中庸到“反动”的变化。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三次转变。这种变化的原因,既与当时的革命形势等客观条件有关,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与戴季陶个人的性格特征等主观因素不无关系。

  从客观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新三民主义“只在周围少数的同志中得到了认同,并未在广大国民党党员中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33]虽然戴季陶在当时属于孙中山“周围少数的同志”,但他们对新三民主义也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讨论,因此对其半信半疑,导致黄埔军校中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极为薄弱,也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在思想上的分歧。其次,戴季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在其任职时,黄埔军校尚处于初创时期,硬件和软件水平都极为有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戴季陶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从戴季陶的个性而言,他并非在困难面前隐忍不屈之人,恰恰相反,他的情绪化、善变的个性使他容易向困难屈服。最后,国民党内部的多种问题和矛盾是促成他思想变化的客观条件。这些问题和矛盾既促使他主观上想寻求救治国民党的良方,也成为“戴季陶主义”形成和宣扬的“幌子”。

  从其主观因素来说,戴季陶所处的社会正是急剧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他受过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熏陶,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情结。另一方面,他又有留学经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新与旧两种张力往往会撕裂或扭曲他们的人格”。[34]他自称他的性格是“很多保守的,却是我的知识欲要算是有相当的强度”。[35]这一自白基本上反映了新旧文化同时影响着他的事实:传统文化使他性格中有保守的一面,而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调整思想政治方向。因此,戴季陶“身上有一股颇为浓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气味”,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格的历史人物。[36]从其个人性格特征而言,他极为情绪化,性格多变。他“重于情感,无论哀乐,往往痛哭”。[37]黎洁华认为:“戴季陶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平素喜怒哀乐形于色,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外向,情绪型的人。他虽有过人之智、惊人之语,却容易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缺乏自制力。”[38]而性格多变又易于导致思想主张的多变。因此,戴季陶早年曾倾向君主立宪,不久即服膺民主共和,后来又一度接近社会主义最终却归落到传统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其多变的性格不无关系。另外,其身体状况因素也对其思想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陈天锡回忆道:“先生自言其身体,民国六年已种下精神衰弱病根,九年加重,十一年病入膏肓,然在民六民九两年间,从先生文字上及所知之行事上,均尚未能发现所以种下精神衰弱病根及又加重之原因,至谓本年病入膏肓,因此一年中,从未见到先生有何文字发表,其为病苦所致,当可推定,惟如谓病入膏肓,似又不免言之过甚,……。”[39]诚然,戴季陶自身的表白可能有夸大之嫌,但这段时期戴季陶患精神衰弱,应是事实。他思想上的摇摆、怀疑、悲观与倒退,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疾病的折磨有关。

  注释:

  [1]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第17页。

  [2] 《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444页;转引自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第22页。

  [3] 唐文权:《〈戴季陶集〉前言》,载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4] 《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瞭望》1984年第2期。

  [5]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三联书店,1978 年,第162页。

  [6]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7] 戴季陶:《民国九年的工作》,载《戴季陶集》,第1089页。

  [8] 《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瞭望》1984年第2期。

  [9]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页。

  [10]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3页。

  [11] 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年,第32页。

  [1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第7页。

  [13]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书店,1989年,第312页。

  [14] 《杨之华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二),第26页。

  [15] 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58页。

  [16] 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58页。

  [17]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980、951页。

  [18]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0页。

  [19]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52页。

  [20]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第941页。

  [21]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3页。

  [22]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1页。

  [23] 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 1927年3月1日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86页。

  [24]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99页。

  [25] 戴季陶:《如何完成群性》,载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218—219页。

  [26] 《初期政治部主任之更迭》,载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78、179页。

  [27]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745页。

  [28]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693页。

  [29] 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卷,第985页。

  [30] 张治中:《黄埔忆旧》,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31] 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32]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载《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33] 沈渭滨:《关于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若干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5期。

  [34] 唐文权:《〈戴季陶集〉前言》,载《戴季陶集》,第25页。

  [35] 戴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载《戴季陶集》,第1274页。

  [36] 唐文权:《〈戴季陶集〉前言》,载《戴季陶集》,第27页。

  [37]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文海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38] 黎洁华、虞伟:《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39] 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第53页。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6: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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