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6）
2017-10-30 14:13:02  来源：穆斯林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天津清真大寺理事王兴文和理事长米月波，因抗日嫌疑被缉捕，王、米匿于法租界，但米月波弟与子被抓，严刑烤打致死。在天津南韩、东大营、北钊三村有回民参加游击队，日寇得知后将三村清真寺尽行焚毁。对于反抗和不满者，日本宪兵队就用坐电椅、灌辣椒水、轧杠子、赤身泼凉水、抽皮鞭、狼狗咬、针刺指甲、铜丝捅尿道等酷刑折磨残害。在河南，洛阳以北黄河北岸的桑坡村，是周围首屈一指的回民大村庄，有居民2000余户，遭敌人四次蹂躏，1939年时仅剩600余户。1940年11月，郑州市屡遭敌人飞机轰炸，回胞损失惨重，死伤多人。据"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统计确认的就有93人，其中被炸死的达61名。在山西，1938年敌人攻陷朔县，回民阿訇齐世泰、学生吴维新、马仁等惨遭杀害;在翼城，清真寺被日寇焚毁。1939年7月，敌人第二次攻人晋城，侵占私立清真崇实中学，刺杀3名回民校工，又将清真寺阿訇申世明及李师傅一并杀害，烧毁学校。日寇后又第三次侵犯晋城，将晋城清真总寺及南寺炸成瓦砾三次累计杀害中国同胞5000余人，其中回族同胞20余人。l939年初，河北通县南40里的小荣庄张子和、李万等，因抗拒敌人缴械，被押解通县，于3月25日惨遭枪决。

　　在西安，1938年11月23日，正是穆斯林三大节日之一的"开斋节"，日寇趁回民群众在各清真寺汇集聚礼之际，出动20余架飞机以各清真寺和回坊住宅区为目标，狂轰滥炸，投下80多枚炸弹。炸毁回民清真寺四座和化觉寺、大皮院、小皮院、广济街等回民聚居街道和民房数十所，死伤回胞l30余人。1939年的"双十"节，敌寇再次轰炸西安，城西香米园的防空洞被敌机炸毁，在洞中避难的百余名回汉群众全部遇难，其中回民60余人。回民居住的红埠街十字陈家老少4人当即被炸死，化觉巷回族中医孙先生一家三口亦全部遇难。日军的频繁轰炸，使城中大部分回民每天黎明前带上干粮扶老携幼逃至城外数十里远郊避难，晚上再返回。有时早上未及出城即遭敌机轰炸，不少人被炸死在路途中。

　　敌人为了对回族聚居区及清真寺实施轰炸，其飞机队所带航空轰炸图，凡是有礼拜寺的地方都打着红点，以作轰炸标志，因而沦陷区的礼拜寺，不少被炸为灰烬。如桂林、盐城、邵阳、济宁、沧州、泰安、五原、临河、晋城、南阳、许昌、泰和、怀宁、镇江、常德、宜昌、万县、重庆、安康、宁夏、广州等地在日军轰炸下，清真寺被毁，回民死伤枕藉。在河北大厂，日寇接连制造北坞惨案、燕郊惨案和南寺头惨案，许多回民死于非命。在孟村，仅三年时间遭日军惨杀的回胞就达1300多人，烧毁房屋12000余间，炸毁清真寺220余座。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亦有1000多名回胞遇害。日军还借口开办回民女校，在张家口强迫大批回民少女入校学习，实际上是强迫他们当艺妓、歌女，供日军玩弄;至于抢劫回民财物、强奸回民妇女等暴行，日寇所到之处，更是屡见不鲜。

　　在东北，伪"伊斯兰教协会"总裁川村狂堂，强迫沈阳、长春两地的回民将回民公墓卖给当地政府，建设市区扩建兵营，结果两地一万数千座回民坟墓全部被掘毁，骸骨遍野，堆积如山。1942年2月，日寇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抓劳工"、"派劳工"，强制百姓到矿山挖煤，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的回民，每年要出二三次劳工，每次少则三日，多则半年。每个村屯每年被强制出工100多人次。许多人被累死、饿死或被打死，幸免一死的不是有残疾便是骨瘦如柴。

　　日本侵略者对回族同胞的摧残蹂躏不仅是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日寇每到一地，往往以撕毁《古兰经》等种种手段侮辱欺凌回民。企图用打击民族尊严、破坏民俗习惯和摧毁民族信仰的办法，来消除回民的民族意志。日寇所到各地，往往强迫阿訇给阵亡的侵略者祭灵。在河北沧县回民聚居村捷地，敌人强迫清真寺阿訇给其杀猪，阿訇不从，即被敌人用刺刀挑死。接着，疯狂的敌人故意在清真寺大殿里吃猪肉，强迫回民观看。山东德州附近一个村庄的李姓回民卧病在床，日军数人手拿猪肉强迫为其烹煮，这位回民不顾病体起床申辩，被敌人枪杀，其妻女亦遭杀害。济宁失陷后，日寇强迫回族同胞杀猪慰劳他们，回民不从，敌人即武力胁迫，枪杀回胞多人。这一暴行激起济宁回胞公愤，他们紧急集合，起而反抗，一举杀死敌人200余人。《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短评称赞道："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五百多万体魄强健、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的优秀儿女，是抗战中潜伏着的伟大力量。"日寇对回族同胞的凌辱，非但没有达到消磨回民民族意志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回胞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更为坚决的反抗与斗争。

　　日寇上述种种罪行，仅仅是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占领各地时法西斯暴行的一些片断。类似的侵略暴行，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是普遍存在和经常发生的，不胜枚举。日本帝国主义对回族同胞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政策与根据地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少数民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容、性质和任务，也随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和调整。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民族压迫和日本之外的国际民族压迫已降至次要矛盾。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抗日战争，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奴役。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与剥削，才有争取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可能。因此，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又是中国革命总任务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解放的任务同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实际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问题。在党的"二大"宣言和"六大"决议中，都涉及回族问题，l931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提出回族有完全的自决权。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实践和发展，则主要是在长征途中和抗日战争时期。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云贵川康诸省，特别是在甘宁陕地区与各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过程中，使党的民族政策在诸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民族语言文字、民族习惯、民族干部、政权建设等方面不断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党的抗日民族政策。同时，这一政策在抗战中对于宣传、团结、发动和组织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回族民族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政策

　　西北是中国回族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北上抗日和开辟陕甘宁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回族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抗日，以粉碎国民党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剿，进而开创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为此，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回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掀起了根据地回族人民积极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斗争高潮。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胜利会师，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于是党把争取川陕甘少数民族作为党和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针对在国民党地方军阀剥削压迫和愚民政策统治下，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异常强烈，但受其反共宣传影响而对红军抱有恐惧、戒备的现状和实际，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文件。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制定了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1936年5月党中央命红一、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西征，西征所经地区大部是回民聚居区，党把回民工作列为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5月24日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达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政治任务。"为联合各民族、各阶层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月25日，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发表，提出："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素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准备"联合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及各民族，首先是联合西北各民族的人民，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党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宣言》还在民族干部、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方面具体地阐述了党的政策。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表了《关于目前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进入回民区域时应按当地实际情况及根据地回民群众意见组织回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回民独立政府。"这些方针政策无疑对回族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也表明党在一开始就主张回族是一个民族、尊重民族自决的思想。

　　根据上述方针和政策，党和红军在长征进入陕甘宁回民聚居区后，首先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为了使党的民族政策及时得到忠实执行，红军各部队中普遍开展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各部队充分认识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还在印发的连队讨论材料《回民问题》中指出："西北有几百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保卫西北，在这五省里建立根据地，使我们能够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作战而努力。’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抗日斗争统一战线上来，我们的任务就不能实现。"红二方面军在攻打甘肃徽、成二县城时，发布文告，号召回族人民"打倒压迫回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在哈达铺、迭部、徽县等地都留下了"遵守政治纪律，争取抗日群众"、"北上抗日，收回失地"、"红军联合回民反蒋抗日"等标语。还有宣传民族平等内容的标语，如："回汉一律平等"、"回、藏、汉穷人是一家，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共产党是为回、藏民族解除痛苦的党"等，在甘肃红军经过的地区，这类标语和宣传甚多。其次是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二十五军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于1935年8月进入甘肃，在经过静宁、隆德、平凉等地的回民区时，他们了解当地回民群众的疾苦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情况，然后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并召开大会，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纪律，帮助回民群众劳动，从而受到回族群众的欢迎与拥护。1935年，红一方面军抵达甘南岷县回族区时，政治部作出《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了进入回族区域，应必须首先派遣代表与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在阿訇许可后，才可进驻回民村庄。进村后要保护回族信仰自由，不得借用回族器皿用具;在回族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并要求红军战士宣传民族平等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族。在哈达铺，红一方面军还公布了《回民地区守则》，规定："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红四方面军1935年春进入西北时，在《干部必读》西北特刊第二期上刊载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和宗教，"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在甘、宁一带。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袖在卓家集、公益镇和兴隆镇等地，沿途与老阿訇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回民情况，向阿訇讲解党的政策，毛泽东在阿訇陪同下还参观了卓家集清真寺。

　　红军在长征途中和开辟根据地后，还在回民聚居区建立了红色政权和抗日武装。早在1932年，随着陕甘宁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我党在甘肃正宁县龙嘴子就建立了最早的回民红色自治政权。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大金省委员会决定成立回民委员会，由四方面军总政干部、回族阿訇出身的肖福桢任主席，并成立"格勒得纱(意为藏族人民)共和国"，在"格勒格巴、回回一律平等"的原则下，于12月初在绥靖县(今金川县)城关清真寺成立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它是格勒得沙共和国所辖六个县级地方政府之一。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临潭成立了由汉、藏、回等民族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后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又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二路军"。第一路军还发布《告西北各族父老兄弟姊妹》书，明确宣布同心倒蒋，北上抗日。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徽县，该县有回民800多户，3000余人，主要聚居在县城东关一带。红军在当地严格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帮贫救困，除暴安良，宣传抗战，在得到群众拥护和信任的基础上，首先帮助回民建立回民自治委员会，选举阿訇马克仁为主席，委员30多人，多为贫苦回民，委员会下设3个抗日反蒋委员会。然后又成立了回汉联合的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马克仁又被选为县长，在县政府领导下，还成立了一支回汉民参加的游击队。l936年5月，一方面军为扩大抗日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举行了西征。在回民集中地区，他们制定许多具体的民族政策，沿途散发对回族工作的指导、宣言、布告、标语、口号、决定、训令、守则、纪律和注意事项。6月底解放了豫旺县下马关，经过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县下成立豫旺区回民自治政府，由回族马和福任主席。当红军攻下王家团庄后，获得解放韵当地回族群众喜气洋洋，贴标语，分粮食，并以"滚滚乌云风吹散，红军来了见晴天，家家户户住红军，回民红军亲又亲，回汉人民是弟兄，团结起来打日本"的歌声，欢迎红军到来。接着红军进驻同心城及海源东部广大地区，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其基层政权组织。然后红军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并深入回族群众帮助劳动，尊重宗教信仰。红军的实际行动消除了国民党所谓红军"共产共妻"、"灭回灭教"反动宣传的影响，"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了。"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西征不久，十五军团还正式成立回民独立师，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回族)任师长，政治部科长欧阳武(回族)任政委，下辖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他们直接参加了西征的战斗。西征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一军团成立了回民教导队。红军还专门办回族干部培训班培养干部。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并派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前去指导和筹备建立自治政府的工作，组织了由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黄镇、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会。经筹备，l0月初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10月20日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开幕，12个区各界代表l00多人到会，其中以回民为主，也有汉、蒙等族代表，代表来自工人、农民、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宗教界人士，还有二三十位回汉妇女代表。大会通过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为处理债息暂行条例》、《土地条例》和《减租减息条例》等。大会选举马和福为主席，李福财为副主席，马青年、李华、朱生录、白生彩、杨全朝为自治政府下设的军事、文化、土地、财政、保卫委员。这些政府组成人员均系回族。接着建立了区、乡级苏维埃政权，在县、区、乡村都广泛成立了回民解放会。为了保卫政权，他们组织了一支由马和福任队长、40多名回民群众组成的回民游击大队，同时还有一支由马青年任总指挥的"江湖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活动。豫海县包括豫旺以西及海原东部的回民区域，是一个新建的完全回民县，辖五家团庄、同心城、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和豫旺堡8个巩固区和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4个游击区，总面积8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万余。自治政府设在同心县城(后迁至王家团庄北堡子)。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回族史上第一个县级抗日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族地区的伟大尝试，是我国最早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它成为民族解放的先声，使当地回民第一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因而意义深远。

　　我党和红军抗战前夕在甘宁青地区对回族等少数民族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进行抗日宣传和建立红色政权，不仅赢得了回族群众及西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而且对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肖华在《红旗漫卷西风》一文中所讲的："由于我们的西进争取东北军和进行回民工作的成功，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

　　"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确立了团结抗日的政策。l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了抗日救国中的民族团结，并要求"动员蒙回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l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动员少数民族包括回族人民抗日问题，明确列为当时的第十三个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些主张和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民族宗教的实际，将抗战前夕联合回蒙等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和反蒋抗日的民族政策，发展为在统一国家形式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团结抗战的新政策，这不仅是马列主又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理论突破，而且，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乃至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全面抗战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抗战时期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开展对少数民族工作。l937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受党中央的委托，主管陕、甘、宁、青、绥五个省的白区工作，包括这几个省的少数民族工作，主要是回族和蒙古族的工作。西工委下辖的民族问题研究室专设有回族研究组，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在李维汉、贾拓夫和主任刘春带领下，从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现状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进行调查和研究回回民族问题，这些初期研究成果有李维汉的《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问题研究》，刘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族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等。在此基础上西工委于l940年4月拟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提请中央讨论，得到批准。《提纲》提出了党对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日的具体政策，明确提出允许回族和蒙古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的权利，并依据回族的特点及回族内部、外部的关系，提出了十一项团结回族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政策。它包括对回族人民的抗日宣传及抗战动员，回族人民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尊重回族信仰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帮助组织回族强大的抗日武装部队，改善回族人民生活，实施抗战时期的民族教育，保证回族的民主权利，发展生产，自由迁居，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等方面。《提纲》指出："摆在回族的面前，有三个基本矛盾：回日矛盾、回汉间民族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主要是农民)与封建残余势力的矛盾。因此，回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的抗日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它方面的解放。"并且认为，"必须重视回教并把回教变成为团结回族抗日的旗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问题"。李维汉就回族解放与中华民族解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回族的解放同中华民族(这足中华各民族的总称)的解放不可分离，回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没有回族的解放，中华民族即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反之，回族如不积极参加全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获得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开展回族工作，必须"肃清大汉族主义传统，纠正狭隘回族主义倾向"。这些文章明确指出了回族问题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今天的回族问题，是回族站在日本方面还是站在抗战方面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迫切地提在我们面前了!"回族"由于它的历史，它的力量和它的居住地区，它在抗战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回族问题是抗日战争中重要问题之一?。

　　1941年4月，由刘春执笔，以"民族问题研究会"名义发表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回回民族的来源与分布状况，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什么是伊斯兰教，回教发展过程中的回教，回回民族的现状，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回回民族的出路，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战建国的政策，陕甘宁边区的回民等九个方面，分九章就回族的历史与现状，从政治到经济，从宗教到民族，从军事到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全面论述，既有理论，又有具体政策。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回族是一个民族而非汉人中的宗教团体，分析了不同政策对回族的影响，肯定了回族英勇斗争的爱国传统，论证了回族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阐明了党的抗日主张和对回族实行的民族政策。书中指出：大汉族主义对于回族的压迫，是从根本上否认它应有的民族地位，在这种不承认政策下，回族丝毫没有政治地位可言，自民国以来政府制定的宪法与宪法草案等，均未规定回族的政治地位与应享的权利。这种民族压迫的政策，则正是目寇挑拨离间的有利条件。因此，"为了巩固回汉的联合，为了坚持抗战，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应该立即终止民族压迫，具体的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这些系统深入的回族问题调查研究，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回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回回民族已经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回回民族研究史的新一页，这对民族地位模糊不定的回族而言，更具重要意义。书中不仅科学说明了回回是一个民族，驳斥了各种错误见解及其危害。而且详细分析了"回教运动"的起因及日寇宣扬这一谬论的险恶意图。指出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回汉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隔阂，分裂和破坏回汉之间的团结抗日，诱惑回族独立自治，国民党官方从大汉族主义思想出发，否认回回民族的客观存在，表面上反击了日寇的阴谋，实际上"无异于在客观上替日寇分裂回汉的煽动造成有利的藉口和条件了。事实上大汉族主义者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说教，在汉人轻视回民与回民歧视汉人双方所给的影响，正如’火上加油’，而日寇正利用机会煽动这个火焰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回教运动"的发动与起因，是与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联系着的，英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这一运动的幕后策动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推动的’回教民族’与’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世界穆斯林组成一条’反共阵线!’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在中国来推动’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在这一旗帜掩盖之下，来分裂中国的民族团结，达到其灭亡中国，并吞回族，’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这些精辟分析，是对日寇"回教"阴谋一针见血的揭露。正如李维汉同志所说的：它"从史实上和理论上给予国民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获得了全国回族人民.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在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回民中，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回族问题的实践与理论，不仅回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找到了回回民族彻底的解放道路。

　　1941年5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央中央西北局，下设以贾拓夫为主任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也设立以赵通儒为主任的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这些机构设置，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深化，对于我党民族工作的开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根据地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确认回族是一个民族，而且还将党的民族政策运用于在陕甘宁、晋察冀、冀中边区等各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之中，从而推动了各根据地乃至全国抗日救亡斗争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回回问题当作民族问题来处理，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在回民中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干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开始在回民聚居地区和散居地建立党的组织，培养民族干部。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就是回族中最早的党员。大革命时代，毛泽东等同志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就有从华北、西北来的回族学员。至今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饭堂中，还陈列着专为回族学员而设的两张饭桌。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党组织在城乡居住的回民中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大批先进分子被吸收进党内。前述红军在西北诸地建立的回民红色政权，以及抗日根据地回族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是同党的领导发动以及正确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30 16: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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