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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
2020-08-24 11:32:08  来源:九色鹿RuruDeer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少数族群、边疆事务和国族整合造成了意外而重大的影响。战前日本威胁的加剧迫使国民政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并承认“五族”以外其他弱势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力;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在中国西部重建其政治军事体系,获得与少数族群接触的空前经验。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也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较之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动员,这些动员更贴近少数族群自身民族化过程的节奏,因而与少数族群的抗日行动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义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中国的少数族群也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族群意识之外进一步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对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份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有正面助益。

 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 

  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洲国家纷纷脱离殖民宗主国的宰制,开启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进程。70年过去了,其中多数国家仍然陷于国内严重的种族、宗教冲突之中,难谓转型成功。与多数亚洲国家相较,中国从未完整沦为单一列强的殖民地,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提前遭受出身亚洲的新兴帝国——日本的侵略。这一不幸,使得中国人民比其他亚洲殖民地人民更早投入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危机化为转机,恢复了被日本占领的国土,更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角度加强了由各民族组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构筑起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乃是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突破口,经由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国边疆深入中国的堂奥,抗战因而成为一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比汉人聚居区更早面对日本的渗透和侵略,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甚至比汉人更直接、更深入地参与对抗日本侵略的行动。

  清末,列强利用传统农业国家纷杂的族群和文化现象,以及农业王朝并不直接控制其边缘地区的统治形态,介入、操纵中国边疆和非汉人族群的政治,意图从四缘拆解中华帝国。面对危机,清朝被迫朝着改变间接统治边疆的传统政治模式,封堵列强插手缝隙的方向,推动国家的近代转型。①中国境内的汉民族革命打断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新政,为列强提供了进一步介入中国边疆的新契机。②在列强的侵略和威胁面前,清朝臣民和中华民国国民的国族意识萌芽,但距离成熟的中国人国族意识,或曰中华民族意识,尚有相当距离。其中,汉人与南方丘陵地带少数族群的国族意识,比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方向;但在清末为止仍处在半自治状态下的西藏、蒙古,甚至在清朝后期完成行省化的新疆,当地非汉人的民族意识萌芽与成长却未能同步,甚至步上相反的方向。

  垂涎中国广袤国土的日本,在清末即有意利用汉民族主义革命,促成清朝崩解,顺势夺取满蒙。辛亥变局发生后,革命派与立宪派达成妥协,放弃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改宗包容性较高的中华民族主义,尝试以“五族共和”的模式,维护王朝留下来的广袤领土与多元族群人民的遗产,将汉人以外其他族群的政治资源整合到以汉人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内,一时阻断了日本的扩张路径,日本乃将目标转向中国的边疆与非汉人族群,试图复制西方列强利用非突厥人群体的民族主义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模式,拆卸中国。

  1928年民国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国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局势较之清末更形严峻。日本染指北中国“满蒙”地区的步伐加快;苏联除扶植外蒙古共产主义政权,实质控制外蒙古外,也极力巩固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英国对西藏政治的涉入和对云南西部中国领土的兴趣始终不减。面对此一情势,国民政府延续清末应对边疆危机的政策方向,一面持续推动边疆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加强中央对边疆非汉人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一面标举中华民族同血缘、共命运的主张,借普及近代教育的名义,持续推动针对汉人以外少数族群的同化政策,冀望从内部消除边疆非汉人区域无法抵御外来利诱、侵略的潜在危机。到30年代初,国民政府已基本完成对内蒙古地区和藏语区东部的行省化,并确定未来10年间将行省以下残留的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蒙古盟旗、以“行政区”为名的土司辖区制度等,彻底转换为州县制的方向。

  对在清朝与中华民国政权更迭之际,并未试图脱离新国家而自立,之后相对顺利地纳入中华民族国族建构进程的华南、西南山地众多的非汉人群体,国民政府也坚持推动废止土司制度,完成改土归流的目标。③政府不再承认土司制度的合法性,并动手废除土司制度的两项核心内容,即“封委承袭”制度和领主征税制度。具体而言,是将民国建立后改以“行政区”为名的原土司辖区改制为“准县”——“设治局”,由设治局统计人口、编订户籍、清丈土地,直接征收赋税。④

  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作为,无疑触及了蒙、藏和其他非汉人群体传统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抵制国家的行政统一和政治统一举措。事实上,汉人地方军政势力为维护各自的势力范围,对中央政府同样采取既合作又对抗的姿态。这种对峙的态势,给外国政治势力介入中国地方、边疆和少数族群政治事务提供了另一种契机。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有最全面侵略企图和计划的日本,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契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在以侵略行动指向满蒙边疆的同时,也在政治上强烈质疑以汉人为主体的“支那共和国”统治非汉人地区的正当性。可以说,中日战争的爆发,在一个意义上,是以中国的边疆危机为导火线的。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中国东北,进窥内蒙古以至关内,即以“民族自决”相号召,建立“满洲国”,运用“五族协和”的口号,动员非汉人族群,抵消汉人反满抗日的能量;其后,进一步发起扶持、操控内蒙古自治、独立运动;介入新疆穆斯林反抗汉人行动;并藉宗教联系笼络西藏。“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大力鼓吹汉语穆斯林建国,在侵华战争中分化回汉关系;与其盟国暹逻合作,试图以“泛泰主义”渗透广西、云南;1941年,日军实施南进政策,占领中南半岛,于1942年5月进占中国云南西部边地。但是,由于日本始终立足于征服者的地位,对于中国长久而复杂的族群政治史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其高调动员并未在大部分中国少数族群间造成深度的影响,不足以全面瓦解中国古代王朝长期延续和近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之下的国家政治结构。

  在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威胁面前,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并未坐以待毙,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这样的动员,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贴近少数族群自身(包括族群意识和国家意识同步建构在内)的民族化过程的节奏,较为贴近少数族群对于自身利益与中国、日本之间利益关系的切身感受,因而与少数族群自发的抗日行动有所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意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

  相较于汉人聚居的内地省份,边疆和非汉人群体与抗战之间,有更多超越军事层面的连结。广袤的西南、西北地区,从荒远落后的边鄙一跃成为接近国家政治核心的战略、经济、文化要地,步入以“边疆开发”为名目的近代化进程。尽管在这样的进程背后隐藏着突发人为因素下的不稳定,还隐藏着“国难”与“国难财”的道德冲突;西南、西北边疆的非汉人群体更面临在汉人的国族认同与边界另一侧血缘、文化近亲的国族认同之间做出选择的严峻考验⑤,这些“边鄙”之地无疑步入了近代中国文化、经济、政治演进的共同轨道,当地人民与内地、沿海人民间的互动和相互了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汉人与少数族群各方都创造性地延续、更新了历史上的互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由抽象转为具体。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互动、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群主动、创造性地参与其中的机会和比例显著提升,中华民族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也随之进一步提升。

  满族

  自“九一八事务”起,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犯由东北进而华北,扩至华中、华南,一度波及西南诸省,先后拔擢“满洲国”“蒙古军当局”“蒙疆连系自治当局”等伪政权,竭其所能中伤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关,以图实现破碎中国、作古亡中国的诡计。东北地域各族公众领先构造了诸多抗日集体和情势多样的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侵犯者。1936年2月正式创立的东北抗日联军,除汉族外尚有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充实浮上了多民族连合抗战的特点。至1937年10月,抗联先后编组了11个军,军力达两万余人,被日本侵犯者视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东北地域的满族不美观众在抗日斗争中奋勇抢先。抗联第3至第9军和第11军转战于满族聚居的松花江中下流与牡丹江一带,多量满族不美观众踊跃介入。此中,师以上率领就有赵尚志、陈翰章、王光宇、张兰生、关化新、伊俊山等。

  朝鲜族

八女投江 美术作品

  抗战时期,东北朝鲜族约120万人,首要聚居在吉林东部的延边和辽宁东部的兴京及黑龙江的阿城、海林、饶河等县。汤原、饶河、密山、珠河、宁安抗日游击队中,朝鲜族干部居多。抗联的11个军中都有朝鲜族兵士,此中第1、第7军的朝鲜族兵士占到对折,不少还肩负仔细了军、师级批示员,仅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就有李红光、李东光、朴凤南、许亨植等。名垂千古的“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李凤善等于朝鲜族女兵士。

  1938岁首,日军以第4师团为主,群集伪军3个旅又4个团,共5万余军力,对勾当在佳木斯地域的抗联实验大局限“伐罪”。4月,中共吉东省委抉择抗联第2路军主力680余人西征,以买通与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接洽。

  8月,第2路军所属第5军达到五常县,遭日伪军上风军力的围追割断,伤亡主要。第5军第1师突围后,抉择向依兰、朴直地域折返回到牡丹江沿岸。10月,第5军妇女团随第1师进至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在非常辛劳的西征中,妇女团大部门官兵捐躯,从此又由30余人锐减至8人。她们是:引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兵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抗联第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那天夜里,队伍露宿在林口县三家子北部的柞木岗。此处是牡丹江与乌斯浑河的分水岭,大、小关门嘴子山隔水相望。附近几十里火食希罕,斗劲荒僻默默,是抗联的奇妙交通线。因为大雨如注,河水暴涨,渡船又都被仇敌破损,队伍无法渡河,筹备越日凌晨由临近渡口过河,到依兰密营探求第5军军部。平旦时分,第1师束装待发。师长寿令妇女团8名女兵士先行过河。就在她们筹备渡河时,宿营地枪声高文,1000余名日伪军从后头俄然打击上来。

  第1师当即投入突围的恶战中,向柞木岗山里后退,8名女兵士被隔绝在岸边,前面是滚滚江水,后头是仇敌追兵。冷云毅然下令:“同道们,快向仇敌开仗,把他们引过来,让列位突围。”突然,仇敌见背后受袭,当即调转枪口向河干扑来。冷云、安顺福等8人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敌睁开鏖战。因为她们自动吸引仇敌火力,第1师主力得以灵敏开脱仇敌追击,转移进山里。但冷云、安顺福她们却被仇敌包围在河干。在背水战至弹尽的环境下,八位女好汉面临日伪军逼降,誓作古不平,毅然毁失枪支,挽臂跳入翻腾湍急的乌斯浑河,集团沉江,壮烈就义,彰显了中华子女不畏霸道、同仇敌决战激战到底的好汉风格。

  回族

【冀中回民支队】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全民族抗战的主张,获得了回族群众的响应。他们清脆地喊出了“全国兴亡,穆民有责”“争教必先争国”“保国就是保教,爱国就是爱身”的标语,纷纷拿起刀兵,成立武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勇于捐躯的精气神投入到抗日救亡行为中,在血与火的浸礼中谱写了一曲精忠报国的好汉赞歌。在大巨藐小数十个回民支队、马队团、游击队、基干大队中,尤以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率领的渤海回民支队最为知名。

  冀中回民支队的前身回民指点总队,是1938年7月由河北游击军回民指点队和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指点队合编而成。在马本斋的率领下,冀中回民支队运用隧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推磨战等游击战术,奇异冲击仇敌,战果光辉。

  被回民支队打得闻风丧胆的仇敌末路羞成怒,将马本斋的母亲抓起来,强制她给儿子写信劝降。马母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千万不克不及。”这位好汉母亲绝食七日而作古。马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舍身为国的好汉豪举令冀中抗日军民为之动容,激劝着马本斋和他的回民支队越发坚韧地冲击日本侵犯者,生长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抗战时期,冀中回民支队举办巨细战斗870余次,歼敌3.6万余人,被毛泽东传颂为“势不可当的回民支队”。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年仅43岁。毛泽东题写挽词:马本斋同道不作古。周恩来赠挽词:民族好汉,吾党兵士。朱德的挽联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楷模。大节不作古,母子两代好汉。

  渤海回民支队是一支活泼在冀鲁边区、威震敌胆的抗日回民武装。前身是1940年8月创立的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这支回民武装以矫捷无邪的计谋战术,拔据点、挖公路、扒铁道、炸桥梁,出没无常地冲击日伪军,灵敏生长为一支强项的抗日武装力气,步队也由初建时的几十人成长到上千人。至抗克服利,渤海回民支队共作战百余次,并吞巨细据点40多个,歼敌2500余人。

  蒙古族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边疆,区域广宽,富厚的物产资本令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早在日俄战役时代,日本就狡计把内蒙古纳入其权势畴。1913年至1916年,两次筹谋“满蒙自力”行为,均遭失踪败。“九一八务”后,内蒙古东部的首要城镇及铁蹊径为日军侵略,并成立了兴安伪政权,猖獗打劫本地资本。为增进财务收入,还强制本地公众广种鸦片,牟取暴利。随后又诡计指使蒙汉民族相关,鞭策、拔擢蒙古封建王公上层举办“自力”“自治”行为,妄图成立所谓的“蒙古国”傀儡政权,成为其“以战养战”的经济基地。

  蒙古族人民不甘外侮,构造了义勇军、蒙汉民族抗日连系会等,与侵犯者举办决作古残杀。正如毛泽东在《对内蒙昔人民的宣言》中指出的:“蒙古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若一旦自发地构造起来,举办民族革命战役,撵走日本帝国主义于内蒙古之规模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1933年2月,日军进击热河,中共内蒙古特委构造蒙汉抗日联盟军事委员会,率领本地的抗日斗争。1936年2月21日,在我党构造动员下,伪“蒙古处所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千余名官兵进行武装暴乱,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率领的蒙古族抗日武装的一部门。1938年秋,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山西五寨动身挺进大青山,建树抗日游击按照地,获得了蒙汉各族人民的大力大举撑持。西公旗女王奇俊峰率蒙军驰骋抗日战场,被誉为蒙古民族的女中豪杰。

  奇俊峰,1915年生于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其父是人称“小三爷”的德钦伊沁诺日布(汉名德毅忱)。德毅忱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较深,于1927年策动以颠覆封建王公统治轨制为目标的革命事务,创立庶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后因孤独无援、众寡悬殊而失踪败,并被以“红党分子”罪名毒害致作古,其宗子亦被枪杀。父亲和兄长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豪举,深深影响了奇俊峰。她自幼习文练武,蒙华文兼通。19岁时嫁到乌拉特西公旗,当上石王福晋。1936年石王病逝,奇俊峰成为执掌西公旗军政实权的女王——照应护士札萨克。

  西公旗地处包头和五原之间,是德王百灵庙伪蒙政会与傅作义抗日队伍拉锯战的场合。国难当头、民族生作古之际,奇俊峰毅然投身抗日洪水中,被庶民党当局录取为乌拉特前旗戍守司令部少将司令。1938年7月10日凌晨,日军千余人分乘40余辆汽车,攻击后套的咽喉要地西山嘴。奇俊峰率部共同傅作义部英勇杀敌,重创日军。在父亲民主革命思惟的影响下,奇俊峰较早地打仗到中国共产党,阅读了一些马列册本,怜悯并辅佐过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奇俊峰提拔为中将,率所部600余人奔赴抗日前方,操作地利上风,担负领导和窥探使命,屡立军功。在她的影响和发动下,东公旗额王的福晋巴云英、茂明安旗奇王的福晋额仁庆达赖也接踵投奔抗日阵营,号称抗战时代的蒙古“三女王”。

  维吾尔族

  1944年9月,陆振轩受命国民政府在喀什、莎车、疏附、英吉沙、叶城等地招募人员,组成一支以维吾尔族为主,由驮马800匹,马夫170余人组成的庞大驮队。这支驮队经过艰难跋涉,克服险阻,翻越生命禁区,最后胜利抵达印度列城。略事休整后,驮队每匹马捆绑携军用汽车轮胎两套,共装载军用轮胎1000套,艰难踏上归途。由于列城方面限制带运食品、草料出城,他们去的时候就得把返回时所需的草料、柴火、粮食全带上,然后找个适合地方埋藏起来,等返回时再挖出使用。整个路途气候恶劣、高山反应强烈,经常可以看到死人和死马。途中有一名维吾尔族马夫木沙终因体力不支,倒下牺牲。驮工们把木沙埋在一个山凹处离路边很近的地方,没有举行仪式,忍着悲痛,继续前行。驮工中有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汉族,面对国家危难,他们团结携手,不计代价,不怕牺牲,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历时26天,行程675公里,于11月10日回到叶城。这次运输除牺牲一名驮工外,另有70-80匹驮马倒毙,幸存下来的马匹也无不伤痕累累。

  11月19日,西北公路局和新疆省公路局派出两支车队共45辆汽车,分别由兰州和迪化赶往叶城,装运这批轮胎。由于两支车队拉不完从印度转来的轮胎,喀什区又组织人力和畜力,用骆驼、马匹和马车把剩余部分转运到了迪化。至此,印度---叶城---兰州国际驿运交通线试运工作首运告成。

  在这条驿运国际交通线上,中国马队去而复返,历尽艰辛,直至抗战胜利,其他海陆国际运输线恢复开通才结束其历史使命。通过这条国际驿路运输线接收和转入内地的援华物资有:军用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军用装油袋588件以及一批汽车配件、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为了运送抗日物资,喀什各族人民动用了数以千计的人力和畜力。投入运输援华抗日物资的马匹计5000余匹,死亡近十分之一,而当时喀什和莎车两区有马约9000匹。许多人经年累月、舍生忘死地奔波在风雪驿道,付出了艰辛劳动和沉重代价。尼亚孜、达吾提等维吾尔族驮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至今长眠在喀喇昆仑山上。

  西南各少数民族

  地处中国大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域。广西队伍中就有多量的壮、苗、瑶、仫佬、毛南、京等少数民族后辈,以英勇善战著称于抗日前方。日军曾两次入侵广西。第一次入侵时,中国共产党构造各族公众,以十万大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役。第二次入侵时期,中国共产党又率领壮、苗等少数民族不美观众在桂北、桂东南、桂中、桂南各地同日军睁开执拗战斗。仅融县苗族人民就构造抗日武装与日军举办了十多次战斗。栖身在漫尾、巫头、山心三岛的京族公众积极介入中国共产党率领的游击小组,不绝冲击日军。

  在贵州,布依、水族等少数民族不美观众积极介入抗日战役。从1938年至1942年,贵州共征兵45.7万人,此中许多是少数民族兵士。1944年豫湘桂战争时期,日军窜扰贵州,入侵黔南重镇独山、三都、荔波等县。本地的布依、苗、侗、水等族公众,构造了“抗日救国会”和一支拥有千余人的“抗日民主联军”,开展游击战役,积极冲击日军。侵略独山的日军在各族军民的痛击下,只在县城盘踞了两天即狼狈兔脱。

  在云南,彝、白、傣、回、景颇、德昂、傈僳、瑶、苗、壮等20多个少数民族,以大量的人力物力介入和增援抗战。云南队伍开拔湘、鄂、赣、浙、苏、鲁等抗日前方,参战军力达37万余人,伤亡10多万,此中良多是少数民族官兵。1937年12月,云南各族公众自带干粮,露宿风餐,抗尘走俗,全凭双手和简略的器材,历时半年多,在崇山峻岭、急流大川间修筑了从昆明到畹町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代一条紧张的国际交通线。承平洋战役发生发火后,云南各族不美观众10余万人扩建昆明巫家坝机场,新建呈贡、沾益、祥云、保山、蒙自等机场,为增援中国和盟军把握制空权、痛歼日军,作出了重大牺牲。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边,云南由大后方酿成抗日前方。本地的白、傣、景颇、佤、拉祜、阿昌等族不美观众介入抗日武装,用铜炮枪、长刀和弓弩等简略刀兵,与日军浴血奋战。在哈尼族、彝族聚居的红河地域,少数民族土司提出“协统同等,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再起中华民族”的标语,构造抗日边防游击队,帮忙正规军驻守边陲,有力地冲击了日本侵犯者。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8-24 11: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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