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清与抗战时期的中山大学
2018-03-19 10:40:25  来源：中山大学新闻网　作者：采访整理/ 李曈 卢旖维 口述/ 许锡挥   点击：  复制链接

　　我的父亲许崇清校长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经历，得从1931年6月他第一次出任中大校长时说起。同年9月，9·18事变，日本侵略东北。当时中山大学的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举行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和退让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成立了“员生工友反日救亡会”，推选许崇清为负责人之一，作为校长，他大力支持这项爱国运动。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采取压制态度，中大的学生开会、游行请愿，并上书南京政府请求出兵击退日本。当时中大学生在广州游行示威，还遭遇警察的武力开枪镇压。所以到10月，许崇清就被免去校长职务，原因是“控制学生不力”，他就离开中大了。

　　他第二次出任校长是1940年，抗战全面爆发三年了，广州已经沦陷。当时的中大已经迁移到云南澄江，为了应对战争，很多大学都迁到云南四川，北大、清华、南开那些都是。许崇清原来在广东工作，1940年获任命为中大校长，就远赴云南澄江上任。条件艰苦，地方贫穷，卫生条件差，经济落后，我听当时的老人讲：走去当地农民的家里，满地都是跳蚤，用手往身上一抓，都是虱子。瘟疫也很流行，总而言之这地方环境很不好。尽管如此，许崇清还是坚持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开展支持抗战的工作。当时的中大给周围的民众办了一些扫盲的识字班，还教儿童唱抗战歌曲，公演宣传抗战的话剧。我听说，还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战书籍和漫画的展览，很多人参观，对当地影响很大。

　　但这个地方毕竟非久留之地，除了经济、卫生原因，当时广州的教育界学术界都认为中大不应该搬到外省去，应该留在广东。那时的广州已经沦陷了，粤北成了战时的后方，稍微安定，广东的教育界就要求中大迁回广东。当时许崇清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他对这个愿望非常支持。起初他去重庆教育部提出要求，时任部长陈立夫说没钱，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事情就被耽搁了。后不久，日本人准备进攻越南，云南危急，蒋介石突然下令，留在云南的大学都要往内搬迁。中大正好碰上这个机会，就迁回广东，教育部马上就批准了，而且给了40万经费。广东省也很支持，出了30万的经费。许崇清就主持了这个回迁工作。回迁搬到什么地方呢?当时日本人在长沙这个地方，经过长沙大会战，被国军阻挡在那里。经过粤北会战，日本人也被阻挡在广州的外围，以韶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粤北的后方，坪石正处在韶关和长沙中间的粤北后方。这个地方，通过湖南广西，又可以和桂林重庆联系，交通也比较方便，于是就选择搬迁到这个地方。搬迁的工程是很浩大的，师生2000多人，很多的物资书籍，又在战争时期，搬家是相当不容易的。后来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得到驻扎在广东的第七战区及驻扎在广西的第四战区这两个战区的司令长官的支持，他们都比较熟悉广东，对中山大学也很支持，出动运输部队，帮助中大把人、物运回广东。因为学生有上千人，很难安排，有的学生是自己想办法回广东，家贫的就跟着学校走。有的学生自己想办法，从云南到越南，到香港，再北上。可想而知，回迁是多么的艰难，直到1940年秋天才完成迁校。离开的时候，许崇清写了一封《告别澄江民众书》，说我们回广东，实际上是走向前线，但我们仍然本着奋斗精神，努力完成抗战大业，待抗战胜利时我再向你们举杯遥祝胜利。

　　中大迁回广东以后，大家都希望它能成为广东后方的一个文化阵地，并与广西桂林相呼应。1940年9月，中大照常开学。但那时学校以坪石镇为中心，各个学院散落在镇周围的农村，农学院甚至到了湖南境内安顿下来。课室、宿舍除了借用寺庙和祠堂，大部分都是用木头、竹子和茅草搭建起来的。虽然条件艰苦，但学校还是很快就进入正常运作，学生人数从迁校初期的1736人激增到4197人(数据源自中山大学校史网)，多来自广东、湖南、江西，很多湖南、江西的高中毕业生都跑到广东来上学，甚至一些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也来了。当时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生部，来照顾安排新生入学事宜。后来出任中大校长的黄焕秋，当时被许崇清亲自聘任到新生部当指导员。学校开始运作，教学科研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许崇清除了坚持正常教学和科研以外，也很注重抗战的文化建设。当时的学生，开展了很多抗日活动，比如排练话剧、歌唱、时事讲座。当时有两个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黄友棣都在中大音乐系教书。黄友棣很年轻，本来不在中大工作，在广东民众教育馆办事。许崇清知道以后，专门与教育厅交涉，让他调到中大来。这段时间，二人都在创作上成果丰硕。马思聪最著名的《思乡曲》，黄友棣的《月光曲》、《杜鹃花》在后方都非常流行。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但其实是充满战斗精神的抗战歌曲。这些歌曲一直流传到今天，中大的老教授还唱这些歌。我父亲特别注重在战争的环境下，也要保持学术自由的气氛，故聘请了许多学术观点不一的著名学者在中大任教，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翻译过《资本论》的王亚南在经济学系任教;此外还有著名教育家林励儒和雷沛鸿，但他们是与国民政府不能相容的人物，甚至陈寅恪，也在那段时间来中大做过讲座，把中大的学术气氛搞得很活跃。王亚南是最早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当时他在大草棚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草棚都是人，外面也是人。正是由于这个，许崇清闯祸了，于是就被人告到教育部，罪名是“引用异党，危害中大”，当时蒋介石亲自过问这个案件。许上任一年多就被撤职，很多工作来不及展开。公布撤职之时，中大学子开展“挽许运动”，贴标语、示威、包围了学校中心区，但没有用。

　　许离开中大以后，他回到韶关(广东战时的省会)，主持第七战区编撰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编撰战时书刊。四份杂志《新建设》、《阵中文汇》、《学园》、《教育新时代》，影响很大。印刷厂在坪石，杂志一出，首先在坪石发行，成为中大师生追捧的课外读物。当时中大中文系的老教授钟敬文，称这几份杂志是“浓黑中的几盏灯火”。尽管许离开了中大，但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影响着中大。

抗战时期，许崇清校长在韶关河边厂主编的刊物，被称为“浓黑中的几盏灯火”

　　1941年许离开中大，但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又回来了。1944年底，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战役，准备与美军直接决战。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不到半年，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全被日本人打通了，广东也多被占领。那时我的父亲带着我们全家，我才十几岁，到广东湖南广西边界的那个地方，叫做连县三江，现在是瑶族自治县的县城。那是1944年底。1945年1月，日军从南北两路进攻韶关地区，攻占了坪石。中大师生分几路突围，一部分去粤东梅县。由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何春帆带领的那部分师生则去到了连县三江，与我父亲汇合，马上在三江成立中山大学分教处，就地用旧房子，又开学了。战争年代，就是如此，逃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学，有多少学生跑到这里来，就给多少学生开课。当时我父亲正好在这儿，于是就被聘为教授。我父亲开两门课，一门是哲学概论、一门是教育哲学，当时在三江镇的学生大多是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学生。上课的地点就在我们家，我们住在总务长何春帆的家里(他是当地人，有房子)。怎么上课呢?没有课室，一个床板做黑板，几个条凳，一个星期一两次课，我就帮忙搬凳子，学生不到十个人，我父亲也照样认认真真地给他们讲课。

　　很多教授也逃难到这儿，记忆中，有邓植仪、盛成、周郁文、叶述武、邹仪新、岑麒祥、张葆恒、薛祀光等等。老师们在三江镇上课，都是把学生叫到家里，或在公共场所借一个地方，今天在这儿上，明天在那儿上。当时上课的学生很少，大概都是十个不到。有时候只有一个人，但教授也照样开课。逃难到这里的教授们，有时来我们家，与我父亲纵论天下大事，我大概13岁吧，就经常听老教授们议论国家大事。

　　梅龚彬教授在三江镇，还开了一次讲座，在一座基督教堂里面。当时德国人已经投降了，他就讲了一场“欧战结束后之太平洋局势”，很多人去听，大家都很关心，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人的命运。他的观点是，日本肯定会完蛋，但他还不能肯定日本人还会不会在中国土地上垂死挣扎，我们会不会血流成河。因为日本人提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当时日本有一亿国民，一亿玉碎就指一亿国民全部战死，也不投降，为国尽忠。如果真的那么做了，后果很严重的。

　　我们在三江这地方暂时还能平安无事，但四面八方都给日本占领了，那时日本军甚至打到广西、贵州，逼近重庆了，很危急。我们这地方要是日本人真想来，他们也随时能打过来，我们随时准备着日本人来就要跑，所以内心还是很惶恐焦虑的。某天半夜，突然有人敲门，说有一批日军从湖南下来，正向我们这儿前进，必须马上转移。于是我们立马起床，穿好衣服，准备逃难。逃到瑶族居民的山寨去，想着瑶族人很凶狠，日军不敢进去。但到底日本人什么时候来，根据什么情况转移，心里也没有底。总务长何春帆就有办法，因为他从坪石突围时，带来了一队校警，他们有枪。他立马把校警队长找来，说：“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带校警队到鹿鸣关守着，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来三江必须经过那个地方，你们要尽量在那里拖时间。”校警队长说：“我们这几十个人，凭着几十条枪，起码可以抵抗一阵子，你们一听见密集的枪声，就马上过河，往瑶族山上走，如果我们战死了，你们就在这儿给我们建个纪念碑吧。”我当时在旁边，听到了，很感动。中大校警队这个事迹，很少人知道，都没有人讲起，但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最后日本人没有来。后来听说他们绕道往广西去了，没有经过连县三江的范围，于是我们有惊无险渡过难关。

　　中大部分师生在教务长及总务长的带领下，来到连县三江是安全的，但另外从坪石往东边去梅县转移的学生，就比较不走运了。他们半路上遇到日本人。当时的中大附中，和今天的中大附中不一样，那时的附中与中大关系很紧密的，也在坪石。他们的学生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沿着湖南边境朝东转移，有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半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马上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当时就打死了两个同学，有一个还曾到我家里坐过。还有一个老师，在逃跑时被日本兵追上了，也被打死了。其余没有打死的，都被日本兵抓去做苦工，后来才陆陆续续逃跑出来。这是中大历史上很悲惨的一件事。幸好许崇清的儿女，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也在坪石上学，他们也逃出来了，从坪石坐火车往南去乐昌县城。当时的火车一靠站，人们都往上爬，装满人就跑，能走多远就多远，朝着乐昌县城开，那时日本兵还没有打到那里。我的父亲一直很担心他们，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我的一个姐姐在中大农学院念书，她没法拿行李，身上穿了13件衣服跑。火车一到乐昌，枪声就已经响了，人们一下车就跑了。恰好当时我们有一个亲戚，在乐昌县城当县长，我的哥哥姐姐们一下车就去找他。他带着他们往深山跑，是红军长征曾经过的地方，你想想有多苦。他们逃到山上躲起来，一直没有跟我父亲联系。躲了不到半年，有国民党的军队经过，就跟着他们走，穿越封锁线，回到连县三江，与我父亲汇合，家族才团聚。

　　这个时候已经是1945年的春天了，日本人的失败已经成了定局。欧洲战场上，希特勒被击溃得差不多了，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也高歌猛进。在中国大陆，日本人会不会垂死挣扎?如果有，那就还有一场血战，我们都很紧张，但唯有等待。到了8月，大概是8月9日晚饭以后，我家里有个手摇的军用电话，响了起来。我爸拿起电话，对方问：“你是许老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红军打到东北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因为美国向日本投了原子弹，虽然我们对原子弹没有概念，但苏联参战，这个意义我们是很清楚的，苏联切断了日本的后路，绝对是给日本的致命打击。我们知道日本要完蛋了，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8月15日吃完晚饭，突然电话又响了，我父亲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他马上冲上去拿起电话。电话是从县城那边打来的，消息千真万确，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消息了!父亲挂了电话，把家里人聚集起来，吩咐我们去通知三江的中大老师这个消息。我和我的兄弟、及何春帆的孩子，拿着油灯，打响大脸盆，跑到街上去，大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那时中大理学院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张作人，我们常常到他家里坐的。我们跑到他家说：“张教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投降了!战争打完了!”他的太太立马从屋子出来，非常激动地喊：“是吗，真的吗?”我们又跑去另一个教授家，外语系的系主任张葆恒，他也住在我们附近，我就告诉他，日本投降了。他的女儿和我是小学同学，一激动，说成了：“爸爸投降了!”一下子这个消息就在三江镇传开了。我们还没回到家，整个镇都放起了鞭炮，步枪、驳壳枪往天上开，把天空都点亮了，一直打到半夜。我妈妈听着那些人打枪，说：“没关系的，打完仗了，子弹不值钱的!”到了十月份，我父亲就带着我们，也关照了一些中大人，陆陆续续地回到广州。八年全面抗战的流亡生活就结束了。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9 10: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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