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座不朽的丰碑
2017-11-06 08:40:08  来源：黄河新闻网长治频道　微上党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年6月1日是抗大建校80周年纪念日。抗大，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缔造的一所革命大熔炉。她是听着抗战的炮声而创建，伴随着日本投降而停办。在历时近十年的艰难办学中，培养出10多万名文韬武略，英勇善战的将帅人才和出类拔萃的政工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抗大以其鲜明的教育方针、独特的办学模式、出色的教育成果，与中国的黄埔军校、美国的西点军校和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为国际一流军事院校而蜚声海内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抗大所凝结和锤炼的抗大精神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宝藏。

　　一、抗大的办学历程

　　抗大近十年办学共招生8期学员。除总校外，还创立12所抗大分校，一个特科队，5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设中学。抗大办学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延安时期、向敌后转移时期、邢台浆水(敌后)时期、返回陕北(绥德)时期。

　　延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她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创建。1937年初，“红大”随党中央机关迁移到延安，更名为抗大。抗大办学伊始，就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抗大的领导干部是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包括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毛泽东不仅亲自出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还亲自制定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李维汉、凯丰以及文化艺术界名流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范文澜、薛暮桥、何思敬、王学文等专或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创作于延安窑洞，传播、讲解的第一课堂就在抗大，《论持久战》就是毛泽东为抗大授课的最初讲义稿。抗大学员们为有幸第一时间亲自领教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而欢欣鼓舞，为日后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优秀人才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位于保安的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一科的38名学员中就有罗荣桓、彭雪枫、谭政、杨成武等高级干部。

　　1937年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开学。这一期共设四个大队，学员1362人，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共2700余人。

　　其中一、二队是红军的团、师、军干部，三至八队是红军的连、营干部队，共753人。九至十四队为青年学生，共609人。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没等二期同学毕业离校，第三期就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开学了。

　　第三期共收学员1372人，编为3个大队。一至六队为红军干部，大多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共616人。七至九队为青年学生，共366人。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老干部的军事队，112人，一个训练新干部的军事队110人，一个游击训练队67人。

　　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这一期是抗大空前大发展的一期，仅五至八月份，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本期共收学员5562人，编为8个大队，43个队。由于学员空前增多，延安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驻四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蟠龙、甘肃的庆阳等地分驻了四个大队。

　　这一期全校工作人员扩大到1386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本身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就大大加强了教育的力量。

　　第五期于1939年1月在延安招生，4962人，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干部和青年骨干。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较短，下半年即随总校向敌后根据地转移。

　　◆1939年7月10日，抗大师生向敌后转移前，罗瑞卿(右六)与大队长以上干部合影。

　　转移时期：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后和战区。为了培训大批军政干部去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抗大奉命迁移到华北敌后办学。

　　为了适应抗大战略转移的需要，首先进行组织调整，将抗大总校校部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及华北联合大学约5000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又改为青年纵队)。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任参谋长。1939年7月10日，这支特殊队伍在毛泽东和延安人民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向敌后转移的征途。7月15日，纵队抵达黄河西岸，8月1日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境内，之后翻过吕梁山，跨越五台山，徒涉滹沱河，历时两个半月，途经25个县，行程2500华里。9月底，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进军任务，到达河北灵寿麒麟园、陈庄一带，与抗大二分校会合。1940年元旦，第五期学员毕业，并在陈庄举行隆重毕业典礼。

　　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总校于1940年2月10日，再次踏上转移的征途，2月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3月与何长工领导的抗大第一分校会合。4月15日，抗大第六期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招生办学。这一批学生主要来自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山西抗日敢死队，山西牺盟会的基层同志，基本特点是实战能力较强，而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由于敌人不断地袭扰和破坏，总校在此期间相对稳定地办学不到3个月，被迫又转移到黎城霞庄一带，9月13日，又转移到曹庄一带。

　　邢台浆水时期：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校几经辗转来到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一带安营扎寨，较为稳定地办学2年零3个月，这也是抗大总校在转移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间最长，办学最正规化，培养学员人数最多，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当时，总校校部驻前南峪，政治部驻浆水，供给处驻河东村，卫生处驻安庄，医院驻桃树坪，学员队分散在附近几十个村庄驻防。总校领导成员有：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12月，第六期学员在浆水毕业，走上抗日前线。1941年1月28日，抗大第七期在邢台县浆水镇招生开学，至1942年2月陆续毕业，这一期学员都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团、营、连、排干部和少数班长、老战士，共计928人，编为上干科和基本科，下辖9个学生队。1942年5月1日，抗大第8期在浆水镇开学，这一期学员大部分是十八集团军直属队、129师、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分为10个队，共计1067人。

　　◆1941年6月1日，抗大总校在邢台县浆水镇举行建校5周年庆祝大会。

　　抗大在浆水期间，最大的特点是正规化办学，发动教职员工自编教材包括文、史、哲、数、军以及战役、战术等41种，发行18000多册，不仅满足了总校和各分校的教学需要，而且还提供给各部队使用。这套教材被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

　　绥德时期：1943年1月24日，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大限度的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的指示，抗大总校除分配一部分干部和部分学员留在晋冀鲁豫边区工作，陆军中学继续留在浆水办学外，其余1600人，由副校长何长工率领，分两路返回陕北。

　　抗大返回陕北后，党中央极为重视。特任徐向前为校长。毛泽东专门为返回陕北的抗大题了词：“站在最前线”。在绥德期间，抗大遵照党中央的统一安排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第八期学员正常的学习得到有效保证，广大教职员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业务上都有很大提高，到1945年抗日战争大反攻前夕，第八期学员完成各科学业奔向各抗日战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功立业。

　　二、抗大的鲜明特色

　　抗大是着眼于为抗战培养高素质的军事政治人才的摇篮，是党中央、毛泽东亲历亲为所创办的一所居无定所，流动办学，没有像样的课堂和桌椅、没有正规课本，学员学战结合，学劳结合，兼职教员为主，少有大学教授，是不同于普通大学，又有别于他国的军事院校，呈现出鲜明的共产党个性和毛泽东思想的办学特色。

　　1.理论实践，紧密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抗大从来不搞单纯的知识灌输，既重视学理论、学知识本身，更重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这一思想，抗大的政治理论教学，从不安排长篇大论地学马列原著，而是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引导学员运用所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实际斗争中的具体问题。抗大的军事理论教学，也不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类的东西，而是以直接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要内容，辅之以必要的战役战术知识。

　　毛泽东在给抗大的讲课中，结合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强调要把握指导战争的规律，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不固守某一作战模式，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都能想出一套办法来对付。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较少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伟大胜利。

　　2.突出重点，补缺求精

　　战争环境下办教育，注重实用，强调少而精。首先是少。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筛选教学内容。实际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急用的便先学，“不急之务”则后学或暂时不学。其次求精。在每一门课程教学中都力求突出重点，画龙点睛，讲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完整，不搞繁琐哲学和反复论证。

　　后来，毛泽东又将这一教学思想进一步引申，明确提出不仅战时培养干部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正规院校教育也应注意这一点。“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3.因材施教，对症下药

　　抗大前后办了近十年，各个时期学员的特点明显不同。前两期主要培训红军骨干，第三、四、五期主要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第六期以后，知识青年的数量减少，抗大的培训对象即以八路军基层干部为主。

　　针对这一情况，抗大在教学中注重对文化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工农干部，首先要安排文化补习，教学中强调少讲多做，“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听课者能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部。”

　　对于知识青年，则以问答式教学为主，组织学员展开自学和讨论，充分发挥其善于思考的优长。

　　而对于有丰富经验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则强调以自学为主，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组织来自全军各部队的领导干部相互交流，认真总结带兵、作战经验，不断充实抗大的教学内容。

　　4.启发思维，重点突出

　　毛泽东是教员出身，知识渊博，语言幽默，擅长讲课，对教学方法很有研究。毛泽东多次给抗大讲课，他都是采用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举例说明，启发教育，总括点题，重点突出，从不搞“满堂灌”，深受学员欢迎。许多聆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几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抗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课堂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

　　5.教研互动，重在实战

　　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特别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大学办成研究型的。当年抗大在这方面就非常成功。

　　抗大刚成立时，军事课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战法。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军战争环境和作战对象都发生变化，八路军的作战形式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平原游击战等新的战法。

　　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员适应实战的需要，抗大专门成立了军事研究室，及时搜集和整理部队最新的战例、战法，经过认真研究，编写成新的教材。抗大还组织教员轮流下部队代职，体验部队生活，亲自参加战斗，帮助一线指挥员总结作战经验，直接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同时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带回课堂。

　　例如，历史上我军长期依托山区作战，对平原上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缺乏经验。抗大便组织教员、学员参战，直接开赴冀中平原，利用青纱帐和村落与敌周旋，边打仗，边总结，边教学，很快就摸索出一套平原游击战争的战法。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培养出一批熟悉平原游击战术的干部。

　　6.博采众长，兼收并用

　　抗大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却一点不保守。无论是苏联红军的军政教材，还是国民党军队乃至日本、德国军队的条令教范，只要有价值，一概采取“拿来主义”，作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参考。强调知己知彼，重视对作战对手的剖析，是抗大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抗大的巨大贡献

　　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了成千上万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领导人才。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而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抗大培育出的将帅个个精英，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战功亮丽：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不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步伐，而且击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阳明堡大捷，一夜击毙日军100多人，炸毁日军飞机24架，在全国影响巨大;黄土岭战斗，一举歼灭日军900余人，并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精锐独立混成旅中将阿部规秀，震惊海内外;1939年2月10日，发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香城固伏击战，被朱总司令称为“平原模范游击战”。这些抗日战场上的杰作，都是出自抗大名将之手。抗大近十年，十多万中华优秀儿女在这所大熔炉中淬炼和锻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乃至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根据研究查证，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衔的1056名将军中，曾在抗大担任领导、教官、学员的将军就达316人，占所有将军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元帅7人，大将8人，上将26人，中将53人，少将222人。此外，抗大还孕育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人，胡耀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1名，李先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6名，徐向前、罗瑞卿、耿飚、陈慕华、余秋里、谢富治;中央军委副主席2名，张震、迟浩田。抗大学员日后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及兵团级、省部级高级领导人才数不胜数，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建国初期抗大学员撑起了共和国的半壁江山。

　　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那么抗大就是中国革命航向的灯塔。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向往延安，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自然就选择了抗大作为第一目标。抗大海纳百川般吸引和凝聚了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是抗大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中一部分救亡运动的骨干，开始陆续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仅第二期人数就达600多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延安愈益成为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和抗战的中心，抗大随之成为人民心目中的抗战旗帜和战斗堡垒，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抗日民族解放之道路。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这些人中不仅有根据地的，还有敌占区、国统区以及国民党高官的亲属，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此外还有许多的爱国华侨。在这荒芜的黄土高原上，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爱国青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冲破重重阻拦，络绎不绝地奔向心中的圣地延安。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赞叹：“奇迹，奇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四、抗大的精神永存

　　抗大办学近十年，不仅培养和孕育出万千共和国的将帅、领袖、高级领导，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缔造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而且锤炼和锻造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核心的抗大精神，这也是抗大至今光芒四射，永不褪色的真谛所在。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抗大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抗大的办学过程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史，抗大的实践又为艰苦奋斗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抗大办学伊始，是一个“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大学。办学环境异常艰苦，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像样的课桌，他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改造马厩、猪圈当教室、宿舍。没有黑板、桌椅，就自己抹黑板，凿石桌凳。没有教学课本，没有笔墨纸张，就自己捡废旧报纸当练习本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抗大在延安的艰苦办学境况有过很形象，也很生动的描述。抗大作为革命的大熔炉，不仅担负着学员科学知识、军事技能的培养，更承载着塑造学员理想、信念、意志、品质铸造的责任。走出抗大校门，走向抗日战场的广大抗大学员们，时刻把党的理想信念装在心里，以抗战大局为重，心系人民，心系国家、民族，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义无反顾，慷慨赴死，展现了抗大学子的浩然正气。在抗大学员中，“红色谍报之花”张露萍受党中央指派，潜入重庆国民党军统，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审问，用尽酷刑，她视死如归，年仅24岁就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被誉为“长滆女杰”的林心平，患病住院期间被特务发现出卖，她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不幸被捕，丧心病狂的敌人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她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灭绝人性的日军将她大卸八块，投入硫酸缸中化成血水，年仅23岁。抗大女学员程克在1942年5月敌人对抗大总校进行“大扫荡”突围的山洞中生下一个孩子，面对近在咫尺敌人的叫喊声，为避免暴露目标，为掩护同在一起的7名同志，她作出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上，连一声啼哭都没发出，就死在妈妈的手下。抗大陆中副校长史紫千，在1942年5月反“扫荡”作战中，不幸被捕押往太原监狱，敌人对其动用各种酷刑，威逼利诱，他慷慨陈词，拒不投降，无奈之下敌人将他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活活刺死在太原城东门外。被称为空中孤胆英雄的刘玉堤，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的辉煌战绩，成为中国空军空战中的范例。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在抗美援朝空战中，曾十多次参加空中格斗，取得击落击伤敌机5架的出色战绩，特别是他击落号称美军“空中一霸”的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彻底戳穿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震惊美国空军高官。他们都是抗大培育出的烈女骄子。抗大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抗大学员们的铮铮铁骨，展现了抗大精神和浩然正气!

　　抗大——一座不朽的丰碑，抗大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来源：微上党博客)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6 08: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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