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广东高校：中大三迁，华师八迁…
2016-08-29 14:27:18  来源：广东高校传媒联盟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三迁

中山大学

1938年10月21日，日寇占领广州，当夜，中山大学在枪林弹雨中迁离广州，历经艰难险阻，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抗战时期的迁徙，当中记载下来不仅是艰难，更多的是学术坚持与抗日救亡。

一迁，日军攻占广州后，中大校方被迫迅速作出决定：迁校。校园愈离愈远，频频回望时，师生们也许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中大西迁云南澄江后，一切设备自然是极之简陋，但师生们始终不忘救国救民，在校内及所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底是菁菁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大在云南澄江办学期间，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学生们公演以爱国救亡为内容的话剧、粤剧，所得 款项，用于修建剧院，被称为“抗战期间之兴奋剂”。而平时同学们则从事抗战、兵役、节约、储蓄、劳军义卖、卫生防疫等宣传活动，不曾停歇。

二迁，在云南临时办学不到两年，因时势所迫，1940年8月，中大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又迁至广东北部山区坪石办学，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三迁，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向粤北进攻，坪石告急。在中大面临第三大搬迁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线。1945年1月中旬，进犯粤北的日军包围坪石之时，学校仓促通告紧急疏迁。这时的中大不得不分流成三部分:往东走仁化、梅县等地，往西走连县。而在迁离坪石时，工学院卫梓松教授来不及突围，不受敌人利诱，自杀殉难。附中教 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搬往仁化途中，遭日寇杀害。国难家恨让中大师生更加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激情，课坚持上，讲座继续开，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也从未停止，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大师生方迁回石牌原址。

八迁

华南师范大学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广东省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下令将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改组：一、将工学院并入国立中山大学；二、商学院改为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现广东财经大学）；三、教育学院改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仍由林砺儒任院长。学生部分随集训队伍迁至连县星子，部分疏散回家，学院疏散至广西梧州市。1938年9月，勷勤大学教育学院发展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

1939年初，学院再迁广西融县，员生相继抵达融县复课。此年秋，广东省立教育学院奉省政府之命，迁回粤北乳源之候公渡，正式改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期间发生过国民党不满学校引导学生看进步书刊，而逼迫林砺儒辞职。学生由连县步行到韶关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留任林砺儒先生事情。同年8月，学院迁回广东乳源县侯公渡设校。

1942年春，学院迁校于曲江桂头圩。那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校务仍勉力维持，使教学不至中断。1945年初，曲江沦陷，学院猝不及防，遭致重大损失。师生逃难，备极艰辛，最后才在连县东陂旧院址得以落脚。不久迁往罗定榃濮乡复课，并另在兴宁甘塘与广东法商学院合设分教处，以安置疏散到东江地区的师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学院迁回广州，在光孝寺复课。八载流离，困顿窘迫，在这时终于宣告结束。这是华师的一段苦难史，但也是华师的光辉岁月。无论是林砺儒其他老师学生尊师重道、倡导学术自由的举措，都体现了华师人的风骨和脊梁。

N迁

广州大学

1937年，奉教育部批准附设计政训练班，聘该大学教授黄文衮硕士为班主任，为华南各大学开展“职业教育”之最。抗战期间，广州大学先后迁设于开平、台山、香港、曲江、罗定、连平、兴宁等地，实行战时教育，学生人数仍达5000多人。1941年，陈炳权兼任财政部曲江区银行监理官，并接受财政部委托广州大学开办税务训练班，聘梁式文教授为主任，为财政部训练大批税务人才，加强财政建设。1942年，在广西桂林设广州大学桂林计政班，先后聘刘兴序、曹美成、袁功甫为班主任，这又是广州大学跨地区开展“职业教育”之最。1943年8月，陈炳权赴美国考察战时经济，并为广州大学募捐基金，乃由王志远代理校长。

为内迁抗争

暨南大学

淞沪战争发生前，暨南大学（此时校址在上海，1958年在广州重建），未雨绸缪，于1937年8月11日暂借法租界辣斐德路比德小学为临时办公处，之后有暂借中华学艺社供学生寄宿。学校大学部和中学部两部学生共106人遂得以容身，以避战火教职员共也大部分移住法租界。

1937年，因上海形式严峻，何炳松校长计划迁移到江西南昌，选西山万寿宫为大学校舍，奉新县赤田村张氏大厦为中学部校址，着手修缮，拟于1938年2月开学。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向长江上游推进，南昌作为内迁地点不合适。何炳松又向教育部请求迁到广西桂林。但教育部指示暨大继续在沪维持。随后几年，学校向教育部要求内迁都没通过。何炳松校长以及各位校董联系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促使母校内迁运动，至1940年底达到了高潮。

迫于留沪各校要求内迁压力，亦鉴于上海办学环境日趋险恶，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拟定相关迁校计划。计划要求学校在闽浙川黔等省择一地点，但由于交通受阻，学校与教育部几经周旋，最后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但由于师资星散，图书仪器破坏丢失，迁到建阳等同重建。

1938年，暨南大学迁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又播迁到福建建阳。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暨南大学开始着手迁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惨淡经营，呕心沥血，都要找到合适的校址了，却被一纸调令发到国立英士大学当校长。他曾给学生阮毅成发过电报，称“不得已力疾拜命”，准备鞠躬尽瘁了。但因长期劳累过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时年56岁。暨南大学复员回沪后，受内战影响，侨生比例非常低。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

借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除了中大、华师、暨大外，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岭南师范学院、韩山师范学院、嘉应学院等高校也曾因抗战迁校（广东海洋大学在1939年因日军攻占汕头，学校停办），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此处不一一叙说。以上参考了《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抗战时期暨南大学的“内迁”问题》等公开资料。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9 14: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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