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的“燕京大学教授案”
2026-03-09 16:43:23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6期 作者：孙守让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向华北全面进攻，北平和天津相继陷落。因为美日不是交战国，燕京属于美国在华资产，日本人不敢轻易侵扰燕大，所以燕大没有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那样急急忙忙南迁。不过鉴于燕京大学的师生中有一部分抗日分子，日本宪兵对此有所防范，他们经常蹿到燕京大学，以捉拿抗战分子为名，对燕大实施侵扰。学校实际负责人司徒雷登对日本军人及其汉奸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方式来应对，尽量阻止他们进入校园，所以燕京校园相对还是比较平静。但是这种相对平静不久被彻底打破了。

　　1941年12月7日早晨7点55分，日本军队袭击美国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成为交战国。由于时差的关系，事发当时正是中国时间12月8日1点55分。凌晨时分，驻扎在西苑的一队日本宪兵骑兵迅速进入燕京大学校内，然后将燕京大学严密封锁起来。他们占领贝公楼，在校长办公室上张贴了“大日本宪兵”的封条。上午9点，日本兵将学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正式向学生宣布，燕京大学已经被日本宪兵接管，学生不能够有任何反抗行为。日本宪兵还宣布，中国学生必须离开学校，教师中除被逮捕者外，其余人在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之前暂时住在学校，外国籍老师必须集中在燕南园。

　　当天傍晚，日本宪兵贴出告示：夜晚禁止外出。大约晚上10点，日本宪兵开始逮捕有关人士，这些人包括研究院院长陆志韦、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社会系主任赵承信、新闻系主任刘豁轩、教务处处长林嘉通、哲学系教授张东荪等人，还逮捕了刘子健、孙以亮等十一名学生，他们都被关押在贝公楼。12月9日，他们被押上一辆载重汽车朝西苑兵营疾驰而去，停留大约一个小时后，又驶向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将他们关押在地下室，这里的地下室是日本宪兵的临时监狱。也就在这一天，日军宣布，学生必须于当天离开学校。

北京大学红楼一角

　　12月9日学生离校这一天，美籍教授夏仁德往返于女生宿舍和贝公楼之间，帮助学生搬运行李，当时被日军逮捕，然后被关押在燕南园，后被拘禁在东交民巷原英国使馆内。也是在这一天，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到天津度周末的司徒雷登正准备返回燕京，在他下榻的宾馆被日本宪兵逮捕了，然后被押送到北平，拘禁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三层楼上，开始了他将近四年的囚徒生涯。在燕京任教的一些外籍教师大都离开或准备离开燕京校园：英国人班威廉夫妇和林迈可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直接投奔西山游击队；瑞士籍的王克私进入设在北平的瑞士领事馆工作；澳大利亚籍的毕善功乘坐英国游轮离开中国，还有更多的外籍教师在燕南园生活了几个月后被转移到山东潍县，在潍县生活了六个月，其中二十二人被遣送回国。

　　12月下旬，还有一批教师先后被捕，他们是蔡一谔、洪业、邓之诚、侯仁之、周学章、肖正谊等人。圣诞节后三天，邓之诚正在洪业家里吃早饭，日本宪兵闯进洪府，带着洪业和邓之诚两人到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不久，蔡一谔也被带了进来。日本宪兵要他们登记好姓名、籍贯、年龄等，盖好手印，搜查了他们的全身，将围巾、时表、字据、火柴等分别登记装袋，然后将他们关押在红楼的地下室。青年教师侯仁之担心自己被捕会影响到怀有身孕的妻子，就将妻子送回到天津娘家，不久他自己也躲避到天津。12月28日，他在天津岳父家被捕，在日本花园街宪兵队部关押一个晚上，第二天被解送到日本宪兵本部；当天晚上他同样被投入到红楼的地下室，和前期被捕的燕京师生关押在一起。

司徒雷登同燕京大学教师

　　日本宪兵关押燕京大学师生后就开始审讯，日寇多次拷问十一名同学，但是找不到他们违反日军禁忌的真凭实据，最终不得不作出结论：思想不良，抗日无据。三十三天后，也就是1942年1月10日，十一名学生得到释放。1942年2月10日，陆志韦、赵紫宸、赵承信、陈其田、邓之诚、洪业、刘豁轩、林嘉通、蔡一谔、张东荪、侯仁之等十一人被送到铁狮子胡同日本军事法庭受审，随之被押送到东直门内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关押。1942年5月16日，洪业、邓之诚、刘豁轩被释放；5月26日，赵承信被释放。1942年6月18日，没有被释放的六人被军事法庭定下罪名：“你们向学生灌注抗日思想，并选拔学生，资送他们到重庆治下，增加抗日力量，你们的罪非常大……”然后他们被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张东荪、蔡一谔被判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三年；赵紫宸、林嘉通、侯仁之、陈其田被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两年；陆志韦因病“取保监外就医”，但是还是被判处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同时法庭还警告他们，抗日本应该处死，现在姑且从宽处理；今后若再抗日，必处死不贷。宣判后，各位老师均被释放，但是他们不能够自由行动。至此，日本宪兵军事法庭对被他们称之为“燕京大学教授案”的审判画上了句号。

　　二

　　当初，被捕师生先是被关押在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临时监狱。这里的监禁条件非常简陋，一个大空间的牢房里设置若干牢室，每间牢室用方木栅栏隔开，在木栅栏上留一个不足一米高的小洞用于进出，人要进出，一定要弓着身，甚至蹲下。牢房里安放一只粪桶，每天下午要倾倒一天的屎尿，每个牢房各出两人，腰间系绳索，戴着镣铐，由宪兵押着，抬起粪桶到红楼后院厕所里倾倒。室内高挂着用中日文书写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互相不能说话，白天要盘腿端坐，不能够斜卧，衣被要叠放整齐，每天早八点是起床时间，晚八点要睡觉，要遵守作息时间等等。

　　2月10日，他们十一位老师被转移到陆军监狱关押，这里的监禁条件更差。开头八天，他们同住一间大牢房，按每人号码排铺位，编号自503号至513号，其中洪业是506号，陆志韦是508号，侯仁之是510号。牢房的地上铺展一床床苇席，分南北两列。白天在上面面壁而坐，夜晚则抵足而眠。当时正是深冬季节，但是室内没有炉火，囚室里非常寒冷。为了驱除寒冷，陆志韦做坐行的柔性体操，并且自我欣赏地说道：“这是爱国训练的第一步。”侯仁之看到年纪稍大的邓之诚怕冷，将自己的床位移到邓之诚的床边，靠近他睡觉，还用自己的衣服盖在邓的身上。晚上睡觉，电灯总是开着，让你觉得明晃晃的，不能安稳踏实地睡觉。监狱里没有便桶，只是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茅坑。后二十四天，他们分别被关在每人一间的小牢房里。张东荪是世家子弟，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睡过觉，他受不了这样的孤独，大声地叫唤日本兵，甚至用日语谩骂他们，骂日本政府，骂天皇。日本兵过来打他，他用头猛撞墙自杀，撞得头破血流。

日本陆军监狱旧址

　　他们在监狱中的生活水平也是非常低劣的。他们每顿吃的是掺着砂子的难以下咽的小米饭，加上一碗用日本人的残羹剩菜煮成的咸水汤。看守有时候帮你拿筷子来，有时候连筷子都不拿来，他们只能像印度人一样用手抓饭吃。林嘉通暗藏了一块像石头一样硬的窝头，等看守来时径直送到他的口边，说：“请你尝尝！”一次他们吃小米饭，发现饭中细砂之多，不可胜计。他们把细砂拣出来，对看守大声控诉：“小小的沙粒，大大的有，吃的不行！”通过抗争，他们的伙食才稍微有所改善。狱方每天提供两杯热水，他们连解渴、洗漱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用热水洗澡了，因此，他们的身上长满了虱子和跳蚤。

　　由于生活环境差，生活条件低劣，有些人在狱中生了病。张东荪因饮用污水，造成腹泻，一昼夜上厕所达到五十多次；蔡一谔得了伤寒，几近送命；赵承信得了斑疹伤寒，病情危重，大家合力照顾，他们才转危为安。

　　陆志韦得了痢疾病，肚子疼痛不已，非常痛苦，接着是腹泻不止，而且还便中带血：他一会儿浑身寒颤，冷汗淋漓；一会儿浑身燥热，如同置身火炉。和他关押在一块的侯仁之全力服侍，然后叫来看守，看守请来医生，病人服了药，症状才慢慢有所缓解。日军趁机要求，陆志韦只要写悔过自新书，就可以出狱治病，看守拿来纸笔交给他，陆志韦挥笔写下四个字：无过可悔。陆志韦的家属想让他取保候审，但苦于没有任何门路，想不出办法。后来有人帮他的家属出了一个主意，让道济医院的有关人士出面，这件事情就能够解决。道济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当时日本和德国都属于轴心国，德国医院出面帮忙说情，日本宪兵买德国人的账，所以陆志韦最终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取保监外就医”。

　　三

　　狱方规定，他们这些“罪犯”不能够互相之间交头接耳，他们当然不能够公开说什么，他们先是两人头挨着头睡着，脸上用一块毛巾遮盖着，可以暗中说话交流。后来日本兵发现这个秘密，禁止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将信息传递出来。

　　刘子健和洪业被关在一起，他们经过日本宪兵的审讯后，想告诉侯仁之有关信息，先在纸片上写下有关文字，然后揉成纸团，丢在地上，打扫过道的人将这个纸团扫进了侯仁之的囚室，侯仁之打开纸团，纸上写着这样的文字：“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这个纸团上的文字是由老师洪业口授，学生刘子健执笔书写的，它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侯仁之入狱之后最为担心的事情是他曾经帮助燕京学生到南方和西山游击队去参加抗日斗争，如果这件事情被日本人发现并坐实，就会有杀头的危险，纸条上的所谓“学生西游之事”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得到这个信息，侯仁之心里踏实，能够有底气、大胆地应付日本宪兵的审讯。

　　为了交流信息，他们还创造了一套套暗语：例如他们用身体的各个部分分别代表英文的字母，然后用搔痒等动作来表达一定的意思，传递相关信息。

　　日本宪兵的军事法庭在审讯他们的时候蒙骗和恐吓他们说，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已经被日本打败，美国的海军基地都被炸毁，中国人不能够再寄希望于美国人；日本是为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而“圣战”的，但是你们却把燕京大学作为白人侵占东亚的大本营，重庆政府抗日的前沿阵地，这是为害东亚和平的事情。在审讯学生的时候，他们就拿出早已拟就的“燕京大学抗日容疑取调询问”的八道题目，要求学生按照这八个问题如实回答。这八个问题包括，交代自己对待日本、美国和重庆政府的态度，在校内是否组织抗战团体，和共产党的关系等等。学生敷衍日本宪兵说，燕京的师生都有爱国情怀，对日本侵略者非常憎恨，这一点是不假的。那些对抗日十分急切的师生都用脚投了票，留下来的都是爱好学习和做学问的。邓之诚面对敌寇的审问，也像学生所说的那样，慷慨激昂地回答：“燕校自二十六年以后，所有抗日教员学生，悉已相率南去，留此者皆专心研究学术之人，决无抗日会组织，但却无一人亲日者，即鄙人亦然。”洪业在日本宪兵审问的过程中，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坦然地承认自己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并警告侵略者说，你们是会得到报应的，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

张东荪

　　日本宪兵很多时候采用了暴力手段来对付中国师生，一般的暴力手段是打耳光，用棍棒击打身体，用夹子夹手指，用水灌口鼻等等。陆志韦就挨打过，他的一口牙齿差不多全被打掉。最为残暴的是，他们将犯人推进浴室当中，然后命令其喝水，喝到满腹是水，然后用脚踢，水从耳鼻中迸射出来。面对日本人的暴行，燕京大学师生并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不屈不挠，甚至奋力反抗。被捕的学生中有的被拳打脚踢、扇耳光、大棒击头，血迹斑斑甚至昏倒在地，但是他们只承认有抗日的思想，不承认自己有抗日的行动，让日本宪兵找不到继续拘押他们的理由。一次张东荪与邓之诚暗中说话，被看守发现，看守提来一桶水，泼在张东荪的身上和床上，他的衣被全部湿透；张东荪不堪凌辱，冲上去和看守厮打起来，并且多次自杀，以示抗议。幸亏大家及时营救，才得以不死。

　　虽然身陷囹圄，但是燕大师生们也表现出难得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想象着吃美食的情景，其中有一人说：“我们现在吃的是猪食。”洪业幽默地说：“我们不是普通的猪，而是日本天皇的猪。”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一天赵紫宸在喝汤的时候，偶尔发现汤里边有一小块带毛的肉，禁不住向身旁的洪业洋洋自得地炫耀起来。面对日本宪兵冷冰冰的手铐，张东荪问洪业怕不怕，洪业回答，刚才很怕，这时候不怕了。张东荪说，你不怕，我也不怕了。洪业笑着说：“德不孤，必有邻。”在监禁中，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学业，利用这段空闲的时间相互切磋琢磨。侯仁之和赵承信同囚一室，赵承信是研究社会学的，为侯仁之讲解都市社会学和人文区位学的原理，甚至想利用身陷囹圄的特殊环境来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侯仁之多年研习中国历史地理，则讲述北京的历史地理、京绥铁路沿线地理以及黄河、运河水利开发史。他们有问有答有讨论，有时会高兴得忘记身在狱中。洪业在狱中想摒弃眼前的一切，全力构思一部乌托邦式的小说，还和赵紫宸一起讨论小说的情节，同时两人暗中诗词唱和，真是不亦乐乎！

　　四

　　“燕京大学教授案”终结后，这些老师都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但是由于燕大停办，校长司徒雷登也身陷囹圄，没有薪水发放，他们怎么能够生存呢？陆志韦当时在燕京的薪水每个月有数百元，失去这份收入后，他们一家人生活困顿。为了换点粮食，陆不得不变卖衣物。赵紫宸当时也只能靠典当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被人安排在教会工作，讲讲课，做点文案工作，勉强支撑着。洪业回家后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为了吃饭，他不得不变卖自己的生活物品和书籍：英文打字机、中文打字机被卖掉了；一套洪业送给洪夫人的、夫人非常珍爱的版画，一部他自己心爱的“二十四史”，他都忍痛出手；他还把自己在新开路的房子租赁出去，然后和女儿一起住在别人的家里——不久又搬了回来，和租客一起挤着住，最后他听从他人的建议将自己的住房作抵押，抵押的钱借贷后获得一些利息，凭借这点利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蔡一谔出狱后，没有其他门路养活自己和家人，一位没有了施展自己本领的舞台的读书人只好帮助家里做豆腐，真是斯文扫地！

　　抗战将近胜利的时候，有一些做了汉奸的中国人惶恐不安，于是就向有身份的中国人送礼，希望他们在抗战胜利后为其美言几句。有人向洪业送礼，洪业断然拒绝。有一天，洪业去拜访好友邓之诚，当时邓家正在吃早餐，洪业看到邓家的餐桌上摆着一个高粱米做的窝窝头，一碟咸菜，一碟花生米。洪业问邓之诚，现在没有人给你送礼吗？邓之诚答，当然有。那么你收了人家的礼没有呢？邓笑答，我收了礼，还吃这种东西？洪问，你是怎样推辞的呢？邓答，当时问那人，你送给洪业教授没有？来人回话，送了。洪业收了没有？没有。邓之诚告诉来人说，洪教授不收礼，那么我也不收礼。两位老朋友会心一笑，这一笑，既表现出了互相理解，也体现出对对方的赞赏。

洪业（右二）与司徒雷登（左二）等合影

　　当时天津的一位企业家宋棐卿拿出了不少钱来接济燕京出狱后的教授。宋棐卿将钱交给洪业，洪业就将钱分成了若干份，分给了相关教授。为了拉拢这些教授，日军也给他们施舍钱或粮食。在狱中的时候，日本宪兵曾逼陆志韦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现在出狱了，日军还没有死心。日军军官桦田邀请陆志韦吃饭，用小汽车迎来送往，希望陆志韦出任伪职，陆志韦回家后告诉家人说，日本人要我当汉奸，真是瞎了眼。侯仁之出狱后住在天津岳父家，经常有汉奸便衣登门拜访，除了监视他之外，也还软硬兼施，希望他能够出山为日本人服务，遭到侯仁之的拒绝。日本人还准备在中山公园创办研究所，将燕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罗致名下，为日本人装潢门面，他们的这些企图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抵制下没有实现。

　　燕京大学的这些教授是学者，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没有懈怠，他们一方面要想办法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学问、努力著述。邓之诚出狱后将自己在狱中写的诗篇汇编成《闭关吟》一书，还撰写了《南冠纪事》一书，记录了自己在监狱中的非人生活，揭露了日本军人的残酷暴行。赵紫宸出狱后将他在狱中写的一百七十首诗写下来，结集成《南冠集》出版；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出狱后他还写成了几部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一部是《基督教进解》，还有一部是《圣保罗传》。这两部著作是赵紫宸晚期比较重要的著作。蔡一谔觉得在敌占区生活憋屈，准备逃亡到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去工作。洪业劝他不要去，日寇失败在即，后来洪业的话得到应验，蔡一谔欣喜若狂，感谢洪业的提醒和指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举国欢庆。8月17日，司徒雷登获释。燕京大学在北平人员于三官庙举行会议，研究复校的事情。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在再次担任校长的陆志韦等人的带领下，一支燕京人队伍重新回到了离别将近四年的燕园。10月10日上午，燕京大学举行了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陆志韦主持了开学典礼，洪业是主讲人。至于在成都办学的燕京大学的回迁，则是1946年5月到6月的事情。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09 16: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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