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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 (上)
2022-06-09 10:43:44  来源:搜狐 群学书院  点击:  复制链接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的,是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徒步迁徙的影像,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慷慨悲歌的缩影。

  抗日战争的纷飞战火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十四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那些见证历史的珍贵记忆 是文学、是历史、更是永不磨灭的精神!

(本文将分上下两章发布,此为上篇。

抗战时期部分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

  抗战中的十所大学

  1.浙江大学

  西迁的另一重使命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浙大西迁路线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州地母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六年,国宝万无一失。

浙大西迁湄潭纪念碑

  2.中央大学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中央大学动物西迁路线图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西迁入川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奶牛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中央大学在重庆修建的七七抗战礼堂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中央大学森林系师生在重庆歌乐山考察

  3.武汉大学

  将士效命疆场,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路线图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校门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武大女生在乐山校区宿舍

  4.厦门大学

  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萨本栋校长与厦门大学师生在长汀新校区

1938年厦门大学在长汀庆祝建校17周年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厦门大学西迁长汀的图书馆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01-09 09: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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