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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爱国台胞蔡智堪反日救国二三事
2019-03-27 10:31:41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点击:  复制链接

  蔡智堪(1888-1955),本名蔡德扁,一位在20世纪上半叶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阻止帝制复辟等活动而不惜毁家纾难的爱国台胞,因从事秘密活动的需要,其人其事并不广为人知。本文试图对他智取《田中奏折》、反帝倒袁救民国、调查皇姑屯炸车案等几项最重要的爱国活动进行还原,使广大国人记得还有这么一位仁人志士,以他特殊的身份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使这位幕后英雄不至于青史尽成灰。

  一、从事反日救国活动的由来

  追述蔡智堪不惜以倾家荡产的牺牲投入救中国的事业、不得不深究他从事这诸项活动的背景和思想特质。

  1.家庭影响 蔡智堪祖上为台湾省苗栗县后龙镇从事造船行商事业的大族首富,其父热心于造福地方,尤其注重传守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甲午中日战争一声炮响,日本迫订《马关条约》,强割台湾。其父因顿失祖国而异常悲愤,并筹款输饷支持义军抗日,在回天乏术之后,在蔡智堪12岁时(1899年)带他到日本求学并在东京落籍,开设“蔡丰源商行”,成为东京非常有名的台湾富商,也为蔡智堪日后从事反日救国活动打下厂丰厚的物质基础。

  其父认为“君子报仇,九世不忘,愿吾子孙有以覆之者”,训示子侄胸怀收复故土之志,这种义不臣倭、崇高圣洁的爱国情操代表了蔡家传统的忠贞家风,对于蔡智堪后来投入反日救国活动具有深远的影响。

  2、生活环境 蔡智堪由于长期在日本生活,留学读书经商,所以对日本国情以及政治社会状况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深知执政的“政友会”一向坚持领土扩张主义,积极图谋侵略中国,所以不惜以大量金钱资助在野大党“民政党”要员,并于两党政争矛盾中获取执政党侵略阴谋的重要情报资料供给祖国当局。同时,蔡智堪凭借他在政商界的卓越地位,宣扬中国革命宗旨,游说日本朝野政要,并通过他在日创办发行的《日华杂志》等各种渠道,宣传中日两国应该修睦邦交,期望能抑制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

  3、参加同盟会 蔡智堪18岁那年(1905年),跟随林荣初的好友陈少白迎接抵日的孙中山先生,并初次聆听中山先生讲述革命的真谛,由向往革命而立志加盟革命。同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蔡智堪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同盟会,并亲承中山先生指示,奉行革命救国任务,从此开始秘密活动。

  二、智取《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原名《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昭和天皇的奏章。全文长达四万余字,指导思想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奏章所指示的侵略步骤非常明确,方案极为周详,旨在先夺取东三省与内外蒙古(日本军阀所划定的满蒙范围),以所掠夺的丰富资源供作进据中同的资本;北战苏俄而掠夺西伯利亚,南战英美而囊括南洋、印度,再扩至欧洲、太平洋彼岸。在包括擒张学良、推出傀儡、踞有东北、打进关内等各细节问题上都进行了详尽汁划。

  从日本此后的侵略思想、策略、行动、时代背景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其与《田中奏折》内容相符合。

  1928年4 月14日,中国驻日本公使,自东京电告北京政府:“日本内阁正在研议《田中奏折》具体文现的方法步骤与阶段,视为日本帝图百年大计,希望我政府特别加以注意搜求。”当时主持对日问题的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获知东京国际情报战场上已谍斗不止,迅即密件指示蔡智堪速谋入手。

  蔡智堪接阅密件后,深感《田中奏折》对于祖国的存亡命运关系非常,但它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外人难以取得。经过几番审慎周密的思虑,研析日本的政情与党争后,蔡智堪认为用间谍的方法恐难奏效,决定采取个人交谊活动,利用两党政争的矛盾,由在野的“民政党”设法代为执政党“政友会”取得此项极为机密的文件。

  按照这个计划,蔡智堪首先分别宴请历任原敬内阁和高桥是清内阁大臣的床次竹二郎,以及现任民政党总务长永井柳太郎和民政党其他政要人士,说服他们若要击倒“政友会”,维护皇统安全,必须揭发并掀动舆沦抨击《田中奏折》所主张的武力侵华政策。数日后,床次竹二郎果然来告已得到日本元老保皇派的认可,但慑于军阀威势需请中方帮忙谋取奏折。

  于是蔡智堪立请名厨筹备宴席,接洽数位日本元老保皇派人物,并于席间知悉《田中奏折》尚未批交内阁执行,暂存于“皇室书库”。以“元老”宫内大臣伯爵牧野伸显为代表的日本保皇派愿意协助布置蔡智堪进入书库抄取《田中奏折》,代价是蔡必须实践向国际揭发《田中奏折》的诺言,以打倒田中内阁,避免激发战争,从而保证皇统安全。于是蔡智堪经过周密的计划布局,选定了入皇室书库的时间和路线。

  同年7月下旬某日午夜,蔡智堪乔装成一个修补图书的裱糊匠人模样,随身带着牧野伸显送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由牧野伸显的妾弟领路到达皇城,基于安全考虑而反复迂回,费时一小时才进入皇室书库。他将带来的碳酸纸平铺在原件上,映着电灯的光亮细心用铅笔一字字描抄。因字数太多,到天明也未能抄完,于是翌日晚间继续描抄,又小心翼翼校对一遍,才收拾夹在衣服内层走出皇居。

  这个工作原来计划用照相术,但因是秘密工作必须夜间完成,照相无法办到,只能用描写抄录的办法,整整抄了两个夜间的功夫才算大功告成。

  携出抄件后,蔡智堪立即电告东北王家桢,将寄送奏折抄本的手提箱拆开箱底,把奏折抄本散铺在夹层之间,仍旧缝合原状,避开日本宪警的检查。第二天专程前往奉天(沈阳),送到小西关外亲自交给王家桢。

  王家桢将奏折抄件交给他的外交秘书办公室翻译,定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两百本,分送东北政治负责人员阅读,并前往南京将奏折转呈外交部。

  1929年第三届“国际太平洋会议”召开。中国东北方面的代表、“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委会主席阎宝航从王家桢处获得“田中奏折”抄件,大为震撼,立即将之译为英文,印出两百份在会中分送给英、美、加等各国代表,自然引起一片哗然。而中文版的《田中奏折》则于同年年底在南京的《时事月报》杂志(第1卷第2期)“特件”栏发布,这是国内最早正式公布的奏折内容。旋即全国报章杂志竞相以最显著的版面予以转载,更激起国人激烈的反日情绪,各国也大为震撼。

  尽管日本当局矢口抵赖,但其狰狞的嘴脸和狂妄的野心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不仅引起各国指责,就是日本国内政坛也发声了极大震荡,并成为田中内阁倒台的一大诱因。

  三、反帝倒袁救民国

  (一)设计打消日本助袁称帝案

  袁世凯窃国后,身为民国总统却大开民主倒车,大肆酝酿帝制运动,妄图改变国体为中华帝国以实现他的皇帝梦。为达成一已私欲,不仅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还于1915年年底派遣特使赴日活动,加紧称帝步伐。孙中山先生闻听消息,亟命党人李烈钧赴日阻止日本援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逆行。李烈钧到东京后即请来蔡智堪共同商议,以期破坏日本政府“阁议”援袁称帝的进程。

  当时日本政府内阁中,除司法省法务大臣尾崎行雄等二人外,其余都很赞同援袁称帝,情势危急。作为尾崎行雄的经济支持者,蔡智堪充分利用两人间的交情,说服尾崎竭力阻止阁议通过赞助袁世凯变更国体改行帝制案。

  于是尾崎行雄向大隈首相及阁僚们分析援袁案对日本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坚持打消助袁称帝案,并主张对袁采取强硬政策。最后尾崎于内阁会议中行使“一莲托生”的否决权.终于使得此案为之搁浅,而且促成全体阁员辞职,结果改为“对袁氏帝制暂不表明态度,俟其见诸实行阶段,则予以否定,而将其政权扼杀之”的策略。这次援袁案的撤销,完全有赖于蔡智堪进行的地下外交。成功阻止日本支援袁世凯称帝,应该说是蔡智堪第一次发挥他个人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是不折不扣的无名英雄。

  (二)护蔡锷赴滇完成护国军之役

  1915年,时任“全国经界局”督办、陆军中将、昭威将军的前云南省都督蔡锷,虽于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严加监视,却已暗中与云南、贵州两省密电反袁,觅机出走。在经历北京一天津一日本长崎的危险行程后,电约流亡新加坡的李烈钧分道入滇反帝倒袁,并告知将经由台湾前往云南。

  考虑到行程危险,孙中山先生亟命蔡智堪协助蔡锷从日本假道台湾赴滇;李烈钧也来电请求予以掩护以免遭到日本当局留难。

  蔡智堪受命后即通过关系联络东京“警视厅”总监准予蔡锷顺利过境,并电示台湾“水上警察署”接应。为求万全,蔡智堪还先行同台布置接应。岂料蔡锷竟被基隆港口“水上警察署”禁留,拟直接遣返上海讨好袁世凯。

  于是蔡智堪日夜奔走营救,不遗余力,一面急电东京尾崎行雄求援,一面施展银弹攻势,托求“台湾专卖总局”局长代为说项疏通,放行蔡锷。……终于获得引介,直接以八千银元贿通水上日警,潜行负出蔡锷,使从煤仓口溜出,迅即换乘预置的小轮船,蔡锷遂得以脱险而去。……及船抵海防(越南东北要港)登岸,而袁氏爪牙已获知消息,派有密探潜伏码头,伺机狙刺蔡锷。……岂料蔡锷命不该绝,得以变装蒙混上岸而去。但蔡安……竟成为蔡锷的替身而牺牲了。蔡锷走出海防码头,仓皇避入设驻海防的日本领事馆,才免遭袁氏特务分子的暗算,而后乘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于12月25日举旗倡义,兴起护国军之役。

  推究护围军之役,毋庸置疑蔡智堪功不可没。若非他出钱出人出力,蔡锷根本无法在辗转的诸多危险环节中全身而退,进而完成写下维护共和光辉史页的护围军之役。这也是蔡智堪白认为加入同盟会后“最显身手之事”(见1949年蔡智堪撰《参加革命经过》)。

  四、取证皇姑屯炸车案

  1928年6月,已掌握北方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为结束南北内战,决定不顾日方恫吓,退兵关外。在离京的火车上,即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张作霖身亡。

  此时蔡智堪已通过东北方面关系被任为国民政府派驻日本的十二位特别工作人员之一,受王家桢委托对皂姑屯炸车案进行调查。

  某日,蔡氏邀宴一位从沈阳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少壮军人,听他透露出一段秘闻:……高级参谋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则力主杀害张作霖,少壮派都表示赞同,决定趁着张作霖坐火车回东北时将他炸死……最后决定在皇姑屯南满铁路路桥为下手场所,由工兵长菅野大尉负责装置电流炸弹,命独立守备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监视台”(在南满路南边)注视张氏所乘第85号专车,于穿过时急按爆炸电钮。

  蔡智堪深知出事地点所在路桥属于日军严密警戒的南满铁路,装置电流炸弹需要大约六小时,确实只有日军才能办到,于是立即电告张学良。

  为取得确凿物证,蔡智堪邀请好友日本民政党总务长永井柳太郎乔装成商人,一同前往皇姑屯现场从事实地调查,并约请了在南满铁道任警察的永井同乡夫川清三郎会晤协助。在现场根据四周状况、陆桥形势、肇事位置、爆炸程度、日军屯驻情形等,三人研判除日军外无人能为。

  蔡氏因问事后现场有无遗物被人捡获?大川答其同事朝鲜人金井曾经捡得一枚炸弹筒。永井即请大川引导至金井家中一看究竟,……即入内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一枚铜质篆有图样墨头炸弹筒,上面篆有“日本帝国军工厂制”的标记 ……按照日本政府“武器法”的规定:“非奉天皇敕令演习战斗,或突发事变,凡帝国军工厂所制之爆弹,不得使用”因此,蔡氏和永井都认为如能获得此一有力证据,即可根据此项规定,顺利打倒田中内阁 只是大川开价惊人,买卖颇成问题 因为永井随身仅带现票1 1万元,急切中无法筹足蔡氏此行虽携有20余万元,实为归还大连油谷公司的大豆账款。当此之时,蔡氏立即作明智决定,竞提出25万元付之成交,做完这桩世界上最昂贵的废弹筒买卖。

  同年12月在日本众议院第56次议会上,民政党就凭着蔡智堪买来的炸弹简和一些破弹片,以及其他证据,猛烈抨击执政党政友会,谴责田中义一以及内阁总理违反武器法的规定,采取卑劣手段谋害张作霖,丢尽本国脸面(此时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阴谋已传闻于国际)。因此事受日皇厌恶的田中只得于1929年提出总辞职,宣告垮台。

  五、毁家纾难终为国

  蔡智堪为国家民族默默完成的地下工作远非二三事能尽言,其家产也多耗在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银弹攻势”中。日本政友会掌握了他“通谋敌国”的证据后,将他数度拘执,使其备尝刑讯之苦;他在日本的洋楼、店铺、水田等都被日军抄没充作军资之用,家人生活无着,苦不堪言。然而战后民生凋敝,国共战争再起,政府自顾不暇,为蔡智堪索还财产之事不了了之。可怜他一生为国鞠躬尽瘁,却因之丧尽累世家财,并累及子孙甚至得不到他们的谅解,实为一大遗憾。

责任编辑:李娟 最后更新:2019-03-27 10: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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