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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2021-10-12 16:58:20  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武警国防生办公室 马海伟 朱克寒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至1945年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族共御外侮取得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期间,台胞没有旁观、没有退避、没有缺席祖国大陆抗战,而是以多种方式加入抗日大潮,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895年4月,台湾割让于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胞丘逢甲等爱国志士当即联名致电清政府明确表示:“台湾属倭,万民不服。”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使台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此后,在台湾割让于日本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台胞自发开展了以反抗日本占领台湾、维护祖国统一为内容的一系列抗争。进入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7年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台胞敏锐地认识到,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命运始终与祖国息息相关,“覆巢无完卵”“唇亡齿必寒”,台湾要实现重新回归祖国的爱国追求,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才是实现回归的强大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海外回国以及岛内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达5万多人。不仅回到祖国大陆的台胞以多种方式积极投身祖国抗战,而且被强行征集到日军服役的台湾籍官兵,及在台湾岛内的台胞,也通过各种反日反战活动,积极支援祖国大陆抗战。

  获取日本侵华绝密情报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尝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巨大甜头后,便欲壑难填,伺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侵略战争。1927年6月至7月,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后,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目标,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绝密奏章(史称“田中奏折”),作为日本在适当时机发动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侵略的军事战略计划,呈报给日本昭和天皇。该奏折提出,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从而全面规划出日本在分步实施军国主义扩张侵略阴谋过程中,首先侵占我国东北、继而侵略整个中国、随后侵略亚洲乃至世界的狼子野心。了解掌握“田中奏折”的内容,可及时揭露日本逐步扩大的军国主义侵略阴谋,因此,“田中奏折”堪称当时一份万分重要的绝密军事战略情报。不仅中国,美国、英国等国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不惜花费巨额代价,想方设法获取“田中奏折”的相关内容。

  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东街道酒坊巷18号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是80处遗址名录中唯一涉台抗日遗址。

  奋斗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

  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长期处于劣势。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依靠全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过程中,台胞也为此作出重要贡献。

  出生于台湾彰化的台胞谢南光回到大陆后,旗帜鲜明地抨击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谢南光十分重视做好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在张学良发动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前夕,谢南光曾两次会见张学良,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爱国主张,与张学良共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谢南光第二次会见张学良后不久,即发生由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的、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张学良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千古功臣,而台胞谢南光则对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施加了积极影响,其功劳不可泯灭。

  出生于台湾台南的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抗日爱国台胞许地山,其父许南英在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时,曾带领当地军队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受其父抗日爱国思想熏陶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思想影响,许地山1935年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就积极支持大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因此被校方解除教授职务。此后,许地山继续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斗争。1938年,许地山与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该协会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文艺组织,周恩来曾被聘任为名誉理事),通过该抗日进步组织,许地山等人既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战,又通过该组织向社会各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维护、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台籍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友邦等人领导闽浙沿海诸省的台湾青年,组成“台湾义勇军”,其下还设有“台湾少年团”,对台籍志士子女予以照料与教育,并训练孩子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队伍

  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中流砥柱。在八年抗战期间,从台湾及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回到大陆后,不盲目听信国民党的片面宣传,把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身上。许多台胞回国后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阻扰,直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队伍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台湾台南出生的青年蔡啸,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思想指导下,15岁时就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然而,回到祖国大陆后,国民政府曾一度误认为他是台湾日本殖民统治者派遣到大陆的日本特务,将其抓捕投入监狱,使用严刑予以拷打。蔡啸出狱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受到邓子恢等中共领导人接见,随后加入由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此后又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蔡啸被任命为新四军茅山地区便衣短枪队队长,率领短枪队在半年时间里,配合主力部队摧毁数个日伪军据点,多次取得战斗胜利。“皖南事变”后,蔡啸先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教导营营长、旅部参谋处作战教育科长等职务,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蔡啸曾当选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理事会主席等职务,为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出生于台湾高雄富裕家庭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从台湾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读书。抗战期间,正在日本读书的杨美华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为实现报效祖国、参加抗战的爱国追求,于1945年2月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从日本乘轮船回国参加抗战旅途中,轮船经过朝鲜海峡时杨美华“整夜不闭眼,系着救生袋,随时准备被飞机或潜艇炸沉轮船后,跳海漂浮到朝鲜后回归祖国”,在经过山海关时又遇到三次空袭,差点丧生在途中。杨美华经历一个多星期艰难而又险恶的旅程后,最终到达了我党领导的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党组织最先安排她到后方部队医院工作,在我党领导的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后因抗战前线需要日语翻译,根据党组织决定,她又从后方医院调到抗日前线,担任我军日语翻译工作,为从政治上转化和瓦解日军作出重要贡献。

  台北出生的台胞李子秀(原名吕芳魁),在日伪“满洲国”创办的伪满建国大学上学期间,为实现抗日报国之志,与几位具有相同抗日爱国思想的同学于1942年偷偷逃离学校,准备奔赴山海关内抗日根据地。不巧,逃到山海关时被学校抓回。此后李子秀被征调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被派驻防日本和歌山县。1945年5月,李子秀设法逃离日军军营返回祖国,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担任八路军炮兵团教官。在八路军炮兵团教官的工作岗位上,李子秀编写出反坦克教材,训练八路军反坦克技术人员。1946年2月13日,李子秀在排除反坦克地雷的一场意外爆炸事故中牺牲。为纪念为抗日捐躯的台胞李子秀,晋察冀军区为李子秀建立了纪念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为纪念碑题词。

  此外,林思平、林栋、沈扶、李焕之、朱茂泽、董克、邱刚明、冯志坚、朱天顺、杨泰山、陈明、文英、苏菁和苏群姐妹俩等无数台湾爱国男女青年学生,有的放弃在国外比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的瞒着父母等亲人,有的中止自己未完成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大陆,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他们分别到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抗战胜利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国民党领导的抗战队伍中为抗战作贡献

  在八年抗战时期,许多回国参加抗战的台胞,加入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及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台湾新竹人邹洪,1937年即勇敢地率领国民革命军抗击日寇。此后因其在指挥抗战中屡建战功,不断得到国民政府的信任和擢升,1939年任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第三师团集中重兵围攻国民革命军,在危急关头,邹洪奉命率领新编陆军第二军从广东到达株洲支援国民革命军作战,在邹洪率部及时驰援和奋力作战之下,国民革命军击溃日军第三师团,邹洪因此建立新战功。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邹洪于1942年2月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5年任粤桂边区总指挥,由他指挥的抗日部队在湘粤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屡屡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因长期在抗战前线统兵指挥作战,邹洪于1945年因抗战积劳成疾病逝。为褒扬被誉为“常胜将军”的邹洪在国民革命军抗日队伍中建立的卓越战功,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军衔,并为其建立纪念碑。

  林正亨是历史上台湾抗法名将林朝栋的曾孙,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志士林祖密将军之子。抗战爆发前,林正亨本来在厦门美术学校上学,大陆抗战爆发后,林正亨便急祖国抗战之所急,弃笔从戎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毕业后多次参加艰苦而激烈的对日重大战役。在闻名中外的广西昆仑关战役中,林正亨率领情报排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战斗任务,为昆仑关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昆仑关战役结束后,他又随所在的第五军第九十六师转战于华中和华南地区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反法西斯同盟国打击日军的战略部署,林正亨辞别临产的妻子,又义无反顾地加入赴缅甸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任步兵团上尉连长。在被称为九死一生的缅甸八莫对日作战中,林正亨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身先士卒,与日军殊死搏斗,在拼尽全身力气杀死敌人后,他全身16处负重伤,最后虽被救活性命,但却导致残疾。他在身残后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得光明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抗战胜利后林正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岛内的台湾同胞也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反战活动。

  1941年2月10日,台胞抗日领导机构——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

  成立抗日社团及武装队伍投身抗战

  八年抗战期间,回到大陆的抗战台胞不仅与大陆同胞一道,肩并肩地参加到共产党和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浴血奋战,而且在一些台胞集中的地区,还整合抗日力量,建立起了以台胞为主体的各种抗日政党组织、社团组织、武装队伍。如当时的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广东东区服务队等。

  以台湾义勇队为例。这支义勇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并给予番号的抗战武装队伍。抗战时期,该义勇队既从事抗战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又从事抗战军事卫勤工作,还直接从事抗战武装军事作战。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进步的抗日组织,要取得官方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该机构成立于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的1938年初,国民党政要陈诚任部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副部长)。彼时,台胞李友邦回到大陆筹建台湾义勇队,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悉心运幄和指导下,以及中共浙江省委指派的中共党员骆耕漠、张毕来具体帮助下,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台胞居住集中的浙江金华宣告成立,李友邦任队长,中共党员张毕来任秘书。

  在李友邦、张毕来等领导下,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在浙江金华、浙江衢州、福建龙岩、福建厦门等地开展了多项抗日活动。第一,宣传抗战思想、组织动员台胞投身抗战队伍。台湾义勇队主办发行《台湾先锋》《台湾青年》等抗战刊物,号召台胞积极投身于抗日复台工作,许多台胞阅读后,积极参加到了抗战队伍中。第二,开展对敌政治工作,瓦解和转化日军战俘。台湾义勇队队员熟悉日语,他们发挥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搜集和翻译日军军事情报文件,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审讯、教育和转化日军俘虏,对日军战俘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经过转化教育的一些日军战俘最后或回到日军中从事瓦解日军的反战宣传,或加入到了中国的抗战队伍中。第三,为抗战军民提供军事医疗服务。做好战时军事医疗服务是巩固和提高抗战队伍战斗力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台湾义勇队队员中有较多掌握医疗技术的人员,依靠这些人员,台湾义勇队先后在浙江金华、浙江衢州、浙江兰溪、福建建阳成立了4所医院,对抗战军人、抗战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实行免费医疗服务。第四,搜集日军和伪军军事情报。据统计,仅1943年间,台湾义勇队就截取和搜集到有关地区的日伪军事情报数百份,如厦门金门方面日伪军事情报72份,嵛山岛日伪军事情报6份,浙江沦陷区日伪军事情报3份,上海日伪军事情报4份,沿海各地日伪军事情报32份。第五,直接组织实施袭击日伪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6月30日,台湾义勇队曾实施袭击厦门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的军事行动,向日军油库投掷数十枚炸弹,取得炸毁日军油库、打死打伤守卫油库的日伪军几十人的辉煌战果。第二天台湾义勇队又袭击日本庆祝厦门日伪政权成立三周年会场,当场炸死日军和伪军数十人。上述连续的军事袭击行动,使驻厦门的日军和伪军遭受沉重打击。

  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台胞抗日复台的爱国热情得到新的激发,积极要求加入台湾义勇队的台胞更多,台湾义勇队由此扩编成4个支队,更名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总队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队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原名张克敏)率领部分队员,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先行抵达台湾,以做好收复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张克敏返回台湾后在台北升起第一面中国国旗。

  在日军内开展支援抗战的反日反战斗争

  1895年,日军把台湾变为其殖民地后,便对在台湾岛居住的台湾同胞实行“皇民化”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企图把居住在台湾岛的台胞“皇民化”为日本公民,进而使其为日本侵略我国大陆效力。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在祖国大陆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便强迫在台湾岛居住的台胞像日本公民一样,履行为日本侵略军服兵役的义务,参与日军对祖国大陆的军事侵略。然而被强行征集到日本侵略军队伍中服兵役的绝大多数台湾籍官兵“身在日营心在汉”,不断择机举行各种反日反战活动。1940年3月20日,上海多家报纸发表文章,对日军中经常发生的台湾籍官兵不愿替日军卖命作战,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反战事件作出客观报道,文章写到:“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中的台籍士兵,在进行秘密的反战运动,以‘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为口号,并秘密组织团体。”1943年至1944年驻海南岛的日军队伍中,万余台湾籍官兵准备起义向我国抗日武装投诚,不幸在起义前被日军发现,日军因此将7000多名反日反战的台湾籍官兵杀害。然而,日军对反日反战的台湾籍官兵的残酷杀害,并未能泯灭日军中的台湾籍官兵投向抗日队伍的爱国之心,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仍有4000多名台湾籍官兵设法逃离日军,参加到我抗日队伍中。1943年4月10日,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彭自成,趁日军操练时夺得一挺机关枪后猛烈向日军扫射,当场击毙日军多人后,投入国民政府领导的地方保安部队。1945年1月19日,台湾籍士兵杨坤荣等28人,在击毙日军50多人、生俘日军1名后举行起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海南岛的日军中,举行起义和投诚的台湾籍官兵就达290人之多。

  不少在日本军队有关部门工作的台胞,则想方设法为我国抗日组织提供军事情报。台胞陈狮在驻海南岛的日军中工作,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将其得到的日军军事情报,以最迅速的秘密方式递交给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多次为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提供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使日军在多次扫荡中不是遭到抗日游击队伏击,就是军事行动屡屡扑空。陈狮后来在一次向抗日游击队递送军事情报时不幸落入日军手中,无论日军怎样施用酷刑拷打,也始终未向日军屈服,后来被抗日游击队营救出来。被强征到侵略海南岛的日军中当军夫的台胞罗金荣,1944年设法携带武器逃离日军投奔琼崖游击队,随后根据其掌握的日军内部情况,不仅带领琼崖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而且发动和策划台湾籍官兵三百多人起义,被琼崖游击队授予特等功。

  在岛内开展支援抗战的反日反战斗争

  日本1895年夺取台湾后,不仅把台湾变为其殖民地,而且妄图把台湾经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桥头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配合日军对我国大陆发动的侵略战争,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在台湾岛内全面推行“战时体制”下的“皇民化”“基地化”“工业化”的殖民统治政策。然而,居住在台湾岛的台胞没有屈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是积极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反对日本侵略祖国大陆的斗争,以此支持祖国大陆同胞进行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为反对日本侵略祖国大陆、反对日本军警对台湾居民的经济剥削和殖民统治,台湾宜兰矿工700多人自发举行反日反战暴动。翌年3月,为反抗日本台湾殖民统治当局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台湾工党领袖高裴领导宜兰矿工1000多人再次举行反日反战暴动。在这次反日反战暴动中,台胞组织了500多人进攻日军司令部,与日本军警展开激战,焚烧日军火药库,夺取大量日军军火。在与日本军警激战数小时后,宜兰矿工暴动队伍撤退到阿里山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斗争。

  据1938年至1940年期间出版的上海《申报》《文汇报》以及美联社发表的有关电讯,1938年至1940年期间,台湾岛内台胞发动的反日反战暴动事件此起彼伏。其中,最主要的反日反战暴动事件有:1938年反日反战的台胞炸毁日本军队的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军官兵10余名,重伤20多名;1938年10月,台湾高雄、六甲等地先后爆发袭击日本警察的反日反战运动;1939年3月,台湾高雄1000多农民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抽调台胞赴大陆作战举行暴动,被抽调的台湾农民壮丁领取枪械后,与高雄兵部站的日本宪兵展开激战,迫使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不得不抽调大批海陆军及宪兵部队来镇压暴动;1939年10月,台湾基隆300多名被抽调到大陆作战的台胞在领取枪械后发生哗变,当时即击毙日军士兵30名,随后又打死调来增援的日军145名,在夺得机关枪等武器后,撤退到山区进行战斗;1940年,台湾花莲、屏东、新竹等地,多次发现大量散发的反日反战秘密传单,这些反日反战传单号召台湾青年不要去大陆作战,受反日反战传单影响,被强行征集到日军中的台湾籍士兵提出,“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的反日反战口号。

  战后为捍卫抗战成果和祖国统一而斗争

  台胞不仅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夺取祖国大陆抗战胜利、收复台湾作出历史性贡献,在抗战胜利之际为中国收复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抗战胜利七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成果。

  第一,台胞在抗战开始后就为收复台湾而奔走呼号。1937年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台胞宋重克等成立“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提出“团结全体台湾同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台湾故土”。台胞翁俊明1942年在重庆主办的《益世报》上开辟出《台湾光复专栏》,发表大量收复台湾的文章,号召大陆同胞和台胞共同抗日,实现包括光复台湾在内的抗战全面胜利。台胞李纯青1943年在《大公报》发表《中国必须恢复台湾》《再论关于台湾问题》等多篇文章,广泛宣传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要收回台湾主权、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抗日复台思想。

  第二,《开罗宣言》发表后台胞积极为收复台湾做准备工作。《开罗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开始把收复台湾提到抗战议事日程上,1944年4月中国政府成立为收回台湾做准备的“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台胞李友邦、黄朝琴、谢南光、丘念台、李万居、刘启光、林忠、宋斐如、连震东等任“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专门委员。由台胞参加的“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在日本投降前,为抗战胜利后收复台湾起草拟定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等文件,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文教卫生到法律等方面,对中国接收台湾作出整体性规划和准备。

  第三,台湾回归祖国后台胞自发提出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初期,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政府曾颁布《关于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该办法依据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曾强迫台胞加入日本国籍的做法,错误地把被迫强制加入日籍的台湾人视为外国人,不承认其具有中国国籍。国民政府上述错误政策,对恢复600万台胞的中国国籍设置了人为障碍。对此,台胞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在台胞的强烈要求下,1946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宣布:“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由于外敌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中国国籍之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一律恢复我国国籍。”此后,600万台胞圆满实现恢复中国国籍的爱国心愿。

  第四,抗战胜利70年来,台胞为捍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成果、为捍卫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与祖国的统一,持续与企图否定抗战胜利成果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在捍卫抗战胜利成果的斗争中,台胞既坚决反对企图再次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台独”阴谋,又多次举行反对日本企图攫取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钓”运动。

  二战胜利结束七十多年来、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多年来,台胞的反“台独”斗争及“保钓”运动,不仅是其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爱国行为,更是台胞捍卫中国抗战胜利成果的爱国行为,既具有维护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重大国际政治意义,又具有维护和捍卫中国抗战胜利成果的重大国内政治意义。

责任编辑:唐芬 最后更新:2021-10-12 17: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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