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劳工“万人坑”
2016-03-04 10:41:36  来源：《民国档案》  点击：  复制链接

　　翻开侵华日军暴行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暴行，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动刀动枪，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明目张胆地屠杀；二是基本不动刀枪，施以高强度劳动，野蛮迫害，残酷榨取，以累累白骨，填就一座座“万人坑”。这两种方式，同样地野蛮残忍，其后果同样地触目惊心。所不同者，后一种形式更为阴险毒辣，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被害者往往被冠以“正常死亡”的名义，掩盖了日军血腥杀人的本质。本文即拟以劳工“万人坑”的基本事实，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并进而分析劳工“万人坑”的形成渠道与暴行特点，以作为深入研究日本军国主义迫害中国劳工问题的引玉之砖。

　　一、 劳工“万人坑”的罪魁祸首

　　中国的劳工“万人坑”，作为一个时代的烙印，一种历史的遗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中与华南各地。它们有的是日军某一支部队所为，有的是日伪某一家公司所为，其具体的代表人物各不相同。但是追根究源，它们都是一种制度、一种政策、一种思想的产物。这种制度、政策和思想，便是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至二次大战结束无条件投降，方被迫中止。其间，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一般说来，明治时代，军国主义开始起步，抱着吞并中国领土的野心，向中国勒索巨款，以充实海陆军的建设和建立新的工业基础。大正时代，军国主义化的程度进一步发展，利用在中国已经攫取的特权，掠夺资源，剥削劳工，抢占市场。昭和时代，军国主义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中国的侵略也从发动局部战争而至全面战争，变中国部分地区为其殖民地。

　　日本军国主义以扩张为其特点。扩张需要征服，征服离不开暴力；扩张为了掠夺，掠夺同样离不开暴力。因此，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史上，侵略与暴行，从来都是同步进行的。他们侵略到哪里，就掠夺到那里，施暴到那里。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劳工的迫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南满铁路和抚顺、烟台煤矿的暴行。路矿劳工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进行超强的体力劳动，病死、累死和被酷刑处死者，随处可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军对东北的占领，在鸡西、鹤岗、辽源、阜新、北票等矿山，实行残酷的“要煤不要人”、“以人换煤”的政策，造成了成千上万劳工的非正常死亡。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种对劳工肆无忌惮的迫害，更扩展到华北、华中和华南各地。目前，全国已发现劳工“万人坑”80处，死难同胞达70万人以上。（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

　　至于中国劳工所遭遇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虐手段，则更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早在1874年日本刚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时候，便在侵略台湾的过程中，对当地土著居民野蛮虐杀。日本军医落合泰藏曾亲见“凯旋士兵，获得首级十二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竹上，意气扬扬地挑着回来”。（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1928年4— 5月间，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中， 日军疯狂虐杀中国军民，或以煤油灌鼻后再烧死，或以烧红钢针穿刺手心、脚心，或将俘虏倒悬树上活剐，或在井水、食品中投毒。据统计，仅 5月3日前后，日军以刀刺、枪杀、炮击、活埋等残暴手段， 就杀死中国军民6123人、伤1700人。（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和残忍，伴随其早期的对华军事行动，就已经有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残酷摧残和暴虐，只是日本军主义本性的大暴露，是其历史上对中国人民血腥残害的继续。日本军国主义是迫害中国劳工、制造劳工“万人坑”的罪魁祸首。

　　二、 劳工“万人坑”的形成渠道

　　每个劳工“万人坑”都有其长期的、多种因素交叉积累的过程。从全国各地劳工“万人坑”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形成劳工“万人坑”的主要因素来自特殊的生活、劳动、惩罚、事故、镇压等多种因素。

　　恶劣生活。造成劳工大量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劳工们在进行超强劳动的同时，过着非人的生活。黑龙江省鹤岗煤矿的老工人揭露，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这里的矿工吃的是橡麦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的是臭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绿苔和马粪，有时还漂着死尸”，（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 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许多矿工因此而得了传染病，病死后便被扔进“万人坑”。1942年日伪从黄河边强招400名工人来鹤岗， 经历年病、饿而死，最后只剩下了30多人。1941年， 通化七道沟铁矿招来了500多名工人，适逢瘟疫病流行，根本得不到治疗，不到10天便死了400 多名。（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著名煤都山西大同煤矿，在日人控制下，矿工们穿的是麻袋片、广告布和水泥纸袋，吃的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住的是不通风、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大工棚。生了病，不给医药，还要逼着下井干活；死了便由“拉尸队”扔进“万人坑”。据这里“拉尸队”副队长程重山供认：仅1942年经他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还是活着被扔进去的。 （注：何天义主编《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淮南大通煤矿工人们喝污水沟里的煤水，很多人上吐下泻发高烧，不几天就死亡了。这种病传染性很大，仅1939年就死去了6000人。居仁村有个八道工房，住着500多个人，不到两个月就死光了。 （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1942 年，瘟疫在淮南九龙岗煤矿流行，日本侵略者到处搜查，一查到患这种病的工人，便扔进“万人坑”埋掉。那年从河南来的660人，有659人得了这种病，不论死与没死，全被丢进了“万人坑”。（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

　　超强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超强度的榨取血汗，是劳工们大量死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39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抢修鹤岗煤矿南东铁路线，加快掠夺煤炭的速度，从天津招来了600名外包工， 不顾工人死活，强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日夜不停地超强劳动，结果铁路尚未修完，已累死500多人。 （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469页。 ） 日军在大同煤矿，强迫矿工们每天劳动12至16小时，还要三天两头搞“努力出煤日”，届时日本把头一起出动，头扎红布条，手拿榔头、皮鞭，强迫工人在井下24小时不停地干活（注：何天义主编《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在淮南煤矿， 日军和把头骗来大批童工，工资只给三成，童工们都要背百把斤重的煤拖子。无数童工由于劳役过重，被摧残而死。12岁的童工李小长被逼抬100 公斤重的煤筐，压得口吐鲜血，后积劳成疾死亡。（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日军在1939 年2月侵占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后，通过各伪县、 乡政权强招劳工万余人在田独等矿区服苦役。劳工每天需下矿井14小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拣矿石8吨，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毒打。 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使许多劳工相继昏死在矿井。据资料记载，在田独矿山，1944年5月有劳工7940人，至12月为5729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只剩下1713人。（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页。）

　　野蛮刑罚。为了强迫中国劳工俯首听命，进行超强劳动，日伪统治者制造了种种严刑峻罚，以残害劳工。大批劳工为野蛮的刑罚折磨致死，被扔进了“万人坑”。东北鸡西煤矿的日伪统治者对矿工施以十大刑罚：镐把打、皮鞭抽、坐老虎凳、上大挂、绑凳子、烙铁烙、冻冰棍、灌凉水、送狼狗圈、过电等。从这里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可见，有的太阳穴被利器击穿、软骨上遗留着刺刀类凶器明显击穿的缝隙，有的头骨有被击穿的痕迹、颅骨中钉着铁钉，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戴着镣铐或脖套等。（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日本侵略者在鹤岗煤矿还设立了“矫正辅导院”， 将所谓的“危险分子”关押服役。“矫正辅导院”设有特制的刑房，刑房内有皮鞭、老虎凳、火炉、棍棒等刑具。刑房里充满了血腥味，墙上到处是血迹。每晚刑房内都会有人被严刑拷打，所用酷刑有灌凉水、吊刑、夹手指、跪砖头、举板凳等。类似的刑罚，在淮南煤矿，则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站立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入麻袋抛河等。在海南岛崖县田独铁矿，日本工头、监工强令因病不能下矿井的工人陈牛，双手举托几十斤重的矿石，同时施以棍棒，直到迫害致死；他们又以“误工”为由，迫令另一名矿工黄福自挖一坑，跳进坑中，用土掩埋，土至胸口行将窒息时，复将人挖出，如此反复数次，致使黄福口、鼻出血，终窒息而死。（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页。）

　　冒险作业。日伪统治者完全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平时没有安全措施，出现了冒顶、爆炸等重大事故苗头时仍强逼矿工冒险作业，以致造成大批矿工死于事故之中、矿井之下。鹤岗新一矿1943年1月6日发生了近百名工人惨死井下的重大事故。这一天，日人强迫矿工在瓦斯聚集区干活，南山三坑瓦斯爆炸后，日方为了保住井口，竟在工人没有出来的情况下，硬将井口堵死，造成94名工人死亡。（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在辽源煤矿方家柜矿区，1941年5月5日的一次瓦斯爆炸，有300多人当场被活活烧死； 日人不思救人，立即将井口用红砖封住，致使20多位尚未被烧死的矿工，在挣扎爬到井口封闭墙时，因无法出来，而惨死井口。1938年春，大同煤矿煤峪口矿区9号掌子面透水，工人发现后，说不能再采煤了， 可日本人根本不理会，仍然强迫工人们下井采煤。后来，地下水突然冲出，把120名工人困在井下。日本人不仅不组织抢救， 还用刺刀阻止工人们下井抢救，结果使这120名工人困在井下15天，除8人侥幸活命外，其余全部活活饿死。1941年6月，大同矿白洞西坑的一个采煤掌子面， 因开采日久，没有支护，顶板响了几天，眼看就要塌落，日本人却还逼迫矿工们进去干活，后来大顶落下，70多名矿工全部被压死。（注：何天义主编《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据统计，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煤矿的头13年中，该矿即发生各类事故3 万多起，仅1939年，全矿事故伤亡10190人，平均每7名工人就有1名伤亡；大同煤矿在1939年的一次水淹事故中，2000余工人仅逃出6至7人；本溪煤矿1943年矿井发生大爆炸，一次就死亡矿工1800多人。（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

　　残酷镇压。当矿工们实在无法忍受恶劣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而逃亡或反抗时，日本侵略者则予以残酷的镇压。大批劳工因此而死亡，并被扔进“万人坑”。日本统治者在各矿区都建立有严密的监控组织。如在北票煤矿，建有半武装的“防止班”、“劳务系”和全副武装的宪兵队、矿警队等10课、8所、39个系。矿工们的言行，稍有“出格”， 就要受到严惩，甚至是杀身之祸。通化七道沟铁矿的“劳务系”，专门负责迫害矿工，被矿工们称为“老虎系”。矿工姜大成因母亲病重，请假不准，便偷着回家；抓回后，当着400名工人的面，被活活打死。 （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鹤岗煤矿老工人卢本忠揭露称：“1944年7月，有数十人逃跑，被抓回来20多个，当场就打死3人，其中7人被送到佳木斯警察厅。1945年2月， 企图逃跑的7名‘游民’，逃跑时被电网电死一人，其余6人被抓住，毒打了十几次，一人被打死。1945年3月，又有4人逃跑，被抓住两人，虽然他们手脚被冻坏，但仍被遭到毒打，几天之后就死了。”（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淮南煤矿在1941年冬，日军把敢于公开反抗的矿工和从附近抓来的“共党嫌疑分子”共260人，装进麻袋，沉入淮河。 （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三、 劳工“万人坑”的暴行特点

　　劳工“万人坑”，由于它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之下，其每一具尸骨，都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暴行的揭露和控诉。但是，这种劳工“万人坑”，与遍布全国各地侵华日军大屠杀“万人坑”相比，又确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

　　特点之一：暴行的隐蔽性。

　　劳工“万人坑”的形成，一般说来，都不是一场血腥屠杀的结果，而是长时间、日积月累暴行的沉淀物。因而，伴随它的，没有惊天动地的枪声，没有血流成河的景象。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暴行。它的残暴，隐藏于“病死”、“事故”、“违规惩戒”等貌似“自然”与“正常”的现象之后。

　　日伪统治下矿工的“病死”，与一般意义上的生病死亡，有本质的不同。在那里矿工的病，是日伪统治者一手制造的。矿工们生活条件恶劣，劳动繁重，被监工、把头刻意榨取，失去了抵御任何疾病的能力；同时，当矿工们生病之后，日伪统治者不仅不为他们治疗，相反还把他们集中到“大病房”之类的地方，生活条件更加恶劣，导致了大批的死亡。鹤岗煤矿的老工人卢本忠叙述了他在“病房”中的遭遇：“病号每天只吃4两高粱面或棒子面，而且不给水喝，病号大都是活着进去， 死的出来。我进去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有两个人压着我，推开一看都死了……由于病房里人多，谁死了也不知道，过了好几天，日本人才叫收尸。第一次用黄毯裹走34具尸体，扔到鹤岗东的‘万人坑’里，黄毯拿回来，留着下次裹尸用。第二次用同样方法裹走30具，第三次裹走20具。”（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日伪统治下矿区的“事故”，也与一般意义上的开矿事故截然不同。那里矿区不仅平时无正常的安全设施，即使已经发现了事故的苗头，日本人也熟视无睹，继续将矿工驱赶下井。矿工们流传的顺口溜说：“日本鬼子狗汉奸，拿着人命去换钱。哪里有煤那里挖，工人死活他不管。”淮南大通煤矿的老工人梁春山说：“1941年阴历六月初三（6月27 日）下午，大矿一号井裂缝漏水严重，眼看一场严重事故即将发生，工人们提出意见，日军根本不理。不久，支柱成排倒下，洪水从老矿里冲出来，朱广汉等9名矿工当场被淹死，余月和与李富先二人被堵在巷道里， 被埋在井下19个昼夜，后被阶级兄弟救出来。”（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日伪统治者用“违规惩戒”来解释对矿工的残忍用刑，也完全是掩耳盗铃。因为日伪统治者所立的“法规”，本身就是侵略者对侵略国人民的非法摧残和蹂躏，设有任何国际法规的依据；而他们对被奴役矿工的惩戒手段，又是极其野蛮的和非人道的。如牡丹江监狱自1943年起在鹤岗煤矿开设的“作业场”，设有各种酷刑，强迫“犯人”从事沉重的劳动。在这里被折磨致死者不计其数。据统计，自1943年“作业场”成立，到1945年8月光复，短短两年，被残害致死的“犯人”就有1000 多人，这些人死后皆被抛入“万人坑”。（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特点之二：暴行的掠夺性。

　　劳工“万人坑”暴行之不同于一般的屠杀暴行，还在于它直接同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联系在一起。一般的屠杀暴行，大多出现于征服的过程之中，是侵略者为了达到征服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劳工“万人坑”不同。它一般出现在对某一地区占领、征服之后，为了体现征服的价值，实现征服的经济目标——奴役和榨取。因而每一个劳工“万人坑”的形成和出现，都和日本侵略者在某一地区的经济掠夺紧密相联。

　　日本侵略者在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时，实行的是一种要煤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他们在计算开采成本时，往往将开采一定数量的煤同要耗用多少木材、电力、资金与劳工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据统计， 从1932年到1944年间，日本侵略者从我国东北地区掠走煤22300多万吨、 生铁1100多万吨、石油100多万吨，与此同时，在各煤、 铁矿区制造了59处“万人坑”，掩埋了约60多万中国劳工的尸骨。如在抚顺煤矿，从1906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这里掠走2亿多吨煤，残害矿工近30 万人，平均每天有21名劳工被扔进“万人坑”；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名劳工的生命被夺去。阜新煤矿从1931年至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煤炭2600多万吨，留下“万人坑”4处，共死难矿工13万人， 平均每抢走200吨煤，就要夺去1名矿工的生命。（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260页。）大同煤矿从1937年至1945年8年间，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优质煤炭1400多万吨，6万多名矿工死难，平均每抢走230多吨煤就需要付出1名矿工的生命。日本侵略者统治北票煤矿7年，共掠夺煤炭780万吨，残害死工人31200多人，平均每抢夺250吨煤，就要有1名矿工死亡； （注：何天义主编《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统治通化七道沟铁矿8 年， 共掠夺135.8万吨矿石，同时有16000多名矿工进了“万人坑”，平均每开采85吨铁矿石，就需要付出1名矿工的生命。 （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特点之三：暴行的长期性。

　　一般的屠杀暴行，时间相对集中，大多发生于某一地区被日军占领前后，或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激烈战争时期。而劳工“万人坑”暴行，则伴随日本侵略者对某一矿区、工地统治之始终。随着日伪统治时间的延续，劳工死亡的人数就不断增加。在这里，劳工的死亡与日伪统治时间的长短、掠夺矿产的多少成正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迫害致死的劳工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人对死难劳工的埋葬方式也愈来愈简陋。以鸡西煤矿为例，开始日伪统治者还给死难工人一人一棺，以装璜门面，欺骗劳工；后来便改为一棺二尸；再后是采用“无底棺”，抽底后反复使用；到尸体集中时，连“无底棺”也不再采用，而改用马车运尸，集中焚烧或埋坑。又如阜新煤矿的死难矿工，开始有固定坟场埋葬，到1939年时，矿区内坟头爆满，遂于是年8月新设兴隆沟8万平方米墓地；至1940年又设孙家湾南山墓地17万余平方米；1941再设4.5万平方米的城南墓地。天长日久， 这些墓地都成了尸骨累累的“万人坑”。（注：《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在淮南煤矿大通矿区，自1938年6月被日军占领后，大批矿工被迫害致死，抛尸乱岗。到1943年春，日伪统治者为了掩盖罪行，逼使工人挖出3条长20米、宽深各3米的大坑，层层叠叠地放进尸骨，据敌伪档案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当时共收埋13000 多具尸骨。（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142页。）

　　综上所述，劳工“万人坑”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日关系史中一幕沉痛的历史悲剧。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有必要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劳工“万人坑”的暴行，进一步挖掘资料加以研究，并立碑建馆，扩大宣传，拓宽研究展示领域，用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祭奠中国70万劳工的亡灵。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4 10: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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