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调查报道
2026-03-27 10:32:26 来源：《团结报》 作者：郑 凡 点击： 复制链接
范长江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新闻素养，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其中尤其为人称道的，便是对西安事变的详尽报道。
探访西安事变真相
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的农民家庭，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成为《大公报》记者。1936年8月，范长江因发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而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书中首次公开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范长江就此声名鹊起。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采取军事行动，扣押蒋介石，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外政坛的极大震动，全世界的目光一时间都集中在西安。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最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最终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内战的局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广大民众并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及核心问题，反而被各种政治阴谋论和谣言猜测模糊了视线，难辨真相。当时范长江正在绥远前线采访，他一开始也被西安事变震动得不知所措，深感过程如一场扑朔迷离的惊险剧，“一般人风声鹤唳都在怀疑共产党，我也有几分相信。”后来他听傅作义说“西安事变有中共代表参加，释放蒋介石乃中共的主张”，心中更是不解，蒋介石“剿共”多年，双方可说是血海深仇，中共怎么会主张释放蒋介石？范长江敏锐地觉察出西安事变必有政治内容，对整个国家前途有极大关系，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
1937年1月，范长江前往西安。但此时国民党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仍在对垒之中，封锁线层层叠叠，西安对外交通全断，早已成了无法进入的真空地带。范长江决定绕道而行，先到宁夏，经兰州再设法入陕，但他到宁夏就走不动了，连进出兰州的路也不能通行。许多人劝他不要再往前走：“在军事如此严重的今天，路上的困难就难保顺利，纵令到了兰州，生命上幸而没有问题，最低限度要限制。”但范长江却认为西安事变真相不明，流言繁兴，全国人心陷于混沌与苦闷，既增加了社会的不安，也不能形成正确健全的舆论，促进政治问题的解决。当新闻记者的人，有将各种关于国民的政治问题及早详细公正为读者报道的责任，“只要我们自己的目的纯正，态度公平，我想当不难得各方谅解。万一有什么不幸的话，也是记者的职务上所应当。” 经多方活动，他搭上一架去兰州接传教士的飞机，在兰州盘桓多日后又得到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帮助，乘坐军用卡车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范长江终于抵达西安，迎接他的却是城门紧闭，军队布防。东北军内部纷争，与中央军的谈判陷入僵局，少壮派军人刺杀了主和的实权人物王以哲。在中共代表团极力调解下，东北军内部的冲突没有继续升级，事件被平息。经过半个来月辗转的范长江终于入城。
结缘中国共产党
2月4日下午，范长江通过《大公报》西安分销处的关系找到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邓宝珊与杨虎城私交甚厚，通过他的介绍，范长江来到了杨虎城公馆，并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范长江当即提出采访请求，因为当天安排已满，周恩来约他第二天再来。次日，范长江如约而至，周恩来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很惊异于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范长江提出西安事变的问题，周恩来一一做了详细回答，特别介绍了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防止新的内战爆发，派遣他与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来到西安，经多方共同努力，使张、杨接受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共同逼蒋抗日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促成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政治上希望走上民主的道路，则共产党放弃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周恩来的坦诚相告使范长江意识到中国政局即将发生大变化，而共产党和红军势必成为大变化的主角。他于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到延安采访，进一步了解情况，向全国人民做及时报道。第二天，周恩来告诉范长江，延安同意了他的采访请求，范长江迫不及待地立即启程奔赴延安，成为继埃德加·斯诺之后第二个访问陕北苏区的记者。
延安之行思想深受震动
2月9日，范长江到延安，受到了中共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他的笔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他的谈风轻松锐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红军总司令朱德“像乡村中老实的农人，已有五十多岁了，而面目仅如四十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而“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的毛泽东则“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延安城内商业繁兴，红军对社会秩序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和行动，已然赢得了群众信任与支持。
范长江受邀在毛泽东工作生活的地方，即那孔“除了一条大炕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火炭，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的窑洞里，开始了他此行最重要的访问。毛泽东向范长江讲述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释，表明共产党希望以民主求统一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言抗战，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与国民党共赴国难。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范长江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抗日，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和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解的种种，范长江思想上深受震动，困扰他多年的“阶级”和“民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中国的政治生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出路，对我来说，是找到了。”
与毛泽东长谈后，范长江的热情被彻底激发，他提出希望能在延安多留一些时间，写一些全面报道中共革命的通讯，但毛泽东希望他能尽快回去，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宣传，动员全国一致抗日。范长江赶回上海，把他在西安和延安的采访所得汇报给负责人胡政之，胡政之深知这些内容的新闻价值，让他马上撰文，还特意叮嘱“写得隐晦一些”。范长江将早已打好的腹稿挥笔而就，完成《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文章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指出东北军在与红军多次交战失利后，逐渐认识到“势力耗丧之可期，而回家前途之无着”，心态普遍烦闷；中共事变前确与张学良已有接触，并想以张为中介与蒋协商，化除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对立；东北军的“剿匪”信念因中共政策的改变而有所动摇，但与国民党中央的摩擦却日甚一日，最终因为“张（学良）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致使事变爆发。明确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乃为事实逼迫，而共产党“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之后”，并未参与预谋，“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力主和平”，这才让西安事变得以妥善解决。否定了当时的流行说法，即事变的发生是中共操纵的结果。文章同时还着重介绍了“西北领导”（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依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
范长江的报道发表时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与国民党一直以来对西安事变和中共的宣传内容大相径庭，与会人员皆大为震撼。蒋介石也因此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痛骂一通。
范长江以亲身见闻记述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现出共产党和红军是中国社会问题激发出来的一种力图变革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全新的中共形象树立在了人们心中。此后，《申报》等重要媒体也相继派记者前往陕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毛泽东于1937年3月29日亲笔致信深表谢意：“长江先生：那次（延安访问）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报道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他本人也深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化的了解，政治态度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因与《大公报》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分歧越来越大，范长江愤然离开了报社。次年，范长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27 10: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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