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里的延安：文化抗战中的延安演说
2026-03-10 10:43:15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6期 作者：冉思尧  点击：  复制链接

　　“演说”作为一个时尚的日语转译词，其延伸而来的文化活动在晚清就渐趋风行。1902年，创办于天津的著名日报《大公报》刊载《说演说》，将演说与译书、刊报并列为开瀹民智的三大利器之一。因此，重返延安演说的现场，不仅能领略历史褶皱里的风貌神采，还可看出“演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最辛苦的演说家与最当红的演说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和“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的组织政策，使得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纷涌而至。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万多青年从该处获批去延安。这还不包括从陕西三原、陕西宝鸡、甘肃陇东、山西临汾等其它路径进入陕北的人。

　　知识青年汇集延安，自然都希望听听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中共对于参差不齐的各地学生，也有意将对他们的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广场。毛泽东无疑是最受欢迎、也最辛苦的“演说家”。他经常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摆一个小桌子，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新招的学生演说。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抗战形势：为什么只能选择持久战，为什么当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我们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毛讲话善用比喻，常将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席地而坐的学生们听到高兴处就鼓掌，听到谐趣处就大笑，也不觉得累。学生笑，毛泽东自己也跟着笑，讲完后还同围着他的学生边走边聊，也不急着骑马返回。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

　　当然，毛泽东的演说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杨森部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残忍杀害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即席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讲（该演讲后来整理成文，更名为《必须制裁反动派》，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据解放后任过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的王仲方回忆，他从来没见过毛泽东发那样大的脾气。毛在晚风里挥舞着手势，大声怒斥国民党的罪行。听众们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因为陕北昼夜温差大，有些初来乍到的外地学生边听边跺脚取暖。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许光达正主持会议，他让跺脚的学生保持安静。毛泽东反倒体谅学生：“天这么冷，为什么不让跺脚！”他这样一说，大家反而安静了。

　　但要说边区一度最当红的演说家，则非王明莫属。1937年底才从苏联飞回延安的“钦差大臣”王明，经常受邀到各机关团体演说。他只有一米五几，酷爱苏式打扮，常身着皮夹克配高筒皮靴，但人有激情又富辩才，演讲时常让警卫员在讲台上放一摞马列原著，边翻边讲。王明对马列经典段落和共产国际会议决议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口直译，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一度很受青年追捧，还曾有人在现场高呼“王明万岁”。和王明一起回来的康生，也爱穿苏式服装，刚到延安时大讲反对托派，他那句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口头禅：“同志们，你们不要听托洛茨基那个——驴叫唤！”常被学生拿到晚会上作模仿秀。同为“留苏派”的博古，演说时则严肃正经，一口上海普通话有板有眼，但多套语和停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力量”，记笔记倒很方便。

　　“抓丁”演说与“挂牌”演说

　　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的，除了青年学生，还有很多知名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科技人员大会，有理、工、农、医等中高级科技人员三四百参加。学生们上街，只要发现了一位知名的人，就要求现场讲话。因此，“抓丁”演说也是当时延安街头的特色。

　　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书记徐懋庸，因“左联”解散、“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苛责鲁迅，后者写下著名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后去世，就此留下一段公案。巨大的道德、舆论压力让徐懋庸无法在上海立足，他决定奔赴延安，直接找党中央解决“两个口号”的是非问题。1938年3月徐懋庸到延安，受毛泽东接见后入抗日军政大学任职。一位曾被鲁迅称为“奴隶总管”“文坛皇帝”的文化名人出现在延安街头，学生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纷纷请他现场讲其与鲁迅之间的是是非非。

　　徐懋庸本就为此事来延安寻求公道，他向学生表示很愿意就此话题讲演一番，但他不知道鲁迅先生同不同意他在公开场合讲此事（鲁迅已于1936年10月去世）。见学生不置可否，他掏出一枚铜板，对大家说：“我把铜板抛上去，铜板着地时字朝上，表示鲁迅先生同意我讲，我就讲；铜板着地字朝下，便是鲁迅先生不同意我讲，我就不讲。”没想到真的字朝上，徐懋庸也就滔滔不绝讲开了。临末，他还表示对于自己写信攻击鲁迅一事，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左联”解散、“两个口号”论争牵涉甚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上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哪能评判得了。大家一时默然不语，徐懋庸也就昂然离开。

　　当然，“抓丁”演说也并非总能如愿。1941年邓颖超陪到苏联治疗骨伤的周恩来返回延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大家也极力请她讲话。邓大姐实在无法推脱，上台讲“我这次是陪丈夫到苏联治病的，没有什么话好说，谢谢大家！”。寥寥数句，众人反倒被她的诚恳打动，手掌都鼓红了。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对“抓丁”演说则坚辞不就。她称自己经常在延安的公开场合拒绝讲话、唱歌或跳舞，毛泽东也没能使她讲过一次话，或唱过一次歌。她也自嘲自己在延安应该不是很受欢迎。

　　“挂牌”演说是延安的又一特色。陕北公学校部前面有片广场，每逢周末学生常在此自由聚谈或寻亲访友。英国伦敦有个海德公园，人们在那里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讲演权，恩格斯都曾在此演讲。“海德公园式的民主”在民国时期很受推崇，因此该广场就被学生呼作“海德公园”。“海德公园”稀稀拉拉长着几棵小树，上面贴满了各种纸条，有寻人启事、结社通知，也有演讲海报。因为海报上的演讲人基本都是大家熟识的，要讲的问题也是当时知识青年所关心的，所以听讲的人也很多。

　　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就常在此地“挂牌”演讲。他中等身材，身披一件油光光的旧棉袄，待人诚恳又和气，有陕北公学“老妈妈”之誉。成仿吾是曾和鲁迅激烈论争过的著名文人，又是共产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学生大都对他怀有好奇和敬意，常聚集起来听他讲其与鲁迅等的笔战，以及长征中的经历。成仿吾也借机向青年们宣传介绍陕公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及方法。

　　鲁艺学院副院长周扬则没这好待遇。虽然由他实际主持工作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学生们都向往的地方，他早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大学生的私生活》等名著也受学生热捧，他在上海时期和鲁迅之间的论争也轰动一时，但当时的进步青年大多崇拜鲁迅，一听到他讲其与鲁迅的论争时偏向自己，便都不以为然地散去了。

　　至于很受学生欢迎的何干之、陈伯达、艾思奇等成名学者，他们或限于口音，或拙于言词，其“挂牌”演说反倒不如他们的文章著作那样吸引人。学生们慕名而来，听得不得劲，也就陆续走了。也有讲演时表述不当的，如王明的夫人孟庆树代表妇委对学生们讲话：“小朋友们，我们是你们的妈妈。”听者觉得自己被矮化了一截，都不大乐意。

　　演说现场的无名英雄

　　一场精彩的演说就是一席丰盛的精神盛宴，讲者舒心，听者快意。延安时期的许多演讲后来传诵一时，如老辈人耳熟能详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但一场演说是如何变成一篇鸿文的呢？这就不能不提演说现场的那些无名英雄——速记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并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无速记人员。战争年代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千头万绪，领导人讲话很少专门拟稿，往往只有一个提纲。如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整风报告，提纲就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其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著名演讲《反对党八股》，提纲也仅两页纸，上列八个标题。如果没有速记，事后就只能请演讲人另写。党的速记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后，从延安开始的。

　　1938年4月，在中宣部的主持下，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在延安成立。唯一的教员张霁中，是黑龙江省安达县人，1936年6月毕业于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1937年到延安（改名石磊）。他在填写来延人员登记表的“特长”一栏时，写的就是“速记”。张霁中给学员们教的是汪怡式速记，用线条、符号表示字音拼成语言，也即毛泽东曾打趣的“豆芽菜”。这种速记法比用汉字记录能快三四倍。第一期学员是从抗大和陕公毕业生中挑选的20名共产党员或具备入党条件的年轻人，男女各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好反应快，年龄在20岁左右。1938年8月，第一批学员结业，随即被分到中央、边区几个重要部门工作。速记开始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使用。

　　速记工作一般分四类，第一类是记录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和讲话，除前面所提毛泽东的部分文章外，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邓小平的《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等，都是根据当时的速记稿整理出来的；第二类是记录各种中小型会议；三是协助中央领导起草文稿、讲话，即领导口述、速记人员记录，如任弼时口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等；四是记录中央领导人接见干部或客人时的谈话，如毛泽东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出自此次谈话，并随该文远播国内外）等。

　　速记工作默默无闻又异常辛苦。中央密集的召开重要会议时，与会者往往乡音各异，又是自由发言。速记人员对有的方言听不太懂，又不熟悉发言人所说的属地情况，记录起来难度极大。而且很多记录符号仅记录人当时能识辨，需要迅速将其译为文字。一般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工作十分紧张。中央对速记员要求很严，但在政策待遇上则对他们关爱有加。速记员若是晚上加班，必定安排夜宵。边区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他们每人每月另发六斤小米津贴，形势好转了就改发猪肉津贴。

　　中央领导人也很厚爱这批无名英雄。贺龙曾为速记员的棉鞋特批过条子，刘少奇亲自给速记员送过西瓜。至于毛泽东，经常交代李富春，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本人作完报告，还常把做速记的年轻人拉上他的卡车，开到合作社请他们吃一顿。有时候开完会有供应的伙食，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那份菜分给速记员。后来速记员们一见毛泽东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又给他们夹菜。

　　正是速记员的无私奉献，才使演说时的吉光片羽最终化为严整的鸿篇巨制。他们胸怀大志但甘做小兵，用一支铅笔一片丹心，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中国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0 10: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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