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生生不息的太行军工
2026-01-22 15:57:39 来源：《中国军转民》杂志 袁和平 点击： 复制链接
图：工兵营去黄崖洞后的合影
毛泽东致电朱德：必须创建我军自己的兵工厂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想以武力征服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布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8月，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宣布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率115师、120师、129师先后由陕西省韩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以山西为中心，创立了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华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主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但人民军队从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武器的修造研制。八路军东渡黄河时，各师都组建了随军修械组织。
1937年10月21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制造”。
为保证我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接济，在转战华北敌后的头一年，八路军总部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总部提出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弹厂（制造地雷和手榴弹）。
从此，各抗日武装开办的修械所、修造厂、炸弹厂如雨后春笋，遍及太行山区，其规模小的三五人，大的百余人，参与军械修造的工人达千人。各修械所开创伊始，没有一台机器设备，都是使用手工工具，如榔头、锉刀、錾子、锯弓和烘炉、火钳、铁锤等。这些工具只能进行简单的零件修配和小批量制作长矛、大刀片、刺刀、手榴弹与地雷。1938年，先后从河北磁县各煤矿，山西石圪节煤矿、阳泉机械厂、晋城针工厂等征收十余部机器，其中包括蒸汽机、锅炉、车床、刨床、钻床等，一些规模较大、场所比较固定的修械所逐步配上了机器。
工人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原来阎锡山太原兵工厂的职工。太原沦陷前夕，他们不愿当亡国奴，不少人回乡参加了八路军，成了各修械所的技术骨干。二是石太、同蒲线的铁路工人。日军入侵山西后，有2000多名铁路工人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其中有100多名技术工人加入了八路军修械所。三是晋冀豫边界的山西煤矿被日军占领后，近百名技术工人投奔根据地。组建了晋冀先遣支队和129师骑兵团修械所。四是豫北的游动造枪工人。他们以手工造枪为业谋生，在抗日呼声的感召下，他们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修械所的工作。五是当地招募的民间匠人。如铁匠、铜匠、木匠、爆竹匠等扩充到修械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抗战初期，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沿用制造爆竹的技术，组织起黑火药的生产。此外，还有从晋城针工厂、阳泉机械厂、榆次纺织厂的上百名技工，来到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这支由红军兵工战士、城市产业工人、民间手工匠人组成的修械大军，开创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军事工业。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朱德带着六中全会精神从延安回到武乡八路军总部。他提出，要尽快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的决定，先成立八路军军工部，然后在太行山麓建立兵工厂，“下决心发展太行区的军事工业，摆脱‘背着工厂打游击’的局面。”建立兵工厂的任务落在了时年32岁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身上。
1939年初，曾留学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左权在军事地图上查出一座叫“黄崖洞”的大山。左权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同志专程来到黎城东崖底镇下赤裕村西北深山实地勘察。看到这悬崖峭壁皆为黄色天然石洞：黄崖洞。左权笃定：“这儿就是理想的兵工厂厂址！”当他向朱德、彭德怀汇报了勘察结果后，“两位老总激动不已，决心亲自去黄崖洞查看一番”。几天后，两位八路军最高将领在左权引领下，从下赤峪村走到瓮圪廊。看着壁立千仞的瓮圪廊绝壁，朱德说：“这儿的山势比井冈山还挺拔，真可谓铜墙铁壁。”
要白手起家建立总部兵工厂，还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1939年2月17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联名电报请示中央，请求从延安军工局抽调一些工业管理人员及熟练工人到太行，帮助扩大武器生产能力，提高产品质量。
中央军委军工局根据军委指示，从延安各军工厂以及修械所抽调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前往晋冀豫根据地支援军事工业生产。组成的队伍对外称“工兵营”，营长由军工局协理员罗云担任，教导员由叶桂生担任。军工局工程师郑汉涛、陆达和力群编在营部。6月底“工兵营”组建完毕，全营共300人，大都是生产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如郑汉涛、陆达、唐成仪、封域中、刘先惠、陈廷栋等。机工大部分是来自平津沪及太原等城市的老技术工人，钳工大部分则来自河南洛阳一带。
挺进太行延安“工兵营”的艰难跋涉
从陕西省延安到达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约有千里之遥，要越过黄河、汾河、同蒲铁路和北晋公路，还要通过敌占区和日军设置的重重封锁线，这无疑是一次路途充满风险、生活异常艰苦的长途行军。
1939年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空气非常清新宜人。向着太行东进的队伍，由抗大总校机关和第一、二、三、四大队及“华北联合大学”合编而成，共有五千多人。为了便于行军隐蔽、迷惑敌人，新编成一个纵队，番号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工兵营”编在四大队，由大队长苏振华指挥。
离别那天，延安党政军机关和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留在延安的抗大分校及当地群众一万多人，在飞机场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第五纵队东进。罗瑞卿向欢送的同志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别辞”。“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的呼声震撼山河。队伍告别了党中央，告别了延安，告别了日夜在一起战斗的工友们，向东出发了。在“抗大校歌”和“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向着太行进发。
“工兵营”到达延川时，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不能徒涉。这时又逢日伪军队从7月7日开始对晋西南根据地进行“扫荡”。经过纵队领导研究，并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改道前往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工兵营”在晋南支队陈士渠的指挥下，在汾阳孝义两县之间的村庄驻扎下来。这里处于南同蒲铁路边沿，敌人封锁甚紧，只有待机继续前进。在这里，“工兵营”抓紧时机，开展了政治整训，强化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和克服各种暂时困难的思想教育，同时也学文化，学识字，学唱歌，大家情绪饱满，树立起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通过敌人封锁线，胜利到达目的地的坚定信念。少数有过思想动摇和恐惧心理的同志，这时也逐步坚定起来。队伍在孝义期间曾三次试图通过敌人封锁线，都因敌情变化而退了回来。然而，野外露宿的生活却一次又一次地磨炼着大家的意志和决心。10月初，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上级最后下定决心，作出了让“工兵营”突破封锁线的决定。具体由陈士榘支队负责“工兵营”的全程安全并必须顺利送达八路军总部。
陈士榘决定派北海营护送过封锁线。北海营营长宣布过路纪律后，又经过反复轻装，甚至检查了每个队员的鞋子。便向东挺进。
为了不致失去联系，便于夜行军，决定每人把白毛巾系在背包上，隐约可看出一个白点，作为前进中彼此的联络标志。大家在漆黑的夜幕里涉过了汾河，越过了铁路，经过一片平原，来到巍巍太行山下，队伍集中后，清点了人数。队伍离敌人的碉堡越来越近，透过树缝依稀可见碉堡上的灯光。北海营的战士们紧紧护卫在“工兵营”两旁，整个队伍跑步快速前进。据欧阳毅回忆：“跑了不多远，郑汉涛不慎掉进一丈多深的沟里，腿和腰被摔伤，大家将其救出并扶到教导员的马上，继续前进。”队伍连续两天一夜小跑步式的急行军，正是人困马乏，这时，传来了一阵轻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北海营和敌人交上火了。顿时，大家疲惫的身体又重新振作起来，年轻的除自己背的行李和干粮外，还帮老工友背东西。300多人紧急通过了敌寇封锁线。
欧阳毅回忆：“工兵营”又是一段急行军，部队在介休、灵石之间迅速翻越了绵山。几位工友还随北海营参加了战斗，缴获了两支步枪和一大捆道令纸等战利品。翻过山后，日已西斜，随军跑了整整两日两夜的工友们，舒展地躺在草坡上，饱享着夕阳的沐浴，呼呼地睡着了。而北海营的战士，为了工友的安全，仍在紧张地警戒着，随时准备战斗。
从7月出发至9月中旬，陈士榘支队的北海营把我们护送到沁源县郭道镇后完成了任务，返回晋西区。我们“工兵营”继续前进，到达屯留县境内的太岳区驻地。
休息几天后，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又派特务营的一个连队护送“工兵营”到武乡县砖壁村。砖壁村距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只有二三里路。在武乡县砖壁村休息两三天后，我们来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王家峪。朱德总司令先是亲自接见了营领导和郑汉涛、陆达等技术干部，后来又走出大院接见了我们全营300多人。
在王家峪村头大树下，朱德招呼大家围坐在他的身旁，作了亲切的讲话。大意是：欢迎大家来到前方参加根据地的兵工建设。这里煤铁资源都很丰富，兵工是能够得到发展的，兵工对战争非常重要，也是今后发展国防建设、工业建设的基础。希望安心兵工事业，为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讲话之后，还征询大家意见。我们都觉得总司令指挥全军作战，工作那样繁忙，还亲自接见我们，并与我们亲自交谈，如此重视兵工建设，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兵工事业。
根据朱德的指示，“工兵营”很快就前往黎城县下赤峪村总部军工部驻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在槐树坪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工兵营”的同志们愉快、激动地唱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专为延安兵工职工编写的歌曲《红色军工之歌》：“……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工厂，为抗战而工作，站立在国防生产的岗位上无上荣光……”
时任军工部刘鹏部长对我们的工作做了安排。郑汉涛、陆达、唐成仪、王大勋、封域中、王振铎等工程技术人员留在军工部，并任命郑汉涛、陆达同志为工程处正副处长。于是大家都以十分愉快兴奋的心情，走上了新的岗位，继续为兵工建设努力奋斗。我们在水窑山（黄崖洞）军工一所受到了热烈欢迎。所里有不少太原兵工厂和河南工人，有的同志原来就相识，现在又在异地重逢，大家就像久别的亲人。
来自延安的技术干部和技工队伍，后来成为太行根据地军事工业生产中的生力军。此后，就在这巍巍太行山麓里，广大兵工人员居山创业；经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我们把黄崖洞兵工厂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军工圣地”。郑汉涛、陆达如是说。
黄崖洞兵工厂扩建后拥有700多名工人、40余部机器设备。为早日造出武器，众人克服一切困难，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制造武器。此后晋冀鲁豫的红色军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组建了7个兵工厂。还成立了特工大队，专门培养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的技术人才。
1940年4月，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军工部部长。他的第一件工作，就狠抓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和统一化。
创建太行军工的历史经验及影响
回顾创建太行军工，尤其是黄崖洞兵工厂的艰难历程，有许多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郑汉涛认为：第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战略依托。
1938年4月，晋东南军民经过23天英勇奋战，粉碎了日军2万余人的围攻，收复沁县、武乡、榆社、辽县等18座县城，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这为建立较为稳固的军火制造基地创造了条件。此后八路军很快又开辟了冀南和冀鲁豫两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15.2万平方公里，辖有154个县，2000万人口，拥有10万抗日大军。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工业基地。
回望历史，早在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就决定将技术工人较多和设备较好的115师三四四旅修械所、129师补充团修械所、豫晋游击支队修械所以及115师供给部修械所的部分人员，共有职工近300人，集中到榆社县韩庄村组建总部修械所。所址选择在韩庄村前的庙宇里，共有殿屋六座。安装有12马力蒸汽机和三节卧式锅炉各1台，车床、刨床、钻床等金属切削机床7台，设有机工、木工、锻工工作部各一个，钳工工作部二个。总部修械所除完成修械任务外，于1939年初仿制成功七九步枪，2月投入批量生产。
榆社县韩庄村八路军总部修械所搬到黄崖洞后，整个兵工厂的建设以此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展开。郑汉涛回忆：这些兵工厂除利用部分民房庙宇外，大都是动员当地的民工，就地取材，开山凿石，以石块垒墙、石片作瓦、石灰勾缝砌成石头结构的工房。每个厂都建在地形险要的深山之中，十分隐蔽，敌人难于攻入。但交通不便，又造成物资、产品运输全靠人背，肩扛，毛驴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
郑汉涛回忆：那时军工部设在山西黎城上赤峪村，距县城45公里，西距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王家峪村不足40公里，东南距辽县麻田镇20公里，此地是根据地的腹心地带。这时，决定将总部韩庄修械所迁至黎城县水窑山扩建为一所（亦称黄崖洞兵工厂）正当其时。
我们搬到黄崖洞后，三个造枪所的职工约有1500人。每个所都安装有蒸汽动力设备和金属切削机床，一、四两所还有电灯照明，当时被称为太行山上的‘现代化工厂’。这时各所造的枪，规格不同，零件不能互换，影响前线使用。1940年4月，军工部组织技术人员在水窑一所研制新式步枪，8月1日试制成功了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的新型七九步枪。制造这种枪的原料来源较可靠，金属零件全部用铁路道轨，枪托可用山区的核桃木，为此，军工部将这种枪的图纸和制作方法发到各所，组织统一生产，同时实行样板检验制度，使生产的步枪规格统一，保证质量。每月生产能力可达500多支。
黄崖洞兵工厂建厂第一年就开始了步枪、手榴弹和复装枪弹的生产。为什么这么快呢？郑汉涛回忆：这第二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充分调动了一切技术力量，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民工在内的积极性。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最朴素的信念。大家在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意志凝聚起来的智慧指引下造出了武器。也培育了生生不息的太行军工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1939年6月至1940年底，在收编、整顿各修械所的基础上，军工部先后兴办了四个步枪修造所，一个复装枪弹厂（下赤峪枪弹厂），一个炸弹厂（柳沟铁厂），一个试验所，共有职工2566人。1940年春，兵工厂制造出第一批步枪。当时正值朱德总司令55岁诞辰，为表达对他的敬意，这批步枪被定名为五五式步枪。兵工厂继而制造七九式步枪和八一式步枪，最高月产达430支。
7月底造出的八一式步枪，是刘贵福等人在总结五五式步枪生产经验后，参照延安兵工厂制造的无名氏步枪和捷克式步枪，制造出的一种新式步枪。这种枪重量只有3.06千克，轻巧、坚固、美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看到刘贵福等人造的这种枪后十分赞赏，并以八路军总部名义给予嘉奖，定名为八一式步枪。随后，黄崖洞兵工厂将此枪图样和制造技术推广到其他兵工厂，成为当时八路军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步枪。
从1940年到1941年，黄崖洞兵工厂共生产步枪4100多支，最高月产步枪400多支。尤其是为百团大战的胜利贡献了特殊的力量。战后，彭德怀专门找到刘鼎、郑汉涛等人下达了研制新武器任务。1941年4月，成功研制五〇小炮，很快就装备了部队。
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指出“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在现有条件下，我兵工建设只能充实我军技术装备，即补充弹药（步枪、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改善枪械。希望我兵工建设把我军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一步是不可能的。假若把我兵工厂弄得过分庞大，这对战争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弹药无来源，如不翻造步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则无补充。因此对兵工建设特别是弹药厂的建设的消极也是错误的。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强调：“根据地兵工建设应有正确的原则与办厂方针。”这为太行军工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工业战线开展了以赵占魁命名的劳动竞赛运动。赵占魁是第一兵工厂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劳动英雄。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以赵占魁为榜样，发扬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团结互助，多做贡献。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还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工厂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黄崖洞兵工厂是我军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该厂为八路军生产步枪近万支、手榴弹58万枚、迫击炮2500门、炮弹26.2万发，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的典范，并被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9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纠集2万余兵力，沿晋察冀三省的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主力部队第120师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沫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对日寇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并用黄崖洞兵工厂修造的迫击炮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本陆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1941年下半年，这里的“五〇”炮（一种掷弹筒）和“五〇”炮弹试制成功后，迅速转入批量生产。11月生产“五〇”炮80多门，炮弹2000多发。
1942年，在日寇疯狂“扫荡”下，黄崖洞各兵工厂的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一年生产“五〇”炮167门，“五〇”炮弹28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1600多发；到1943年生产“五〇”炮350门，“五〇”炮弹48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4200多发。
第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根据彭德怀的指示深入企业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总结制定出总部军事工业管理的一整套规章制度。
郑汉涛回忆：我曾经长期（1939～1947年）担任军工部工程处长，在上级的领导下，我担负了这一历史性的重任——具体工作就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企业改革。军工部建立了兵工厂生产管理制度，颁布劳动法，保障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保障工厂的利益。还要建立工会，团结教育工人。同时把教育培养人才放在重要位置。1941年5月，军工部在黎城县看后村创立了太行工业学校，调集了军工部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专业人才作教员。学校设机械、生产管理、化学3个专业。学员来自工厂和部队，初时有学员121人，后发展到200多人，培养了一批初、中级军工专业人才。
从此，我们便开始在军事工业中进行管理改革，推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方法，其主要内容是：（1）明确工厂是进行生产的经济组织，不是战斗部队，为了战争，搞好军火生产是工厂的宗旨。党在工厂的任务是团结教育工人，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2）实行组织工业生产的工务管理制度，推行经济核算、定额管理，严格收发、记工考核制度；（3）产品规格化，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工艺规程，实行零件检验、产品验收制度；（4）工人待遇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工资部分按技术评定级别，发放现金，有条件的岗位，推行计件工资；（5）实行民主管理，工厂成立工会，行政与工会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规定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对职工的政治权利和物质利益必须保证，如工资待遇、劳动保护、工作时间、例假、劳动纪律、职工福利都在合同中具体写明，每年签订一次，一经正式签订生效，便成为工厂的法规。
郑汉涛回忆：为了保证这些改革的实现，军工部举办了以开展工厂经济核算为主要课程的培训班，部领导责成我主持。我1933年从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后，曾担任过上海华新、长城机械厂工务主任，这样我把自己积累的一些管理知识和经验，结合当时军工部的实际情况编写成了讲义，在培训班运用它培养了一批青年管理干部，然后把他们分配到各个工厂从事工务管理工作。这些办法的实行，是军事工业管理的进步，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对日最后一战”时，八路军以长治为中心的华北军事工业区，东起河北邯郸磁县，南到山西晋城、陵川，北起河北建屏（平山）、山西阳泉，西抵山西武乡、左权，在这纵横数百里的区域，到处都可以见到新盖的厂房，高耸的烟囱；听见机声隆隆，汽笛吼鸣；遇到满载军火的火车、汽车、大马车。有的工厂与工厂之间，还铺有轻便铁路，小火车川流不息，日夜奔忙。兵工局直接管辖的炮弹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炮厂、火炸药厂有20多个，职工2.4万多人，如果加上为军工服务的肥皂厂、甘油厂、酒精厂、精硝厂、棉纺厂、电力厂、皮革厂、电池厂、煤矿、铁矿等厂矿职工就达5万多人。华北军工从原料的采掘、提炼，到能源的供应以及军火的加工制造，形成了一个具有解放区特色的，包括冶金、煤炭、电力、化工、机械、交通在内的综合性的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仅二十几个军工厂的不完全统计就拥有蒸汽动力设备188台、发电机组52部、电动机193台、各种金属切削机床832部。可以说军工生产能力是十分可观的。后来也为全国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
回望历史，早在1938年1月1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工业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太行乃至华北军工，是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军事工业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的。它是我们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解放区进行工业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尝试和创举，是两万多名军工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丰硕成果。它的发展壮大，不仅从中国的实战出发，为解放战争研究和制造了大量的军火，保证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武器弹药供给。其作用正如1948年底刘少奇在全国兵工军械会议上所讲：“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而且，它还为新中国成立后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探索了规律、积累了经验。直到今天，在我们探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进一步把改革开放继续向深入发展的时候，回顾当年历史经验，必然也有许多是值得借鉴的方面。
（作者简介：袁和平，原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1-22 15: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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