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日
2022-09-06 17:12:55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王晓荣   点击：  复制链接

　　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江西武宁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江西九江响应武昌起义，1913年在江西湖口首举讨袁义旗，揭开“二次革命”序幕，1915年与唐继尧、蔡锷发起讨袁“护国战争”，1917年后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李烈钧与冯玉祥的私人关系也有着历史渊源。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李烈钧随孙中山北上，访晤张作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李烈钧继续留居华北，协助冯玉祥国民军工作。1926年冯下野访苏，将国民军事权交与张之江办理，并托付李烈钧指导。李烈钧协助张之江、鹿锺麟等策划国民军南口战守事宜，与广东革命力量遥相呼应。1927年北伐进行中，李烈钧到南昌、南京、徐州，担负沟通蒋、冯意见之责，促进冯玉祥随蒋反共、一致北伐。李烈钧向来崇尚欧美政党政治，主张发扬民主，开放政权。但1928年国民党建立统一政权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遭受排挤的李烈钧寓居上海，对蒋介石的内政外交诸项措置多所不满。冯玉祥在1929年编遣会议后，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发动反蒋战争。1930年10月，冯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解甲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山村，但他一直在试图东山再起。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声浪中，国民党内反蒋各派系也利用时机向蒋介石发起猛烈攻击。李烈钧与冯玉祥在反蒋抗日上产生了一致性，两人重新开始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冯玉祥从泰山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积极活动，支持冯玉祥的组军抗日行动。(注：限于篇幅，对于察哈尔抗日前李烈钧与冯玉祥的联合反蒋抗日行动，笔者将另文论述。)在整个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对冯玉祥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声援，并对事件演变起了重要作用。

　　一、援助察哈尔抗日

　　1933年5月26日， 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正式揭旗抗日。冯的这一举动，与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抵触。南京政府为阻止北方实力派结盟，专门发出对冯玉祥与阎锡山等分别采取军事、政治解决办法的密电，(注：《蒋介石关于分别对冯玉祥及阎锡山宋哲元采取军事政治解决办法致汪精卫密电》 (1933年7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版本同)，第716页。 )试图“尽一切力量对阎锡山(山西)施加压力，迫使他改变中立立场，增加对冯的压力。”(注：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邓发《关于张家口前线工作情况的报告》(1933年 6月18日)。)为援助冯玉祥在张家口的行动，李烈钧密电阎锡山，敦请阎与冯玉祥合作。他说：虽然自己一再呼吁抗日，但“弟以言难见用，而军国诸事，又责有专归”，所以至今抗日无望。“停战协定签字，舆情愤慨，政府无能，实有以招之。日人侵略难测，将来长城范围，何为界说?”李烈钧赞扬冯玉祥“激于义愤，蹶起张垣，锁钥北门，国人称颂”，并向阎锡山进言：“诚以宋文帝之目壤万里长城，国以危殆，前事可鉴，未可轻为疑虑也。晋为华北之枢，与察、平、津以共存，知必能辅车为用，并使各方将帅始终以致力御外为专务也”，希望阎锡山率领晋军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互相呼应，一致抗日。(注：《致阎锡山》(1933年5月31日稍后)，周元高、孟彭兴、 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版本同)，下册，第760页。 )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李烈钧致电冯玉祥：“接子良(按：子良为冯玉祥部属薛笃弼的字)转电，知公举大事于张垣。日冠侵凌，国人共愤，公应袍泽之望，本坚决抗日决心起而图存。九四老人(按：指马相伯先生，时94岁)、国学泰斗(按：指章炳麟)，既代人民勖贺矣。(注：同盟军成立后，汪精卫指责冯玉祥赤化，但章炳麟却从苏州发出与汪相反的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老冯赤化。”94岁的马相伯先生在上海欢迎马占山大会上说：“我这第一杯酒是恭祝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转引自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中央诸人赞美者多，冷视者百之一焉。”他热情鼓励冯玉祥说：“深信公之雄迈，足以锁钥北门，板荡识忠臣，政府此时亦必能鉴于南北往事，而自重其万里长城也。握别数日，公精神必如昔，势顺成事，势逆成名，公诚伟矣!”(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6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1页。)至7月1日，抗日同盟军已经克复康保、沽源、 宝昌，7月 12日又收复了被日伪军占据72天的多伦。李烈钧闻讯后，旋即致电冯玉祥祝贺：“政府对公唯一希望是来中央，人民对公唯一希望则在救国。今公尚未接受政府之意，而先已快人民之心，不贪高官，不惜性命，惟仁是求，惟义是赴。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首收复之。捷报飞传，闻者雀跃。公等之业诚伟矣。”并相信冯玉祥“必有更进之伟举，为民族光也。”(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7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4页。)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军抗日，为许多民众团体所拥护，(注：至4 月中旬，上海广州等地就有60多个人民团体电促冯玉祥领导抗日。见《中国周评》1933年4月22日。)但在南京政府方面，一些人怀疑、 猜测，一些人一开始即予以威胁和阻止。李烈钧及时就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活动情形，向南京政府及外界作出解释。6月4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他说：“焕章起于张垣，对政府应变不免微词，其抗日之心实为坚决，故国人多称颂之。”李烈钧声称自己与冯玉祥素有交往，将促其“专力御侮”， 枪口对外， “以尽公谊兼报私交”。(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6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1页。)9日，李烈钧又发表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称：“察哈尔之现状，只见报载，并无特殊消息。冯焕章先生之行动，全系对外，并非对内”，“中央对内，抱定‘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之宗旨，以求全国精神之团结，一致对外。”(注：《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6月9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2页。)李烈钧作出这些解释，目的是缓解冯玉祥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并使外界正确了解张家口的情况。

　　李烈钧一方面为冯玉祥的举兵行动作解释，促进冯玉祥与南京政府的沟通，同时也试图趁此政局突变之势，督促蒋介石觉醒，迅速调整内外政策。6月14日，李烈钧密电蒋介石说：

　　佳日到沪，留此(按：指上海)中委及知名之士多已接谈，彼等只认政府措置之非，而未谅政府处事之难。详察诸人言论，尚非徒为责备之严。盖数年以来，政府设施实未能以慰民望也。此时苟冀团结内部，稍减人民之非难，有急宜办者二事：一、严令军政各机关，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秘密处置，亦不得滥用军法。其二、是非得失，公开辩论，取消文电检查，修改民众运动组织法，切实保障言论、出版诸自由。苟能如此，庶其余重要问题，有进行交换意见之可能;如其不然，则政府所盼望于党人国人者，徒见治丝益棼，日暮途远而已。犹忆日前中常会开会时，某友厉声曰：“中国领土虽大，无一处能表现主义者，即中央党部亦非三民主义所在地。盖外来文电，虽中委亦不得见，遑论讨论。”某友之词，慷慨悲愤，闻者默然，中央诸人，早呈散漫状态，而微词怨语则随处可闻，此诚不能不加以警惕者也。若此情形，皆公不易获闻者，钧则愿公闻之也。粤、桂、闽谋另组政府之议颇盛，如何演进，在京而不在粤。焕章举动，不尽如报载所传，然日人已甚为异之。择要以闻，维冀谅察。(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6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3页。)

　　随着张家口抗日声势日起，南京政府与反蒋抗日派的关系也日趋僵化。身处张家口的冯玉祥，急切需要知道南京政府与外界的反应。6 月11日，冯玉祥发表真电，声明“此次专为抗日，决不割地自雄”之后，李烈钧随即致电冯玉祥说：“公真电发出后，同情者益称颂，反对者词亦塞。政府既不便张抗日旗帜，宜有妥善办法，与公商榷。”(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6月11日稍后)，《李烈钧集》下册，第762页。)6月中旬，李烈钧致电冯玉祥， 及时将自己所探察到的两方面消息通报给冯玉祥。一为：

　　弟以南中情形未明玄奥，故屡承电询，尚未奉答。

　　这是说，冯玉祥事先与西南方面胡汉民等商就的西南联军与北方协同动作、倒蒋抗日计划，此时情况不明。二为：

　　政府军此时系开弓，彼苟畏舆论，必不敢放箭也。(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6月13日稍后)，《李烈钧集》下册，第763页。)这是说，南京政府于6月中旬派遣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 关麟征等部准备向张家口进攻，但碍于强烈的民众抗日舆论，李烈钧暗示冯玉祥，估计政府不会真打同盟军的。

　　面对南京政府攻察部门的压力，冯玉祥一方面抓紧时机收复失地，争取舆论同情，同时吁请李烈钧等主持正义。7月10日， 冯玉祥致电李烈钧说：“宁方乘我多数健儿，奋死攻敌之际，竟公然调兵遣将，入察攻我。此真千古奇闻，亦人类变局也。公表率群伦，片言九鼎，能否联合三二十正人义士，为我义师主持正义?”12日，冯又及时将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消息告知李烈钧等。(注：《复李烈钧电》(1933年7月10 日)、《向各方通告克复多伦电》(1933年7月12日)， 《冯玉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版本同)，下卷，第71、73页。)14日，李烈钧复电冯玉祥，对同盟军收复失地予以鼓励和支持：“鸱鹗翱翔，鳞凤潜伏，人不战而失四省为有功，公传檄收复察东为有罪，斯千古奇闻。然公亦何以令人畏罪若此，则公更为千古奇人矣。弟更自当联合诸人， 再申正论， 为历史略存正气也。”(注：《复冯玉祥电》(1933年7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4页。)16日，李烈钧在上海与新声社记者谈话说：本人与留沪各中委“对冯之抗日，自属一致敬仰同情。至于援助问题，无论精神或物质方面，各有责任，当尤不待言也。”(注：《与新声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7月16日)， 《李烈钧集》下册，第766页。)21日， 李烈钧协同程潜等上海中央委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称：“自冯焕章先生克复多伦，全国人心为之振奋，北门锁钥，此为近之。”电中揭露南京政府“将以大兵迫察，藉快仇者之意”，以及汪精卫对同盟军的污蔑之词，要求政府“虚怀相处，共振危亡”。(注：《留沪中委为察事致南京政府马电》(1933年7月21 日)，(香港)存萃学社编集《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下册，第620页。 )对于李烈钧积极“宣传呐喊之状况”，作为“今次赞助同盟军政治上之力量”，冯玉祥深表感谢。(注：《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版本同)，1933年7月 17日、19日、24日、8月11日。)

　　在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不久，李烈钧即会同上海中央委员王法勤、朱霁青、邓家彦、傅汝霖等向国民党中央密电陈词，称：“冯焕章同志愤国势艰危，倡义军之同盟，图抗敌于张北，其力虽薄，其志可钦，精忠卫国之心皎然共睹”。他们认为，“政府宜察其忠忱，嘉其勇毅，补充(械弹)，俾得其一意练兵，保障边陲，矧国防设备需时，日人诡谋难测，如冯同志之智勇，允宜授以军权，使当大任。”电中还说，“语云，猛虎在山可卫黎藿，今国之黎藿被采多矣，幸有此虎，能不加以爱护耶?”(注：《王法勤等为日寇入侵请授冯玉祥重权以保卫边疆的密电》(193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03页。)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后，李烈钧在向冯玉祥致电祝贺的同时，又急电国民党中央，“再进逆耳之言，冀邀虚怀之听”。他说，“昔张学良不战而弃数省，苟为有罪也，则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国家纪纲，有罪者诛，有功者赏;民主政治，才智之士，悉宜举之。此求有利于国，非君主时代仅为个人比也。”李烈钧认为，冯玉祥正是国家危难之时的干才，他说：“玉祥瑰杰英迈，海内赞美。今国事若此，正求田单、檀道济恐不可得之时。”李烈钧认为，冯玉祥正是象战国时齐国的田单、南朝宋国的檀道济这样的国之战将，因此，政府应授冯以实权，使当大任：“烈钧愚虑，以为政府亟应明令授权，示以方针，共扶危局，表中枢治国之诚，慰国人求贤之望。”(注：《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行政院等电》(1933年7月15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5页。)

　　7月底，抗日同盟军陷入困境，冯玉祥准备收束军事。李烈钧于7月28日复电蒋介石，继续商谈有关冯玉祥下野的具体事宜。他说：“察省今当强敌之冲，板荡至此，或为选将之时，是否即以该方重任，仍责成焕章，使其前被推戴于人民者，今后听命于政府”。李烈钧认为，授冯以察省御敌之责，可使先前民众团体寄予冯之希望，得到政府认可，并可使冯以后听命于中央政府。而且，如果政府能先授命于冯，则有助于察事的和平解决：“如政府能先授命，则取消原有名义，更属当然，事亦易为。”李烈钧还想知道，退一步，如必须冯先取消同盟军总司令名义，是否冯仍能得到政府重用：“苟令先行取消，则政府是否仍能倚重焕章以作长城?钧甚欲先明斯旨，得公推诚相与者，料焕章必能竭诚相应也。”最后，李烈钧强调，“政府授焕章以实权，虽拜命与否不可知，然焕章进退已自如，政府统一全局之愿益遂矣。”(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7月28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8页。)

　　8月4日，李烈钧再次致电蒋介石，赞扬冯玉祥的抗日救国热情，建议“使焕章才略得以为国宜劳，以收势合则治之效，而免势分则乱之忧”。(注：《再致蒋介石》(1933年8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0页。)7日、8日， 李烈钧又接连发表与各通讯社记者谈话说：“政府之于焕章宜视若长城，授以大权，使当重任”，“国人有名将若此，政府直能以万里长城视之”。(注：《与各通讯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7日)、《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8月8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2、773页。)

　　但是，无论李烈钧怎样极力地呼吁，蒋介石不可能授给冯玉祥以实权，则是显而易见的。最后，蒋以“训练总监”、“全国林垦督办”等虚衔诱冯晋京，冯也是不可能接受的。

　　二、促成察哈尔问题和平解决

　　7月中旬以后，冯玉祥与南京政府间的僵持局面日趋严重， 国民党攻察部队与抗日同盟军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李烈钧频繁奔走于冯玉祥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之间，竭力促成察哈尔问题的和平解决。在7 月14日致冯玉祥电中，李烈钧在赞扬冯玉祥抗日伟业的同时，又以不得已而富含讽刺意味的口气劝慰道：察东四县收复，捷报频传，“唯昔人不战而弃数省以立功，今公一战而收察东，恐难免于罪缘。政府希望于公者，并不在此，且不需此也。”正是因为冯玉祥做了南京政府不希望也不需要他做的事，所以南京政府才从各方面向冯施加压力。他暗示冯玉祥，在张家口的举措应适可而止：“今为公计，宜速偕诸将帅肉袒负荆，诣京请罪，并申明今后不预抗日御侮之事，则功逾陈汤，罪逃武穆，岂不善载?”(注：《致冯玉祥电》(1933年7月1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4页。)

　　面对国民党攻察部队的威胁，加之同盟军内部也困难重重，冯玉祥急切需要李烈钧的帮助。7月26日，冯致电李烈钧， 告以张家口大兵压境的情况说：“现康庄停有徐廷瑶兵车十七列，王以哲第七旅开怀来。而康庄、怀来、保安、下花园间，复停有中央铁甲车六列。即关、庞、刘、李等部，亦正向我采取大包围形势中。”他向李烈钧申明：“弟本抗日救国之旨，曾迭作枪口对外不对内之声明”。冯恳切希望李烈钧帮助调停，和平解决察哈尔问题：“望公努力和平运动，区区之意，实不愿以抗日武力，为国贼作鹬蚌;且在步步紧迫之下，更不愿鹬蚌相持，徒为渔人快意也。”(注：《致李烈钧电》(1933年7月26日)， 《冯玉祥选集》中卷，第92页。)

　　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也屡电李烈钧，委以调停之任。其意一方面在于安抚上海方面不满于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蒋势力，同时也希望李烈钧能居中说和。在蒋介石等的电请之下，李烈钧便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斡旋，屡陈己见，力促察哈尔问题圆满解决。(注：《复冯玉祥电》(1933年7月28日)，《致蒋介石电》(8月4日)， 《李烈钧集》下册，第769页。)

　　7月 24日，李烈钧致电蒋介石，说张家口“情形非尽如外间所传，焕章先生平昔主张和平团结，一致对外之旨始终未渝”，“此次收复察东，勿论其方法若何，均与国家有益”。他希望蒋能以其豁达大度，和平处理察事：“现海内以政治不平之故，鼎沸久矣!”“钧愚以为此时努力在全国，而明察在公一人，公能坦怀相处，兼重绳墨，则治平之世未始不可期也。”李烈钧表示，他“现拟致电焕章，详告政府苦衷，当能谅解”，而冯之行止如何“则须视公之本意何如也。”(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7月2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7页。)

　　在致电蒋介石的同一天，李烈钧还密电黄郛，述诉自己“以政治主张(按：指李烈钧一再呼吁的‘开放政权’主张)又生波折，民治难期，遂不欲闻问他事，而独于察事未能恝怀。”李烈钧认为，对于察哈尔问题，“政府虽采和平办法，而与人民所希冀者相悬殊……焕章对政治不满，与吾人殆相同，然其举动则在抗日救国，公必能体会而维系之也。”他建议黄郛助以斡旋之力：“以公主政华北，与焕章皆至好也”，“望我公此时特为虚怀相处，且俟下走斡旋也。”(注：《致黄郛电》(1933年7月2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7页。)

　　黄郛，浙江绍兴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教育总长，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两人曾秘密合作过。推倒贿选总统曹锟后，冯玉祥主持成立摄政内阁，以黄郛为国务总理，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所以李说黄与冯为“至好”。加之黄郛本人这时又主政华北，因此，论公论私，黄都应出面斡旋，经李烈钧劝说后，黄亲自到张家口同冯玉祥进行彻夜长谈，向冯指出：由于实力过分悬殊，你若抵抗不能取胜;同盟军内部不稳，并摆出诸多事实予以说明。黄的谈话使冯玉祥感到，蒋等对同盟军内部情况已了如指掌，并非完全挑拨离间之词。这一谈话是促使冯玉祥态度软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冯玉祥向黄郛表态说：为避免内战，可以进一步商谈，但蒋必须首先下令停止对察用兵。冯并提出自己的和平条件：一是让宋哲元回察主政;二是保留同盟军。否则，再无谈判之必要。黄郛答以“让宋哲元回察主政，估计问题不大。保留同盟军问题因涉及军内有共党活动，我回北平后向蒋、何转达。”(注：陈英茨《抗日同盟军是如何被葬送的》，《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辑，第11页。)

　　7月31日，冯玉祥发表世电，驳斥蒋、汪对他的污蔑之词， 同时也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决办法。此后，冯玉祥与南京政府之间不断联系，商洽具体措施，李烈钧继续居中疏解。8月1日，冯玉祥复电李烈钧，说明备感压迫之苦衷，表示：“弟为国家前途计，为民族免除内战痛苦计，决对蒋、汪所提四事完全接受，冀得谅解，希公暨诸友与政府商之。”(注：《致国民党中央电》(1933年8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69页。)4日，李烈钧将冯玉祥电转给汪精卫等，(注：《李烈钧关于冯玉祥被迫接受俭电四项条件与汪精卫等的来往密电》(1933年8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25页。)同时接连致电蒋介石：“前奉复示，逆耳之言，乃蒙采纳，斯固进言者之幸也”，李并进一步在蒋冯之间转圜说：“焕章处世，公知之较详，其语言虽涉激烈，爱国尚出精诚”，“焕章世电，间或失实，但第一步既已完成，第二步即可商洽”。他希望蒋介石以“政府大度，示国人信”，“今公既谅焕章之处境，焕章又重公之所言，是两贤契好有期，大局奠安可望”，并表示自己将不辞劳瘁，为察事善后而努力。(注：《致蒋介石电》、《再致蒋介石电》(1933年8月4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0页。)5日，汪精卫复电李烈钧，称赞李、冯的表现说：“焕章兄既已表示愿接受四项，当即转告敬之兄，妥慎洽商协办理。我兄苦心瘖口所全甚大，敬佩荩筹”。(注：《汪精卫复李烈钧密电》(1933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351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 编军事(5)，第726页。)至此，双方基本上达成谅解。

　　察哈尔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社会各界极为关注。8月7日，李烈钧在与记者谈话中，继续解释说：“政府负责守土，丧失土地原非所甘，乃欲谋定后动之故，遂未能赞助焕章之所为。国事如此，亦不幸矣。”在此“内战之祸”即发之时，“余钦焕章之见义勇为，临难不苟，而原政府之忍辱含垢，爰向政府进逆耳之言，于焕章亦为待时之动，乃承采纳，非仅个人之幸也。(注：《与各通讯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7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2页。)8日，李烈钧偕秘书张宓公、朱善槎及二子、四子、长女，乘怡和公司“公和”轮赴江西庐山，与蒋介石商讨“察省善后”问题。(注：《李烈钧集》下册，第773页注。)

　　李烈钧不辞劳苦而奔走，及时沟通蒋、冯意见，促成察哈尔问题和平解决，功不可没。台湾学者对此有着比较一致的评价，说：“当时冯具实力举足轻重，如不羁縻笼络难固团结，李以其私谊反复折冲，对其自己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李氏是个不计个人得失嫌怨，直言敢谏、为国为民、求民主结人心的真正爱国者”。(注：周仲超《李烈钧乡先生百岁诞辰追思》，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1年版，第247页。 )对此，李烈钧在察事获得和平解决之际，也曾致电蒋介石，表白自己奔走斡旋，是为了帮助蒋、冯修好之本意：“所以屡为言者，以前途辽远，欲公等略复夙好耳，而事则在公也。”(注：《致蒋介石电》(1933年8月7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1页。)

　　冯玉祥与国民党中央基本达成谅解以后，察哈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冯决定离察入鲁，再上泰山隐居。许多关心察哈尔问题的民众团体及热心国事人士，都急切知道察事处理的内情及冯玉祥与中央政府的未来关系问题。李烈钧及时地向外界作以说明。他在与华东社记者谈话时，专门介绍了冯玉祥接受和平了结察事的原因，他说：一是同盟军接济困难，“察省地瘠民贫，部分给养困难”，而“国内各界物质与金钱之接济，又无法到达”;二是“政府军队北开，更有随时发生内战之可能。苟有内战，则冯氏枪口对外之主张岂非自食前言?”因此，冯氏遂放弃其原来收复热河、东北的计划，接受了蒋、汪的四项条件，察哈尔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注：《与华东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5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1页。)

　　8月27日，李烈钧携秘书、家属由江西庐山返回上海， 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中，又发表了自己对察事和平解决的看法。他说：“察事和平商洽已成为过去问题。然冯焕章之传檄收复四县与一战攻克多伦，后之史者当有记载。而政府虽似以大兵压迫张垣，亦未真有其事，贻历史羞也。”(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1933年8月27日)， 《李烈钧集》下册，第773页。)

　　9月1日，大白社记者特访李烈钧，向李询问冯玉祥近况、冯对国民党中央邀请晋京的态度，以及冯与同盟军余部方振武、吉鸿昌两部的关系等问题，李烈钧在谈话中，分别作了回答。第一、关于冯玉祥下野后的近况：“冯先生自离察人鲁居住泰安以来，终日阅书写字，研究各国政治，不问外事，日常生活与从前无异，精神亦如常。然对于暴日侵略仍愤恨在心，不改其过去形态，故日本之一举一动，冯先生颇为注意也。”第二，关于冯玉祥是否入京及其名义问题：“当冯先生离察时，中央迭请其入京洽商国事，共谋大计”，并“拟予以水利督办名义”。“冯先生颇有入京意思，但何日起程，须视其环境如何而定”，至于中央所予名义，“冯氏本人对此毫无表示，盖冯氏本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尚要何种名义乎?”所以，“冯先生之入京，不在名义而在时间问题也”。第三、关于冯玉祥与同盟军余部方振武、吉鸿昌部继续活动的关系问题：“日来察省方振武、吉鸿昌之部队，因与宋哲元尚未获得相当之谅解，致生纠纷，一时甚为严重，迄未具体解决。”但“此事之发生，全为该部安置问题中之枝节，冯先生既已离察，绝不顾问此事。中央与宋哲元有相当办法，想不久即可圆满解决，谅不致成为大问题也。”(注：《与大白社记者的谈话》(1933年9月1日)，《李烈钧集》下册，第774—775页。)

　　为使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察哈尔抗日的情况，冯玉祥在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组织孟宪章、陈国梁等部属会同新闻记者赵瑾三，编写《察哈尔抗日实录》。1933年底书成之后，马相伯为之题词，李烈钧、章炳麟、冯玉祥分别作序。本书汇集大量历史资料，叙述察哈尔抗日兴起、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及其失败的经过。李烈钧称：“是书，痛史也”。

　　李烈钧在序中略述自1924年春与冯玉祥结识以来，自己与冯氏的深厚友谊，回溯了冯玉祥马厂首义，出师北伐，底定大局等屡屡战功，盛赞冯玉祥“瑰杰宏放，并世寡俦，治军严整，出时下诸帅上，然其好学不倦，则鲜有知者”。序中概述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向南京政府屡次请缨抗日未成，遂在热河沦陷、察哈尔危急的情况下，组军抗日，收复失地，以及不得已而罢兵离察的经过。最后，李烈钧对察哈尔抗日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总结说：“自是国内遂无复有举抗日之旗者”。(注：赵瑾三《察哈尔抗日实录》序。)

　　在30年代初的反蒋各派中，与冯玉祥、胡汉民等相比，李烈钧在反蒋方面，不象胡汉民等那样锋芒毕露，而是以比较温和的姿态活动于政治舞台。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谴责蒋的对日妥协政策，但当蒋介石与反蒋派激烈冲突时，李烈钧又往往居中调和，成为蒋介石与反蒋派之间的一股缓冲力量，这在察哈尔问题的演变中尤为明显。李烈钧在察哈尔抗日期间频繁地活动于南京政府与冯玉祥之间，使他在一些场合具有双重代表的身份。对于李烈钧声援抗日同盟军的“宣传呐喊之状况”，冯玉祥当时是很感激的。(注：《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17日、19 日、24日、8月11日。)这在客观上又加深了冯、李两人之间的友谊。 察哈尔抗日失败后，冯玉祥再上泰山隐居。1934年5月17日， 李烈钧专程前往山东访晤冯玉祥。23日，冯、李两人共游烟台。26日，在烟台“民众抗日同盟军御寇周年纪念大会”上，冯、李分别作了讲话。冯玉祥在讲话中专就李烈钧对同盟军的声援作用说道：协和先生“是对民众抗日同盟军帮助最大的一人。他骂南京政府，一骂骂八辈子!南京打察哈尔的时候，协和先生左一电报，右一电报，打给南京，有形无形之中，给同盟军很大的帮助!”(注：张功常《冯玉祥胶东游记》，上海军学书社1934年版，第60页。)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9-06 17: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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