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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前夜
2021-09-13 14:59:21  来源:中华遗产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这件事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其实,在这天以前,日军就制造了很多事端,企图引发侵略,其中最有名的一件是直到事变爆发前,中日还在交涉的“中村事件”。

  那是1931年6月25日,兴安岭的夏日,散发着灼人热浪。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国家森林公园内),四个不知热的中国农民,依旧捂着棉袄棉裤,快马加鞭地奔驰着。

  他们“个色”的着装,以及大量的行李,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注意。中国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军3团一营营长陆鸿勋命令连长宁文龙带领士兵将这4人扣留盘查。

  官兵们用中国话提问,4人不回答,改用蒙语,仍不回答。陆鸿勋见为首的一个人留着“仁丹胡”,这才怀疑他可能是日本人,就让屯垦3团少校团副留日学生董平舆用日语来审问。

  上面这段记载,后来由董平舆之子记录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村事件”》。文章说,董团副见他们有两匹马十分高大,绝不是东北马,遂更加怀疑。他对不速之客说 “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以此将他们四人扣留。

  经搜查,这一行人携带有七张地图:日文和中文的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各一张,地图有校对后的铅笔记号;吉林省洮南市到索伦山的铁路线(中国修建的洮索铁路)草图,附有立体桥渠涵洞断面图。两个笔记本:一本记载个人私事,开篇记录了“日本昭和六年一月”,“我”受日本帝国参谋部派遣,赴中国东北兴安区一带活动;另一本日记记录了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军事机密。携带的物品有日造三八式马枪和南部式手枪,还有日军罐头等等。

  铁证如山,日记本的主人就是日本间谍,但那个“我”是谁,日记本上没有写,只能撬开他们4人的嘴巴。6月26日凌晨,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回。在审讯中,留着“仁丹胡”的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中村震太郎说自己是来考察土壤概况的,此外,便不多言。

  还有一个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这个家伙没那么倔强,他全盘招供。“中村事件”的当事人关玉衡,为了向上级汇报,书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解放以后,关玉衡进入吉林省政协工作,他的资料都编入了《吉林省文史资料选辑》。在他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我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和日记都是中村掌管的,我不管。”然而,再与中村对质,他却什么也不说,而且态度愈加蛮横暴躁。由此可见,中村震太郎是这起间谍案的主犯。

  △图为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右)的合影。中村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科陆军大尉,奉命探查中国吉林省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东部乌兰浩特一带)的地理和军事部署,另外策动内蒙古王公的“独立运动”。日军退役军人井杉延太郎是中村的助手。供图/沈克尼

  接下来的二次审讯,中村知道自己的罪行已败露,想要拼死一搏。他趁松绑画押之机,突然挣扎起来,同中国官兵们格斗。关玉衡怒不可遏,正要抽战刀手刃敌人,同是留日归国的机枪连长贾湘林抢先动手,他抓住中村衣领,刀按其颈,用日语喝问:“你是不是日本间谍?”没想到中村虽然惧怕,却仍逞强道:“我是!……你们敢把我们日本人怎么样!”说着又挣脱开来继续厮打。怒火满腔的官兵一拥而上,一个士兵用枪托击中他的头部,当即将其打昏。

  事已至此,关玉衡觉得兹事体大,连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集体讨论对日本间谍的处置。据1956年的《白城日报》记载,董平舆曾回忆说:“他与陆鸿勋营长两人建议‘秘密处决’,众人积极响应。于是,关团长命令宁文龙、王秉义两连长带兵将中村四人押赴军营后山七八里僻静之处,一并枪决。除重要文件、物证呈报外,包括马匹行李,全部焚毁灭迹。封锁消息,严格保密。时间是1931年6月27日凌晨12时30分左右。接着,关团长连夜把这个事件的经过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很快批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

  另据日本历史学家古屋哲夫编纂的《日中战争史研究》,日本参谋本部在1931年上半年,曾派出3支“科学考察队”,中村一行即为其中一支。

  1931年7月初,两支考察队都已返回东京,唯不见中村回家,又没有电信情报。7月18日,负责接应中村的关东军特工二处的片仓衷大尉按预定计划,到吉林省洮南地区的王爷庙接应中村。片仓衷曾接到中村由海拉尔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可是距离中村应该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的人影。

△地图上的察尔森,即为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被抓的地点。

  不仅如此,据1963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满洲事变日志记录》:片仓衷发现沿途军警盘查忽然严格起来,他感到情况不妙,向关东军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报告。土肥原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秘密查明情况。”于是片仓衷乔装打扮,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向北寻找,行至察尔森四方台子,即中村被抓获的地方。在这一带修筑铁路的一个叫王翼先的工头,爆出了“猛料”:军事禁区兴安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他们有日本人、俄国人、中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这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三团司务长李德保当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这是个关键的线索,关玉衡命令禁止一切消息走漏,为什么中村的手表却被李德保典当了呢?稍后会揭开这个谜。令人不解的是,一向嚣张的日军,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事件,立即发动侵华战争,而要等到9月18日呢?

  △图为日本陆军装备的“三道梁”手表,这种表即是“中村事件”中,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遗失的同款手表。图中的手表是“精工舍”(今天“日本精工”SEIKO的前身)1934年出品的短三针男表,是由侵华日军携带来华,现由收藏家沈克尼收藏 供图/沈克尼

  可能是因为日军没有准备好,也没找到栽赃中国的证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披露了中村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项:一、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进入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二、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为此,中村先后两下兴安区。

  井杉延太郎的口供也提供了证据:1931年2月7日,中村经齐齐哈尔沿绰尔河到扎赉特旗王府,参与旗札萨克(旗主,蒙古的地方小王爷)巴布扎布秘密召开的东蒙王公会议,鼓动东蒙独立。后来,中村一行的行迹被兴安区屯垦军所监视,慑于屯垦军的严密防范,中村震太郎不得不中途止步,匆匆返回沈阳。

  第二次即是6月中旬。在既无兴安区屯垦公署的签证、又未经兴安区屯垦军司令部的批准、手续极不完备的情况下,“日本农学家”中村震太郎于6月2日,在日本关东军特务片仓衷大尉的接应下,来到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的秘密接头地点——朝日旅馆。中村先找到在此开小旅馆的日军预备役曹长井杉延太郎,井杉给他雇了两名向导,一个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人称“戈矿师”,他是万宝煤矿的采矿师,懂日、蒙、汉语,任翻译和马夫;另一个人是个汉奸,叫刘文茂,蒙古族,扎赉特旗人,是旗札萨克巴布扎布的女婿。

  6月5日,中村一行4人乘火车从齐齐哈尔出发,6月9日,他们从博克图附近的宜立克都车站下车,改骑马行军,沿着兴安岭索伦山,向洮河南岸进发,相当于从北向南穿越兴安区,一路观察测量。22日到达乌兰浩特附近的察尔森。他们一路上一直翻山越岭,山里气温低,所以他们着装很厚。6月25日,行至察尔森四方台子。这里就是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便发生了前面的故事。

  此时,日军尚不清楚中村是否死于东北军之手,中村的情报又可能在中国军人手中,日本没有兴安区的军事情报,故不敢贸然出击。这或许是“九一八”没有提前发生的原因之一。

  △右页图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把“柳条湖”事件的假证据—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枕木,以及东北军军帽、枪支等—展示给日本记者。

  就在日军逡巡之际,又一个线索送上门来。7月上旬,中村的蒙古族向导刘文茂家人,听到走漏的消息,找上门来寻尸,遭到屯垦军的阻止,刘文茂家人回去告诉扎赉特旗的札萨克巴布扎布。巴布扎布听到消息,出于翁婿亲情,遂大动肝火,欲派蒙古骑兵去找关玉衡问罪。

  就在他企图发兵之际,一个“好心人”劝住了他。1954年内蒙古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著名的“蒙独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在解放后聊起,最早策动内蒙古独立的蒙奸——乌泰,因为遭到中国政府的通缉,此时恰好藏身在扎赉特旗。

  乌泰闻此“噩耗”,深感这是个挑拨离间的良机。他“好心”劝住巴布扎布“不要鲁莽蛮干”,“你斗得过屯垦军吗?不如绕道去齐齐哈尔和洮南报告日本人,比咱们力量大得很!”结果,两人以去黑龙江省和洮南办事为名,分别找到齐齐哈尔的日本领事长林义雄和洮南“满铁”所长河野正直。

  △图为1938年10月20日,代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访问日本的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晤。德王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的世袭王公,内蒙古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极力拉拢这些蒙古分裂分子。中村震太郎就有策动扎赉特旗“自治”的任务。

  听到这个可靠消息,8月初,土肥原贤二亲自来到兴安区,想要找到中村遇害的证据,扬言要“带关东军一个联队,武力搜查兴安”。“满铁”所长河野正直陪他到了洮安县(今吉林白城市),刚下火车,土肥原就在车站被繁琐地“安检”,他始知中国军队早有防备,嚣张的气焰有所收敛。到兴安屯垦公署时,他怕中国人“暗算”他,向中国驻军申请沿途保卫,又遭到兴安区政府的拒绝。土肥原开始害怕,他躲到扎赉特旗乌泰的家里,众蒙古王公劝阻他说,别成了“第二个中村”,“回去吧!关玉衡鲁莽得很!”故此,土肥原“寻尸”作罢,灰溜溜地返回了沈阳,他对当地报纸说中国军队是如何如何野蛮,又跑到东京,向陆军和内阁煽动“必须武力解决”!

  因为土肥原手中依然没有中村死于中国军人之手的确凿证据,不便于为此制造事端。但他并不肯放弃,决定派赫赫有名的川岛芳子去找中村的手表。川岛芳子的这段经历,是在她战后受审时,被指控律师公之于众的。

  前面提到的那个筑路工头王翼先,此时已被日本特工收买。8月9日,在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的特工铃木的安排下,由王翼先做中间人,邀请李德保来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喝酒。迎接他俩的是两个身着和服、花枝招展的妙龄女子,一个叫植松菊子,另一个称是朝鲜人,姓金。两位妓女百般媚态地款待“客人”。铃木得知李德保有很深的吃喝嫖赌恶习,时常手头拮据,他趁机说:“金姑娘从南满带来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发财的李德保讲价后要全部买下,可随身带的钱不够。金姑娘便说:“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的也行。”李德保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当票。金姑娘接过仔细看后,突然脸色一变,厉声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东军!”李德保闻声色变,夺门欲逃,铃木和植松菊子早已拔出手枪和匕首封住门口。李德保见无路可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他供出了中村震太郎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原来,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审讯室与中国官兵厮打时,手表被打落到门后,恰逢李德保进屋送夜餐,便趁混乱之机将表偷偷捡起,随手装入兜中溜走。不久,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押到“大兴”当铺。

  川岛芳子听罢,端起一杯酒敬给给李德保,并拿出两包银元。被吓破胆的李德保转悲为喜,把银元揣进怀里,将酒一饮而尽。谁知,酒里放入了日军的慢性毒药,当天夜里,他就被毒死在旅馆的床上。

  手中有了证据,接下来,日军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兴安屯垦军谋财害命,为了一块手表,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却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要求东北当局严惩当事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沿线日本侨民的安全为由,准备提前制造侵略东北的事变。

  9月13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前所未有的压力,再次威逼东北当局逮捕关玉衡,并要求中国将“中村事件”有关材料全部调来。当时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沈阳的政务由东北保安军参谋长荣臻代理。为应付日方不断的纠缠,当天,荣臻不得不派宪兵,大张旗鼓地前往兴安区,“拿办”关玉衡。

  关玉衡后来回忆:“中村间谍案证据确凿,只要将原始证据调来,我去沈阳对质好了”,所以不待宪兵赶到,9月16日,关玉衡就着便装径自去了沈阳,向东北军政要员汇报了一切,得到军政各界的理解。为了表演给日本人看,他被送入沈阳的监狱。得知关玉衡的下落,日军南满守备队一天几次到监狱去闹,要把关“引渡”出来。关玉衡回忆说,东北军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沈阳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宅。冯总监对我说:“荣臻为保护你,才令我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

  9月17日,林久治郎与关玉衡当面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林久治郎无话可答。就在交涉的第二天,“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沈阳。关玉衡回忆,事变发生的当夜,负责“监管”关玉衡的宪兵副司令李香甫感觉不妙,怕日军报复,赶紧放了他。9月20日,关玉衡与李香甫二人化装后,逃出了沈阳,此时辽宁已是一片兵荒马乱,关玉衡本想回兴安区指挥旧部抗日,但听说兴安屯垦军已经撤往黑龙江,便改路到达北平。9月24日,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中央饭店召见关玉衡。奇怪的是,张学良没有听取关玉衡对中村事件的报告,却是一脸平静地说,今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

  张学良的话暗含玄机。这一系列“小案”,都是山雨欲来的前奏,也都是日军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之一。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09期 作者: 潘卫东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9-13 15: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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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dili360.com/ch/article/p5350c3da8ebab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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