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工合运动及历史贡献——纪念抗战工合运动发起八十周年
2020-03-16 11:24: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况鹰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抗战工合运动的起缘

　　1937年下半年，日本加快了侵华战争步伐，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和全面抗战风起云涌的紧要关头，以救济和经济为宗旨的抗战工合运动应运而生了。当时中国抗战面临很大一个困难是：一方面，沿海城市相继沦陷，80%的现代工业遭到毁灭性破坏，海运又被日军封锁，市场上日用品供给极度缺乏，严重影响军需民用，急需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大批的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背井离乡流落后方，生存面临极度困境，亟待社会救济。在此情况下，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夫妇、上海工部局新西兰籍工业社会问题专家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上海爱国人士徐新六、胡愈之、卢广绵等十一人[1]挺身而出，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商量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设想：在内地乡村组织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成立生产合作社，采用小工业、手工业方式生产日用品。既支援抗战、改善民生，还可以发展内地工业，改变工业集中沿海的弊端。艾黎给这项意义重大的运动起了一个好记易懂的名字——“工合”，即“工业合作”的简称，也是“共同工作”的意思。艾黎等人起草的工合设计方案，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及宋氏家族高度肯定。在宋庆龄的协调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帮助下，工合的计划得到了国共两党高层大力支持。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抗战工合运动正式拉开序幕。艾黎被任命为工合技术顾问。8月和9月，相继在宝鸡和衡阳成立了工合西北、西南办事处。很快，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纷纷踊跃参加抗战工合运动，几百个工业生产合作社相继成立，失业工人和战争难民的生存压力及日用品供应都得到了缓解。此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金。为了募集资金，1939年7月，宋庆龄、何明华(英籍香港大主教)、斯诺、艾黎、普律德(美国友人)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2]，接着又在美、英等国成立了援助中国抗战工合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此举不仅为抗战工合运动建立了可靠的资金援助渠道，而且成为二战时期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朝野进步人士连接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抗战工合运动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宋庆龄和艾黎为领导的工合国际组织手中。

　　二、抗战工合运动的内部结构

　　抗战工合运动的内部结构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两个平行的领导机构，其中由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负责在美英等盟国为抗战工合运动争取道义和资金支持，并将募集资金直接分配给各工业合作社。由孔祥熙领导的工合协会负责指导工业合作社的建立与运行。

　　第二个层次是七个工合办事处和八十三个工合事务所。

　　第三个层次是建立了近两千多家工业合作社。

　　工合办事处事务所与工业合作社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办事处事务所的行政开支都由工合协会担负，同时接受国际工合和工合协会的领导。合作社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另外，“解放区和延安等地也成立了工合事务所，组织了不少……工业合作社。但这些工业合作社是由国际捐款援助开始发展的，完全受解放区党政直接领导，与蒋管区的工合总会无直接关系。”[4]

　　三、抗战工合运动的基本特点

　　1.抗战工合运动是二战中中国与西方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国际合作运动。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是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工合运动就是中国与西方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一场国际合作运动。

　　一批国际友人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是这场运动的中流砥柱。其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897.12—1987.12)为抗战工合运动服务时间最长，对抗战工合运动影响最大，“有的人曾把他称之为工合运动的灵魂。”[5]。他是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最早酝酿抗战工合运动设想的三个国际友人之一;是1938年4月在上海正式发起抗战工合运动时十一个发起人之一;是1938年8月工合协会成立时的第一位职员;是抗战工合运动中唯一一位同时在三个工合重要组织(工合协会技术顾问、工合国际委员兼实地秘书、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驻华代表[6])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是1951年6月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移交以后，最后离开工合岗位的人之一。抗战工合运动中，“艾黎氏之帮助工合，提倡工合，不辞劳苦，不避艰险，虽穷乡僻壤亦必亲往指导，详为擘划，两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出于他的擘划经营，十六个省区内都有他视察的足迹。他这样终年东奔西走，席不易暖，他的不辞辛苦，不避危难，为工合服务，确可说完全受着仁心热血的驱使，即在中国同胞中，也所罕见。”[7]

　　曾任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的美国友人普律德(1888—1985)女士，1939年1月开始在香港负责抗战工合运动国际援助工作，6月回到美国负责组建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在她的努力下，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上将亲自担任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主席，“罗斯福总统夫人……具为该会之赞助人”[8]。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陆续组建分会。为抗战工合运动募集资金大约在三百五十万美元左右[9]，这是抗战工合运动收到的最大一笔海外募捐。一直到1952年6月，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才正式停止活动。[10]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1896.2.-1947.5.)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温泉公寓的警卫官，与罗斯福总统有良好的私人友谊。抗战期间，他以美国驻华武官身份，实地考察过八路军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抗战工合运动，并与罗斯福总统一直保持秘密通信往来。太平洋战争中，卡尔逊率领一支被命名“工合突击队”的美军特种部队，以极小代价奇袭日军据守的马金岛，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首次两栖登陆战的胜利。“工合”这个诞生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专用名词，也被卡尔逊和他的工合突击队“喊”进了美国词典，成为一个英语专用名词。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6月对中国进行了五天短暂访问。在访问兰州期间，华莱士主动向官方提出要参观民间的兰州工合合作社[11]。他的随行人员美国外交官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还专程参观了工合兰州培黎工艺学校[12]。

　　2.抗战工合运动是以小工业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运动。抗战工合运动之所以要采用小工业手工业方式组织生产，是“因为小工业和手工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设备简单，不一定需要国外新式工具与器材，即可从事生产;(二)规模小，随时随地可以迅速设立;(三)单位分散，原料人力可以就地取给，产品可以就地供应，交通运输等困难无大影响;(四)生产方法简单，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水利、兽力、人力均可使用，不受一般大工业所需要的动力技工等限制;(五)单位小，战时可能遭受的损失亦小。”[13]之所以要把工业合作社放在乡村市郊，一是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减少空袭损失;二是为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三是利用农村当地的原料;四是为了利用农村当地的市场。总之是为了扶持乡村工业，提高农民收入。可以说，抗战工合运动是抗战时期以小工业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运动。

　　3.抗战工合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运动。发展小工业手工业可以采用小农经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三种生产方式。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采取合作经济是最合理、最可行的生产方式。合作经济思想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合作运动曾盛极一时。中国“1939年5月之前所登记的合作社有八万余，可是全数中百分之八十八都是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只占百分之八”[14]。中国近代真正有规模的生产合作社应该始于抗战工合运动。为了防止出现生产合作社放任自流、产品质量无法保证的弊端。抗战工合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分散生产集中经营的基本原则”和“尽可能使分散的生产单位能互相协调，使落后的生产技术日趋科学化和合理化”的方针[15]，有力地保证了工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抗战工合运动组织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对1949年以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也有一定影响。

　　4.抗战工合运动不仅是经济抗战运动，也是教育和公共卫生运动。“工合的意义不仅是救济的或经济的，而且还能及与教育的。工合内部附设了教育卫生等机关，能够辅助农村公共卫生的行政。在工合范围的民众也能得到教育的利益。女工及工人家属的教育和消除文盲的运动，都可以随着工合而发动起来。”[16]“西北区对于民众教育更为积极，因为工合不但是经济的生产集团，也是一个实行民众教育的最好园地。在西北办事处里有工合教育设计委员会，来统筹计划职员社员教育，工人及学徒教育，工人子弟教育等。[17]”西北工合先后举办四期工合干部人员训练班，培训干部158人。举办纺织训练班四期，培训农村妇女148人。[18]“双石铺训练14班共有420人，已组成纺织合作社12社。”[19]西北工合共创办工合小学7所，妇女识字班12班[20]。工合西北创办的工合双石铺、兰州、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更是工合教育的典型代表。

　　四、抗战工合运动的规模

　　到1941年底，抗战工合运动在全国设有七个办事处，八十三个事务所，“工作范围包括陕、甘、宁、川、康、苏、赣、闽、粤、湘、桂、滇、黔、浙、皖、鄂及晋豫等十八个省份，工合社单位约二千余个，社员总数达三万多人，直接间接被动员的人数不下十五万余人(如西北川康两区承制军毯，各地被动员参加纺织者，据估计不下五万余人)。全国社员已缴股金共一百三十五万，贷款总额共一千二百五十余万元，每月平均生产量约达两千万元，产品种类约百十余种。”[21]

　　五、抗战工合运动的衰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交通动脉遭到日军严密封锁，海外援助的物资运不进来，后方物资供给异常紧张，物价飞速上涨，通膨极端严重，工业合作社遭到致命打击，数量急剧减少。行政院停止给工合协会的行政拨款后，艾黎与孔祥熙之间围绕抗战工合运动海外援助资金分配的矛盾更加日益激化。1942年以后，抗战工合运动进入了衰退期。艾黎也被免去工合技术顾问职务。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难民返乡、再加上国内战火重启，抗战工合运动更是奄奄一息。到全国解放时，抗战工合运动仅剩下最后一所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其余工业合作社基本处于停办状态。1951年6月，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移交给新中国石油工业[22]。1952年，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先后解散。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1983年和1987年，两个工合组织才先后恢复。

　　六、抗战工合运动与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关系

　　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1941年6月成立于陕西凤县双石铺[23]，是艾黎和西北工合办事处创办的训练机构，任务是给西北工合培养青年技术人才。1942年春，西北工合办事处英籍秘书乔治·何克(1915—1945)担任校长，培黎工艺学校步入良性发展。1942年9月，国民政府免去艾黎工合技术顾问，艾黎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发展西北工合培黎工艺学校事业上。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艾黎与何克也在为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四处寻找更好的发展环境。1944年底至1945年初，艾黎和何克率领师生把工合培黎学校西迁到甘肃河西走廊古城山丹。1945年7月，何克在山丹因病去世，艾黎从此亲自主持学校工作。他分析总结抗战工合运动的经验教训，适应抗战胜利和学校西迁后的重大变化，带领中外师生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成功地把一所“中国工合训练与实验中心[24]”转型为一种西北乡村建设的综合发展模式。从1945年到1949年期间，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先后吸引了30多名技术型外国志愿者和20多名中国教师、技师。从美英等国募集大量资金设备，共创办了28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小型农场、牧场、工厂和车队及乡村医院等。产业有农业、牧业、煤矿、发电、长途运输、机械、陶瓷、皮革、造纸、地质勘测、建筑、建材、粮食加工、服装、医疗服务、商业服务等。有土地三万多亩、房屋一万多平方、机械加工设备27台、动力设备47台、大型卡车30部、20张病床和X光机等配套医疗设备[25]。救助安置了400多名无家可归的战争孤儿和西北贫困农民子弟。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不仅通过生产自救，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给，而且采用半天文化学习、半天工厂生产的方式，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新中国经济建设急需的工业技术人才。除此以外，工合山丹培黎学校还吸收了400多名当地贫困农民就业，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医疗、运输服务和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产品，把工业文明的成果传播到贫瘠落后的西北农业地区，为河西走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做出了突出贡献。

　　艾黎领导的工合山丹培黎学校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国际合作、扶贫济困、乡村工业、乡村教育紧密融为一体。它不仅是抗战工合运动的尾声，也是抗战工合运动的顶峰。它不仅是中国西北发展乡村工业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创办小微企业改变贫困落后的成功探索。它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在当时就名扬海内外，吸引了许多中外有识之士前来考察。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经验，对今天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和精准扶贫事业也仍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值得研究推广。

　　七、抗战工合运动的历史贡献及历史文化遗产

　　抗战工合运动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为抗战和内地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一是为抗战胜利争取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道义、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二是增加了中国坚持抗战的经济基础;三是改善了战时后方基本民生;四是缓解了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压力;五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工业发展;六是改善了中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七是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工业技术人才;八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小规模企业提供了成功案例和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和他领导的“小是美好的”运动就非常推崇抗战工合运动[26];九是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有规模的生产合作社试验，为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战工合运动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抗战工合精神。抗战工合精神可以概括为：在国家危难关头，中外进步人士团结一心挺身而出，主动为国家分忧、为民众解难。带领弱势群体，创办工业合作社，支援抗战，改善民生，建设乡村。毫无疑问，抗战工合精神在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注释：

　　[1]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据侯德础研究，抗战工合运动十一个发起人是：斯诺夫妇、艾黎、英国外交官亚历山大、新闻界人士梁士纯、著名银行家徐新六、著名爱国人士胡愈之(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妇女活动家黄鼎秀、及另外两名银行家。

　　[2]卢广绵等编著：《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3]张官廉：《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208页。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工合香港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362页。

　　[8]工合香港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360页。

　　[9]吕宛如：《功绩卓著的工合战士普律德》，引自国际工合编著：《国际友人与工合》，2007年内部版，第73页。

　　[10](美)金敏：《“路易-普律德体系”与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和山丹培黎学校的政治意义》，引自《路易·艾黎精神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11]王松山等：《张官廉与兰州“工合”》，引自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著：《路易·艾黎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12]王贤琳：《忆我同路易·艾黎创办兰州培黎学校始末》，引自《近现代名人在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13]梁士纯：《工业合作与中国工业化》，《中国工业》1942年第2期，1942年2月25日出版。

　　[14]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10页。

　　[15]梁士纯：《工业合作与中国工业化》，《中国工业》1942年第2期，1942年2月25日出版。

　　[16]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12页。

　　[17]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5页。

　　[18]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1页。

　　[19]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2页。

　　[20]香港工合促进社张发祖：《工合与抗战》，星群书店1941年版，第215页。

　　[21]梁士纯：《工业合作与中国工业化》，《中国工业》1942年第2期，1942年2月25日出版。

　　[22]《艾黎自传》，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3]《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西北工合办事处：《西北工合》第四卷第十、十一期，1941年6月16日出版。

　　[24]国际工合委员会编著：《工合山丹培黎工艺学校1949年海外宣传材料》，1949年国际工合海外发行。作者有幸搜集保存了一份历史原件。

　　[25]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给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报告：《关于山丹培黎学校的概况更改校名及领导关系》中的附件部分：《山丹培黎工业学校部分工厂的资产概况》。该报告写于1952年9月，报告及附件共有88页，现保存在甘肃省档案馆，其全案卷号：154，案卷号：0217。

　　[26](英)文思淼：《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姜诚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作者系北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研究院、甘肃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甘肃山丹艾黎纪念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3-16 11:26:11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时期陕西艺术的地理考察

下一篇：抗战时期陈云的组织建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