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第05章）
2016-10-12 11:49:02  来源：作者：朱亚民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章　三下浦东反“清乡”

　　1．内线反“清乡”

　　1942年8月底，日军即将对浦东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这次“清乡”来势凶猛，敌人沿钱塘江湾的奉贤县钱桥开始，到川沙县的东海边合庆，再从川沙、张江、北蔡、三林、杜行、金汇、光明回到钱桥镇，围竹篱笆，全长约167公里，把奉、南、川三个县3B4的土地围困在内，企图把抗日力量彻底歼灭。

　　浙东区党委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新组建的五大队全部撤往浙东。我遵照上级命令，与周振庭带了全部人马100余人和武器弹药，由南汇万祥入海，乘四条大帆船，到慈北古窑浦登陆。这样，我党在浦东的主力全部撤离。

　　五大队撤到浙东后，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一中队，由吴锡钦、黄玉任指导员和中队长。我等待上级重新安排工作。

　　约一个星期后，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日军占领诸暨、金华、兰溪、上饶、东阳、义乌、温州等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后，浙赣线已被敌打通。谭政委说：“敌人兵力不足，‘清乡’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进行，我们按中央指示必须继续坚持斗争。但斗争的方式要改变，现在敌人在浦东大规模‘清乡’，大部队进去活动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组织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钻进去，高举抗日旗帜，打击敌伪，保护人民，是完全可能的。”

　　区党委要我带一支精干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至于人选问题，由我挑选。要我抓紧时间，争取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墙合拢之前插进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浙东区党委给我的新任务。

　　后来听姜杰同志说，当时组织上还同时委派周奋同志返浦西青昆地区开展敌后武装工作。

　　2．挑选短枪队员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人员。考虑到这次回浦东没有大部队作依托，而且回旋余地更小，只能组成一个能进能打能隐蔽的短小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我决定挑选11个人，连我12人，换上清一色的短枪。

　　这11个人是：

　　许培元，共产党员，连级干部，是老二大队的，常州人，上海难民儿童中学学生，文武双全。

　　张宝生，工人出身，共产党员，老“二中”成员，能打仗。

　　李阿全，区队长，宝山人，木匠出身，机智勇敢，对黄家路一带熟悉。

　　金文华，16岁，小勤务员，聪明机灵，活动能力强，熟悉全面情况，负责联络工作。

　　路秋如，很能打仗，技术全面，经验丰富。

　　董金根，共产党员，泥城一带人，熟悉泥城、蟛蜞庙一带情况，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的烈士，他是遗腹子，与地方党陈文祥书记熟悉，负责党的机要通讯工作。

　　陶生祥，班级干部，南汇人。

　　顾才松，又名顾阿二，大个子，熟悉南汇、坦直、沈庄一带情况。

　　徐宝生，奉贤七仓墩人，与正在奉贤地区活动的黄志英有联系。

　　王志欣，原地方武装区队长，熟悉四团仓一带情况，也能打仗。

　　唐生宝，绰号唐麻子，熟悉蔡家桥、周家弄一带情况。

　　我选择这11个人。有的是党员干部，有的熟悉浦东某一地区的情况，有的能打仗。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应付复杂的局面，以便很快站住脚跟。在选择许培元和张宝生时，我还有这样的考虑：许培元各方面比较好，有领导能力，万一我出事，他可以接替我的工作。张宝生在海防大队蹲过，必要时还可与海大取得联系。

　　这12个人，后来7位牺牲了，3个叛变了，活着的只有2人。董金根同志下浦东仅一个多月，在打顽军陈龙生后因负重伤不久就光荣牺牲了。1943年新场战斗中，路秋如同志牺牲。同年复，金文华同志被伪军杀害。许培元同志在1943年的玉蟹桥战斗中不幸牺牲。张宝生在1944年储家店战斗中牺牲，他是一员战将，当时已经是中队长了。顾才松是1945年打坦直日军据点时牺牲的。陶生祥的具体情况不详。徐宝生、王志欣、唐生宝三人叛变。徐宝生是1945年秋跟黄志英一起叛变的，后被国民党军队打死。至今活着的有李阿全和我。李阿全后来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任浙江省湖州市交通局局长。

　　3．暗渡杭州湾

　　姜杰同志是浦东地委书记，我把名单确定后，与姜杰在古窑浦研究了回浦东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曾设想了准备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方案。姜杰同志向我交代了回浦东的各处联络关系。

　　在回浦东之前，我还去看了何克希司令员。他叮咛我说：“你这次回去，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斗争环境，要从实际出发，多动脑子，先适应情况，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这次回浦东，我的公开身份是五支队五大队的大队副。

　　1942年9月初的一天，酷暑未消，天还很热。我们12个人身着单衣单裤，从古窑浦港口选了一条浦东方头“沙飞”海船。计划乘海水涨潮，当晚飘向浦东，在奉贤的七仓墩登陆。但船驶出港口，在接近杭州湾玉盘洋海面时，远远望见有一艘日本小炮艇在洋面巡逻。我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叫舱里的同志作好战斗准备。转而一想，如果真的与敌人开火，我们很可能一个都回不了浦东。灵机一动，我马上叫船老大放慢速度，避开敌炮艇，向奉贤柘林方向驶去。柘林是日军封锁杭州湾的重要据点。敌人看我们船往他们的据点驶去，船小又轻便，没有向我们追击。

　　我们摆脱敌艇的监视后，驶向了柘林土城，在柘林的东边海岸停靠住。浦东杭州湾北岸的海滩陆地延伸很远，船停了，离陆地还有几里路。我们12人卷起裤腿，赤了脚，跳到海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爬上海岸。从这里到七仓墩有几十里路。为了在天亮前赶到，我们奔跑了整整一个夜晚。快到黎明，才赶到七仓墩。

　　4．接上第一个关系

　　拂晓，大地一片寂静。我们一身汗水和露水，来到七仓墩盐行乡乔阿五乡长家附近，先在海塘边的草丛里隐蔽下来，我派徐宝生去乔阿五家敲门。

　　乔阿五又叫乔云楼，原籍苏北，是个苦出身，在盐滩做苦工，后来又给地主做长工，慢慢有了个落脚点。这个人有头脑，讲义气，结交了一些地方上有点势力的人，在这一带有一些社会影响。盐行乡前任伪乡长很反动，被我们镇压了。

　　乔阿五想当乡长，我们支持他，他上台后比较靠拢我们。

　　我们敲开乔的门。他见是我们，大为惊讶，说：“怎么你们还没有走，现在风声很紧，日本鬼子到处砍竹子，正在海边打竹篱笆。再不走，走不了啦！”我说：“正是风声紧，我们才趁早赶回来的。”我看他神色慌张的样子，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我们回来你还是当你的乡长，敌人‘清乡’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放心好了。”乔听我这么一说，又见我们态度坚决，感到有了依靠，就打起精神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敢忘抗日。不过大家还得小心点，免得吃亏！”

　　接着，乔告诉我们敌人在这里设立大小据点和检问所等情况，说敌人经常要派差，十分为难。我告诉他，要巧于应付鬼子，你也可以与敌人军政人员拉关系。我对他说：“要你慰劳，你就去，可以趁机摸摸他们的底，与伪军交交朋友，有情况及时报告我们。”

　　乔阿五在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下，还有抗日之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害关系面前，也应承了我们给他的任务。我们在他家里隐蔽下来，饱饱地吃了顿早饭，安安心心睡觉。

　　有个黄志英，部队撤出浦东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他仍留在这里活动。我告诉乔阿五去找黄志英。第二天，黄志英就归队了。队伍变为13个人。

　　5．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个关系接上后，我们就从奉贤往东，经四团、大团以西，向南汇中心桥，再向六灶、盐仓一带活动。一路上，原来没有来得及转移仍留在浦东的，或在地方工作身份已暴露的同志，陆续与我联系，有的归队。在这些人员中，奉贤除了黄志英，还有朱刚（又名朱正才），南汇有张正贤、陈金达、朱亮、卫民等。不到一个月，队伍扩大到近20人。

　　浦东的形势，与一个半月前相比，已完全不同了。敌人现在重兵压境，凡是沿海港口都设立大小检问所，内地交通要道，大一些的村庄都有驻军。单奉贤东半县的敌伪据点和检问所，就有奉城南门、三团港、分水墩、东新市、香店桥、四团、青村港、苏家码头、泰日桥、钱家桥等十多个。在整个浦东清乡区的四周，都用竹篱笆团团围了起来。主要道路和码头共有大检问所19个，小检问所数十个。大一点的桥梁也都被控制。白天来往行人都要盘问检查，夜间一律禁止通行。岗哨密布，更楼林立，据点间相互呼应，一有动静就四出搜索、“清剿”。在“清乡”区域里，敌伪强行建立保甲制度，加强伪乡政权，清查户口，登记造册，推行“连保连坐”，发放“良民证”。在思想上推行怀柔政策，鼓吹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肆宣扬“清乡清心”、“同种同文”、“共存共荣”，还胡说什么侵华日军是来“帮助”中国老百姓打坏人，建立“皇道乐土”的。日军的“清乡”手段阴险毒辣。

　　现在看来，“清乡”和“扫荡”有很大的不同。“扫荡”就像扫帚扫地一样，反复地“扫”过来“荡”过去，也叫“篦几”战术。这好比拉大网，鱼还可以从网眼里漏掉。“清乡”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过去我们对付“扫荡”，一般采取分散隐蔽，使敌人“篦几”扫不到，等敌人“扫荡”过后再集中，寻找机会突然袭击，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扫荡”计划。对付“清乡”我们还没有经验。另外，由于我们部队撤走后，“清乡”区敌伪反动气焰嚣张，那些“土忠救”、“洋忠救”也都走了。乌龟王八纷纷出笼，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无恶不作。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我们重返浦东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衷心拥护我们的，但看到我们人少，枪少，力量小，担心吃大亏；一种是既欢迎又害怕，怕我们打了就离开，他们遭残；另外，在一部分中上层统战对象里面，动摇观望的多，不敢与我们联系，甚至敬而远之。

　　回浦东前，连柏生给我几张条子，要我去找关系，主要是祝家桥一带的，这些条子送过去后，石沉大海。离开浙东时，领导怕我们生活困难，要我多带些钱回来。我说不要，我想回浦东“还怕没有饭吃”。现在吃饭真的有问题了。原来姜杰同志与我商量返回浦东后，设想利用群众掩护，组织群众大会，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等方案，现在看来根本不存在合法斗争的条件。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我们到底怎样坚持斗争，粉碎敌人“清乡”？这是新情况，新问题。

　　6．化整为零和集零为整

　　10月的浦东，金秋凉爽，稻田金黄一片，棉田白花花一片。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清乡”，老百姓的收成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浦东，鸡犬不宁，风声鹤泪，一片恐怖。老百姓下海捕鱼，海滩晒盐，上镇买卖，都要检查“良民证”。浦东，日军有代号为矛字三八二四、三八二五等部队，这两个部队的番号是后来我们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的。此外还有什么守备部队、宪兵队、讨伐队等。日军把大批轻重武器交给上海和太湖东南进行“清乡”的伪军使用，伪军的装备大有改进，气焰更嚣张。日伪总兵力约有5000人。 敌人“清乡”的战术是，先在大小镇上建立据点，然后有计划地分块“清剿”。他们采取多路出动、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重点区域反复“搜剿”；对人口密集的大村庄派驻伪军，实施“驻剿”。敌人从点线占领开始，再到面的占领，把我们的活动区变成他们“清乡”基地。为此，他们又在上海集中培训了一批“清乡”骨干，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清乡”政工人员，胸前挂着“清乡委员会”蓝底证章，穿着哔叽的大衣或中山装，有的还骑着自行车，腰里挂着盒子枪，大摇大摆风头十足地下乡查户口，建立乡保甲制，逼迫老百姓在村头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游击队活动必须鸣锣报警。那时，我们部队活动到哪里，那里就有锣声，行动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缩小敌人搜捕目标，我把武装小分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两个组插到奉南和南汇东面的“清乡”边沿地区分散隐蔽，以待时机。这两个组分别由许培元、张宝生带领。我带李阿全等转移到南汇北边祝家桥一带活动。我们用的是化整为零的策略。

　　当时，我们宿营都不进村庄，专找偏僻地方的小宅基、祠堂和坟山屋居住，有时就蹲在浦东常见的浜边上的蟹棚里。而且每天要换一个地方，吃饭有时由老百姓送来，送一次吃一天。没有接上关系的，就要挨饿。已经是10月寒露霜降时节，可我们穿的还是从浙东回浦东时那身单衣。

　　这样的活动方式，虽然目标缩小了，敌人不易找到我们，但由于分散活动，纪律松弛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减弱了，加上艰苦的生活和伪乡保长的引诱，少数斗争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离开了革命队伍。像王志欣、唐麻子这些人，就是在化整为零的过程中被“化”掉的。王志欣分散隐蔽在王家袜厂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日子一长，便勾搭上那家的一个女人，不革命了。王志欣离开队伍后，开头倒还没有做坏事，但是他手里有枪，慢慢地就干起敲诈勒索的勾当，而且还冒着我的名义去欺骗老百姓，变成了土匪、地痞。唐麻子曾经当过伪军，后来投奔我们，吃不了苦，胆小怕死，就拖枪叛变了。还有一个情况是，盘踞在南汇周浦的伪军团长刘铁城，虚情假意地又是写信，又是派人来，要与我“谈判”，说：“我（刘铁城）并非是真汉奸，你诸亚民为人不错，是真心抗日的，如果处境有困难，就到我这里来活动好了，只要你靠近我，我负责保障你们的安全。”信是通过一个伪乡长送来的。我意识到敌人已利令智昏，以为抗日游击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以对我们实施劝降活动了。我把送信来的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义正辞严地说：“刘铁城是国民党特务，伪军团长，他的这一举动，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我诸亚民不会上当。如果他真同情抗日，那么就不要当汉奸团长了！”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我感到单纯地分散隐蔽不是个办法。分散隐藏是为了积极地打击敌人，应该迅速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敌人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才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只“躲”不打，是不会把日本鬼子“躲”跑的。

　　正如毛泽东讲的：“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地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4页）

　　我根据浦东的新情况，决定把“化整为零”转变为“集零为整”，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7．站稳脚跟的一仗

　　1942年9月下旬，在四团仓西北、严家桥以东的大朱家宅，我集中兵力同国民党顽军陈龙生部，打了我们进入“清乡”区之后的第一仗，这也是我们能否在浦东站住脚跟的一仗。

　　陈龙生是南汇薛家泓一带人，他手下也不过十四五个人。

　　但武器还可以，不仅有短枪，还有3支长枪。他与“忠救军”的张阿六和伪军黄铁英有关系，接受张阿六的接济。陈龙生原先不在那个地方，在我们部队撤走不久，他才回来拉起这支队伍，在薛家泓、潘家泓一带为非作歹。而这一带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活动基地。

　　当我们重返浦东后，他一时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就以共同抗日为名，约我们到薛家泓附近会面。我表示同意，但地点要设在我们控制的钦公塘西边，我保证陈龙生安全。

　　陈龙生不肯来，要我到他那边去。我经过再三考虑，陈部的活动地区是我们原来的活动基地，如果陈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会说我缺乏诚意，去了，即使谈不成也有利于缓和矛盾，谈得好，争取他共同抗日。于是，我就前往薛家泓。为了防备他设“鸿门宴”，我布置了两个战斗小组，每组3―4人，随我隐蔽前进。

　　还没有走到薛家泓会面地，我发现附近村宅有异样，不见一个老百姓人影，估计陈有埋伏。而陈的哨兵，也发现我后面有人跟着。陈埋伏在一所房子里，见我走近，首先向我开枪射击，并立即翻窗往外撤。我们也被迫还击，陈边撤边打，我们短枪射程够不到他。这次由“谈判”起头，到“兵戎相见”，陈对我怀恨在心。他摸了我们的底，扬言：“诸亚民人不多，枪都是短家伙，不及我”，意要吃掉我们。

　　事隔不久，一天，我们部队住在严家桥附近。群众向我报告，陈部进入了我们活动区，住在大朱家宅，当晚准备向我们进攻。我当机立断，决定趁陈部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反击。

　　时间已近傍晚，一队日本鬼子流动到了严家桥。这大朱家宅村落大，民房多，吃不准陈部住在哪几家。我立即派小通讯员金文华，进去摸情况。他机智地进村一打听，知道他们住在村西亲戚的几间房子里。为了不惊动日本人，必须速战速决。我兵分三路，一路由许培元带一个战斗组从南边进攻；另一路由张正贤带一个组从北边进攻；我带张宝生、董金根等在中路，从西边攻击。部队隐蔽地接近陈部驻地。谁知北路的这一组，被陈部？望哨看见。我带领的西路刚前进到牛车棚基地，也被陈部发现，从牛车棚到宅基地有四五十米开阔地。我抬头向那所房子看去，只见屋内有人影一闪。我知道不好，赶忙朝旁边一让，一梭子弹扫过来，站在我身后的董金根来不及躲避中弹倒地。我立即避开火力点，利用周围的稻草堆掩护，一个快步冲了上去。敌人打不到我，但又不出来，死守在屋里顽抗。我想这样相持下去不行，必须逼敌出洞，速战速决。于是，我随手拔下草堆的一捆稻草，点燃一堆火，边晃边喊：“你们再不出来，就烧房子了！”这样一烧一喊，听到里边有声音。陈的亲戚怕烧了房子，催陈龙生：“快走吧！”陈龙生急了，就不顾一切冲了出来，正遇上张正贤那个组，双方展开了肉搏。张正贤头部被打开，血流满面，仍死死抱住敌人，我们一拥而上，当场击毙了陈龙生。战斗很快结束，我一检点，共击毙顽军3人，打伤多人，缴获长枪3支，短枪多支。

　　我们消灭陈龙生部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不及时消灭他，他就要与我们捣乱，威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股顽固势力被消灭后，我们恢复了薛家泓一带的活动基地，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之地，这为我们放开手脚反“清乡”创造了条件。

　　8．为抗日献出一颗心

　　这次战斗，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两位同志受伤。张正贤被陈龙生打伤脑壳，包扎后问题不大。董金根被子弹打穿胸腹部，流血不止。

　　战斗一结束，我就派人到大团镇，秘密请有点名气的医生濮光星对董金根同志进行抢救。

　　当时“清乡”风声很紧，敌人经常下乡“清剿”。我托濮医生用黄金买了许多止血消炎西药，还几次派小船接濮医生到乡下给董医治。董金根同志伤势很重，不能跟我们部队流动。我就委托给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又名方胡子），由方胡子组织基本群众精心护理。我吩咐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小董要吃什么，尽量买给他吃。董金根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炎症很严重，但他非常坚强，再痛也不叫唤。

　　董金根同志的伤，本地医生不能开刀根治，又无法转移出去，万分危险。我通知他在泥城的母亲来看他。董金根是烈士的后裔，又是独子，他父亲在南汇泥城暴动时牺牲。他母亲得知后连夜赶来，看到受伤流血的儿子禁不住恸哭不止。小董安慰她，说：“我会好起来的，这里像家里一样，诸队长和同志们照顾得很好，放心好了。”我对她说：“董金根是我们部队的好战士，打仗勇敢机智，由于斗争需要，是我把他带回来的，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请妈妈放心！”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早年丈夫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又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养伤，内心十分悲痛，但她深明大义，没有半句埋怨话，反而深情地说：“我儿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很好的，部队又很关心他，我很放心，就是他还年纪轻，伤好了，还要你们多多帮助照顾。”她看到抬小董的老百姓很爱护自己的儿子，非常感激他们。董金根母亲过四五天就来看看儿子，来了三四次，每次来还带些吃的和用的，一再感谢我们部队对小董照顾得好。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秋风细雨，照顾他的群众得知敌情后，迅速把他转移。天又黑，路又滑，两位老乡抬着董金根，在小田埂上不慎跌了一跤，一脱手把抬小董的门板摔出去了，连板带人跌在泥沟里。他们立即过去把小董扶上门板，继续赶路，但小董没有愈合的伤口，受到剧烈震动血管爆裂，流血不止，到目的地还没来得及请医生就光荣牺牲了。

　　董金根牺牲后，我们请他妈妈来收殓。我们部队全体同志十分悲伤，这是重返浦东反“清乡”牺牲的第一位战士，时间不到2个月。董金根同志的妈妈十分悲伤，但仍很坚强。我们很感动，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平静地说：“你们部队现在很困难，我没有什么要照顾的”。

　　在当地基本群众的护送下，她默默地带着牺牲的儿子回家了。董金根牺牲了，他妈妈也走了，这样的妈妈是真正革命的妈妈，也是我自己的妈妈。她与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妈妈一样，为抗日献出了一颗心。

　　董金根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小分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自从我们进入“清乡”区后，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已与浙江区党委失去了联系。董金根是我们与地方党领导陈文祥的唯一联系人，董金根同志的牺牲，使我们与地方党失去了联系。我们这支小分队，如断线风筝，完全处于独立作战的处境中，而这时敌人的大规模“清乡”，已进入了高潮。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12 11:52:4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第04章）

下一篇：日军日记里真实抗日便衣队 竟能这样秒杀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