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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在广西的主要罪行
2017-09-06 16:56: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节选自《广西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广西是中国的南大门,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两次大规模入侵广西。

  1939年1月2日,日军6艘军舰搭载数百名官兵登陆当时属广东管辖的涠洲岛,从此涠洲沦陷6年之久。驻岛日军部队番号为支那派遣军南支海军部队第18基地,日军把涠洲岛作为军事基地,强拉岛上居民做苦役,在岛上修筑机场、公路、码头、营房、工事。日军在涠洲岛建立的航空基地,成为轰炸华南和大西南抗日重要城镇的战略基地[1]。据统计,1939年度日军飞机从涠洲岛起飞空袭作战达到1863架次,仅次于从广州起飞的2639架次。

  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的目的是占领南宁,切断从广西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这次侵桂日军是由中将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的第21军及海军第5舰队和海军第3联合舰空队,总兵力达4万余人。日军于1939年11月15日凌晨在钦州湾的企沙、龙门港登陆,继而占领防城县、钦县,11月24日攻陷南宁。这次日军先后侵占桂南的邕宁、武鸣、绥渌(今属扶绥县)、思乐(今属宁明)、明江(今属宁明)、宁明、凭祥、龙津(今属龙州、、永淳(今属横县)、宾阳、上林、扶南(今属扶绥)、同正(今属扶绥)、左县(今属崇左市江州区)、上金(今属龙州)、上思、崇善(今属江州区)、迁江(今属来宾)、横县及当时属广东的钦县、合浦(时辖北海镇)、防城、灵山等23个县。至1940年11月14日, 入侵广西日军全部撤出桂境。日军盘踞桂南达一年之久,作战有589次,在邕宁一县有303次[2]。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的时间是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目的是打通一条从中国东北直通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援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豫湘桂的空军基地,挽救日军在太平洋的失利。侵桂日军由中国派遣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共有第11、第23两个军及第5航空军,兵力达14万人。1944年9月,日军从湖南、广东两面向广西进攻。其第11军下辖的6个师团,沿湘桂铁路南下,9月11日占领广西黄沙河,14日攻占全县(今全州县)。第23军下辖的2个师团从三水、四会沿西江两岸西进,9月12日占领怀集,21日占领梧州。另一个独立旅团则从雷州半岛出发,9月23日占领容县。28日,日军两支部队攻占平南及丹竹机场。至此,日军对桂柳地区形成南北夹攻之势。10月下旬,日军第23军、第11军开始进攻柳州、桂林地区。11月初,第23军先后攻占武宣、来宾、柳城,9月攻陷柳州。第11军也同时占领桂林郊区。12月10日,日军沿邕(宁)龙(州)公路南下与经越南北上的部队在绥渌会合。 至此, 日军打通了从中国到越南的交通线。日军第二次侵桂,由于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广西全省100个县、市、局,被日军占领了 80个。直至1945年8月17日,日军才全部退出广西。

  日本侵略军两次入侵广西,对广西人民实行灭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广西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1.出动飞机狂轰滥炸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就开始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广西。日军不仅在两次入侵广西的军事行动中,配有百余架飞机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平时还经常出动飞机,少则三五架,多则几十架甚至上百架对广西各地进行狂轰滥炸。1937年7月24日,日机轰炸梧州市区城东镇压云盖街(今万秀区),致梁亚妹死亡[3],这是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日机轰炸广西造成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开始。据统计,1937年至1944年初的七年间,先后有7620架日机侵袭广西1666次,其中投弹轰炸的有564次[4]。

  日机轰炸的目标,首先是广西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城市交通枢纽和军事设施等。

  广西当时的省会城市桂林,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先后遭日机30多批、400多架(次)轰炸,伤亡人数达900多人,房屋被毁4000多栋,市内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变成瓦砾场。1938年11月30日,日机狂炸桂林,平民受祸惨烈。来袭敌机共51架,侵入桂林城区者35架。第一批日机15架,由恭城侵入桂林城区,在东城一带漫无目标投下爆炸弹、烧夷弹数十枚扬长而去;第二批日机18架,在湘桂铁路北城桂北路一带投弹滥炸,并以机枪猛烈扫射; 第三批日机2架,散发传单。日军飞机在城内皇城、中华街、凤北路、桂北路、桂东路、环湖路、桂南路、文昌门、伏波山等处,及城外象鼻山、河水门、水东门一带投弹约60枚, 内有烧夷弹多枚, 凤北路、 皇城、 桂北路等处着火, 直至傍晚还未全灭,被烧商店及平民住宅达200户。桂北路、桂南路为桂林最繁盛街道,已成一片瓦砾。“死伤平民,截至午后4时,已查明死者27人,内妇孺9 人,伤者101人。当局现以全力清理被炸地区,扑灭余烬,并从事救济无家可归之灾民。”[5]同年12月24日下午1时零5分,日机9架闯入桂林上空,投弹百余枚,炸毁房屋600多栋,死伤80余人,刚到桂林的中国著名音乐家张曙及其女儿也惨死在寓所里。黎远明在回忆1939年8月24日日机48架狂炸桂林后亲眼目睹的劫后惨状时,这样写道:“虽然警报解除了,我惟恐敌机再来,便锁上了门,到独秀峰的读书岩里去躲。沿途看到回族同胞的清真寺中了一颗炸弹,该寺教徒马清卿被炸成重伤后死去。西外清真古寺也被炸,附近民房中弹起火,燃烧了六七个小时,回胞300余户尽遭焚毁。东门外盐街的清真寺也中了一弹,大殿被炸毁,冯玉卿阿訇的住室中弹全部焚毁。我们走至王城的西华门城外的南段时,见城墙边也中了一弹,一位难胞埋在下面,只见两脚朝天不见身子。走至西华门城外的北段时,炸弹把城墙炸开了一个扇形的大缺口,同时对面中北路东侧也炸倒了一大片房屋。北门一处被炸坏的地方还在燃烧。这时,一幅令人心惊肉跳的悲惨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展现;躲在独秀峰西侧下的几名老百姓,被一枚炸弹炸得身首异处,手断脚裂,树上挂的,地上摆的,都是头、身、手、足、内脏,还有衣服、裤子的碎片,找不出一具全尸。”[6]

  南宁在1912年至1936年10月是广西省会,城市建设已有一定规模。抗战中也多次遭日机轰炸。据本次南宁市调研的不完整统计,仅在现南宁城区(民国时称邕宁县),日机就进行过49次轰炸,造成南宁民众的重大伤亡和财产巨大损失[7]。其中,单次空袭造成上百人伤亡的重大事件有:1939年8月30日,日军飞机对南宁城区的大规模空袭, 炸毁民屋200余间, 民众死伤500多人, 其中被炸死平民达200多人[8]。1942年1月18日,日军出动四批共25架次飞机空袭南宁,在城区德邻路(今解放路)、平等街、西关路、新华街、民生路、兴宁路、仁爱路、青云街、水街等主要街道投下燃烧弹、杀伤弹等共114枚,有128 间房屋被烧毁,271间房屋被炸毁,被炸死、炸伤430余人[9]。

  抗战前的柳州城, 是广西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 日机先后对柳州轰炸20多次,伤亡人数达1300余人。其中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较大的有:1939年7月15日上午, 日机18架空袭柳州河北一带, 投弹百余枚, 炸死384人, 伤245人, 毁屋300间,财产损失57.3万元,龙城中学中弹3枚,所有教室、宿舍被炸成一片瓦砾[10]。1939年7月22日,日机18架袭击柳州河北市区,投弹300枚,炸死151人,伤129人,毁屋3440间,小船沉没七八艘,财产损失421万元;东门附近刚建半年多的“柳州电话局”新楼中弹,被炸毁西北角二楼、三楼,两座大门震塌,二楼机房设备和两部总机全遭震坏,总杆断成两段,造成河南、河北两岸电话中断,电讯不能传送;柳州救亡剧场被炸毁,东大路文慰会会址房屋亦全部被毁;柳州交通银行三楼被炸倒一角,县政府监狱被震坍,犯人乘机逃逸[11]。

  梧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两广地区的交通枢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金融、交通中心。梧州市区在1929年人口曾达13万人,从事商业的人员超过1万人。基于此,梧州成为日军在广西空袭的首要目标。日机在广西轰炸1660多次中,梧州就占了 440多次,梧州受害之重由此可见一斑。1939年7月26日,日机18架分两组队偷袭梧州,炸毁房屋600余间,位于市区的美国传教团思达医院(今工人医院)也无法幸免,焚毁大筏6座、电船2艘、拖渡4艘、汽轮1艘,大小船艇300余艘,死伤居民800多人,受灾477户,难民6000多人,直接财产损失200多万元[12]。1942年12月31日,日军飞机27架狂炸梧州,投弹100多枚,多属燃烧弹,市区多处燃起大火,死伤共300 余人。城东镇大东上街、城中镇大中上街(今万秀区)何观阳等12名平民死亡[13]。1943年9月4日,日军飞机16架空袭梧州,向市内平民住宅区、商业区投弹, 并用机枪低空扫射,死伤民众颇多。其中九坊街逢源银行中弹倒塌,银行地下室出入口被封,水管被炸断,淹死避难市民49人[14]。1943年12月31日,日机27架再次轰炸梧州,向市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100多枚,全市伤亡300多人[15]。

  日本侵略者为了逞其淫威,还频繁出动飞机轰炸广西水陆主要交通沿线的县城、圩镇和农村,惨无人道地屠杀广西老百姓。1939年5月26日,是隆山县城圩日,前来赶圩的民众数千人。中午12时,1架日军侦察飞机窜入县城上空侦察。约20多分钟后,2架日军飞机空袭县城,先用机枪扫射出入圩场的民众,当即死伤多人。旋即,又在圩街集市投下数十枚炸弹,当场炸死廖氏(廖家毕的母亲)、黄某(黄西南的姐姐)、陈志章、唐达妹等78人,炸伤13人,炸毁房屋5间,另有1头水牛被炸死[16]。1940年3月14日,日军飞机轰炸邕宁县大塘乡安详圩(今良庆区大塘镇那造村安详坡)。当天,约有2000多人赶圩。上午10时左右, 日军出动3架飞机向圩场投下12枚炸弹,并用机枪低空向四处逃散的人群扫射, 造成72人死亡,多人受伤,大批财物和临时搭建圩棚被烧毁,损失惨重[17]。 1940 年农历四月初八,是邕宁县坛洛区传统的农具节圩期。赶圩的邕宁、扶绥、隆安、武鸣等县乡民多达3万余人。中午时分,敌机3架飞临轮番轰炸,倾泻炸弹50多枚,接着又低飞用机枪扫射,顿时哭声震地,血肉横飞,死伤枕藉,惨不忍睹。过后各地亲人前来认尸收殓,有的死者有首无身;有的找到下肢而不见其首;有的肢骨挂在树上;有的血肉模糊难以辨认;有的找不到尸体。金陵乡林君海夫妇赶圩做买卖,双双罹难,遗下四个女儿,哭爹喊娘,惨状难以言喻。敌机狂炸过后,回乡的大学生马鸿韬与地方人士、小学教师、医务员等赶到现场,扶危救伤,协助家属收殓。据他们统计,死者400余人,伤者780余人[18]。1940年春,日机多次到靖西县轰炸,造成重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尤以4月8日轰炸化垌圩造成的平民伤亡最惨,约百多人伤亡;此后,政府及各机关学校迁居山岩偏僻处所,各乡市场亦改设山麓,民众早出晚归,免遭惊炸[19]。同年8月,日机12架在灵川县城三街镇小南门投弹79枚,共炸死平民107人,炸伤42人,炸毁房屋1327间, 损失82020元[20]。 12月9日,日机30架,由越南海防起飞炸东兴街,老百姓大多往福德祠躲避,日军发现后即对福德祠进行轰炸,共计炸死110多人,炸毁房屋16间[21]。 1941年8月23日,日机53架次从湖南入侵轰炸灵川县城三街镇, 投弹161枚,炸死88人,伤13人,炸毁房屋334间[22]。

  注释:

  [1] 航空委员会防空监部: 《1939 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 1940 年印行。

  [2] 韩启桐著: 《桂南十九县损失估计》, 1943 年10 月印行。

  [3] 苍梧县政府: 《苍梧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 1946 年6 月编, 梧州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101, 案卷号433。

  [4] 《大公报》1944 年3 月31 日。

  [5] 《桂林被炸惨状》, 载桂林《循环日报》1938 年12 月2 日。

  [6] 黎明远著: 《我所亲历的一次日军轰炸桂林记》, 见中共桂林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 《桂林抗战纪实》, 漓江出版社1995 年9 月版, 第178 页。

  [7]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调研成果之《抗战时期南宁(9 县) 空袭一览表》, 2008 年12 月编制, 原件存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8] 同上。

  [9] 《昨敌机十五架肆虐本市罹空前浩劫》, 《南宁民国日报》1942 年1 月19 日第2 版。

  [10] 《昨日敌机狂炸河北市区》, 《柳州日报》1939 年7 月16 日第3 版。

  [11] 《寇机十八架昨又狂炸本市市区》、《救亡剧场被炸救难公演延期》, 《柳州日报》1939 年7 月23 日第3 版。

  [12] 《敌机荼毒梧市难民逾六千人》, 见《中山日报》1939 年7 月28 日; 苍梧县政府: 《苍梧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 1946 年6 月编, 梧州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101, 案卷号433。

  [13] 苍梧县政府: 《苍梧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 1946 年6 月编, 梧州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101, 案卷号433;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委编: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之《桂系大事记》, 1993 年第2 辑, 第359 页。

  [14] 梧州市证人何达英、张秉洲、李昭口述资料, 采访原件存中共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5] 苍梧县政府: 《苍梧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 1946 年6 月编, 梧州市档案馆藏, 全宗号101, 案卷号433; 证人陆志雅、徐秀莲、黎志群口述资料, 采访原件存中共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 《马山县志》之《军事志·兵事》, 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年版;罗玉树2008 年3 月3 日《证言》、潘承宗2008 年3 月4 日《证言》, 采访原件存中共马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蓝忠善: 《隆山县(今马山)城被日机轰炸实况》, 载政协马山县委员会编:《马山县文史资料》第2 辑,1987 年印行。

  [17] 滕品生著: 《日军在邕宁县的罪行》, 载政协邕宁县委员会编: 《邕宁文史资料》第9 辑, 2002 年印行。

  [18] 宁文居、卢汉宗、卢裕卓、宁耀东: 《日军在南宁西郊的暴行》, 载政协南宁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南宁文史资料》第3 辑,1987 年印行。

  [19] 《日机轰炸靖西》, 摘自黄福海编纂: 《靖西县志》1948 年印行, 第98 页。

  [20] 政协灵川县委员会编: 《灵川文史》第9 辑, 2005 年印行, 第41 页。

  [21] 黄知元: 《防城县志初稿》第14 章, 1946 年编印, 第96、97 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22]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 《广西年鉴》第三回, 1948 年印行,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存,第1358 页; 灵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灵川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第736 页。

  2.残酷屠杀、蹂躏平民

  在广西沦陷区内,日军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各种毒刑残杀老百姓,灌石灰水,剥皮,搽辣椒,破肚,吊飞机,活埋,蛇咬,五马分尸……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使广西20多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

  (1)集体屠杀。1939年11月15日凌晨,日军在钦州湾的企沙港登陆时,强行将200多艘渔船包围起来,往船上倒汽油,然后用军舰开炮轰,用机枪扫射,其中有100多艘渔船被打沉或烧毁,船上80多人被活活烧死[1]。 1939年11月24日下午3点多钟,日军进入南宁城。进城才3天,当地的老百姓不愿接受“皇军”的王道教化(不受他们的欺骗),日军就开始大屠杀,“在城内的知识分子、抗战的勇士和有血性的同胞,被杀的凡700余人,这是27日的事”[2]。同日,日军占领南宁后在郊区沙井乡设立据点(驻扎于杨村华光祠堂),并在乐贤村等村设立哨卡, 当时有邕宁县百济乡村民苏大增、苏大强、苏大用、包日益、黄德才、黄源立、黄其林、黄祖荣、黄天派、阮大生、潘永茂、梁仁和、黎焕叨、廖天保等18人,挑盐到沙井乡送货,被日军捕捉,捆绑关押在炮楼内,除梁仁和逃脱外,其余都被杀害[3]。 1940年2月3日,日军进攻上林县,大肆屠杀平民百姓,仅高贤灵村(今巷贤乡辖区)被日军杀害的村民即多达87人。同日,巷贤镇王丈村群众由于出逃不及,有60多人就近到黄华山避难,有的躲在山沟,有的躲进一个旧瓦窑里,被日军“扫荡”时发现,用机枪打死窑里的28人和沟里的30多人。后人把这个瓦窑和水沟称为“血泪窑”和“血泪沟”[4]。 1940年2月2日至8日,日军占领宾阳县城。据当局统计,8天内,共有1940人被日军杀害(不含被飞机炸死)[5]。1945年3月14日晚,日军袭击宾阳县武陵乡上顾村(现属武陵镇)。这场浩劫,上顾村被日军杀害170人(上顾村村民99名,其他村疏散到该村难民70余人),其中儿童就有10多人,黄梦廷、黄运普、黄见贤、黄受廷、黄运宁5户被全家杀绝[6]。同年6月8日,日军100多人兵分三路进攻柳城县上雷镇鸡母岭村;9日,遂用毒气弹毒害村民,攻破村门,挨家挨户把村民赶到地坪,按青壮年和妇女儿童分开站队,用先灌辣椒水后用木杠压、鞋踩、刺刀捅等惨无人道的办法杀害村民,并强迫老人小孩在旁边观看,吴亚炳等17名青年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村民曾亚定则被日军拉到屋背岭的大石板上残暴地剖腹挖心;年轻妇女被抓到另一个院子剥光衣服进行轮奸。在这次大屠杀中共有21人遇难(死20人,幸存1人,青年村民李雪辉被日军用刺刀捅了六下未中要害才幸免于难)[7]。

  (2)枪杀。即用步枪或手枪击杀。1940年2月23日,日军由扶南窜到绥渌北乡岜楼村琴进屯,见幼女三人看牛,欲去捉来奸淫,因捉不得,即开枪击毙二人,伤一人。在来宾县洛满村有5个老大娘,被日军抓住排坐一条长凳上,然后迎面开枪,一枪打死4人,惊昏1人幸存[8]。 1940年3月6日,日军在南宁市郊沙井金鸡村附近的饶钹山冲千斤岭下麓枪杀35名村民[9]。同年3月29日,日军将从南宁郊外西平村、根竹岭坡抓来的29名村民押到柴子渡口邕江岸边,将其中的24名村民枪杀,抛尸邕江[10]。同年6月的一天,日军七艘火轮船停靠在乐贤村水塘屋的邕江边,将三四百名无辜平民从船上押解到白坟坡枪杀[11]。1944年10月12日,日军在桂平蒙圩万昌荣菜园和温家菜园(今蒙圩村)制造了蒙圩惨案, 枪杀村民 300 多人[12]。

  (3)刀杀。即用刺刀或指挥刀来“刺”、“劈”、“挖”、“割”、“剖”。1940年2月5日,日军制造上林石寨村惨案。日军侵占上林县巷贤镇第3天,逃往石寨村后高九山山麓避难的群众,轻信“皇军安民”的传言,下山回村。是夜,日军将回村的村民按男、女、老、少分别关押,然后把男性青壮年外衣剥光,一个一个押到村头东门边的一口池塘边,用大马刀砍头后推到塘里,共杀死72人[13]。1940年9月23日,日军在钦州犀牛脚杀害70多岁的驼背老翁林锦祥3人,五脏六腑暴露尸体外[14]。 1941年《抗战时代》杂志3卷3期刊登了一篇名为《日军的残暴兽行一奸、烧、杀》的文章,其中痛揭了日军用多种手段残忍刀杀广西平民的行径:“(1)1940年2月24日,日军到东乡那肥村,拉黎姓媳妇来奸,其家公黎四,年60多岁,以柴刀劈敌,因年老力衰,反被敌以刺刀刺死。(2) 1939年12月23日,日军由龙州回窜绥渌,于右乡模范街,以指挥刀杀廖姓叔(刀由颈发背劈)侄(刀由颈前面劈)二人。(3)以刀来挖眼。(4)以刀割舌、耳、鼻及生殖器。”[15]1940年2月27日下午2时,日军窜绥渌县城,大肆焚杀,将县府及各机关尽行焚毁,东门全街民房十分之九(约数十间)被焚毁, 将中国军队阵亡或重伤被俘官兵投入火烧,将俘获民夫绑于树下,割耳舌鼻挖眼剖腹,再以火烧之[16]。 1944年12月6日,日军20余人到兴安县界首镇宝峰掌甲田村行劫,掠夺了百姓的大批财物,并抓走李贵大、李傻子、刘润年、刘鉴明等5人,逐个用刺刀砍死,其中刘鉴明受伤幸存[17]。 1945年5月21日,日军窜到柳江县成团乡板吕屯遭到联防队的袭击后将搜索到的无反抗能力的老人、小孩及妇女共19人用刺刀捅死[18]。

  (4)棍杀。即用木棍(担竿)或铁棍来打死插死。1939年12月23日,日军窜入绥渌县右乡模范街,以木棍打死72岁之老妇。“敌不顾人道,奸我同胞后,复以棍插入阴部致死”[19]。

  (5)熏杀。日军入侵时,广西各地的老百姓为了躲开日军,他们躲进了山洞中。想不到日军不甘罢休,还用火攻、用烟熏,把躲在一个个山洞里的老百姓杀死。1944年11月1日,日军在桂林市郊黄泥家村焚烧民房,躲在村东岳山黄洞内的群众回村救火,被日军发现。第二天日军便用米糠、辣椒粉堆放洞口燃烧,用风柜将烟扇入洞内,一连几天,洞内男女老幼137人全被熏死。同月,阳朔岩塘村的硝岩洞、竹桥柑的牛岩洞、笔架山的后山岩洞、登子岩村的依夫岩、福利村的白面岩等处被日军熏死的群众共75人。临桂县五塘洞村山岩被日军熏死的老百姓有二三百人[20]。驻扎在永福县罗锦村的日军116联队约20多人到林村掠取财物,村里的人能逃的都逃到山上去了,来不及逃跑的老幼妇女共84人, 匆忙躲进林村鳌峰山“下岩”洞中。日军找到了岩洞后,见洞深不敢贸然进去, 便将群众收藏于岩洞口的食物、衣物、家具等一起焚烧,煽毒烟进入岩洞内,除林绍贞、林焕杰等5人得以逃出之外,其余79人被活活熏死在洞里[21]。同月3 日,日军进入镇东乡岭坪屯(今东昌镇东阳村岭坪屯)后,便入村四处搜索, 掠夺物资。当日军搜索至该屯龙岩洞发现有动静时,便火烧烟熏,洞中村民被烧死熏死30多人,烧熏后重轻伤30多人[22]。 5日,日军在阳朔县白沙岩塘村的硝岩发现岩洞内躲藏有老百姓,就在洞口用稻谷、米糠混合毒药、辣椒粉等点火, 致使躲藏在洞内的陈守若等27人被熏死[23]。 9日,日军在阳朔县白沙五里店笔架山村的后山岩发现躲藏在洞内的百姓多人, 日军将百姓收藏在洞内的衣物、 稻谷、辣椒等掺上毒药点燃,致使骆十一嫂等14人被熏死[24]。 11日,日军用辣椒、谷糠、稻草放火熏烧临桂县庙岭乡(今属临桂镇管辖)马埠江村燕岩洞口,大火整整烧了 7天,导致洞内避难的村民111人被烟火熏死,制造了“马埠江惨案”。乡民为牢记日军暴行,将燕岩改名为白骨岩[25]。 25日,日军围攻融县太平村鸡仔岩,用稻草、辣椒、树叶堆在岩口大火焚烧,并用风车鼓风熏岩,熏死躲在洞里的太平、竹子、下里等村男女老少共24人[26]。 1944年11月,日军到百寿县城北一带烧杀掳掠,返回途经朝阳村中村时,发现群众在中村后山的花岩内躲藏,日军先用枪弹攻击,继而在岩口堆上柴草、干辣椒混以硫磺等物焚烧,用风车将毒烟扇入岩内,岩中躲藏的群众除1人得以逃生外,其余32人被活活熏死[27]。1944年底,驻中渡县的日军到石桥屯背山弄“扫荡”,发现大批难民在“凤凰岩”避难,便将洞中难民睡觉用的稻草和被褥点燃,又烧辣椒烟熏,难民被烧死的、烟熏窒息的、情急中跌下深洞摔死的共约死亡40多人,幸存者仅6人[28]。

  (6)水溺。1939年冬,驻南宁的一小队日军前往邕宁县沙井乡乐贤村掳掠, 强行把抓住的68岁老人黄同泰推进村里的水塘,几名日兵又用禾叉残忍地将其头颅压入水中淹溺,直至毙命才扬长而去[29]。 1942年4月22日,日军舰在北海海域劫去货船一艘,乘客10人被缚投入海中,仅有2人幸免于难[30]。

  (7)活埋。日军挖深宽的泥坑或深沟,将绑好双手双脚的我同胞活生生推入坑或沟中,以多投之泥土,填敷其上,使之气塞而死。1940年1月16日,侵占邕宁县四塘乡三叉坡的日军,抓走韦承芳、韦承誉、韦承懋、韦承蔚、韦焕恩、韦焕礼、韦焕扔、韦焕晟、韦焕凌、韦焕裀、韦焕松(8岁)、韦焕伍(10 多岁)、韦体湖等13名村民,惨无人道地将他们集体活埋在四塘附近的下丹岭[31]。1945年4月,日军在灵川县塘西日军据点岭坪地上,刀砍、刺杀和活埋30 余人,仅1人被埋后爬出获救[32]。日军1945年5月29日退出融县后,县城北门水塘处发现有7名被活埋的居民,头颅露出地面,悲惨至极。

  (8)施放毒气。1944年10月29日,日军第13师团一部用毒气加火熏烧桂林市东郊柘木镇王家村黄泥洞内避难的平民,造成平民中毒窒息死亡137人[33]。1944年11月7日晨,日军第40师团步兵第234联队攻占七星岩顶端,随后封锁了洞窟入口,并向洞内投放毒气弹,守军第391团及在洞内的野战医院人员和伤兵及居民800余人中毒死亡[34]。同日,桂林城东郊申山岩洞口附近中日军队发生激烈战斗,日军用窒息性毒气、煤气及火焰放射器向岩洞攻击,申山守兵伤亡殆尽,估计中国军队因毒气伤亡60余人[35]。 1944年11月16日,日军用毒气和烟熏桂林市雁山镇五塘村委洞上村大吉岩,造成洞内208名避难的村民死亡;后为牢记日军暴行,改大吉岩为血泪岩[36]。 1944年11月,日军用毒气和烟熏桂林市柘木镇穿山村龙爪支岩,洞内30多名村民死亡[37]。

  (9)伤口撒石灰。1940年7月4日,为报复当地抗日自卫武装,日军“扫荡”邕宁县乌兰村(今属南宁市良庆区新兰村)。村民玉堂秀和玉世达、玉XX 两兄弟、奚姓夫妻俩被日军开枪打死。玉X X被日军抓到坛泽村(今属良庆镇) 后,捆绑起来,然后割下身上的肉,撒上石灰,被折磨而死[38]。

  (10)五马分尸。1945年5月16日,驻扎在柳城县上雷楠村的一队日本兵到上漏、下漏抢劫,返程受到农民自卫队伏击。日军即将村民韩三进行“五马分尸”。日本兵用绳子分别把韩三的脖子、双手双脚套住,牵来五匹马,把套住韩三的五条绳子分别绑在五匹马的马鞍铁环上,然后用鞭子猛力抽打马而五马分尸。之后日本兵又以同样残忍的手段把另一名村民五马分尸体[39]。

  3.疯狂进行物资掠夺

  日军在广西沦陷区内大肆在屠杀老百姓的同时,还进行疯狂掠夺,以实现日军以战养战之方略。日军所到之处,尽其所能疯狂搜刮其所需的牛、马、猪、鸡、鸭、棉被、米、谷、玉米、红薯、鸡蛋、白糖、生果、蔬菜、钞票、古玩及1939年12月3日,日军占据宾阳县昆仑乡柳溪、柳洞(现属思陇镇)两村;至13日,日军共屠杀当地民众100人,杀死耕牛26头、猪16头,抢走粮食4万多斤,烧、炸毁民户140多间[40]。1940年3月16日至25日,横县南乡、禄嘉、蔡板、冷水、龙门、桥笪、大同、飞龙、上灵、独竹、陈宣11个乡镇相继遭到日军的侵占和窜拢,被焚烧和毁坏房屋1627间,乡、村公所6座,烧毁和劫走粮食33.26万斤,劫杀牲畜3208头,其中南乡、冷水乡被打死村民33 人,伤40人,被掳9人,遭纵火焚烧房屋1252间;禄嘉乡(1952年6月,划入灵山县)魁策、六潭、岑平村,被焚毁房屋208间,焚烧和抢去粮食5.12万斤,掳掠及宰杀牲畜204头[41]。 1941年3月7日,日军强拉民夫将劫掠的物资金属器材、棉被、粮食、食盐、食油、糖、牲畜、家禽等搬聚海滩集中,用小艇驳运上军舰[42]。

  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部队既无辎重,也无粮秣,并且还欠了三四个月的军饷未发,遂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要士兵拿一杆枪、一套破军服便从湖南、广东侵入广西。因此日军每到一处,首先是搜索粮食,深入广西各村各寨, 将农民逃难时未能转移的稻谷玉米掳掠。以桂平县金田等乡为例子,日军竟以伪币每担500元之价(声言2000元,实付500元),欲行勒缴400余万斤稻谷(其他藉名“没收”者约五六十万斤不在此数内),如果不是当地民众起而抵抗,将日军逐退(在大宣乡夺回已被夺去的约10万斤,另有数10万斤已被运走),则在广西号称“鱼米之乡”的桂平县,当地老百姓将陷人不可想象的饥荒惨境。日军还把谷种都搜刮尽,其罪恶目的,是使广西人民走入绝境,失去生产能力。日军在许多地方,将吃不完的食粮和谷种倒入河中,或者放火焚毁,南宁、贵县、桂平、平南、藤县、苍梧,都发生过此种现象。驻桂平的敌人在撤退时还炸沉了 7条大米船。1945年1月23日起,日军连续四天洗劫蒙山乐拥村吕仲篪家,吕家损失:稻谷4万多斤,肉猪6头,塘鱼1200斤,家用物资60余担,国币5万元,房屋被烧,总计损失约1200万元国币。1945年2月6日,日军窜入蒙山县黄村那兵村,连续掳掠三天。那兵村被劫稻谷4万余斤,耕牛100多头, 棉被100多床,猪、鸡、鸭全部被抢光杀光。

  日本侵略者不仅劫夺粮食,并且还大量屠杀耕牛,残酷破坏广西农业畜力。在武鸣,日军要当地的乡长每天孝敬牛脑50付,鸡肝200付,猪脚100对。

  日军对军用物资及民间财富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掠夺破坏。1939年12月22 日,日军入侵凭祥县城,掠夺到汽车108辆,汽油及重油58万加仑,电解铜及铁棍2000根,铅180吨,锡6.8吨,钨钢约1吨,步枪359支,重工业材料32 捆及大量火药、弹药、被服等[43],使国民政府军政部中央资源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在凭祥的物资损失殆尽[44]。 1944年11月15日,日军在临桂县四塘乡岩口村油笼岩抢劫洞内财物,洞内300多只装有衣物、钱币、首饰等桂林商家的贵重物品, 及60多箱(件)军械,被日军抢劫一空[45]。

  日军对于衣物房舍也加以毁灭与破坏。日军每到一村,便大肆搜刮,先将衣物被铺堆置空地,将完好可穿的拣出,继以火油泼入,再将老百姓的家具堆上助火,有的老百姓出来灭火即遭枪杀。日军烧完衣物再烧屋。比如柳州、桂林,在撤退前1个月便成立了纵火队,有计划地普遍焚烧,柳州2万余户烧剩600余户,大火半月未熄;桂林更惨,曾经居住40万人口的房舍,被破坏了 99%, 一片焦土,比较完好的不过400余幢而已。其他如龙津、武鸣、贵县、桂平、平南、柳州、宜山、河池等比较大的城镇,仅余一些破败不堪住居的小平房。1944 年11月15日,驻扎于柳江县进德乡塘头村上屯的100多个日本兵全体出动,杀死中屯村民40多人,烧毁民房25间,烧毁粮食2万余斤[46]。1944年12月2日, 日军占领隆山县城(今马山县白山镇),烧毁县政府机关和民房数间,并毁坏电话、收音机等一批物品,抢走库存2万余斤粮食[47]。

  4.强征劳工、奸淫妇女

  (1)强征民工

  日军每到占领的沦陷区域,遇见少年、青年、壮年及将老尚壮健的广西男同胞,都拉去挑运物品或做筑路工人或做带路的向导。被拉去者受尽百般折磨,甚至被日军杀死。

  当年发表的《邕宁“皇军”暴行见闻录》一文列举了日军强征民工的罪行:“①‘皇军’入了南宁,第一件事便是修复飞机场。因此,城里城外的老百姓一遇到他们就要‘苦工’的赏赐。为了加紧完成,要日夜赶工,不许你有半点休息;拉了六七百人。②修复飞机场是如此,搭浮桥也是如此。亭子墟、津头村、窑头、沙滩这4座浮桥,是流落在南宁的老百姓处于‘皇军’工兵的皮鞭威胁和监督之下,一天内完成的。③此外如修路,构筑防御工事,都是一样。只在八尺区里的蒲庙圩,就被拉了五六十人。当然其他各乡村也拉了不少。④最难堪的是妇女们,她们被迫着裸衣露体去替‘皇军’挑水,任由他们从旁戏弄,一点儿不许反抗,反抗‘皇军’的就是大逆不道,随时有被处死的危险!⑤‘皇军’是这样毒辣,而‘皇军’的马夫也会找替身,他抓到了老百姓,逼勒他替自己割草,喂马……”[48]

  1940年2月中上旬,日军在宾阳会战结束撤退时,对邕宾公路沿途村庄烧杀掳掠,并在宾阳以东的廖平、莲花、邓圩等地强征民夫(拉夫)2000余人, 为其运送辎重南撤,被征民夫受到非人待遇,有的放回时被砍去右臂[49]。 1940年6月,驻邕宁大塘日军强征(强拉)当地民夫3000余人,企图修筑邕钦铁路[50]。1944年11月25日,日军搜山,柳江县覃加林、覃应芳等五六人被抓夫,拉到进德乡黄岭屯关押。几天后,日军将被关押的44个民夫,每3人由1个日本兵执枪监管,从黄岭屯出发挑重担沿着柳邕公路向西南行进。经过几十天的行程, 沿途受尽凌辱,到达龙州时只剩21人,整整死去23人,除少数病亡之外,大都沿途被日军杀害[51]。

  此外,抗战期间,广西共动员和组织民工200多万人次投入各种劳役[52]。

  (2)奸淫妇女

  日本侵略军每到占领的沦陷区,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到处去搜索妇女来奸淫。有年幼十四五岁的未成年少女,有青年壮年,也有年已70多岁的古稀妇女。日军见了,都拼命去捆拿,得到手了,无论在旷野、山洞、田头、树下、屋内,就地奸淫起来,轮奸完了,大家撒手,受害者的生死不顾了。如果一两名日军遇妇女数人,就将她们全部捉拿回宿营地,由“立功”者占优先外,剩下的则分配日军轮奸。1939年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入侵桂南时,邕宁县蒲庙一带大村落的民众,来不及逃难的许多妇女都遭杀戮与奸淫。“在宋村,敌人搜抢到了一大批白米,拉了当地的女人约200余人一律要她们脱了衣服,光着身体搬运那里白米下船去,他们便在旁边监督着,任意侮辱、虐待、拍手狂笑,搬完了那些米,这些女人当然免不了还要受到更大的污辱强奸!”[53]1940年2月2日下午4时,宾阳县城沦陷。日军入城后到处烧杀,奸淫掳掠,其中有上百名妇女被日军强奸、轮奸[54]。 1940年2 月10日,驻南宁市区西乡塘几十名日军包围对岸(邕江南岸)乐义村,将全村人赶出来集中,把村内多名妇女就地强奸,被强奸妇女惨叫声不绝,村民们眼见亲人被奸无可奈何[55]。 1940年2月底,驻邕宁剪刀圩日军对周边罗村等进行“扫荡”,围捕躲藏在罗村附近引子岭上的村民,并将搜捕到的42名妇女带回据点强奸后放回[56]。 1944年9月28日,日军进入藤县和平镇石桥、河村、大塘、十里、都竹、志成、务伦等村抢劫食物,抓到妇女数名,集体轮奸[57]。同日,日军入侵原藤县糯垌圩(今属岑溪市辖)捉去妇女10多名进行强奸,连70多岁的彩利婆婆也不能幸免[58]。 1944年10月6日,日军在苍梧县金鸡圩附近乡村抓到10多名妇女,进行强奸[59]。同日,日军进驻资源县浔源乡(今两水乡),奸污妇女多人,其中1人被轮奸致死[60]。

  其次,设立慰安所,强拉民女充当慰安妇。桂林《力报》1940年7月5日第2版所载《今日南宁》一文中说:“敌近在南宁,强拉妇女七八十名至小营, 成立‘支那青年妇女同乐社’,供敌倭发泄兽欲。”1939年冬,南宁沦陷后,为解决驻邕日军士兵的性欲,日军在南宁中山公园、解放路、金狮巷、中华戏院等处开设有数个“慰安所”,南宁未及出逃的妇女250余人被强迫充当“慰安妇”供日军士兵蹂躏[61]。

  再次,日本侵略军奸淫妇女还有更残暴的行径。1940年3月17日,日军入侵灵山檀圩,强奸80岁的刘二婆及其他3名妇女后用刺刀捅死[62]。次日,日军入侵灵山,附近乡民都躲到城郊的龙武岩洞里,日军就焚烧稻草,煽草烟入岩洞里去,乡民被烟熏得受不了,陆续走了出来。敌人就把所有的男子捆缚起来,稍为抗拒的,立即当场枪杀。女的分成三级,20岁以下少女为第一等, 20至30岁的为第二等,30至40岁的为第三等。一等的给军官,二等的给士兵,三等的给伪军及汉奸,并且就在她们亲属旁边轮奸,有些少女当场就被糟蹋死了[63]。1940年4月3日,日军第五次窜扰绥渌县的时候,在右乡徐街一位年迈行走不便的70多岁的老妇人,在家看守,被日军发现,数人轮奸,至敌人走后第10天便死去;1940年5月12日,日军第七八次进村,在中和乡汪竹村搜获十四五岁幼女轮奸,生死未知[64]。在宾阳县附近,有11岁的女孩4 人,随同家人逃难,被日军追捕,把4女孩轮奸,均受重伤。在南宁被掳去的一批少女,因生理发育未健全,竟遭兽兵用刺刀将生殖器割裂,惨痛而死!敌军奸淫中国女同胞的残暴,还有许多没有人性的兽行:(1)如果家公和儿媳妇同时被日军抓获,日军将媳妇的衣服脱光进而轮奸,而一名日本兵用刀架在其家公之脖子上,逼其跪视日本士兵的轮奸兽行,待兽兵奸完后,又逼家公奸其媳妇,如果不从就将家公杀害。(2)如果夫妻俩同时被抓获,日军将妻衣服脱光即轮奸,而一名日本兵用刀架在夫脖子,逼其跪观看他们的轮奸兽行, 待日军奸完后,又逼夫奸其妻,否则杀害[65]。

  此外,还有更惨无人道,最残酷的行径一日军士兵强奸完后,用木棍铁条插入女人的阴部等手段使受伤者致死。1944年10月12日,万余日军占领桂平蒙圩及附近村屯。到处奸淫妇女,知姓名被奸妇女3人,另有1个少女被轮奸后捅死,陈尸在蒙圩学校[66]。 1944年10月29日,日军在灵川县青狮潭岩背村强奸一妇女后把她的脚筋割断致死[67]。 1944年10月,日军在桂平新圩抓到10余名妇女, 拉到当楼轮奸,反抗不从者当场用军刀捅死[68]。1944年12月,日军将抓来的16名群众绑至永福县东岸村后的弄场,当做活靶练习刺杀,有的受害人身上被捅了十几刀,有两名妇女的双乳和下阴处被戳得稀烂[69]。 1944年冬,日军侵入柳江县洛满乡何家屯,一妇女被轮奸后挨割乳部死亡[70]。 1945年2月4日,一股日军从越南入侵水口圩,60多名居民被杀害,10多名妇女被抓到水口小学圩集中轮奸,其中1名17岁的少女被轮奸致死,另一名少女轮奸后,砍去四肢抛下水口河淹死[71]。

  注释:

  [1] 梁师华、吴忠才: 《日本侵略军两次蹂躏广西的暴行》, 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军区政治部编: 《广西抗战纪实》,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86 页。

  [2] 王憎福: 《邕宁“皇军冶暴行见闻录》, 广西省政府职员公余进修社编: 《公余生活》1940 年第2 卷第12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3] 方德华撰写(沙井千人坟) 《碑文》, 1941 年9 月; 黄法尧2008 年1 月15 日《询问笔录》和公证书(2008) 桂南内证字第1701 号, 卢桂庭2008 年1 月15 日《询问笔录》和公证书(2008) 桂南内证字第1698号, 原件存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4] 上林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上林县志》之第三节: 《抗日斗争》,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5] 1940 年3 月6 日《救亡日报》(桂林版) 第3 版《桂南战迹印象记》和3 月7 日登载: 吕器: 《血和恨之城———宾阳》;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委员会: 《第四战区桂南战史旅行暨战地调查纪事》1940年第2 辑, 第325 页, 桂林市图书馆藏; 欧查: 《三年来敌人对广西妇女的暴行》, 载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广西妇女》第6 期, 1940 年7 月编, 桂林市图书馆藏。

  [6] 落生著: 《宾阳上顾村被屠杀详记》, 1946 年1 月6 日《广西日报》(桂林版); 武陵镇上顾村村民黄运清、黄耀华、黄灿廷、黄忠庆等2007 年4 月10 日口述材料, 采访原件存中共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7] 李雪辉口述: 《柳城鸡母岭的大屠杀》, 载政协柳城县文史委编: 《柳城文史资料》第2 辑, 1987年11 月出版, 第14 页; 2007 年5 月15 日采访知情人黄二的资料, 采访原件存柳城县史志办公室。

  [8] 梁师华、吴忠才: 《日本侵略军两次蹂躏广西的暴行》, 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军区政治部编: 《广西抗战纪实》,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87 页。

  [9] 李朝光著: 《南宁第一次沦陷时日本鬼子在金鸡等地的暴行》, 载政协南宁市委员会编: 《南宁文史资料》第20 辑, 1997 年印行。

  [10] 方德华: 《千人坟碑文》, 1941 年9 月。

  [11] 同上。

  [12] 梁飞著: 《日军在桂平的暴行》, 载政协委员会贵港市文史委员会编: 《浔郁抗战》, 2005 年8 月印行, 第36 页。

  [13] 上林县志编撰委员会编: 《上林县志》之第三节《抗日斗争》,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中共上林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 《上林县党史资料汇编》(抗日战争时期), 存中共上林县委党史研究室。

  [14] 政协广西钦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钦州文史》(抗日史料专集), 1995 年版,第180—181 页。

  [15] 叶鸣平: 《日军的残暴兽行———奸、烧、杀》, 摘自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 《抗战时代》1941年3 卷3 期(在桂林编印), 桂林市图书馆藏。

  [16] 叶鸣平: 《倭祸绥渌记》, 摘自广西省政府职员公余进修社编: 《公余生活》1940 年2 卷5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17] 兴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兴安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第236 页。

  [18] 韦国荣: 《日本侵略军在板吕村犯下的罪行》, 见《成团沧桑》编纂委员会编: 《成团沧桑》,2005 年印行, 第42 页; 2007 年4 月19 日柳江县课题组采访亲历者韦有党的录音资料, 采访原件存柳江县史志办公室。

  [19] 叶鸣平: 《日军的残暴兽行———奸、烧、杀》, 摘自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 《抗战时代》1941年3 卷3 期(在桂林编印), 桂林市图书馆藏。

  [20] 期(在桂林编印), 桂林市图书馆藏。梁师华、吴忠才: 《日本侵略军两次蹂躏广西的暴行》, 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军区政治部主编: 《广西抗战纪实》,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87 页。

  [21] 政协永福县委员会编: 《永福文史》第1 期, 1987 年印行, 第44—46 页; 林绍贞证人2007 年9月25 日证言, 采访原件存中共永福县委党史研究室。

  [22] 政协荔浦县委员会编: 《荔浦文史》第2 辑, 1980 年代末印行, 第30 页。

  [23] 政协阳朔县委员会编: 《阳朔文史资料》第7 辑, 1995 年印行, 第81 页; 陈守泉证人2008 年3月14 日证言, 公证书[2008] 桂朔证字第63 号, 原件存中共阳朔县委党史研究室。

  [24] 政协阳朔县委员会编: 《阳朔文史资料》第7 辑, 1995 年印行, 第81 页; 骆贵荣、龙琴珍夫妇证人2006 年12 月8 日证言、秦德元证人2006 年12 月8 日证言, 原件存中共阳朔县委党史研究室。

  [25] 毛庭栋: 《村毁人绝的马埠江》,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桂林文史资料第26 辑之《难忘的1944 年》, 1994 年印行, 第81—83 页。

  [26] 欧振庭: 《日军在融安的暴行》, 摘自政协融安县委员会编: 《融安文史资料》第3 辑, 1991 年印行, 第9—10 页。

  [27] 莫宗兆证人2007 年9 月20 日证言, 采访原件存中共永福县委党史研究室。

  [28] 广西省政府教育厅: 《抗战期间广西各县文教人士忠贞及殉难事迹调查表》, 1946 年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全宗号L37, 目录号1, 案卷号458。

  [29] 南宁市沙井乡村民黄沙尧2007 年2 月7 日证词, 采访原件存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30]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海市志掖大事记业》,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第32 页。

  [31] 方欢明、方郊、方家喜等人2007 年4 月7 日《证言》, 韦永延、韦焕尚、韦永仁等人2007 年4 月25 日《证言》, 采访原件存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32] 灵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灵川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第736 页。

  [33] 赵平: 《白骨累累的黄泥岩》, 政协桂林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5 辑,1984 年版, 第117 页。

  [34] 《桂系大事记》, 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 辑,1993 年印行, 第370 页。

  [35] 韦云淞: 《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见桂林市政府:《桂林市光复专刊》第2 册,1946 年印行,第20、21页,桂林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3—1—4。

  [36] 赵平: 《日军在桂林进行毒气战调查纪实》,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49 辑, 2005 年版, 第219—220 页。

  [37] 同上。

  [38] 邕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邕宁县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97、298 页; 2008 年6 月3 日玉桂恒、玉启平、玉振兴、玉世珠等《证言》, 采访原件存中共南宁市良庆区委党史研究室。

  [39] 柳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柳城文史资料》第2 辑, 1987 年11 月印行, 第18 页; 2007 年6 月7 日课题组采访知情人覃顺高的资料, 采访原件存柳城县史志办公室。

  [40] 1939 年12 月6 日《广西省政府公报》第640 期《时事简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胡学林修: 《宾阳县志》(1948 年版) 第6 编: 前事(第540 页); 2007 年4 月12 日思陇镇柳洞村民万亿振等《口述材料》, 原件存宾阳县史志办公室。

  [41] 1940 年横县政府: 《横县倭灾人口财产损失调查表》(156—64—48), 原件存横县档案馆。

  [42]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海史稿汇纂》, 方志出版社2006 年版, 第604 页。

  [43] 摘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960 年代编纂: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 卷第10 分册《桂南会战》(又称《南宁作战及冬季攻势的各次作战》和《广西会战》),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尹福泽翻译。

  [44] 黄铮主编: 《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1 卷,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第355 页。

  [45] 政协广西临桂县委员会编: 《临桂文史资料》第18 辑, 2006 年版, 第55 页。

  [46] 2007 年4 月11 日课题组采访见证人谢瑞珍的资料, 采访原件存柳江县史志办公室; 政协柳江县文史委编: 《柳江文史资料》第1 辑, 1990 年8 月印行, 第81—82 页。

  [47] 1946 年《隆山县政府代电呈抗战史料》, 存中共马山县委党史研究室; 《隆山县志》, 1948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48] 王憎福: 《邕宁“皇军冶暴行见闻录》, 载广西省政府职员公余进修社编: 《公余生活》1940 年2卷12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49] 《南宁民国日报》(田东版) 1940 年2 月16 日报道: 《四塘以北敌向南宁溃窜, 五塘北残寇我正“扫荡冶中》; 《救亡日报》(桂林版) 1940 年3 月6 日、18 日报道: 《桂南战迹印象记》; 叶亚夫: 《劫后桂南行》, 载《中山日报》1940 年3 月9 日版。

  [50] 见《广西日报》(桂林版) 1940 年6 月21 日报道: 《从化一带秩序恢复》。

  [51] 覃应芳口述、覃兆丰整理: 《苦难的柳江县民夫》, 见政协柳江县文史委编: 《柳江文史资料》第5 辑, 1996 年7 月印行, 第26—27 页。

  [52] 黄铮主编: 《广西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1 卷之《前言》,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53] 洪高明: 《敌人铁蹄下的南宁》, 载《西南周刊》社编辑: 《西南周刊》1940 年第3 期, 桂林市图书馆藏。

  [54] 胡学林修: 《宾阳县志》(1948 年版) 下册, 第537 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欧查: 《三年来敌人对广西妇女的暴行》, 载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广西妇女》1940 年第6 期。

  [55] 1941 年1 月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编: 《桂南: 从沦陷到光复》之《干校旧址———西乡塘》,存桂林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56] 《桂南: 从沦陷到光复》, 第4—5 页。

  [57] 中共藤县党史办公室编: 《藤县革命星火录》, 2001 年印行, 第117 页; 和平镇韦振林、糯洞邝维楷口述资料整理, 采访原件存藤县史志办公室。

  [58] 中共藤县党史办公室编: 《藤县革命星火录》, 2001 年印行, 第117 页; 和平镇韦振林、糯洞邝维楷口述资料整理, 采访原件存藤县史志办公室。

  [59] 苍梧县金鸡镇周绪成、李业兴等人口述资料整理, 采访原件存中共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60] 资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资源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242 页。

  [61] 欧查: 《三年来敌人对广西妇女的暴行》: 载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广西妇女》1940 年第6 期; 乔夫: 《日军在南宁的慰安所》, 载政协南宁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南宁文史资料》总18 辑《南宁抗战》, 1995 年印行。

  [62] 政协广西钦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钦州文史》抗日史料专集, 1995 年版, 第192 页。

  [63] 本报特约记者陈伯舟: 《沦陷后粤桂边境视察记》, 载《救亡日报》1940 年7 月31 日。

  [64] 叶鸣平: 《日军的残暴兽行———奸、烧、杀》, 摘自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 《抗战时代》1941 年3 卷3 期(在桂林编印), 桂林市图书馆藏。

  [65] 叶鸣平: 《日军的残暴兽行———奸、烧、杀》, 摘自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 《抗战时代》1941 年第3 卷3 期(在桂林编印), 桂林市图书馆藏。

  [66] 梁飞: 《日军在桂平的暴行》, 见贵港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浔郁抗战》, 2005 年8 月印行, 第36 页。

  [67] 灵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灵川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第736 页。

  [68] 贵港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浔郁抗战》, 2005 年8 月印行, 第37 页。

  [69] 政协永福县委员会编: 《永福文史》第4 辑, 1994 年印行, 第23 页。

  [70] 2007 年6 月5 日柳江县课题组采访见证人何恩焕的资料, 原件存柳江县史志办公室; 柳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柳江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第226 页。

  [71] 龙州县课题组调研成果之“大事记冶, 原件存中共龙州县委党史研究室。

  5.利用“维持会”奴役广西人民

  日军入侵广西期间,成立“维持会”,推行其残暴的殖民统治。日军利用当地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当汉奸,四出活动,采取威逼、欺骗等手段让逃离占领区的群众返回家乡。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成为日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奴役广西人民的工具。

  1939年5月上旬,日军把涠洲岛上居民赶到机场集中,一一点名,宣布成立“中华涠洲岛维持会”,实行保甲制。岛民按村建立户口册,实行保甲联保制,数名村民因未及时到场被杀害[1]。1940年9月14日,盘踞在钦州沙坡的日军七八百人再次入侵防城县城, 驻扎了 10 多天, 成立 "维持会", 以“维持会”名义出示安民通告,发放顺民证,强迫中国老百姓帮其做工修路, 日军四处抢粮、捉猪、抓鸡鸭、奸淫掳掠妇女,无恶不作[2]。日军第一次侵桂时,先后在邕宁、扶南、绥渌、明江、宁明、上林、钦县等地成立县维持总会(有的称维持会)。绥渌县维持总会辖绥渌、崇善、上思三县。这几个县共下辖12个乡维持总会和100多个维持分会。维持总会下设各种各样的机构。钦县维持总会设会长、秘书、督察长、书记、绥靖大队、民工部、营业部、安慰班和治安警备队等。邕宁县的4个乡维持总会下辖48个乡分会。总会设会长、副会长、秘书、征收员、财务员、乡导及治安警备队。邕宁县心圩乡维持总会成立后,日军称之为“新省会”。维持会内挂日本国旗。维持会负责搜刮物资供应日军,征集民夫,修建桥梁、道路、构筑工事,运输军需品;派人为日军刺探情报,做向导;协助日军宣扬“皇军”、“德惠”,诋毁中国国民政府,对民众实行奴化教育;还为日军开设市场、倾销日货;摊发“良民证”,勒收各种苛捐杂税;征集妇女。

  维持会的汉奸们,依仗日军淫威,到处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残害民众。钦县大塘安良乡组织的治安警备队,有300余人,配备机枪4挺、步枪70余支, 其余人员手持扁担、绳索、大口袋等工具,还有50名日军协同行动。这伙人经常到大塘、苏圩、安良、复良乡胡作非为,先后强迫20多个村老百姓“归顺”日军,煽动“顺民”去抢掠非沦陷区群众的财产,烧毁民房600多间,抢走耕牛400多头,粮食25万公斤,猪、鸡、鸭无数。明江县维持会的“自卫大队”, 30多人,由一个惯匪担任队长。该惯匪勾结长桥乡的土匪,经常在长桥、峙浪等乡打家劫舍、 欺男霸女、 掠夺群众耕牛财物等。

  日军利用维持会对占领区民众实行奴化教育。以一些汉奸出面,组织所谓宣抚班,通过传单、神符、标语、对联、广告、小报、演讲、漫画、演剧等形式吹嘘“皇军”的“恩惠”、“强威”,贩卖“日支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日军还在心圩、大塘、钦县等地举办儿童或成人日语训练班,用金钱、食物等利诱或用威逼手段强迫群众或儿童参加日语培训班。训练时间1至3个月。心圩的日语学校,由日本人任校长,规定各村儿童报名参加学习日语,凡报名者发给香烟一包,参加上课者发军用票20元。每期招生数十人,学习时间为3个月。1940年9月13日,心圩日语学校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还邀请了南宁日军特务机关人员及新闻记者参加。

  日军第二次侵桂,也在桂林、阳朔、柳州及宁明、明江、思乐等地建设维持会,下设各种机构。桂林维持会设立于城内李子园(现桂林医学院宿舍), 维持会设会长、秘书及总务科、军事科、民政科、交际科、财政科、人事科及警察队等。桂林市郊也成立维持会。柳州维持会设在河南岸驾鹤山西面的半山酒店处,设会长、秘书及民政、财务等科,还成立警察局。各维持会依仗日军势力,派丁拉夫,筹集钱粮物品,发“良民证”,寻找“花姑娘”,带领日军到处掠夺。

  日军在侵犯广西期间,还制造了靖西籍士兵“杨清福亡国奴惨案”。杨清福是靖西县禄峒乡大史村古生屯人。1918年出生,1940年被中国军队征兵入伍, 1944年11月在柳州一次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被俘,后被日军关押在一个无名小岛上做苦工,日军在其脸上刻下“亡国奴”三个字[3]。 1950年初,杨清福带着耻辱的印记“亡国奴”回到故乡蛰居,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直到1985年才被人知道且经媒体报道,世人才知道杨清福脸上“亡国奴”这一民族耻辱印记。在媒体披露后不久,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免费为杨清福进行外科整形手术,并将“亡国奴”三个字制作成标本,存放在医院的陈列室,永久记录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人民的罪恶铁证。

  6.日军入侵造成广西境内数百万难民

  难民通常是战争的产物。 抗战时期, 日军两次入侵广西, 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因战争的爆发而受到巨大的危害,难民数量因此而增多,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抗战时期广西存在大量难民。1944年秋,黔桂铁路和公路逃难民众多达数十万, 《广西日报》、 《中央日报》、 《新华时报》 等都作了大量报道。 1944年11月12日《新华时报》发表《黔桂铁路沿线难民达70万》;《盛京时报》1944年9月有篇题为《宜山到独山一带滞留难胞30万》;《新华时报》记者报道了 1944 年9月25日河池县金城江火车站大灾之后“现在金城江至六甲之间的难民不下数十万人,寇深祸急,他们往哪里走?”[4]广西省政府根据赈济会所属各机关发给的难民登记证统计,认为从1939年至1942年的4年间,难民最多的是1940 年,共计373539人,其中,男183665人,女189874人。国民政府院赈济委员会的统计报告则认为,至1941年底,广西的难民人数为103547人。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更是造成大量难民的出现。1945年日军撤退后,广西“各地流离失所的难民达314万人”[5]。从以上几项数据来看,日军入侵广西造成难民的产生数量不下400万人。

  广西境内的难民结构比一般的省区要复杂,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以及广西本省的难民,也有来自海外的难侨。他们在逃亡过程中历经磨难,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中写道:“由浙江、江西、广东、湖南逃来的老百姓一点也没有歇歇足、喘喘气的机会。因为全州一失,而且失得太快,难民们不得不继续拖男带女扶老携幼地向广西内地逃走。由于部队只顾撤退的快,不掩护他们,其中有走不快、走不动的难民落在后边,成批成伙地被日军抓着集体枪杀了……这时逃难的人成为‘人流’,你靠着我,我依着他,他挤着你,一个一个肩并肩,日夜不停地向前蠕动。旧社会‘赶集’、‘赶场’、‘逛庙会’的人,还没有湘桂大溃退时逃难的人多。公路上填满了人,你走路想快一些是做不到的,有时连开步的空隙地方都找不到一小块。人人都直着脖子呆呆地向前蠕动,到底走到哪里,谁都不知道……人走不动横卧在公路中间,后边的人就踏在倒下去的身子上走过去了。” [6]

  难民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旁的乡村之间。 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民众往往会跟随政府和军队的撤退而自行逃亡。他们大都沿着铁路、公路、河道盲目地走,看到暂时没有危险了就赶快安顿下来。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所在地,柳州、梧州、南宁等城市的商业和工业相对发达,这些地方成了救济难民的集中地。

  广西政府和社会各界在难民安置救济中付出了代价。

  首先,安置和救济难民加大了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出。抗战时期,日军的入侵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和广西的社会生产力,造成物质财产的重大损失, 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抗战,又要对难民进行安置,使政府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每年仅省政府为难民提供的生产贷款就有20多万元,救济难民和难侨的资金每年也有数十万元,中央赈济委员会1942年拨给广西救侨会的资金就有5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各县的救济资金在内,也不包括救济难民的粮食、衣物的价值和设立农场、工厂、学校安置难民及其子女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政府对难民的救济通常通过救济机构来实施,这些机构大都为政府所设立。由于担负着非常繁重的救济难民的任务,因此这些机构不仅需要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而且还要有较多的运作经费。例如,广西省赈济会共设职员48人,经费204200元;桂林市场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职员66人,经费7804元。其他各县的救济机构职员少的数人,多的20余人,平均为10 —13人,经费数百元至上千元不等。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把管理成本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便可知损失程度非常严重。

  其次,难民转辗流离,体质恶化,导致流行病蔓延。在对难民进行安置和救济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使疾病蔓延,危害民众的健康。例如,儿童保育院收容的难童大都染有虱、跳蚤,患有皮肤病、沙眼、胃病、肺病、贫血病等,其中沙眼、疥疮、湿气占80%以上。抗战时期,广西是难民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自然也是流行病蔓延的地区之一。虽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尽力对难民进行了安置和救济,但由于无法控制流行病的蔓延,就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的生产力受到摧残,加剧本地的贫困化。

  再次,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多,造成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抗战的中后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广西由于是难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物价上涨的幅度相对都较大。1943年7月,桂林每斤面粉的价格为13.5元,12月则升至26元;每斤猪肉的价格,1944年1月桂林为56元,12 月则升至102元。战争时期只能保证大多数人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大后方物价迅速上涨,使民众的生活难以维持。

  注释:

  [1] 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海市志掖大事记业》,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第30 页。

  [2] 黄知元编: 《防城县志初稿》第14 章纪事, 1946 年印,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

  [3] 梁森荣、李德福: 《耻辱四十年, 折磨杨清福》, 载1985 年8 月15 日《南宁晚报》。

  [4] 萧佳令: 《黔桂流亡旅途见闻》, 载《新华时报》1944 年11 月16 日第2 版。

  [5] 苏永: 《广西建设史大纲》, 广西省训练团1947 年印行, 第30 页, 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索书号: 352.114430。

  [6] 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广西文史资料》第25 辑《广西抗战亲历记》, 1987年印行, 第132 页。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06 1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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