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东湖惨案
1941年11月的一天中午,驻在武汉大学的一个日军,划着小船窜到东湖雁中嘴村,强行抢去村民熊生良的一口猪,还边走边用手枪威胁熊生良。同村的几个农民担心熊生良吃亏,一齐上前围住这个日军。这个日军即用皮鞋踢人,并举起手枪企图行凶杀人。在这关键时刻,30多岁的农民胡桂生,趁其不备,用手中的铁锹将其砸死。第二天早晨,几百名日军从武汉大学据点窜出,乘坐几十只渔船登上雁中嘴村岸。他们手牵狼狗,兵分几路,将整个张家铺和李家大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到处搜寻,结果一无所获。不几天,汉奸蒋可焕和蒋三麻子向珞珈山的日本宪兵队告了密。一天深夜,日军突然包围了雁中嘴村,抓走胡桂生、李烘香、熊连应、李大春4人为了保回这4个人,全村人共筹集银元1000多块和多头肥猪,想用以打通日伪关节,但结果这4位农民还是惨遭杀害。接着,日军再次窜进村来奸、烧、杀,无恶不作。农民熊生明不仅妻子被蹂躏,自己也惨遭杀害。(伍文士)
孝感肖家港惨案
1942年3月,新四军的一个连在肖家港火车站东郊袭击了驻站的日军。日军受此打击,便对被俘的新四军战士滥施酷刑,妄图从被俘人员口中刺探新四军军情。日军对被俘者施以“睡钉床”、“烙火砖”、“灌盐水”、“触电棍”等刑法。被俘人员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日军天天动刑,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但一无所得。无计可施的日军就将几名被俘人员活埋在火车站西郊的麦田里。余下的4名人员被头蒙黑布,带到火车站北边。日军把他们绑在平时练习刺杀的靶桩上,每桩隔10米,并排而立。“靶”前各有日军10余人的一列纵队,端着刺刀,待命刺杀。然后日军逼迫附近所有居民到现场铁栅外观看。随着日军军官的一声令下,4队日军嚎叫着,一个个手持刺刀,刺向绑在靶桩上的被俘人员。日本兵一人一刺刀,反复来回轮番刺杀,4名被俘者全身被刺成肉泥,惨不忍睹。(兵臣)
鄂州郭家垱惨案
1942年11月12日中午,鄂城县(现为鄂州市)伪侦缉队队队长王春堂和日军队长森田带领日伪军30余人,从樊口出发至郭家垱,搜捕鄂南樊湖新四军挺进大队队长郭非及其全家,因郭曾于同年5月带领挺进队战士智擒并处决了侦缉队司令芦鸿雁。敌人搜捕未果,就放火烧屋。郭非、郭守付、郭才荣家相继起火。挺进队前来救援,追杀日伪军后,将被掳去的20余人及财物追回,并通知群众疏散,以防敌人报复。次日拂晓,驻鄂城日军2000余人由司令泰田率领,将郭家垱围得水泄不通。日军搜捕不到挺进队,就向群众开刀。日军在巷口、室内把群众用刺刀捅死后,再烧毁房屋。经过一天的烧杀掳掠,共毁民房600余间,涉及200余户,打死打伤群众300余人。最可怜的是郭才委全家12人躲进荷塘,被日军用机枪扫射,全部遇难。(郭才金)
日军在英山放火烧屋的暴行
日军两度进犯和驻扰英山期间,烧毁大量房屋。计烧毁县城东门繁荣商区的大小商店、住户38家,房屋438间;北门县政府、税务局房屋47间;县立初中校舍29间,机关房屋部分被烧毁的14间。
1942年12月28日,日军曾在城内3处点火,东门在怡和商店堆起家具、商品等物点火,造成了巨大损失。南门在国民党县党部礼堂里、西门在李恒泰商店里,分别架起桌凳等物点火。这两处由于房屋高大宽阔,火苗没有冲上屋顶,房屋免遭大的损坏。靠近县城南边甘塘坳的茶园垸,金家桥的毛家垸,九垄口的细吴垸、金塘垸,大河边的马家垸等处的房屋,大部分被烧毁。至于大小家具,统统都成了日军做饭、烧火的燃料。此外,日军还将当时县政府来不及撤运的部分文卷、簿册、图表等也都烧毁了。据史料记载,由烧毁造成的损失,除公家的外,仅县政府、县党部、县中学、民教馆、县商会、田粮处、税务局、县中心小学、农林场等机关团体私人的损失,按当时价值计9980万元(法币),至于城内和附近一带民众的损失根本无法统计。(查景韩)
远安白云寺惨案
1943年1月23日,日军第十八混成旅派驻干溪镇某大队的500余人,在大队长高桥大佐亲自指挥下,对远(安)当(阳)边界远安一侧的白云寺实行突击合围,企图彻底摧毁驻守该地的两个抗日游击队和支持游击队的抗日群众。这天凌晨3点,日军从当阳干溪(距白云寺约25华里)出发,拂晓就将白云寺及周围王家塝、苏家榨屋、周家台子、暗井冲等4个小村庄分割包围。从凌晨5时开始,到午后离去,施暴七八个小时,共杀群众174人(其中有20人抓到干溪,逃出3人,另17人9天后被枪杀于黎家坡战壕前沿),烧毁民房140余栋,抢走白云寺集贸市场全部物资100多担,60多户经商户(多为沦陷区难民)倾家荡产,4个小村庄80多户的耕牛、猪、羊、鸡、鸭全部被劫掠一空,其凄惨景象目不忍睹。在王家塝一块不到3分地的水田里,遗尸体120具,是日军把当地群众驱赶到一起集体枪杀的。死者有70多岁的老人和周岁的婴儿。王家仅有7户人家、42口人,被杀死39人,只有周天秀、杨发珍和一个3岁幼儿躲在阴沟里,幸免未死,有6户被全部杀绝。在暗井冲一栋烧毁的庄屋里,遗尸体30具,是日军把群众关进庄屋后,用干柴、汽油活活烧死的。张世洪一家全部被烧死,他的妻子被烧死后,快要降生的婴儿从腹中滚出来,裸于母体足下。
白云寺在抗战期间是远安边界群众的集贸市场,有60多户工商户在寺庙周围经商,该地地势隐蔽,山口设有游击队瞭望哨,日军进山后,幸被哨卡发现,立即发出3枚信号弹,并鸣枪报警,多数群众逃离,在逃难中日军用机枪扫射打死7人,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婆婆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死者均为沦陷区难民。60多户草房全部烧毁(残墙断垣遗址至今尚存)。在这次突击合围中,有20名青壮年被当成游击队嫌疑犯抓走,日军将他们关押在干溪集中营里(对外官称训练班),白天强迫他们做苦工(修工事),夜晚严刑审讯,威逼他们承认是游击队。1月31日夜,天降大雪,日军警戒稍松,有邹正顺、邹继善、邹官茂等3人乘雪夜日军不备之机,钻铁丝网逃脱虎口,其余17人于2月1日上午被全体枪杀于黎家坡。(刘世明)
公安芦子山惨案
1943年1月18日,从三斗坪败退下来的日本侵略军逃窜到了章压铺和石门嘴。26日上午,一伙日军一次就轮奸了8个妇女。17岁的刘马氏被轮奸后,还被剥得赤身露体。日军用刺刀挑开她的肚肠,将她丢进了太平山附近的堰塘。这些暴行,激起了当地群众对日军的无比愤恨。当日下午,雷家坪的胡崇运和他的表弟从牛浪湖回家,看到3个日本兵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俩怒火万丈,经过一番商量之后,便扮作两个姑娘急步向芦子山走去。3个日本兵发现有“花姑娘”,也尾随下山,正当他们准备在芦苇里向这两个“姑娘”下手的时候,两把刺刀插进了侵略者的胸膛。另一个日本兵见势不妙,拔脚跑回了芦苇山南面的石门嘴驻地。胡崇运二人急忙将尸体沉进湖家大院的湖心,迅速地跑向芦苇深处隐蔽。次日,石门嘴日军的马队100余人,上午8时冲进芦子山,包围了芦子山里逃难的群众。他们用拉网战术,发现一个捆绑一个,80多个逃难的男女老幼全被他们捆绑着赶到李金榜的禾场上,强令村民坐成一个圆圈,威逼他们说出谁是游击队员。一个日军端着刺刀,要50多岁的李金榜站出来,李金榜刚一起身,这个日本兵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刀,李金榜倒下后眼睛睁着,嘴唇动着,残忍的日军还不肯罢休,又是一刀,接着几个日本兵走过来,把他绑在板凳上一刀刺进他的喉咙,并把他的尸体用稻草缠着,吊在门前的树上,浇上煤油,烧得焦黑。35岁的王安姑,刚生小孩不久,怀中抱着个未满月的婴儿,背着一个3岁的孩子,两手还拉着一个5岁、一个7岁的孩子,一个日本兵操着一块水车拐,劈头向她砍去,并用刺刀在她脸上戳了3刀,她当即倒下身亡。7岁的小孩也被一车拐打倒之后,甩进了李金榜家门前的堰里。怀中的婴儿早已血糊糊地死在一旁。章兴七队的汪自洲一家老小15口人,除两个儿子早已跑出去外,13人全部罹难,一个日本兵拉出汪自洲在他的头部连刺5刀,把他的5个年轻的儿子先用铁丝穿着锁骨再用刺刀刺死,然后把5个人倒栽进李金榜家的粪坑里,堆上稻草,浇上煤油,5个人都被被烧得不成样子。剩下的老少7人都被赶进了李金榜的屋里,被大火活活地烧死。章兴乡的雷金明、雷金珍等也是一一被刺死,被丢进火坑。日军还把雷金珍的肝肠用刺刀挑了出来,抛得满地都是。经过一阵狂杀之后,日军就在李金榜的屋四周堆上稻草浇上煤油,把还没有被杀死的群众一个个逼进屋里,用火烧房子。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房屋团团围住,就这样屋里的群众都被活活地烧死。这一天,日军共杀死无辜村民73人。(宫文)
长阳平洛干溪坡惨案
1943年5月底,在鄂西战场遭到失败的日军,为图报复,经过平洛时,放火焚烧当地的农舍,沿途抓人。老百姓纷纷拖儿携女,四处躲藏。农民刘长生和妻子杨明秀带着5个孩子来不及逃避,只好藏在屋后一个阴冷潮湿的岩洞里,慌忙中只带了一点干粮,一天就吃光了。饿极了就到林中弄点竹笋来充饥。4个女儿最大的才12岁。她们咽不下竹笋暗暗流泪,特别是还在吃奶的小儿子拚命地吸吮母亲的奶头,没有奶汁,急得大声哭喊。望着一家人的凄惨景象,刘长生下定决心,晚上借着夜色摸回家去弄点吃的。深夜,当他摸到屋后,发现屋内住有日军,便急忙抽身往回走,不料身旁突然窜出一个日军,几枪托砸在他的头上,他顿时倒在地上。第二天苏醒过来,发现他自己被拖到屋前的稻场上,一群啃着烧猪肉的日军望着他,发出狰狞的狂笑,还不时把骨头砸在他身上。日军吃罢早饭,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强迫他背上他们抢来的东西,跟随大队日军向东走去。刘长生的妻子,左等右盼不见丈夫回来,心里万分焦急,预感到凶多吉少,便抱着儿子走出洞外,想看一看外面的动静。不料她刚出洞口,一个狂追小猪的日军出现在洞的附近,小儿子受到惊吓,“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群日军蜂拥而至,把母子6人拖下山来。日军先把杨明秀和几个女孩子的衣服撕得一丝不挂,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施兽欲。他们满足了兽欲后,把奄奄一息的杨明秀和孩子们扔进屋内苕坑盖上盖子,压上门板和沉重的大磨,然后纵火烧屋,熊熊的大火吞噬了6个人的生命。刘长生被抓去当了7天苦力后,从宜都逃回,见屋舍已成灰烬,一家7口,只剩下他一人。乡亲们闻讯赶来,帮他扒开灰烬,找到妻儿的尸体,尸体已被压得稀烂,无法辨认,也无法分开掩埋,只得将苕坑做墓穴,垒起一座大坟。这就是后来平洛干溪坡的“六人冢”。(杨明德)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0-20 17: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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