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0后”抗战研究者眼中的“七七”记忆
2016-08-26 11:34:42  来源：新华先锋微信公众号 作者：周渝  点击：  复制链接

2014年7月，我再一次来到阔别四载的北京。与以往不同，这次只为祭奠而来—宛平城外、香山之下还长眠着两位将军的忠魂，卢沟桥上那背着大刀的身影也早已无处寻觅。北京，曾经的北平，77年前，这里是中日两国的血火鏖战之地，亦是两个民族全面战争的起点。

『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抵达卢沟桥的这一天是2014年7月8日。与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的墓地比起来，卢沟桥要热闹得多。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座桥，比之几年前它已有了许多变化，两旁姿态各异的狮子已装设了保护栏，桥头的摊贩比之前更多了。站立桥头顺着石狮子一眼望去，不远处的宛平城模样依旧，城墙上残留的弹坑仍依稀可见，如同七十多年前的老照片上一样。1937年7月所发生的一切让这座桥注定名垂青史，它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起点，也成为一个民族反抗的象征。

1936年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不太平。那一年2月26日，日本军部的皇道派军人杀气腾腾，踏着风雪向皇宫前进，继而发动了令日本诸多政要或死或伤的血腥兵变—“二二六兵变”。这次兵变虽然失败，但其结果直接导致日本军部中的皇道派瓦解，主张“中国一击论”的统制派军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添血的军刀迅速挥向战争之路。接近年关，在12月12日这个飘雪寒夜，中国的西北古都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意味着国内战争的停止，无论文臣武将、官绅商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聚集到“抗日救国”这面大旗之下，此时此刻，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已无可避免。度过了风雨交加的1936年，1937年春天，中日两国皆陷入一种诡谲的、令人不安的平静。

“只想做一个祈求。今年将是丰收之年吗？是凶作之年吗？不，哪一个都无妨。有洪水也好，有大地震也好，有暴风雨也好，……即使霍乱和鼠疫一起流行，也无妨。无论如何只希望不要有战争……”这是1937年春天，日本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年初的报纸上写下的一段话。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就在这座卢沟桥，她的国家已彻底步入了战争的深渊。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约500多人并炮6门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即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城搜索。那名在日军口中“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7月7日夜在离队解手之后迷路，于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在不久后便找到其所在部队。然而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讽刺的是，作为这场“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局的局中人，归队的志村竟然在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的自己。关于此事，日本学者半藤一利所著的《昭和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个士兵只是去路边小便而已，约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便归队了。因此，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却没有向上级报告，就一直维持着‘一人行踪不明’的状态，所以，在过了晚上十一点的黑暗之中，连那个士兵（志村菊次郎）也一起做着傻事—搜寻行踪不明的那个人。”不久，日方收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此时那名“失踪”士兵虽已归队，但问题在于日军本是为挑事而来，士兵是否归来并不重要，他们依旧持着这个理由与中方强硬对峙。7月8日凌晨2时，中日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并顾名思义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战争真正的爆发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的凌晨。在那个深夜，那名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这无异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形势千钧一发，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这位吉星文团长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从小便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第二一九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将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尽数歼灭，收复失地。因此次胜利，吉星文被提升为二一九团团长。在1937年7月8日的这个雨夜，他将又一次走上历史的前台。7月8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接到指令后，吉星文团长当即回复：“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气焰嚣张的一木清直终于按耐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八年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在此时打响，卢沟桥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战斗刚开始不久，日军就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决心与日军拼死一战。他亲自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三营金振中部，向部署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敢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二十九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不到二十分钟便将几十名日军尽数歼灭，一举夺回桥头堡。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炮火对我军守军猛烈轰击，企图夺回阵地，但吉星文团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使日军阴谋未能得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的将士们以血肉之躯的抵抗揭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卫国战争之序章。

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昏睡百年的国人，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37年7月13日，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伪政权）。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尽管第二十九军将士拼死奋战，佟凌阁、赵登禹两位将军血染疆场，但北平的战事未持续得太长久。1937年7月29日，装备武器上拥有绝对优势的日军占领了这座古都，北平沦陷。从此，卢沟桥上再也见不到那些头戴英式钢盔，打着绑腿，背后背着大刀的身影。他们或已牺牲在抗日的火线上，或已随部队撤离北平，准备着下一轮的抵抗。黑云压城城欲摧，沦陷后的北平城、卢沟桥到处皆是端着三八大盖凶焰滔天的东洋师团。1937年的夏天，在卢沟桥头那块“卢沟晓月”石牌前，一群日本侵略军带着胜利的兴奋高举双手，三呼万岁，并拍下了一张照片作为他们“胜利”的纪念，镜头中的日本官兵们的脸上堆满了征服者的嚣张。往后八年，刺眼的太阳旗、凶狠的武士刀，还有“三八大盖”枪尖上那一把把瘆人的刺刀成为北平人挥之不去的噩梦。那年的卢沟桥是一座承载着民族苦难与屈辱的血泪之桥，同时也是一座中国人民英勇抗争之桥。

当然，北平的沦陷并非战争的终点，而是全面抵抗的开始。一寸河山一寸血！在上海、在南京、在徐州、在太原、在武汉、在长沙、在桂南、在滇西……每一座城市都有卫国的军人，每一寸国土都有抗日的武装。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旋即北平光复，那一年10月的一天，一名国军士兵重回卢沟桥，在残破的“卢沟晓月”石碑旁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从沦陷到光复，这座桥在烽火中涅槃。此时的卢沟桥不再只是文人雅士的诗画之桥，它更是卫国军人的铁血之桥。

77年后，我穿上当年的军服踏上卢沟桥，还是在那块“卢沟晓月”的石牌前拍下一张照片，致我们曾经拥有的胜利，此时此刻，它是我的追思之桥，是我生命中的“七七”。77年的光阴只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却足以让人间沧海桑田。如今，那年“七七事变”时的策动者、参与者、抵抗者们都已谱写好各自的结局。事变的罪魁牟田口廉也在二战后以战犯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死于1966年；挑起战争的急先锋日军步兵第五十七联队机关枪队队长一木清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参与战争，1942年，木一清直于瓜岛之战中遭美军围困，在绝望中切腹自杀；那名“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于1944年在缅甸死于孙立人的新一军之手，这个影响历史的小人物最终成为昭和战争的祭品。不过，最令人唏嘘的还是打响八年全面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长。吉星文在之后的峥嵘岁月中一直晋升至中将军衔，但他与张灵甫、邱清泉、戴之奇这些抗日名将有着同样悲剧的结局—没有死于抗战，却陨落于内战的烽火之中。1958年8月23日，“八二三炮战”爆发，吉星文战死于金门前线，时年50岁。

历史的轮回与无奈总令来者黯然神伤。卢沟桥还是黑白照片中的那座桥，却早已不是属于二十九军的卢沟桥。斯人不在，将兵已老，历史的尘埃也模糊了将军的面容。这座卢沟桥也似有几声叹息、几分怅惘，卢沟也是一座哀伤之桥……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本文选自周渝《战殇：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口述实录》 一书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6 11: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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