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1】寻找美国摄影记者镜头中微笑的“娃娃兵”
2015-11-21 13:37:01  来源：网友来稿-周渝  点击：  复制链接

　　70年后，这位微笑的娃娃兵已成为一种象征、一个符号，无论是在腾冲的国殇墓园，还是在松山的远征军雕塑方阵，都有以这位少年为原型雕成的塑像。然而这位微笑小兵究竟是谁？在他的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一直无人知晓。

　　2014年，距离远征军滇西大反攻已相隔整整70个春秋。这年夏季的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本地（贵阳）关注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的成员中传开——那张著名照片上的远征军娃娃兵出现了！而且这位叫陈友礼的老兵目前就居住于贵州省贵阳市原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河区现已与花溪区合并，属于花溪区行政区域）。听闻此消息，慰问团的成员无人不感到惊讶与兴奋，互相以微信相告。在高兴之余，我也有一些疑惑，世上真的有如此巧合之事？《国家记忆》中的娃娃兵不是叫“李占宏”吗，为何名字不一样了？那位叫陈友礼的老人真的就是他吗？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我决定亲自拜访这位老人。

　　陈友礼老人今年（2014）83岁，实际上他并不是刚刚被志愿者寻访到的，陈老作为被“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认证的抗战老兵已有两年之久。要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还得从2012年说起。

　　2012年8月22日，“贵州省抗战老兵关怀计划”启动，于贵阳市阳明祠举办新闻发布会。陈友礼老人那天正好在阳明祠游览，看到现场挂了许多与“抗战老兵”相关的横幅和宣传海报后，老人主动找到负责活动的志愿者，告诉他们自己也参加过抗战。在当时，抗战老兵的平均年龄都已接近90岁，而陈友礼老人看上去也就80出头的年纪，从年龄推算来看并不是很合理，于是志愿者问老人是多少岁参军的，老人回答说自己12岁不到就参加了远征军，曾随部队到过云南。听到这些，志愿者认为老人的确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远征军，于是请老人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以便下一步开展认定核实工作。不久，志愿者前往陈友礼老人家中进行全面、细致的访谈，通过严谨的考证最终确认老人的确是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的远征军老兵，完全符合“抗战老兵”的标准。

　　近几年来，慰问团寻访到的抗战老兵有200多人，并且分散在贵州全省各地，并且大部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集中进行关怀慰问的话有诸多不便，于是团队中核心的志愿者们便各自分担负责一部分老兵的慰问，其职责包括长期与老兵保持联系，将老人生活状况及时向团队反馈。当时负责与陈友礼联系的是志愿者邹继红。在我的印象中，邹继红大哥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志愿者，记得和他谈起为何会成为一名关注老兵的志愿者时，他说：“我也是当过兵的人，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我们会和这些老兵走这么近，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前世就是他们的战友，所以今生才会有这个缘分，我也一直把他们当成是我的战友。”

　　闲时邹继红只要有空便会去陪这些“老战友”们聊聊天，在与陈友礼两年来的接触中，陈老曾告诉他，自己很大的遗憾就是在部队待了十年，到头来竟然没能留下一张照片。邹继红一直将陈老的话放在心上了，当他看到看见《国家记忆》中那张“娃娃兵”照片时，想到陈友礼当年参加远征军时也是一个“娃娃兵”，于是便找人制作装裱了这张照片，打算将它赠送给陈老，也算是给老人遗憾的一点弥补。

　　2014年8月21日，邹继红、刘娜等志愿者来到陈友礼家中看望老人。当邹继红将事先装裱好的照片递给陈友礼时，老人怔住了，他盯着照片注视良久，说了这一句：“这就是我呀。”

　　当老人说出这句话时，所有志愿者都还未将老人与照片上的娃娃兵联系在一起，邹继红大哥事后对我说，当时他将陈老那句话理解成照片上的娃娃兵就和他当年一样，于是还问陈老：“当年您的样子就和他差不多吧？”

　　“这个就是我，是美国人给我拍的！”陈友礼老人指着照片上的娃娃兵用哽咽的声音说。当众人再看向陈友礼的脸时，发现他已是老泪纵横。

　　那一瞬间，所有在场的志愿者都震惊了。

　　照片里的故事

　　接到消息后的第三天，我和陈友礼老人见面了。在见他之前，我对着那张老照片反复观察了许久，与老人一见面就下意识的将他与照片上的娃娃兵做各种相貌上的对比。由于照片上的娃娃兵整个身体几乎都罩在军衣里，能看到的仅仅是脸和手。单从老人的面部特征来看，总觉得越看越像照片上的娃娃兵，起初认为是心理暗示，于是问了同行的几位朋友，没想到大家都一致认为很像。我甚至还拿着老人现在的照片与老照片一道让不知情的局外人来分辩，结果还是都说“很像”。但仅仅只是觉得像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仅是因为这张照片太著名，更为重要的是史实的认证需要严谨的态度，要有证据的支撑。可时隔70年，要找到直接证据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只能找出尽可能多的、能够形成证据链的间接证据来证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老人对这张照片拍摄时的口述记忆来寻找突破口。

　　自从陈友礼老人得到这张照片后，一直将它视为宝贝收藏在自己的卧室内，当我们请他为大家讲述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时，他才从房间里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拿出来。我向老人提出的第一问题是这张照片是多久拍的？在哪儿拍的？陈老非常自然的回答：“这张照片是我在龙陵的时候美国人给我拍的，当时是11月底，12月初的样子，是冬天，但那儿的冬天不冷。”

　　龙陵于1944年的11月3日被远征军收复，陈友礼当时所在的200师也参与了龙陵战役的最后阶段，而《国家记忆》中照片的落款是11月23日，所以从时间上看，老人的口述和历史能对得上号。另一位志愿者指着娃娃兵照片问老人：“您能给我们讲讲拍这张照片时的情况吗？”

　　“当时他（美国通讯兵）是来和我的连长讲，我也在场的，但我不晓得他来做什么。和他来的还有另一个人，给他背着三脚架和吃的这些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给我们照相，但当时那里（在场的）当兵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四五个，但他们和连长说给我照一张。”陈友礼老人说完这段，指着照片中小兵身上挂着的装备继续道：“说要给我照相后，连长就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拿给我挂起来。本来我身上只有这个水壶，结果他们把这个水壶（另一个水壶）拿来给我挂着，又把这个米口袋（脖子上）和这个干粮袋（挎包）这些东西给我挂在身上，全部挂好后又说在交通壕里照得不清楚，然后看了半天就看到这里（照片上的地点），就喊我站在这里拍。”

　　因为以前我就很喜欢这张照片，所以也曾对其做过仔细的观察。照片上那名远征军娃娃兵全身挂满了水壶、瓷缸、干粮袋等杂物，但我一直觉得挂得有些不自然，例如照片中小兵的挎包背带过长，并且挎到了身前（通常是垮在身后），这种不合理的背垮会对行军造成诸多不便，所以曾经很不理解。但按陈老的口述，这些东西只是为了摆拍一张照片而临时挂上的话，这一切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了。

　　陈友礼老人指着娃娃兵背后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对我们说：“可能是我照相的时候有几个老乡刚好过路，我都没注意呢，我记得站在那的时候没有这些人的。”

　　不过对于这张照片的下落，陈老自己也一无所知，他说：“拍完照后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晓得，他拍完就走了，我也没看到，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只是知道有个美国人把我的照片照走了，我人虽然没有到美国，但我照片肯定到美国去了。”

　　照片上娃娃兵左右各挂了一个水壶，陈老先指着左面的水壶告诉我们：“这个水壶不是我的，是我们连长的，我一直帮他挂在身上。”说完，他又指向照片上右面的水壶说：“这个里面装的是盐巴和辣椒面，是他们给我挂上的。那时候我们部队里做的东西经常盐巴放不够，我们都要带盐巴和辣子的习惯。那时候的盐巴是一坨一坨的，我们拿来打碎成小块小块的装在水壶里，如果要用，我们就从水壶里倒出来，有时候倒出一坨，有时候倒出两坨，用不完的又拿筷子夹着放回水壶。当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在昆明时就有这种习惯了。”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照片上的娃娃兵戴着两顶军帽，其中一个帽檐有被折过的痕迹。当我们问起关于军帽的问题时，陈友礼老人指着在上一层（外带）帽子说：“这个是后来发的新帽子，大了，我就把它戴在我以前的帽子上。”

　　说完，陈老指着有折痕的帽檐对我们说：“这个帽子是我原来的老帽子，老帽子要小一些，我也带习惯了了嘛。部队里其他那些大的（战友）带得有针线，就帮我把两个帽子缝在一起，这样戴着风也吹不掉，之前帽子大了风一吹就掉。”

　　陈老未加思索的接答：“因为下雨，帽檐就会塌下来把眼睛挡住，就看不到走路。我把它这样折过之后它就不会塌下来了嘛。”

　　微笑的远征军娃娃兵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陈友礼回忆说：“这是‘顶好’的意思，见到美国人这样做他们就高兴。不止是这次我这样，在昆明时有很多美国人，我见他们我就翘起大拇指给他们‘顶好！’，他们也很高兴的点头对我说‘OK’，有时候还会拿点吃的东西给我。”

　　在向我们讲述“顶好”的这段故事时，老人脸上泛起了笑容，正如照片上小兵的微笑。对他而言，这是那段艰难岁月里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  

　　其实早在陈老口述的那天，我已听得出老人所说的都是实话。但当时一直不敢确定老人就是照片中的那一位，而是一直在做另一个设想：从《国家记忆》中披露的照片来看，抗战时的中国军队中有不少娃娃兵，例如14师42团的小兵李贝乐、新6军中的10岁小兵。生在同样的年代，处于同样的战场，甚至很可能连拍照的美国通讯兵都是同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娃娃兵陈友礼和娃娃兵“李占宏”若有相同或相似的拍照经历，时隔70年，也不排除将别人的照片认成自己的可能。正因有此顾虑，我曾一直询问陈老他所在的部队中还有没有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娃娃兵”。老人告诉我，至少在200师600团里他就是最小的，而他的连长也对他说过，整个200师只有他一个人是这年纪的小孩。

　　不过就在那天看见陈老的小孙儿对着镜头微笑的那一瞬间，我已完全相信陈友礼就是当年那个微笑的小兵！

　　在探寻的此事的过程中，曾有朋友向我提议说可否查阅得到当年200师的士兵名册，看看里面是否有“李占宏”这个姓名，若查无此人就可以证明是美国档案馆的记载出错。这当然是没办法实现的，首先想查阅到抗战时期国军部队要具体至每个士兵的姓名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其次，在《国家记忆》中对其他好几位“娃娃兵”都记载了关于他们的部队，唯独在“李占宏”这儿没有对其所属部队进行记载，也就是说，即是200师查无“李占宏”此人也不能证明什么。不过到了此时此刻，就我个人而言是真的相信了——200师有没有李占宏？李占宏是谁？陈友礼是不是李占宏？这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眼前这位老人就是照片上 “娃娃兵”。  

　　作为发现此事的当事人邹继红也相信陈友礼就是那个娃娃兵。邹大哥曾对我说：“当时我看见他（陈友礼）看到那张照片时落泪的表情，那种感情真实的。你想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有什么必要装？何况他那种看到照片时的哭，说到开心处的笑根本是装不出来的。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真的不是照片上的‘娃娃兵’，那他当年也必然是与那个娃娃兵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老人家的情感是伪装不出来的。”

　　当日的另一位见证者刘娜在惊讶之余立即又仔细反复观察照片上的“娃娃兵”。尽管“娃娃兵”戴着军帽，全身基本被军服所遮挡，暴露在外的只有脸部和两只手。就这仅有的暴露部分，她还是发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若仔细观察，能在老照片中隐隐看见娃娃兵的一颗门牙略龅。其二，娃娃兵竖起的大拇指似乎比常人略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