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拉纳·米特
2026-03-12 16:39:2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拉纳·米特（Rana Mitter），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知名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2007年至2013年，在牛津大学主持了“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与记忆”项目。2013年起，任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现已成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研究机构之一。自2023年起，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亚关系讲席教授。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出版后，引发了西方学术界与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既是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关键历史时期，又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阶段。它不仅改变了国内政治格局，而且对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精神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纪念节点回望中国近代以来的抗争与革命，既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从全球视野出发厘清抗战胜利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远意义，对学术界深化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我们专访了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教授。

　　一、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采访者简称▲，下同）：拉纳·米特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战场相比，中国战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何在？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也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但也最容易被西方忽视的一部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西方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中，一直未能对中国的作用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定位。中国战场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这在我看来是不应该的。实际上，中国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早站出来抵抗轴心国的国家。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对这一点，全世界都应该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全面爆发了战争。战争初期，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失败，甚至投降，但接下来的事实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中国军队，包括普通老百姓，展现出极大的勇气和韧性，坚决不向侵略者低头。特别是进入1938年，中国仍然孤军奋战，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并把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一直保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1938年选择妥协，和日本签署停战协议，那后果将会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后果不堪设想：日本将进一步侵略东南亚、苏联远东甚至英属印度。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正是因为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为后来英国、美国加入战争争取了宝贵时间和战略空间。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当时的坚持，后来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就很难形成，战局的发展很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历史，甚至可能改写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命运。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战场始终是整个局势的核心部分。

　　第二，我们还需要肯定，中国是最早站出来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争议。在以往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话语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始自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终于1945年美国投放原子弹。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全面抗战早在1937年就已经爆发了。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领导抗日游击战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中国军队一直孤军奋战，抵御了日本高度军事化的精锐部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同盟国的整体力量部署中，中国的战略位置也是极其重要和独特的。中国军队实际上承担着多线作战的重任：除了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击日军，还要在滇西缅北配合盟军作战。中国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贡献是巨大的。

　　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一直以来，西方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如果我们真正要全面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不能忽视中国战场的核心地位。

　　▲：您刚才说，抗战时期中国对日本的持续抵抗，使得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所在。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是在什么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明确提出通过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此文献，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最为重要的战略理论文献之一。在中国，军事院校和各类学校都要求学生研读此文献；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对此文献感兴趣，其中的观点被口耳相传，尤其是那些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都希望对游击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甚至在南美、非洲等地区，此文献也被广泛传播。因为它讲的不仅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种战争类型，即如何应对比你强大得多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就1938年之后的形势而言，我认为，坦率地说，当时日本有很强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已经认识到，中国很难凭借一国之力在短期内战胜日本，必须尽量争取国际援助，联合外部力量共同作战。抗战初期，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并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除了物资支援外，还与中国密切军事合作，共同对日作战。但总体上看，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制定应对战略，持续开展斗争。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思想，是在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把握基础上的正确回应。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准确把握当时的战争局势，作出精准的战略判断？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毛泽东本人在军事战略上具备很强的理论素养。他清楚地认识到，凭借当时中国掌握的兵力和资源，是难以正面击败日本军队的。其次，他的战略思考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军事领域。他的总体目标不只是打赢这场战争，还包括实现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能认为，战争可以增强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作为民族主义意识的一部分，人们将会共同思考如何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此，持久战不仅是对敌斗争的方式，也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战争往往迫使人们作出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选择，极端的战争环境也会让人民更容易产生对旧有社会秩序的怀疑和反思。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他提出，中国农村的民族主义意识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提供了群众基础。尽管近年来一些西方历史学者对此提出疑问，认为社会改革与更广泛的农业政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总体来看，约翰逊的这一判断仍然成立，即民众意识到自身乃至本民族处于危机之中的观念，为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同时应当注意，这一阶段对局势的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实际上，不论是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都曾在这一阶段发起过多次反攻。例如，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的冬季攻势等战役，就是主动出击。中国共产党方面，虽然主要依靠游击战争，但在一些地区也采用了更为全面的作战手段。总体而言，中国抗战并非被动应对，而是在不同条件下积极寻找战机，展现出了坚强的战略定力与灵活的战术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问题。我相信，西方学者也会认同我的判断：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转折点。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刚刚完成著名的长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不利局面，但整体力量还很薄弱。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推进革命面临重重困难。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此背景下，日本侵略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国内党派之间的矛盾，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这就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表明，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搁置冲突，以对抗日本侵略这一更大的威胁。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反抗外敌入侵的总体目标，对国共两党来说比政治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两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使中共和人民军队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另一方面，它为中共广泛发动群众提供了条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力量。

　　这场战争对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探索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大家熟知的“三三制”政权结构，就是在延安时期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在农村地区，一些减租减息、税制改革等改善农民生活的尝试也逐步展开，为以后更大的社会变革积累了经验。再比如以延安整风运动为代表的党内干部教育的规范化，也是在抗战背景下展开的。那时候，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巩固，党内思想进一步统一。当时指定全党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中，有7篇毛泽东个人著作和部分由其执笔的中央文件，合计占半数以上，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得以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有机会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而推动了党在军事、思想、组织、政策等各方面的成熟。

　　二、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和国家建设

　　▲：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的社会动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一个关键目标——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坦率地说，当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其实都没有真正做到在城市中激起广泛的群众性革命浪潮。而在农村，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我们常常将这种成功归功于毛泽东，这当然没有错，不过，也不应忘记，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更早期的探索中，其他中共领导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彭湃、李立三、瞿秋白等，他们在推动农民革命、发展农村动员策略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和方法，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村社会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27年还写过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样具有开创性。《寻乌调查》则更加系统，更加细致，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份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展现了一个县域社会从经济结构到阶级关系的方方面面。这种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动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渐明确了哪些阶级最有可能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如何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组织和动员群众。这些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最终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更重要的是，这种革命策略不仅是一套理论模型，而且是结合了列宁主义的政治组织方式、复杂的社会分析能力、有效的宣传策略和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的一整套体系。正是这一系列要素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动员民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坚实基础，成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决定性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思想？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人民战争思想，将其作为凝聚群众、推动抗战、统一思想的重要武器。在现代战争尤其是全面战争的背景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将政治工作者引入军事体系，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这一做法并非中国共产党首创，而是受到苏联的影响。可以说，人民战争思想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在将政治工作与战争实践相结合方面，借鉴了布尔什维克早期的理论，以及苏联在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中的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在抗战初期国土大部被敌军占领、难以开展传统正面战场作战的局势下，为中国共产党思考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思想中最突出的军事形式。有句俗话叫“打成一片”，指的就是政工干部与群众深入结合、密不可分。实际上，当时中国的主要抗战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开展了游击战，但游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体系中占有更加核心的位置。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游击战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不断骚扰和削弱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反映了这是一场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人民战争。游击战的发明，也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湖南秋收起义等早期斗争的经验，当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智慧，比如《孙子兵法》的思想。游击战虽然不一定能立刻打败敌人，但正如毛泽东所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可以有效牵制、扰乱敌军部署，为战略主动的积累创造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游击战方面比国民党更具成效。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政治训练和纪律建设方面更为严格，这一点对赢得群众信任至关重要。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早期折损严重，导致抗战后期兵源紧张，许多士兵缺乏战斗经验。国民党也曾尝试在一些地区组织游击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减轻后勤负担，让部队自行从农村获取补给。然而，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治组织和纪律约束，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出现扰民等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其抗战形象和群众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军队凭借严明的政治纪律、明确的组织原则和深入的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也是人民战争思想的集中体现，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您了解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哪些代价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贡献在西方国家常常被忽视。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揭示过去未被充分呈现的史实，还原历史真相，让西方真正认识到中国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付出了何等惨烈的代价，展现了怎样的无畏牺牲和积极担当。

　　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我所知，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了1500万至2000万人的生命，以及8000万至1亿人流离失所。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我查阅了大量联合国档案，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后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若要理解中国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的定位，必须认识到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在亚洲各国中，中国的遭遇与贡献都是极为特殊的。

　　到1945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在很多方面有一定发展，但也相当有限，仅限于上海等部分城市，并没有覆盖全国。就连这些有限的成就，在战争中也遭受了重创。由于日军频繁空袭，即便工厂设备没有被直接摧毁，在战时极端条件下也难以维护或运转。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上海的轰炸，一些工业设施得以艰难维持，但原材料短缺，维修能力不足，使得许多工厂形同虚设。重庆等后方城市在战争中承担了大量军工产品的生产，但日本的战略轰炸、零部件供应的不稳定、能源和设备的匮乏，都使得持续生产极其困难。更不用说当时中国铁路和公路尚处于早期建设阶段，战争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许多地方在战后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量河流被布设水雷，用于阻挡敌军船只，这使得水路运输也陷入瘫痪。农业用地、交通体系、工业生产线，不是遭到毁灭性破坏，就是丧失了运转能力。1945年的中国，或是满目废墟，或是表面完好却彻底停摆，极度缺乏石油和化工原料，甚至连基本设备都难以维系正常运转。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试图恢复中国的工业基础，但受到了资金严重不足的限制。随后国内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延缓了经济的恢复。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始更系统地重建基础设施和国家工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对资金与技术援助的迫切需求也是原因之一。苏联提供的援助为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起步奠定了初步基础。

　　▲：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抗日战争迫使中国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回应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在技术和生产方面，战争压力使中国的科学家必须想出办法，在资源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自行制造武器、化学品及其他基础工业品。这种“自力更生”的实践，正是后来自力更生思想的一种早期体现。由于外部援助渠道有限，战时中国被迫探索对本土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技自主能力的形成。

　　从思想层面来看，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观念的现代化。战争强化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国家不仅是政治共同体，更应积极介入、组织和服务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妇女保健为例，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控制区，这一议题在战时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体现了国家对公共健康的日益重视。

　　在政治制度层面，抗战时期也见证了现代政治结构的雏形。例如，今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为谋求新的合作方式而作出的努力。这种“协商式政治”的理念，在当时的探索中初具雏形，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制度化。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求生存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及思想与政治制度演化的关键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出的许多制度安排与政策安排，其思想根基和实践经验往往可以追溯到战时的复杂环境。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此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抗日战争的历史保存与学术研究

　　▲：您认为西方学术界或西方公众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存在哪些局限？

　　●：西方公众乃至许多学者，对中国抗战的历史细节了解甚少。即使是自认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很了解的西方人，绝大部分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也不熟悉。各个国家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例如，英国人眼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或阿拉曼战役；美国人眼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太平洋战场上的瓜岛战役、中途岛战役或硫磺岛战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都有自己的记忆。而在中国非常有名的台儿庄战役、长沙战役、百团大战等关键战役，在中国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可以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未能进入西方主流记忆。

　　这种历史失语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1949年以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方的冷战语境中被塑造成“红色中国”——一个意识形态对立的他者。而日本作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同盟，其侵略历史被选择性遗忘和淡化了。美国出于把日本培养成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盟友的需求，有意识地把日本塑造为“民主阵营”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并非自然地“被遗忘”，而是在冷战体制和地缘政治的双重作用下被边缘化、被遮蔽，甚至被刻意淡化。这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与贡献的认识。

　　▲：您认为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学术空白？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至今仍存在大量学术空白。如果要谈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抗战时期的社会史无疑是一个关键方向。我们还需要更多实地调查和扎实研究，去理解抗战如何塑造了中国社会，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转变——这些问题目前仍未被充分探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即不同政治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治理方式之间的比较，包括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以及汪伪政权如何在不同区域治理民众和组织资源。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研究，但仍然远未穷尽。目前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仍是军事史和政治史，尤其是在中国学术界。不过，即使是在这些领域，也仍有大量未被充分挖掘的素材与议题。

　　▲：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保存、研究和利用与抗日战争相关的档案方面的工作？

　　●：过去三四十年间，中国学者在中国各地（比如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的主要大学的工作，表明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开放档案资料是多么重要。这些档案的开放使中国历史学家能够完整、详细地撰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如果没有中国同行的持续努力，我们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学者很难取得今天的研究成果。我非常感谢他们的一些重要著作，这些研究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任何一位严肃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学者，都应当认真参考中国学者提供的相关资料与解读。

　　我认为，未来主要的改进方向是加强档案的开放程度和电子化水平，让更多资料可供查阅，更加开放，更加便于研究。在英国或美国的主要档案馆，你甚至不需要亲自去那里，一切都已经数字化了。我想说的是，确保中外学者尽可能方便地获取历史资料，是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的最佳方式。无论是外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想讲好这个故事，而要讲好这个故事，就必须有史料。如果中国能进一步推进档案的开放，那讲述中国抗战的故事将变得更容易。所有从事抗战研究的学者，都对此翘首以盼。

　　▲：多年来，您与许多中国学者和机构合作过。请问，抗日战争相关的跨国合作研究进展如何？为了鼓励合作，还可以做些什么？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跨国研究在过去20年里稳步发展，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做得更多。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西方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学习中文，攻读博士学位，并最终加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年轻人的数量正在减少。我非常担心若干年后西方没有年轻人来研究这个课题。相比之下，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最关键的是，双方之间应有更多的互动。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能够持续保持沟通与合作。跨国研究最活跃的时期大概是在10到15年前，那时候所有地区之间的联系都相当紧密。

　　关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合作，我认为，应该有更多举办会议、开展联合研究项目的机制和平台。但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学者提出真正的问题。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工作是由历史学家完成的，特别是南京、重庆、北京等地的中国历史学家，当然，海外学者在理解和传播这段历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必须能够就这段历史展开坦诚而开放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讲述更完整的抗战故事，抗战叙事越来越丰富。

　　●：是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国内关于抗战历史解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关叙述，再与过去三四十年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视野的拓展。早期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的角色上，而如今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写在主题和角度上都更加多元，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外国盟友，以及对战争期间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考察。这反映出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同时也标志着抗战研究正在迈入一个更为深入、更加体系化的新阶段。

　　我重点谈谈对国民党在战争中的角色和贡献的挖掘。许多正面战场的著名战役，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都是由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当然，共产党同样有突出的表现，如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等。但如果忽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持续作战和巨大牺牲，我们便无法全面理解中国的抗战。这种认识上的拓展，体现在诸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类重要史料中，它们系统地呈现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情况，也让台儿庄战役中的池峰城等人物重新进入人们的历史视野。这种将不同政治力量纳入抗战叙事的趋势，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抗战叙事，也使我们得以更完整地理解抗战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其中形成和积聚的国家意识和社会动员能力。

　　四、国家认同、国际形象与全球叙事

　　▲：在思想观念方面，您认为抗日战争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派之间的分歧被置于次要位置，中国人民展现出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强大凝聚力。抗战时期，中国不同地区分属不同的政治体制，其中大后方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则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在当时，这些政治差异被放在次要位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使命跃居首要位置。

　　时至今日，这一点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你观察当下中国各地对抗战历史的纪念，就会发现，虽然侧重点各异，但共同体现出对这种精神的尊重与传承。延安保存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战时的革命旧址，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一站；重庆以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铭记其作为战时陪都所经历的苦难与坚韧；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和电影《八佰》，共同再现了淞沪会战中的顽强抵抗；南京则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醒人们勿忘历史。这些纪念场馆，既展现了地方记忆的差异性，也体现出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更宏大的历史主题，那就是全体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所作出的牺牲与斗争。这种跨越党派和地域的共同记忆，塑造了一种超越具体政权的国家认同基础，当下仍塑造着中国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价值理解。

　　▲：您曾经说过，亚洲至今仍然缺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共识。这一历史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激发了多样的地方性记忆。不同国家的历史叙事各不相同。相比之下，西欧在战后逐渐发展出较为统一的历史叙事。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在对纳粹主义、盟军角色以及战后秩序的理解上基本达成共识。这种统一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的政治整合和跨国协作，包括北约、欧盟及其前身组织的建立。

　　反观亚洲，冷战迅速到来，中国在1949年之后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断裂，日本则成为美国的盟友。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的断裂阻碍了战后关于历史记忆的跨国对话。没有历史学者、学生和政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也就难以建立类似欧洲那种共同记忆。等到中日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正常化时，已是战争结束近30年之后了，彼此之间已经错失了形成“共同记忆”的最佳时机。

　　因此，亚洲各国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迄今仍未形成一致的立场。中国、韩国、日本乃至东南亚，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战争记忆与历史叙述。与此相对应，欧洲的集体记忆虽不完美，但在防止纳粹回潮、稳定国际秩序方面起到了作用。日本在战后虽经美国占领并实施宪法改革，从而避免了军国主义回潮的危险，但中日之间始终缺乏深层次的历史对话。今天亚太地区的许多地缘政治冲突——从中日钓鱼岛争端到朝鲜半岛问题——其实都与1945年后战后秩序的未竟状态有关。

　　从这个角度看，纪念抗日战争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关照。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人们应该铭记这场战争带来的教训。但亚洲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上仍缺乏共识，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亚洲的政治家和学者应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逐步形成一种共同理解，构造一个更大的亚洲历史对话空间，既不抹去各自的地方性记忆，也不回避新的历史共识的建立？在此意义上，重新审视这段战争历史，是为了思考我们希望走向怎样的未来。

　　▲：如何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叙事中？您认为中国的经验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见解或贡献？

　　●：我认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深远的重要性。首先，如果中国在战争初期，特别是1938年以后没有持续抵抗、拒绝向日本投降，那么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都会随之改写。正是因为中国长期牵制了日本，使得太平洋战争得以延续，同盟国得以加入，从而争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中国的抗战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如何在技术、工业和军力上远胜于己的对手面前坚持生存下来，这本身就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中国的抗战经验揭示出，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优势，还涉及地形、人口动员、社会结构与民族意志等更深层的因素。这些经验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再次被验证，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持久战能力往往超越了武器和技术本身的力量。

　　此外，中国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变革也值得更多关注。尽管人们的视线常常聚焦于战场层面的历史，但实际上，抗战时期关于社会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也从未中断。战时中国在公共卫生、妇女地位、社会福利和公民意识等领域的变革，为战后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准备和制度雏形。这与同时期英国、苏联、美国等国在战时推动社会转型的努力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然而，国外对中国战时社会变迁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在中国国内，这个方面的研究也长期被忽视。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在许多方面延续和吸收了战争时期的变革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不仅是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也是一段激发社会变革、推动政治重塑的重要历史过程。

　　▲：您的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出版时，世界形势相对乐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当前，我们看到了贸易战、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更加分裂的世界。您有什么想对今天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说的吗？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始终认为，讲述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十分重要。中国及其人民和政党并未主动加入这场战争，却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入侵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这场战争在许多情况下永久性地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持续多年的剧烈动荡——这并非他们的选择，也不是他们的过错，然而，他们却以极大的毅力、勇气与决心挺身而出。即使过去了80年，我依然认为，这段历史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叙事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理解。

　　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西方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其意义，但我也深知，这项工作远未完成，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希望人们能够持续关注、阅读这本书或其他相关著作，真正深入地了解这段在西方世界被边缘化的历史。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历史责任。

　　说到战争时期的宣传，我想特别提及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董显光（Hollington K. Tong）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对外宣传官员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为西方市场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战的出版物。他主编的《中国抗战七年》塑造了一个虚构人物“俞康明”（Yu Kangming），其名寓意“I fight fate”（余抗命），象征着中国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在当时的国际语境下，这种形象的传播意义重大。这一形象旨在打破西方对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刻板印象，强调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主动抵抗和英勇斗争。虽然“俞康明”是虚构的，但他的形象所承载的中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抗精神却是真实而深刻的。

　　（译者：冯嘉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2 16: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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