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华商报》为例，浅析抗战时期中共报刊的新闻宣传策略
2018-03-15 14:21:22  来源：论文网，作者： 侯萌萌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方针，开拓敌后抗日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不断发展、成熟。这一时期党的新闻事业不仅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统区、境外，甚至是沦陷区也有很好的发展。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创刊，这是一份晚刊日报，每天下午5点出版，是一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该报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倡议主持下，由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等七人一起谋划创办的。著名的爱国商人、华比银行的经理邓文田担任报纸的总经理，记者范长江任副总经理，并负责报纸的运营工作。本文就以香港《华商报》为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刊新闻宣传策略。

　　一、香港《华商报》的创刊背景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急需创建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新闻宣传阵地，造成这种紧迫局面的因素主要有：首先，国民党政府对我党的新闻进行全面审查、封锁，很多消息根本不能登报，甚至连进步书店都不能幸免，遭到了查封;其次，国民党政府与法西斯国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扬“蒋汪合流”、“反共反苏”舆论，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和沿海等大城市相继被日本攻陷，这些地方的新闻机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反倒成了我党对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

　　1941年2月，廖承志向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道：“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1]党中央研究后决定同意廖承志的这一提议，由廖承志、邹韬奋、范长江、夏衍等人共同创办香港《华商报》。

　　至于为什么命名为“华商报”，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当时申请注册香港《华商报》的“法人”――邓文田，他的身份是个商人;二是取这么个名便于博得工商界的支持。即便是在香港，办报的阻力也非常大，免不了要接受严格的审查，为了让报纸可以公开发刊，可以寄到东南亚华人聚集的地方，便取了这么个名字。“华商报”这个名字，还体现出这是一份华侨商人自己办的报纸，便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更便于增进华人华侨、工商界、无党派人士、普通民众以及广大和平爱好者对报纸的感情，从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二、香港《华商报》的宣传内容

　　1、批判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倾向和积极反共政策，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行为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逐渐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抗战倾向。

　　这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突出表现是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皖南事变”，为了揭露其真实面孔，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香港《华商报》在如此环境下产生，就注定了它的宣传内容与抗战脱离不了关系，在报纸上刊登抗日救亡、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占据了香港《华商报》的大部分版面，是其中心言论和内容。

　　邹韬奋写的《抗战以来》从香港《华商报》创办起，就开始在这上面连载，他用80多篇文章，超过20万字，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为。

　　1941年5月31日，邹韬奋联合救国会留驻香港代表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等九人，在香港《华商报》上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篇文章以鲜明的立场向国内、国际宣告了文化界旅港人士的政治主张，揭示了国民党政府残暴横行、破坏民主、侵略人权、虐待百姓的种种不堪事迹。

　　范长江写的《祖国十年》于1941年9月18日起开始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他以他的切身体验，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斥责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消极抗战的行为，记载了我党是如何为坚持抗日救国，团结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辛苦奔走的。

　　2、宣传抗战英雄事迹

　　全民抗战的战绩刊登在香港《华商报》上，不仅实事求是地刊登了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绩，也客观地刊登了国民党爱国战士在正面战场的战绩，对他们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予以表彰。

　　1941年4月24日，国民党淞沪抗战将领谢晋元团长在上海被四名歹徒刺杀身亡，香港《华商报》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对这一事件在头版予以揭露报道。香港《华商报》不分政治派别，对奋力抗战的其他民主党派的爱国行动进行宣传和表彰，彰显了我党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鼓舞了正面战场上爱国将士的抗战热忱，鼓舞了士气，也振奋了民心。

　　3、为抗战募捐

　　1941年，宋庆龄在香港倡导“一碗饭运动”，目的是“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华商报》对这个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舆论影响非常深远。这次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7月29日，香港《华商报》就刊登了“一碗饭运动专辑”，并刊登了《响应“一碗饭运动”》的社论，号召香港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这个救援伤残士兵和穷苦人民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8月底，一共募集到两万多元港币，主要是通过卖餐券和捐款募集到的，这些钱全部都捐给了大陆，主要捐给了黄河流域的伤残士兵和穷苦人民。

　　4、讨伐法西斯，支援苏联卫国战争，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

　　为了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香港《华商报》还适时地发表一些社论和文章加以宣传。香港《华商报》就苏德战争这一重大国际事件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批判德国法西斯企图征服全人类、全世界的野心，斥责其向苏联发动战争的不耻行为，肯定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意义，提倡中苏两国友好协作，呼吁共同抵抗法西斯的狂妄野心和野蛮侵略。

　　三、香港《华商报》的宣传特点

　　1、关注民生

　　香港《华商报》关注民生体现在对普通民众衣食住行问题的关注上。比如说对前面提到的“一碗饭运动”的跟踪报道;再比如说，在报纸每一期重要的版面，香港《华商报》会对香港当地的物价、社会公共管理情况、天气情况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息进行报导。这些都表明香港《华商报》关注民生，把人民的疾苦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其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2、传播方式多样化

　　香港《华商报》借助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积极尝试新颖的文学形式。报刊言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是香港《华商报》极为重视的，例如报纸社论的写作，都是邀请当时文学造诣颇深的学者，社论语言非常有特色。其中邹韬奋主要负责写民主运动方面的;夏衍、茅盾主要负责写文艺战线方面的;胡绳主要负责写思想意识方面的;乔冠华和金仲华则主要负责写外交问题与国际问题。[2]他们善于运用新颖的文学方式及其他艺术工具来感染广大读者。

　　不仅如此，香港《华商报》还善于用诙谐幽默、通俗易懂的漫画宣传抗战精神。香港《华商报》从创办起，就有《新美术》副刊栏目，负责这个栏目的编辑是特伟。香港《华商报》创办期间不仅刊载了特伟的很多漫画，同时也连续刊载了国内与海外其他著名漫画家的漫画，所刊漫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揭露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凶狠残暴和人神共愤等舆论世情。

　　3、推广商业

　　香港《华商报》法人代表是邓文田，而邓文田是个商人，那么推广商业是必然的。从创刊起，香港《华商报》就把每期的第四版腾出来用于刊载经济资讯。有两个栏目是比较固定的，分别是《商业金融》和《抗战以来的经济》。其中《商业金融》主要是刊登外汇对比率，而《抗战以来的经济》主要连载经济评论，这些经济评论主要是有关战时的政府财政情况、工农业的发展、土地政策以及通货膨胀等等。此外香港《华商报》还在报纸的重要版面经常刊登本地有关民生的经济问题。

　　由于香港《华商报》处于非常时期，环境特殊，所以它在宣传方式上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报刊。周恩来曾做出重要指示，要求香港《华商报》不要办得太红太显眼，要显得低调和灰暗一些。这一指示体现了我党对香港《华商报》的重视和保护的良苦用心，即要求香港《华商报》不能像《新华日报》那样旗帜鲜明地从我党的立场出发，尽量少宣传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敏感性内容，而要把爱国主义精神、新民主主义宗旨、人民民主专政风貌等内容作为宣传重点。香港《华商报》按照这一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宣传特点，在宣传视野方面体现国际性，在宣传风格方面追求生动鲜活，在宣传对象方面偏向人民大众，在宣传视角方面关注民生。

　　四、香港《华商报》与同时期其他中共报刊新闻宣传策略之比较

　　抗战期间中共的新闻宣传策略，与之前各历史阶段都不同，与之后各历史阶段的新闻宣传也不同，它深深打上了“抗战”烙印，一切都是为“抗战”服务的。与抗日战场相比，新闻宣传阵地也是硝烟四起，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极为残酷的情况下，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新闻宣传战，为新闻宣传工作做了表率。

　　1、香港《华商报》与同时期其他中共报刊新闻宣传策略的不同之处

　　香港《华商报》与同时期其他中共报刊新闻宣传策略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中立，即“不红”。当时我党的大部分新闻宣传阵地不只是宣传抗战，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宣传阵地，其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扩大党的影响。而香港《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办的报刊，旨在突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团结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国友人形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抗战，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表现得并不明显。

　　2、香港《华商报》与同时期其他中共报刊新闻宣传策略的相同之处

　　首先，报纸由共产党人领导，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报纸的指导思想。新闻宣传在党的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必须要由党的统一领导。党的各级领导亲自指挥办报、办刊、办通讯社，这一点香港《华商报》也不能搞特殊，该报是在共产党人廖承志的主持下开展日常工作的。

　　其次，坚持以党的军事斗争为中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成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抗战成为全国人民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抗战展开，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要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相配合，为宣扬、鼓舞、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努力奋斗。香港《华商报》创刊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抗战，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香港《华商报》在宣传内容上宣传抗战、宣传英雄事迹、为抗战募捐等等都体现了它为抗战服务、以党的军事斗争为中心。

　　再者，坚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必须最大限度地宣传和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香港《华商报》创刊在香港，团结港澳同胞、海外华人、海外侨胞、国际上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的便利条件不言而喻。

　　还有就是，坚持灵活的新闻宣传方式方法。面对宣传力量薄弱、宣传物资技术匮乏、宣传对象文化和思想基础良莠不齐、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以及日伪的疯狂破坏等条件的限制，中国产党人创造了与军事斗争一样为后人称赞的灵活的新闻宣传方法。一是把握新闻宣传的主体对象，十分注重新闻宣传的受众;二是坚持用事实说话，强调真实性;三是创造适应战争环境特点的方式，立足实际，创造了灵活的游击办报策略。香港《华商报》的受众主要有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商人、广大普通民众。香港《华商报》也十分注重新闻宣传的真实性，坚持实事求是，任何时候的新闻宣传都是客观真实的，更是立足自身商人办报的实际，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宣传特点，宣传方式灵活多变，宣传内容生动活泼。

　　香港《华商报》从创刊到停刊，仅存在8个月，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教育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促进革命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在宣传策略上与同时期其他报刊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为当今全媒体时代新闻事业提供了经验和思考。

　　【注 释】

　　[1] 承志文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90.87.

　　[2] 钟紫.香港报业春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侯萌萌(1991-)，河南驻马店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4: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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