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中的湖南力量丨周扬：革命文艺巨擘
2026-03-14 09:32:22  来源：《湘潮》2025年8月 总第597期 丁文静  点击：  复制链接

　　周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和努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文化事业。在大革命时期，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和异常严峻的白色恐怖，他不畏强暴，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文化领域的前沿，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倡导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建设革命文艺事业，“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呕心沥血，建立功勋。

　　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血雨腥风，在上海读书的周扬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白色恐怖，周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赴日本留学。1930年，周扬回到上海，先后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这期间，他在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同志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革命文艺创作活动，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初，又在上海制造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一步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企图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过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化界进步人士，高举团结抗日旗帜。他与40多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又同鲁迅等联合129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左翼文艺阵线也由反蒋逐步转向联合抗日。

　　1932年，周扬担任左联机关报《文学月报》主编。在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他发表的《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新文学要加速大众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刊宗旨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文学月报》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阵地。

　　1934年6月至1935年2月，国民党当局连续对上海地下党进行了三次大破坏，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文艺界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日益蔓延、革命者随时有被捕杀头危险的险恶环境下，已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接替被捕的阳翰笙，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毅然肩负起领导党的文化工作的重任。他与其他左翼领导人一道认真工作，一面坚持白区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贯彻落实党组织的指示；一面积极参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信精神，决定解散左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团体，开展文化救亡运动。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看到党的《八一宣言》后，周扬等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认为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的文学口号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上。“国防文学”的口号反映了人民爱国的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及知名人士的赞同，“国防文学”运动迅速遍及全国，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党的斗争策略、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关头，周扬等解散左联，提出和实践“国防文学”的主张，团结了众多文艺界人士，为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文艺抗战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秋，周扬根据组织安排来到延安。未满30岁的他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信赖，被党中央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等，负责边区群众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从群众文化活动的指导理念到具体措施，周扬都有不少卓越的建树。他签发了多个关于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指示和通令，指出要开展新的群众文化运动，治本的办法就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周扬主持编印的《社会教育概论》不仅概括了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还阐述了怎样办群众文化基层组织的问题，为开展社会教育指明了方向思路，明确了具体的方法路径。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周扬被选为候补理事。同年4月，他发表《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指出“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主张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有力武器。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战争局势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939年11月，周扬被任命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工作。周扬聘请大批延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为鲁艺的教授、讲师，如文学系的教师就有艾青、萧军、高长虹、何其芳、周立波等，萧三、丁玲、艾思奇被聘请为校外教授。在周扬的倡导下，鲁艺还致力于改革教学制度，培养专门人才，并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组织学生积极投入现实斗争。在他的主持下，鲁艺这个艺术大熔炉，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干部，既为抗战培养了新鲜血液，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人才队伍。这些文艺干部也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力阐释者和实践者

　　1942年，针对延安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周扬不仅协助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搜集大量鲁艺文艺家的意见、争论等材料提交给毛泽东，而且全程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深有感触的周扬当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视野，满怀热情地担负起研究阐释、宣传推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任。他选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等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另撰长篇序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观点及有关命题发展变化的脉络。他在序言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序言强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成为党内最早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书之一，周扬的这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论述为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界的指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周扬深知，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创作问题，真正代表文学运动成就的还是作品。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键是要拿出大量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派的作品来。为此，他既抓群众性的秧歌剧，又抓大型文艺作品。他指导成立鲁艺秧歌队，创作出《兄妹开荒》等融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新秧歌剧，引起热烈反响；领导旧剧改革，创作出《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还结合鲁艺发展新秧歌的经验，写下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一文，从思想和艺术层面对新秧歌运动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为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成为衡量革命文艺的重要标志。1945年，他领导鲁艺师生创作和演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引起全国轰动。这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的涌现，契合了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凝聚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意志，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14 09: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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