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良史陈直
2026-03-09 15:25:23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11期 作者：古心  点击：  复制链接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谓治史者应具“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及至清代，章实斋又谓“史才四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其中，“史德”指著史者的心术，为史家褒贬公正、追求真理的忠实心。正所谓“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良史稀见，然在中国现代史坛上却正有这样一位安贫乐道、孜孜以求的史学家，他就是弄瓦翁陈直先生。

　　一

　　北宋王安石有诗曰：“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此，“京口”便因这首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而闻名于世。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山水名胜，风景如画，曾被梁武帝盛赞为“天下第一江山”，正因其风光峻秀，康熙年间，陈直先生的八世祖陈宏泽先生便从江苏句容迁至镇江定居，因此陈直先生一直把镇江作为祖籍。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后因有同姓名者，遂改名为直，字进宧（又作进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陈直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陈桂琛精通医术，尤擅词赋，著有《寄一枝室诗钞》。咸丰十年（1860），因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镇江而携家逃至江苏东台县，课馆授徒以养家。父亲陈培寿、伯父陈祺寿皆笃嗜金石，且精研经史训诂之学，曾师从晚清著名考据学家王先谦，两人均有著作传世。得自深厚的家学熏养，陈直在孩童时就开始认读古文字，诵习《说文解字段注》《说文古籀补》等书，并常常观摩父亲和伯父历年所搜集的青铜、陶器、石刻等各种金石拓片，拓片上古拙斑驳的文字深深吸引着他，为他打开了一扇探秘古奥历史的窗户。时父亲在家开馆设学，长兄陈邦福、从兄陈邦怀亦共同受业。父亲讲授《史记》《汉书》选读时，年仅八岁的陈直常在窗外窃听。有一次，父亲讲解公孙弘、卜式，课后陈直便将偷听来的说给父亲听，父亲夸赞有加，让他将原文抄录下来，诵读几遍后他便能流利背诵，西汉昭宣时期的名人，他皆能数说一二。稍长，他便能泛览《春秋》《文选》《颜氏家训》等古书。

青年时的陈直

　　十三岁时，父亲在西溪镇三贤祠设塾课徒，陈直亦附学随读，始正式研读《史记》，因家贫书少，他只能看缩小版的石印本，次年始读《汉书》，所用本子为长兄陈邦福的标点本。此后每隔两年，他必读一次《史记》《汉书》，数十年精勤不懈，以致不仅能通篇背诵，就连《史记》《汉书》中的每条注释，他都记得通熟，这让当世学者叹服不已。除了诵读《楚辞》《诗经》《中说》《书品》《画品》等父亲讲授的古籍外，陈直还在兄长和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金石鉴别及考证之法，始窥治学门径。“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采摭有同嗜。各各出所藏，一一相较次。”这首自作诗正是他与长兄邦福、从兄邦怀相互砥砺、共同探究金石学问的真实写照。其时甲骨文研究初盛，机缘巧合，民国六年（1917）从兄陈邦怀作客上海时，父执宣哲先生赠其有字甲骨四五十片，邦怀如获至宝，忙携归家，看到这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三兄弟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喜若狂，在日复一日的研磨中，这些古老的甲骨文字慢慢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不过数年，三兄弟陆续有著述问世，陈邦怀撰有《殷墟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陈邦福撰《殷契辨疑》《殷契说存》等，陈直则撰《殷契賸义》，并请友人叶恭绰题签。对早期甲骨文研究，三兄弟皆贡献良多。除了得自家法，三兄弟还深受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陈邦怀曾问学王国维，并与王国维有多次书信往来，陈直亦以王国维的私淑弟子自居。

　　因自少年时便浸淫于金石训诂之学，陈直逐渐结交了诸多名流前辈，如黄宾虹、邹适庐、徐积余、龚怀希、周梦坡等，时时请益于诸老，或探究古字，或研讨书画，或咨询篆刻，获益不赀。然时战事逼近，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侵华战争的到来，打破了他平淡而宁静的生活。

　　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烽火连天，弹痕遍地，为避日寇轰炸，陈直亦携家辗转东台各村，一家人衣食无着，生活渐趋困顿。1940年初，在天津中国银行任职的好友沈次量被调往刚成立的天水中国银行，担任副总经理，临行之际，遂招陈直亦至天水分行执掌笔札（相当于文书一职）。为谋生计，陈直只好暂别妻儿，于次月即动身远行关陇。他自东台启程赴沪，经香港、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绕行万里，历时半岁余而抵天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交通受阻，途中艰险可想而知。

　　中国银行天水分行设于天水县城，战时这里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精英。古城天水僻居西陲，历史悠久，有“羲皇故里”之称，历史遗存甚丰。簿书之暇，陈直常与友人沈次量、贾芸荪寻访古迹，并题诗咏怀；每得佳拓，则相互见示题赠。因父兄亦好金石，家书中常附拓以寄，一次，陈直将所获“淮南半瓦”拓片寄至其父，父亲大为欢喜，赐书叹其“精绝”。客居天水多时，陈直还结交了冯国瑞、汪剑平等天水著名学者，暇时常与之诗文唱和，探讨学术。

　　1942年初，天水分行迁往古都西安，改称西安分行。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荟萃之地，古都蕴藏着数不清的“奇珍异宝”，这让醉心金石的陈直欣喜不已。簿书之余，他便去访求古董。时西安城内南院门、北大街、西大街等地的古玩市场常有他流连踯躅的身影，久之他便与诸古董商如白祚、白集五、马崇德、马仲良、赵荣禄等相识相熟。因同嗜金石，他还结交了段绍嘉、柯莘农、薛定夫、刘汉基、刘军山、陈尧廷等藏家学者，并与之交流拓片，互通有无。每新获鼎彝陶石、玺印货泉等，藏贾便请陈直等人前来鉴赏，因囊中羞涩，陈直青睐于选购价格低廉的砖瓦、钱范等陶器。他见贾人藏有汉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瓦，新莽始建国、天凤等瓦片，甚为惊奇，因金石各书多纪瓦当，录瓦片者至鲜，于是他着力搜集刻有文字的砖瓦，除了向古董商询购，他还遍历秦汉诸陵及遗址，觅寻砖瓦，如在秦始皇陵捡得“左司空”瓦片，在未央宫天禄阁遗址捡得“康氏”瓦片，在长安北乡窑店遗址附近向村民购得汉“咸亭完里丹器”残陶片等。“长安乐访古，瓦文日搜剔”，正是当时情形的真切写照，他因此也自号“弄瓦翁”。

　　积年累月，所得既多，始纂辑著述，他将所获瓦当陶文资料分门别类，一一考索其源流，友人王献唐读了他在1942年发表于《西北论衡》上的《秦居瓦谈》后，赞叹其考证“博赡精审，珮纫曷已”。1947年他纂成《摹庐藏瓦》，该著择取精拓八十余纸，各作题识，后又经多次订补。

　　然时局动荡，潜心著述的宁静又一次因战乱而中断，时国共两党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1948年5月关中告警，为保护所藏砖瓦陶器，陈直不得不将这些“宝物”运至重庆亲戚家。年底，关中再次告急，他又急忙携家仓惶逃离西安，除夕抵达兰州，直到次年9月才返回。辗转流徙，衣食尚且难以为继，遑论其他，他不禁哀叹：“世乱年荒，无人赏古，而杨家城亦无出土者，岂天亦鉴于我辈空囊而故閟其蕴藏欤？”其嗜古却又无奈的心声不由得令人唏嘘动容。

　　三

　　1949年西安和平解放，千年古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次年，在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举荐下，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延请陈直来校任教。自此陈直结束了在银行十年的文书生涯，而开始执教于西大历史系。大学稳定和宽松的环境让他如鱼得水，数十年的积累终于如火山喷发，一发而不可遏，一部部煌煌大著在他稳健精妙的笔下陆续诞生。

　　1951年陈直始撰《关中秦汉陶录》（含《补编》），1954年写就。该著收录各类陶文（如陶尊、陶盆、陶瓮、扑满等）、瓦当瓦片、砖文、钱范四种，计拓纸五百余件，其著录品类之广、搜罗之富、考证之精，皆远超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等同类著作，特别是书中对西汉陶钱范纪年的著录和考释颇具开创性。

　　自1954年起，陈直始专治秦汉史，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在秦汉史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1958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付梓刊行，引起学界轰动。

西北大学历史系《汉书》标点组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陈直）

　　20世纪居延汉简被发掘出土后，马衡、劳榦、贺昌群、向达、于豪亮等人对它进行了整理、考释和研究，其释文或有讹误，考证或有未当，论述或有未备，教学之余，陈直对全部简文皆一一加以探索，钩稽贯串，与汉代流传之古籍互相印证，1956—1962六年间，撰成《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劳氏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等七种，时有真知灼见。

　　因其史学成就卓著，1963年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礼请陈直前去讲学，次年，东北文史研究所佟冬所长亦延聘他去讲学。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延请一个没有受过名师传授、没有高等学历的普通学者并不多见。两次讲学期间，陈直还随身携带《秦汉瓦当概述》（在《秦居瓦谈》基础上修订而成）、《读<齐民要术>札记》《盐铁论解要》等书稿，秉烛著书已是他长年不怠的习惯。然而就在他撰毕《三辅黄图校证》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无数知识分子因此蒙垢受屈，陈直的研究工作亦遭批判。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妻子因病去世，唯有双目失明的幼子陈治成相伴左右。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他独语治成：孔子的地位是几千年形成的，一个运动怎么就能把他打倒了呢？一个“有教无类”，一个“仁者爱人”，恐怕是打不倒的吧！这种不屈不折的风骨，根植于他那悃愊无华的禀赋和学养。为“躲避”运动，他常锁闭前后门窗，独坐桌前，日不废卷，相继撰成《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以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之法，探究先秦诸子、殷周金文，颇多创见。

　　自母亲去世后，陈直便自号“摹庐”（时二十七岁），摹与慕通，取慕慈亲之义，因此他将全部著述谓为“摹庐丛著”。晚年，他将二百万言的学术著作手书四种，分藏四川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及家中。彭树智曾回忆说：“当我看到他用毛笔正楷书写的十八种《摹庐丛书》四种稿本共193册的巨大工程时，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四

　　在西大任教的三十年中，陈直先后撰成十八种著述（《摹庐丛著》十八种），因其在秦汉史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被公认为当代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除潜心著述外，在教学工作中，他亦是先行者。西大考古学专业和秦汉史研究室就是在他的规划和带领下创办起来的。1949年后，各高校开设考古学课程的还为数不多，他不仅亲自撰写考古学教材，还时常带领学生到西安及附近的古遗址、古陵墓去实地访查。凡有考古新发现，他也都及时编入教材，丰富课堂教学。因陈直是镇江人，地方口音重，学生乍听不习惯，他便在课堂上再三问道：“听懂没有？哪一位还没有听懂，请举手。”即使有一人不懂，他也讲解再三，直到学生理解为止，其诲人不倦如此。而对于求教者，不论是否相识，他都真诚相待，且和盘托出，从不厚此薄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人推重的学问家生活却极其清贫，晚年他病魔缠身，曾给他看病的西京医院院长李焕章说：“记得我第一次到先生家的时候，几乎是惊呆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蜚声中外的教授，生活竟是那样的简朴：住的是50年代的旧楼，光线极暗，室内没有摆设，一张面子已磨得发白了的二斗桌，一张硬板单人床。当时，我不禁心酸泪下。”

　　1980年7月，就在陈直先生去世后的一个月，青年学生周晓陆经长途跋涉，特地赶来古都拜见心中景仰的这位前辈，却不承想已阴阳两隔，“当时的怅惘，在心间撞击至今”。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曾说：“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3-09 15: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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