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研究
2024-08-07 11:18:48 来源：《近代中国》35辑 点击： 复制链接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闻界在“国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改变了对新闻检查的反对立场。1937年7月相继制定或修正多项法规，完成了新闻检查制度的战时嬗变。但新闻界对战时新闻检查的支持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最终在抗战胜利前夕发展为大规模的“拒检运动”。1945年9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非军事戒严区内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新闻界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大转变?本文从政策文本与日常实践两个层面对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作一考察，以期弥补既有研究之不足。
01、战时新闻检查的机构与人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先后在重要城市建立了新闻检查所，由当地党政军机构会同派员组织，受中宣部指导。1933年，国民政府为“谋全国检政之统一”，成立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中央检查新闻处。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在撤退途中为节约经费而裁撤部分机构，中央检查新闻处亦在其中，其相关职能由中宣部设科直接办理。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内迁的各类报刊逐渐恢复发行，西南各地新闻检查机构难以招架。同时，战争对新闻报道的特殊要求与限制，也使得新闻检查需要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更为健全的机构来承担。
1939年6月，战时新闻检查局成立，下设指导科、情报科、事务科与设计委员会四个部门。成立之初原计划全部职员“以调用为原则，必要时得遴选适当人才专任之”。成立后，出于日常工作的需要，除设计委员会委员仍由各部门调任外，“其余工作人员多系专任”，工作重心是建立隶属明晰、组织完善、覆盖广泛的地方新闻检查机构。
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熊斌(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确定系统与厘定等级。各省市(特别市)新闻检查机构统一更名为新闻检查所，直接隶属于战时新闻检查局，并依据各地报刊、通讯社的多寡将其分为甲乙不同等级。至1943年，战时新闻检查局已拥有直属新闻检查机构38个，基本覆盖了此时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大多数省市。
其次，增设新闻检查室。随着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沦陷，人员与机构的撤离使得部分报刊、通讯社由省会或特别市疏散至各县市。国民政府“为求新闻统治严密起见”，在报刊、通讯社较多的县市设立新闻检查室，分为战时新闻检查局直属与各省市检查处管理两类，前者包括甲级直属检查室18个、乙级直属检查室4个，后者共计113所。
再次，调整、确定各新闻检查机构人事安排。战时新闻检查局制定了调整考核办法对各省市新闻检查机构加以考核：成绩较佳者将保留原有的人事，依照新规重新改组;成绩稍逊者则变更部分或全部人事，由战时新闻检查局选派更为专业的检查人员前往任职。由于战时新闻检查局及其直属机构隶属于军委会，因此其职员均为军用文职人员，依检查处等级与职位高低授予从准尉到少将军衔。各新闻检查机构的人员编制，则通过《各省市新闻检查处组织规程》给予了明确规定。据1943年底统计，战时新闻检查局有职员63名，其直属新闻检查机构共有职员313人，管制报刊、通讯社600余家。
为实现更好的检查效果，国民政府重视检查人员的个人素质与工作水平。其一，提高检查人员的任用门槛，筛选时“以学历为重，以达检工专业化之旨”。如重庆新闻检查处不仅有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毕业生，还有日本回国的士官学生多人。其二，开展业务培训、交流以提高检查水平。战时新闻检查局成立不久，便抽调部分原有人员送往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受训，“以求深造”。同时，各新闻检查机构网罗各类报章杂志、时代论著供职员阅读，每日举行座谈会一次，每周举行讨论会一次，“提高同人之兴趣，亦寓工作于学术之意”。
02、战时新闻检查的标准与流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新闻检查标准聚焦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与国民党纲领、政策相违背者。1933年国民党通过《新闻检查标准》，包含军事、外交、社会与治安四类共16条查禁内容，原则为：“凡对于党政设施有事实之依据，而为善意之言论者，除涉及军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党国大计者外，均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 1937年8月5日，国民党颁布《修正新闻检查标准》，在原有以战备内容为主的查禁标准基础上，增加了与作战相关的内容。但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使得新闻检查一度陷入停滞，此标准并未得到广泛实施。
从1939年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先后颁发了三部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39年的《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由原有的4大类18条变为5大类55条，治安类并入社会类的同时新增党政与财经两类。1943年的《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新增交通与总则两类，增至7大类66条。尽管细致的标准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新闻检查的正规性，但是种类与数量日益庞杂的禁载标准却招致了报界的反感与不满。为平息舆论，1944年《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锐减到4大类12条。但其核心诉求却始终保持一致，只有表述的繁简之别以及政治意味的浓淡之分。
1939年版中首次出现党政类内容，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对中共政策的转变密切相关。国民党为“使新检工作能与本党政策、军政设施配合推进”，在1943年版中新增总则6条，将党政类中有关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纲领政策的内容单列细化，并补充了1942年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的相关内容。无论哪个版本，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内容始终占据新闻检查的核心地位，体现出了鲜明的战时特色。
各检查机构的检查时间为每日上午11时至次日凌晨3时，必要时可适当延长。日报、晚报、小报、通讯社需在发行或发布前将包括广告、启事、增刊、特刊、号外等在内的所有内容，以原稿或小样两份的形式一次或多次送检。报刊出版后，报社必须再送交两份以供审查。每日检查工作完成后，检查机构还要填写“各报社通讯社稿件检查日报表”，后附各报社被删登、缓登、免登的原文，上交战时新闻检查局。
新闻检查的流程时常逾越制度的规定，带有强烈的专制性与随意性。每当国内外有重大事件发生时，重庆新闻检查处揣测《新华日报》“将有重大违检事情发生”，凌晨4点便会派人前往新华日报社监视排版，如发现有不妥之处，“或于事先铲板，或于事后扣报”。
新检月报(图片来源：上图全国报刊索引)
在查禁标准方面，检查机构并没有执行其所制定的诸多标准细则。对《新华日报》的检查标准，战时新闻检查局分为五类：甲、“指摘或攻击本党及军政当局者”;乙、“奸党自我宣传者(理论政绩战功)”;丙、“暴露我前后方弱点者(经济教育社会文化各方面)”;丁、“违背中央外交国策及有碍邦交者”;戊、“其他(临时奉谕检扣或代敌人张目及不属甲乙丙丁各项者)”。以1944年上半年为例，《新华日报》被查扣稿件504篇，与1942年全年507篇的查扣总数基本持平，可见新闻检查日益严苛。《新华日报》被查扣的稿件中，有关军事、党政类内容仅占较少部分，更多的则是对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报导及评论。除《新华日报》外，《大公报》《新民晚报》等商业报纸也有同样经历。
03、战时新闻检查的惩罚与影响
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违检标准包括未送检直接出版、不遵守检查结果以及未补足删登或免登部分的版面，留下空白、标记而“易致猜疑者”。违检惩罚办法共五种，按轻重依次为忠告、警告、严重警告、定期停刊及永久停刊。此外，新闻检查机构如认为必要时，可在“未执行惩罚前，得施行紧急处分，扣押其违检部分之报纸或通讯稿”。除忠告、警告外，其余处分需呈报战时新闻检查局后执行，但“如事实上不及向本局请示时，得先迳予执行，补行呈报”。由于战时新闻检查的重心逐渐由军事转向社会，因此引起新闻界的不满，导致报刊违检现象时常发生。
中央党务公报载战时新闻检查办法(图片来源：上图全国报刊索引)
1943年10月，战时新闻检查局对原惩罚办法进行修订，试图以加重惩罚的方式来缓解报刊违检率过高的困境。修订后的违检惩罚办法由原来的5项增至6项，依次为警告、严重警告、没收稿件或底版、勒令更换编辑人员、定期停刊、永久停刊。同时规定“各报社、通讯社及同一或类似违检情事之再犯，应合并情节，加重处罚”。
惩罚违检的方式与程度，根据报刊性质的不同呈现出明显差异。对以《大公报》《新民晚报》等为代表的商业报纸，惩罚多以警告、1至3日的停刊为主。对《新华日报》的惩罚，新闻检查机构既要考虑对国共关系的影响，又必须控制其信息的传播，因此多采取警告与扣押报纸的方式，较少勒令其停刊。此外，针对《新华日报》的检查，其惩罚的对象不仅仅是报社，有时还包含了读者与作者。
由于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了由“战时”向“平时”的蜕变趋势，因此对其效用的评估，需从军事与政治两个层面加以考察。
“新闻是情报的一重要来源”，因此，就中日军事对抗而言，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向敌人泄露含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新闻报道的可能性。如长沙会战期间，日本末次研究所的剪报曾送达日本军部，为确定攻击目标提供了参考，并被要求持续搜集。仅此一例，便体现了对军事新闻进行检查的价值所在。但对非军事新闻的检查，无论过程亦或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并引发严重的舆论与政治危机。由于“全国各报的新闻源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完全依赖于中央通讯社的”，因此各报都对自己的言论类内容极其看重，视为吸引读者、扩大影响的核心所在。在遇到某些重要事件时，各报不惜冒着违检受罚的风险将其刊出。《大公报》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即为一例，虽遭受停刊处罚，却传播了河南的灾情，收获了民众的支持。各类逃检、违检行为，无形中消解了国民党赋予战时新闻检查钳制舆论、控制社会的功用。
新闻检查对刊发社会新闻及其评论的干涉，激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不满，并将矛头直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时人怒斥战时新闻检查导致“社会的黑暗，无法诉诸公论，国策的取决，人民无法贡献意见”，以致“报纸等于政府公报，新闻记者等于抄写员”。及至抗战胜利前夕，随着美国对中国问题的日益关注，国民党的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对信息造成的封锁亦引起美国舆论界的强烈不满，认为其“于事实毫无補益而使爱好中国之美国人民无法获得真实之报导”。
此外，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国共两党不同新闻政策，更进一步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甚至引起国民党内部分歧。亲国民党的记者金东平，在由延安返回重庆后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延安没有新闻检查”。10月，国民党在特种会报上讨论宣传问题，“众主张开放言路，撤销新闻检查制度”，同时将新闻检查引发的负面责任“推在委员长身上”。
04、结 语
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呈现出的文本与实践的背离，实则是国民政府战时诸多制度最终失败或“走样”的原因所在。全面抗战的爆发，在为国民党带来社会支持的同时，也为中共及中间力量提供了公开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发声的机会。这使国民党陷入一种矛盾纠缠之中：为了“抗战建国”的承诺，必须保障以中共为代表的在野力量的合法权利;为了保障自身统治的稳固，又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以至削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舆论制约而产生的制度文本，必然会在较少受公众监督的执行环节发生异化。
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的战时新闻检查既是阻碍，亦是机会。由于新闻检查机构对中共报刊的着重关注，以及对社会、评论类稿件的严重删扣，影响了国统区内中共信息的传播，不利于中共获取民众支持。但中共利用新闻检查留下的删减痕迹，成功“引起读报群众猜疑”，进一步刺激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此外，“延安没有新闻检查”成为记者们一再强调的话题，这极大提升了中共的形象。
总之，战时新闻检查制度虽有利军事，但其重心在偏离军事而转向社会后，不仅未能达成国民党控制社会的意图，反而侵蚀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抗战尚未结束，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便在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中名存实亡，正是其失败的真实写照。
(本文原载《近代中国》35辑，有删节)，作者：董昊，山东淄博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07 1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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