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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最困难时,往往最心怀美好。
2020-07-04 09:13:09  来源:誰最中國  点击:  复制链接

 
 
   昆明的七月,是墨绿色的雨季。雨,淅淅沥沥欣喜落下,明亮而有节奏,草木深长而旺盛。骤雨初歇,稀稀疏疏传来葫芦丝声响,木香花湿,脚步沉沉。墨绿深处,是那翠湖。湖光水影,花香鸟唱,生得好一个灵巧的“翠”字,好一方读书的地。西南联大,一所仅仅只存在八年却流芳百世的大学,就曾摇曳在这翠湖伊畔。

  国家兴难,哀鸿遍野,百无一用当真是书生吗?是战在沙场,还是守在后方读书?一群书生几经犹豫挣扎,最终趋向理性。中华民族之存亡,在于文化是否存活。于是乎“读书”有了一股子卧薪藏胆的气概,西南联大生于忧患。联大无高楼、无名利,甚至无温饱,只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他们忍痛离家,万里长征至边地昆明,埋首做真正的学问,自由独立在风中奔跑。心中只有“担负起国家兴亡”的信念,风采奕奕唱着《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掀起来了!8年时间仅仅只毕业三千余人,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而回首那时艰难年岁,这群师生只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他们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敢勇,无问西东。
 



  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

  1937年的七月,比以往更不平静。卢沟桥事变,战火烧到了华北,北平失守,天津遭遇轰炸,泱泱大中原,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一个月后,北大、清华、南开接到公函: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临时大学。

  西南联大的校歌悠悠唱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辞去五朝都城北平,于这群书生而言,无疑是万分悲痛的,一个国家连自己的都城也没有守住,存亡在旦夕之间。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史学泰斗陈寅恪尤为心事沉重。父亲陈三立因日军打入北平,义愤绝食,溘然长逝,他正忙着给父亲办理丧事。而自己的右眼视网膜脱落,急需在医院手术治疗。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去日伪大学任教。这一夜,陈家9岁的女儿依稀记得,在窗户里,父亲脸色凝重,与母亲商讨了很久很久,做了一个很慎重也很艰难的决定。第二日,陈家一家上路去往昆明西南联大,陈寅恪失去了与父亲陈三立最后的告别,也失去了自己的右眼。



  心事重重的,还有当时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每天回到家的他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念佛经。做决定后,忙着赶去南下,主持校务,护持学生。匆匆收了行李,在火车站前只交代大女儿每月去往沙老师准点去取100块钱当作生活费,留下几个幼儿。抗战结束后,郑老师回到北京,看着长大了一群孩子,难以言状,迟缓地对大女儿说了一句,“劳苦功高”。

  联大准备从长沙迁移到昆明时,大诗人闻一多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在武汉。好友告知他有机会留在武汉任职,可他还是决然选择与西南联大同行。妻子大为不解,这兵荒马乱的年岁,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而闻一多只是喃喃自语说,“学校太困难了。”临走前,他把两个孩子叫醒,说了句,“我走了,以后在昆明见。”说完,眼泪漫出,不能言语。

  闻一多先生一家

  这一边,一行师生辞别湘江,步行三千里去昆明。一路上,风光无限好,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可沦丧?他们亲近山河、乡村。有的写生、有的写诗、有的考察风俗,锻炼体魄,这是再好不过的教育了。不知不觉就到了昆明,一点也不觉劳累,这哀鸿遍野,三千里算得什么苦?另一边,另一行师生零零碎碎,辗转轮船、汽车、火车,从越南入境去往昆明。入境国土时,这些学生激动不已,终于来到了自己的土地上,怀有沉郁的欣喜,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西南联大老学长汪曾祺后来回忆起来这般迢迢路远,感慨万千,“如此一些莘莘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考入西南联大,他们来干什么,寻找什么?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战火连天,不放弃寻求智慧,亦是不放弃自己的祖国。

 

  课堂之内,自由

  西南联大的课堂是绝无仅有的。除却一众大师、群星熠熠,更在于这课堂的有容乃大。云南边远,崇山环绕。时代巨变,这里依旧过着平静而知足的日子,西南联大的出现,打破了云南的平静。当地人看着这一群群师生,惊喜、诧异。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回忆过这一场景: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西南联大打破了昆明的闭塞,当地亦因此形成了一股好学之风。联大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演讲——闻一多论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甚至在周末下午,有的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城里城外,寻求就真理成了呼吸般的事情,而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

  回在西南联大的课堂,是另一种随心的自由。在联大,老师不会因为学生缺课而给其劣等成绩;工科学生常常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去中文系的课堂;山野、茶馆、湖畔都可以是课堂,只要能不间断地靠近自由。清晨风正好,有两个少年在树下背古诗,一个背,一个看着书帮忙检查,这两位少年,一个是杨振宁,另一个是邓稼先。某个午后,杨振宁又和他的同学评论爱因斯坦当时发表的文章毫无创新。树下的读书,听上去不免感慨走在前面的科学家,对我们传统文化依然保持虔诚。嫌弃爱因斯坦毫无新意,听上去不免有些狂妄自大、但又显得可爱非凡。
       自由的思考莫过于对传统和未来既保持敬畏,又有勇敢的质疑。多年后,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很感念联大的自由之风,独立思考的习惯。念念道,“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

  杨振宁、邓稼先与杨振平
 

  课堂之外,独立

  课堂之外的联大师生,举步维艰。上百个学生挤在一个大屋作息;图书馆没有窗户;教室为茅草屋檐,下雨时教室噼里啪啦落雨。电影《无问西东》就有这一幕,雨的嘈杂声根本听不清讲课的内容,老师只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个字。推开窗,一个渔夫冒雨垂钓,而另一边,上体育课的同学在雨中继续奔跑。

  师生更艰难的是,时时准备跑警报。八年之间,日本飞机281次袭击昆明。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习以为常的事,汪曾祺调皮地解释到为何是跑警报,“因为‘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跑警报无疑是带有危机的,可联大师生却跑出点云淡风清的味道。有位马同学,早起看天色,只要是万里无云,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庭筠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又或是几个同学跑到学校附近的古栈道,那里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发出重重的松脂气味,松枝间漏下的阳光,同学们晒着,仰面看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昆明市民还会在这里卖点小吃,同学们最爱的是丁丁糖。

  遭遇轰炸的校舍

  简陋的学生宿舍,女同学们收拾得书卷气十足。她们把床边蒙在一层白纸,挂上自己写的字,画的画,采几朵小花插在简单的小瓶之中。平时穿戴得干干净净,一年四季只几身衣裳,但却穿出了素净之美。

  学生辛苦,联大教授们的艰辛就自然不必分说。来昆明几年,物价已经高出战前的三十倍以上。教授们的工资平均每个月不到六百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十七八块钱。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穷,人尽皆知。一次有乞丐给朱自清要钱,一听是联大的教授,就立马不要钱了,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为了补贴家用,费孝通在街上卖大碗茶;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卖米糕,为了期盼战争胜利,还把这种糕点取名为“定胜糕”;闻一多治印,一度还不为儿子理解;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闻一多治印

  可是往往最是这般艰难困苦,联大师生们的心就越为纯粹,心怀强大的信念和美好。他们不忘治学,也不忘反馈昆明这方土地。他们一面在云南为其考察民俗、建筑,写下了当地第一手研究资料。一面继续从前未完成、待完成的研究:陈寅恪眼疾严重,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为了增加民族自信,住在城郊的寺庙写下《国史大纲》;金岳霖边跑警报,边在昆明的山坡间写下《知识论》、《论道》;华罗庚与牛为伴,写下《堆垒素数论》……独立大概是一种担当,担当于生存,担当于学问,担当于民族。是在乱世中寻觅的从容,不丢失的自我与尊严。



  北归,念想昆明

  1946年,抗战结束一年。联大校长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三校回迁,各自复员。从此昆明成了师生们的念想。八十多年过去了,在西南联大旧址,常常可见一些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校门前久久瞻望。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老师发现这些老人眼带泪花,不像是普通游客。一经询问,有的是联大的校友,有的是当年教授的子女,他们从世界各地,辗转来此,就是为了看一看他们永远的联大。

  联大给了学生们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想,是他们在漫漫人生路中永远的灯塔。联大校友们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着他们的母校。有的九十多岁,还保留着原来的学生证;有的唱起西南联大校歌,还是会哽咽;有的提起某位老师,眼里还泛着光。约摸在90年代,有位叫关英的老人,半年攒了六千块,想要在云南建立希望小学。一开始,钱只够建一所,结果筹到的钱可以建四所。老人喜笑颜开,以这种方式回馈母校,回馈云南这方土地,再好不过了。上个世纪80年代,小说《未央歌》风靡台湾,歌手黄舒俊将它谱成曲。小说的作者是联大老学长吴讷孙,他写下了心中纯净的西南联大。未央,是取自汉砖“千秋万世,长乐未央”,真正的大学是往圣继绝学,让我们的文脉不断。


  
《未央歌》作者 吴讷孙(鹿桥)

  又逢这毕业季的七月,昆明的雨还是下个不停。傍晚时分,夕阳照得翠湖很好看,人来人往,人们愿意去联大旧址走一走,文化巷里依旧热闹,附近的大学生依然很鲜艳,先生坡依旧宁静。是否有人像我一样,忆起联大往事,忆起联大校训“刚毅坚卓”,忆起自己的大学年岁,朝着翠湖远处的塔,久久凝望。短短的西南联大,短短的八年,短的一无所有,只有那一群书生。长长的西南联大,长长的大学精神,长的无尽怀念。那时不分什么前浪后浪,前浪只顾托着后浪,后浪只顾往前奔涌,沸腾着。掀起的巨浪,是我们民族的海啊!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04 09: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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