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
2017-12-01 11:51:27  来源： 《上海地方志》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救国活动，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上海宁波帮的表现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明清时期，上海便有宁商活动，嘉庆二年(1797年)，以四明公所的建立为标志，以传统工商业者为主的地域性团体：上海宁波帮(以下简称宁波帮)便形成了。上海开埠后，由于宁波帮商人不断向外贸、轮船航运等新兴航业开拓，并逐步控制了上海的主要民族金融机构，所以宁波帮很快崛起。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帮已演化为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组织核心，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松散团体，成为“上海最主要的中国经济力量。”[【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两次进攻及八年占领，宁波帮的发展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本文试就宁波帮当时的抗日救国活动，及战争对宁波帮的影响，加以论述分析。

　　一、“九一八”及“一二八”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扩张，而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顿时尖锐，宁波帮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

　　(1)建立抗日救亡组织，要求政府抗日

　　早期甬帮以四明公所为核心，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一直在会中担任要职，因此同乡会实是宁波帮新的组织代表。“九一八”后，宁波旅沪同乡会(以下简称宁波同乡会)即着手组织救亡组织。9月22日，宁波同乡会紧急会议决定由宁波同乡会召集各地同乡会联系会议，“以期团结、领导本市民众，一致对外御侮”，同时，甬同乡会率先“通电南京、北平、广州三处，大意恳切各方，速息内争，共御外侮，措词极其痛切”。[《申报》，1931年9月23日]

　　在宁波同乡会召集下，9月25日、30日，在宁波同乡会内两次召开了各同乡会抗日救国联席会议，成立了旅沪各地同乡团体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义勇军、筹集救国储金、对日经济绝交，[《申报》，1931年9月26日]发表了宣言，唤起社会各界救亡图存。针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大会致电南京，要求“当机立断，限令日军撤退无端进驻之军队，交还被占各地，赔偿一切损失，否则明令绝交，出兵讨伐。”[《申报》，1931年10月1日]并请求政府保障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及组织，在经济、外交上，救国会也提出了相应的抗日主张。由于宁波同乡会是救国会的主要发起、召集者，也参与起草了救国会的宣言、电文，因而救国会的这些抗日主张和要求，在整体上也代表了宁波帮的抗日立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除此之外，不少宁波帮人士分别参加了一些抗日团体。甬帮巨子虞洽卿担任了反日援侨委员会主席，方椒伯、项松茂等也参加了该会的爱国活动。9月26日，虞洽卿、方椒伯参加了二十万群众组成的抗日救国大会，主持大会通过了十三项抗日主张。[《申报》，1931年9月27日]11月15日，虞洽卿、秦润卿、乌崖琴、金润庠等甬帮企业家列名上海各公团，汇款援助在黑龙江孤军奋战的马占山。[《申报》，1931年11月16日]项松茂在“九一八”后，在其经营的五洲制药厂内组织义勇军一个营，每天操练，以备抗敌御侮。[《新闻报》，1931年9月30日]9月23日，项还发起全厂捐献一天工资，援助东北义勇军。甬帮三友实业社也组织了相似的抗日义勇军。

　　(2)发起、宣传抵制日货。

　　出于保护民族经济、实业救国的愿望，宁波帮长期以来便致力于国货运动，许多甬帮企业，是在国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不少还参加了国货团体。“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寇加紧侵略，宁波帮再次发起大规模抵货运动。

　　1937年7月，虞洽卿即认为抗日应先抵制日货，指出“如果此次国民对日仍无彻底觉悟，则亡国无日矣!”“九一八”后，虞对蒋介石表示：不归还东北，不停止抵货。[《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许多甬帮工商业者，也大声疾呼经济抗日。

　　以三角牌毛巾击败日制毛巾而著称的三友实业社在9月26日的《申报》上刊登“救国方案”，呼吁全国工业界“殚心积虑，发挥生产，使国人消费自给，减少洋货之漏卮，持之以恒，国家不患不富强。”[《申报》，1931年9月26日]

　　民丰、华丰造纸厂的甬帮企业家竺梅先、金润庠在9月29日《申报》上刊登“全国同胞公鉴”，认为民众均有维护国家之义务及责任，因而全民兴起抗日不合作运动，提出了八种方法。[《申报》，1931年9月29日]由民族工商业者提出完整的抗日救国方案，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经营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呼吁采用日货原料的工厂，将日货原料资料寄中国化学工业社研究部，“免费代为研究并尽量供应，期谋适当办法而收彻底抵制之效。”[《申报》，1931年10月19日]方还进一步认为提倡国货的根本办法，在于政治修明、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及交通之整顿上，[《申报》，1931年10月26日]在相当深的层次，提出了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

　　宁波帮工商业者，本着爱国热忱和对民族经济的忧虑，在“九一八”前后，宣传要求抗日，开展抵制日货，在上海工商界表现突出。其中三友实业社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更直接引起驻沪日军的嫉恨，被视为“排日”据点，而屡遭寻衅。1932年1月底，三友社工人与日军挑衅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宁波帮的抗日活动,成为了“一二八”抗战的直接导火索，这是以往史学界所忽略的。

　　“一二八”战爆发后，宁波帮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后援活动中去。

　　(4)进一步呼吁全面抗战。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而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见死不救的危险局面，甬帮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等在上海银行界、实业界发起成了“上海地方维持会”，自发从事维持社会经济秩序、救济难民、支援前线等活动。[《申报》，1932年2月1日]虞、秦、刘等还联名致电南京，质问政府“对于悬沪孤军，有何接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申报》，1932年2月5日]失望愤怒之情显见于字里行间。

　　(5)发起募捐，建立伤兵医院，救助难民

　　沪战爆发后，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日军炮火下遭受巨大损失，宁波同乡会为救济难民，支援前线发起了多次募捐。

　　2月1日，宁波同乡会即在《申报》上刊登“征集犒劳将士物品启事”，[《申报》，1932年2月1日]2月4日，又募集救济金，呼吁同乡慷慨输捐。[《申报》，1932年2月4日]2月24日，再次募集慰劳将士、救济同乡捐款，“务使国家土地，被难同乡，能在此炮火下，得恢复安全也，以救国尽责，时在今日，毁家纾难，勿落人后”。[《申报》，1932年2月24日]宁波帮工商业者及普通宁波同乡多响应号召，捐献了大量钱款及药品、食品、衣物、洋烛、草鞋等物品，宁波同乡会也出资购办了不少。

　　为了支持十九路军孤军抗敌，宁波帮开办了多家伤兵医院。宁波同乡会在康脑脱路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十四号伤兵医院，救治了二百余名伤兵，收到同乡不少捐款。[《申报》，1932年2月25日]四明医院则将一部让出，用作伤兵收容疗治所。[《申报》，1932年3月2日]刘鸿生与史量才一起，开办了第四伤兵医院，救治了近百名伤兵[《“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方液仙、竺梅先也分别举办了伤兵医院，直接援助前方抗日。

　　出于社会责任及同乡情谊，宁波帮当时还开展了较大规模了难民救援活动。宁波同乡会联合四明公所设了难民收容所，开办临时医院，收容救治难民九千余名。同时，同乡会又出资加添沪甬班轮，疏散宁波籍同乡回甬达四万余人，其中免费遣送万余名。[《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1932年6月》，上海市图书馆藏]宁波帮自发开展的救难活动，减轻了日军进攻对无辜市民的伤害。

　　(6)继续坚持抵制日货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严厉压制抗日活动，一时日货倾销，几如潮涌，直接冲击民族工业。在此形势下，甬帮工商业者仍坚持抵货运动。如方液仙在1932年8月担任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理事后，联络甬帮中国化学工业社、亚浦耳灯泡厂等九家国货工厂，在“九一八”周年纪念日举办国货联合商场，影响很大。之后，方又创建中国国货公司，以“中国人应用中国货”为号召，销售国货，国货公司因而发展成为上海四大公司之一，并在全国设20多个子公司，唤起民众抗日热情，推动全国国货运动。其它甬帮企业，也多响应，如刘鸿生的章华毛织厂生产“九一八”哔叽，名噪一时。刘的华丰搪瓷厂将日货完全挤出市场。

　　可见，“九一八”及“一二八”时期，宁波帮反对对日妥协，要求全面抗战，同时大力开展抵货活动，在沪战中，救治伤兵，援助难民，功不可没。

　　二、“七七”及“八一三”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宁波帮再次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中。

　　7月22日，宁波同乡会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以“统一意志，整齐步骤，集中一切力量来救国”，宁帮工商业者金润庠、裴云卿、蒉延芳成为该会常委，虞洽卿、秦润卿为监委。他们为该会声援抗日、募集救国捐等作了不少工作。

　　8月13日，日军再次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战，惨烈的淞沪战役展开了。宁波帮以同乡会为组织，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抗日后援活动。

　　(1)援助难民

　　早在1937年7月，由于时局紧张，宁波同乡会即建立了特种委员会，训练了一百余名救护人员，作好了战时救难准备。[《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务报告，194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八一三”沪战爆发当天，宁波同乡会就派出十支救护队，每队卡车一辆，救护员二十名，前往战区营救难民，[《申报》，1937年8月14日]13、14两日，即营救一万余人。之后，同乡会全面开展难民工作：先后在四明公所、定海会馆等处建立十四处难民收容所，援助涌入租界的大量难民，总数达八万人;由于难民剧增而战况恶化，同乡会又出资租用轮船四艘，免费遣送同乡二十余万人，几占上海甬籍居民的40%。这些工作，都是在危险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除了火线营救有炮火之虞外，驶甬班轮也常遭日舰、日机骚扰，难民收容所也有断电断水、病疫流行的威胁，而官方对此只抱观望态度。一个同乡团体，能在战时完成如此大规模艰巨的难民救助工作，这在世界抗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不少宁波帮企业家分别组织参加各种救援团体，直接参与难民工作。8月，上海市社会局组织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甬帮蒉延芳担任常务委员兼财务主任，在该会主任潘公展离沪后，蒉实际负责该会工作。他不但亲自参加劝募，安排难民吃住，还主持难民工场、难童学校、医院，组织难民生产自救，进行难民疏散。租界被日军占领后，蒉仍通过国际难民组织，为难民服务。[《宁波籍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虞洽卿则在10月间出面组织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进行全市性难民工作。虞任该会会长，方椒伯任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主持该会先后募集了近千万元捐款，接济了四十余万难民。

　　(2)捐助前线及设立伤兵医院

　　“八一三”抗战打响后，宁波同乡会即展开犒军劝募，甬同乡也多响应。如竺梅先捐献了足购一架飞机的巨款;经营泰康食品厂的乐汝成速建了一座工厂，生产饼干供应前线;盛丕华捐献了家中所有金银器物，可谓毁家纾难;宁绍公司新北轮则将五次沪甬航班一万三千余元利润全部捐出。[《申报》，1937年10月13日]宁波同乡会将大量钱物亲送前线。

　　与“一二八”时相似，不少甬帮人士再次开办伤兵医院。方液仙在申园办了较大的伤兵医院，并派工厂员工负责伤员联络护送;竺梅先在长乐路开设的伤兵医院，先后救治四千余名伤兵;蒉延芳与颜料商也分别办有伤兵医院;虞洽卿、乌崖琴等则将筹备洽卿医院的三万余元，捐给了伤兵医院;刘鸿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上海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及上海抗日救国会物质供应总干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刘念智著：《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八一三”期间，宁波帮救助难民、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充分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在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心。

　　三、宁波帮的损失及反应

　　日军对上海的两次进攻及其后长达八年的占领，对上海民族经济的发展打击巨大。其中尤以“八一三”为甚，全市四分之三的工厂被毁，损失高达30亿元。[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957年版，第85页]作为上海主要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宁波帮的损失也是极大的。

　　三北公司是虞洽卿的主要经营，1935年该公司有船舶九万余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3%。抗战中，该公司三万余吨船被沉长江，其余也多被日军损毁。胜利时，三北公司已残破不堪。[丁日初、杜洵诚：《虞洽卿简论》，《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有“企业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的企业集团实被解体，战前产量曾居全国火柴总产量的15%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多数被日军炸毁，所余也被日军军管;刘创办的上海水泥厂被日军强占后，在掠夺性生产中破坏严重;刘的大型码头、堆栈也是非毁即占;章华毛织厂、华丰搪瓷厂等均被占领。[《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82页]

　　宁波帮的其它著名企业，也同遭厄运。五洲制药厂被日军强占劫运后，仅存一具空壳;大中华橡胶厂战时损失达六百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停产;民丰、华丰两造纸厂被日军占领五年后，被迫“出租”给日商;胡西园的亚浦耳电器厂战前有四大分厂，列中国电器业之首，沪战中大半被日军摧毁盗运。[魏明康等主编：《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甬帮其它中小工商业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由于航运业、制造业等甬帮主要经营遭战争打击严重，因而一度称雄上海工商界的宁波帮，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实力大减。

　　另一方面，由于甬帮工商业者对战争反应各异，因而宁波帮本身也在战争中分化离析。

　　他们中有的坚持抗日，以身殉国。如项松茂在“一二八”时为前线供应药品，组织义勇军，为日军嫉恨，遂捕去11名职员，项为营救二入虎穴，被捕后面斥敌酋，终被杀害。方液仙在二次沪战中均抗日不止，沦陷后仍组织进步团体，不与日伪合作，也终被汪伪特务暗杀。项松茂与方液仙的殉国，是甬帮爱国精神的突出反应。

　　蒉延芳、方椒伯、项绳武、盛丕华、余芝卿、陈万运等多数宁波帮工商业者出于同样爱国思想，不与日伪合污，或躲入租界，或逃至香港保持了爱国工商业者应有的民族气节。

　　有的甬帮企业家虽不与日伪合作，但基于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资本性，对战争初期南京政府的内迁要求迟疑观望，希冀美英保护而继续在沪发展，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然而在日伪的重压下，他们最终到后方为抗战工作。

　　虞洽卿在沦陷后，还是留沪经营航运。但他在多次拒绝日伪合作要求后，面临暗杀威胁，终在1941年离沪赴渝，从事滇缅公路运输。

　　刘鸿生对政府工业内迁政策不以为然，认为内地难以发展工业。[《刘鸿生企业史料·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然而日军同样要求合作，并出任伪商会会长，重压之下，刘于1938年潜至香港，观望一段时间后，方下定决心至后方兴办实业，先后创办了华业火柴厂、中国火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厂、贵州水泥厂、建成水泥厂等不少企业，[《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91页]对后方建设贡献不小。

　　当然，也有一些甬帮企业家对内迁建设较为积极。余芝卿曾两度筹划在后方兴办轮胎工厂，[《宁波籍企业家的崛起》，第200页]胡西园在四川建了灯泡、热水瓶、制革、华工等八家工厂。[《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第219页]竺梅先在昆明创办了云丰造纸厂，参加后方工业建设。

　　宁波帮中也有少数大亨投靠日伪，沦为汉奸。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早年与北洋军阀及日人关系密切，而与虞洽卿等存在矛盾，上海沧陷后，傅出任上海伪市长，为日军占领服务，并多次在宁波帮中活动，都被严拒。军统最终收买其厨师，将其暗杀。

　　可见，战争对宁波帮工商业者打击巨大，其中不少分散至各地，有些参加了后方建设。胜利后，宁波帮在上海虽有恢复发展，但同战前的鼎盛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上海宁波帮，基于自身利益，极为关心民族经济发展的命运，同时也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具有较高爱国热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希冀通过组织团体、宣传抗日而干预政局，进行抗战，在抵制日货、保护民族经济上，宁波帮表现尤为积极。他们的抗日立场是坚定的。在上海两次抗战中，宁波帮本着社会责任和人道精神，自发开展大规模难民救助和支援前线工作，可歌可泣。同时，日本的侵略，对甬帮打击巨大，宁波帮本身也在抗战中分化衰落，其中不少企业家投入了抗日后方的建设工作。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活动的一个侧影，也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1 11: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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