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2017-07-03 10:43:18  来源：衡水市农牧局网 作者：朱杰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畜牧科 朱杰

　　一、什么是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域内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主要开展农牧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给。通过这场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中共控制区域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从狭义上讲，大生产运动仅指1943年至1945年的生产高潮期;从广义上讲，大生产运动始于1938年留守兵团开始农副业生产、部分解决生活用品起，到1947年春，中共中央安排好春耕撤离延安止。前后长达九年。

　　二、大生产运动的背景：

　　(一)历史的前身：屯田制

　　屯田指的是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供养和税粮。屯田制就是以屯田为目的而建立的一种制度，由曹操建立。其实，屯田自古有之，并非曹操初创。

　　西汉时就常以军队戍边屯田的方式用于开拓和驻守西北边疆。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曾建议“徙民实边”。汉武帝时，赵充国建议「屯田」于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此方法的用意，既可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之下的自力更生，又可使兵力在守防时亦不白花人力，乃一举两得之构想。但是直到东汉末年，所有屯田的构想与实施都只限于避免从异地长途运输粮食，解决边境守备军队之需，并没有形成一种生产制度。

　　最早提出屯田制度的则是曹操麾下的枣祗，此外还有韩浩，而实行者包括任峻和曹魏时期的邓艾等。曹操与他奠基的曹魏政权整合军屯与民屯，在各地设立田官专门负责屯田。屯田制逐步确立后，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钱粮收入来源，同时也解决了屯田军民本身的生计。

　　(二)历史的必然(直接原因)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太原会战失败以后，山西大部门地区成为了沦陷区，与陕甘宁边区仅以一座吕梁山相隔。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边区进行了军事和经济封锁，对边区物资供给造成了直接的、严重的威胁。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武汉会战失败后，日军已经开始被中国庞大的战略纵深拖疲拖垮，因此被迫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也逐渐开始转变策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产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军饷的困境。

　　到1941年，外部环境逐步恶化，边区经济已经到达频临崩溃的边缘，军无饷，民无粮，边区的生存都难以为继，遑论战胜日本侵略者，挽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三、大生产运动的发动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从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所处的的重要地位出发，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产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策和号召，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目标，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毛主席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发展和政策。诸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

　　这些方针和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经济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指导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

　　于是，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情况及成果

　　(一)工农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所以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首先以发展农业为重，在农村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而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要求边区各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毛泽东主席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

　　变工队是指中国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一般是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评工记分，秋收后结算。

　　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利用变工队、扎工队等形式把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调剂人力、畜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起了促进作用。这时的变工队已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经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种互助组织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个变工队代表了当时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

　　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帐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的调剂了农村的劳动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

　　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西北地区一垧合五亩地)，不变工则要10天。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圆，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大生产运动期间，人民群众中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边区党和政府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二)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他们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形势困难，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 自给5个月。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值35万元。”总的来说，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在“丰衣”和“足食”两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具体的要求。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及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

　　(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尤其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1、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部，在进入延安的必经之路上。那里只见梢林不见天，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荆棘丛生，狼豹黄羊满山窜。但是土地很肥沃，是开荒种地的理想场所。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地区，肩负着两大历史使命。

　　①保卫延安的南大门

　　南泥湾距延安45公里，是到延安的必经之路，可以说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森林茂密，荒无人烟，野兽出没，是土匪理想的生存地。他们和国民党顽兵游勇经常来骚扰边区百姓，打劫过往商旅。为了确保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需要一支部队来长期驻守。这时的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的历史使命就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保卫党中央。

　　②开荒屯田，发展大生产

　　南泥湾在一百多年前曾是人烟稠密地区，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无法生活，相继逃亡后，这里才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南泥湾是汾川河的发源地，水源充足，正是开展大生产的最佳地带。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另一个历史使命，就是率先实现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荒屯田，发展大生产。

　　2、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

　　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等旅团首长走遍南泥湾地区，结合山形地貌特征，多次开会研究开荒屯田方案，全旅指战员集思广益，最后经旅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拟定生产计划，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当时生产自给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大家动手，各尽所能。经营方针是：以农业第一，工业和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其他如副业和小型手工业等，只要条件允许也不放弃。

　　3、三五九旅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农业举措

　　①全员动员，一视同仁，军民大生产

　　三五九旅大生产的口号是“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线之外”，上自旅首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一律参加生产。并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在生产中不是“指手画脚”，而要“动手动脚”。

　　在组织领导上以旅首长，供给部长，各团首长组成旅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旅生产自给运动，团营连各级安排人员，成立领导本单位生产的组织。

　　在生产时间上，除每个连队挑选有经验和愿意长期搞生产的同志组成十到十四人的生产组外，其余同志一律以八个月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参加生产，留一个月时间为机动时间，用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和帮助当地的老百姓的农业生产。

　　②聘请劳动英雄为生产副官指导大生产运动

　　为了更好完成生产任务，三五九旅规定各级部门设立专职生产干部。旅设生产副官，团设生产副团长，营设生产副营长，连设生产副连长等。南泥湾著名劳动英雄朱玉宝，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常不辞年高来部队指导农业生产，和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受将士的尊重。后来要求参军，当即得到王震旅长的批准，委任他为旅生产副官。

　　③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结合南泥湾的实际情况，开挖排水，平整土地，山沟打坝，成功改良沼泽地为水稻地，阳面山上造梯田，种植玉米和小米，高粱。营房周边种蔬菜，洋芋，南瓜。生产副官说长狼牙刺的荒地肥大有劲，于是三五九战士们专挑长狼牙刺的山头。为了提高开荒速度，将镢头从五寸宽改为七寸宽，重量从二斤半变为三斤重。

　　为了改善部队伙食和积蓄肥料，三五九旅战士们还大力开展畜牧业生产。1941年由于经费困难，每个连只能养十至三十头猪，其中包括一至二头母猪。平时舍不得吃猪肉，为了更好地保证牲畜的繁殖和减少猪羊的死亡，战士们自己动手为猪羊打了窑洞，把猪羊吃食，大小便和睡觉的地方，都用木栅栏分的清清楚楚;猪圈和羊圈周围都打土墙来防备野兽，通过按时喂食和打扫来保护猪羊不瘟，不病。冬天战士们依旧顶着寒风外出放羊，闲暇收割秸秆和野草来保证羊群的过冬。

　　到1944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261000亩，产粮37000石(根据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当时1石 =60.453千克)，所以37000石=2236761千克，也就是2200多吨。上交公粮10000石，即604.5吨。达到了王震将军向毛主席保证的“耕一余一”。

　　1944年圈内还养有：猪5624头，牛1240头，羊12000多只，鸡鸭成群，多达几万只。有些连还养了蜜蜂，当时的一窝蜂能收三十多斤蜂蜜。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大大改善了部队的伙食，繁荣了经济;而且牲畜的粪便和污水，污物等，成为农业生产上一项主要的肥料来源;牲畜的皮毛。可以为战士们制作皮鞋，皮带，马鞍等使用，也可以作为商品到边区去换取部队的军需用品。

　　④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实行群众路线

　　为了配合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田，老百姓出粮出物出力，军民如一家，老百姓手把手教战士纺线，打铁，缝补衣服等。老百姓各尽所能，竭尽全力，并且积极参与到三五九旅在旅部金盆湾村开设的工厂和合作社中，献技献策，军爱民，民拥军。重现了南泥湾的辉煌盛世。

　　朱德总司令在“游南泥湾”诗中写到：“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中羊肥，马兰造纸俏。”三五九旅拥政爱民的群众路线使南泥湾地区军队和老百姓衣，食，住，行完全的自给自足，军民鱼水深情成为边区根据地的表率。

　　5、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的深远意义

　　①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创造军队不和政府要粮，而向政府交粮的奇迹

　　1941年到1944年10月期间，三五九旅将士在南泥湾地区开荒种地26万多亩，建成南阳洼，西阳洼，西南阳洼和东阳洼四大垦区，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战士平均每人生产细粮六石一斗，可达到“耕一余一”。上缴边区政府公粮1万石;在开荒种地的同时，三五九旅共打窑洞1300多孔，修建土房600多间，农具1万多件，在边区和八路军中率先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②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率先进行了经济改革开放的尝试

　　1941年初到1944年10月期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推行兵工制度，发展多种经营，兴建纺织，被服，皮革，造纸，肥皂厂等工厂达13个，物资和经费达到自给。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对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主席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称赞：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不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的作用，而且解决了大量的财政供给。

　　③三五九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影响深远

　　1943年10月，毛主席视察南泥湾时讲话提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989年9月11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视察南泥湾时讲话提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归根到底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五、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1943年，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阶段，边区军民一体，上下一心，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领导工农群众、机关、学校和边区战士们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

　　毛泽东主席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了，毛主席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

　　年近花甲的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

　　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还集资(毛主席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边区政府的各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林伯渠主席还专门定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检查自己的落实情况。

　　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积极参加。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据说当时周总理为了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了一架纺车，以便于工作之余搞生产)。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六、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讲，大生产运动起到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日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同时，“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增强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使他们不仅会进行革命战争，也学会了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自我发展。

　　从现实意义上讲，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艰苦奋斗”精神，是端正党风、清理政风、重塑民风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正是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运用艰苦奋斗这个法宝战胜了困难，赢得了人民，夺取了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同样是依靠艰苦奋斗，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使人民群众生活基本达到小康的辉煌成就。今天，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征途上，艰苦奋斗仍然不失为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3 1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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