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事业
2022-08-10 16:10:25 来源：银行家杂志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语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金融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实践活动，如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放贷款、低息或无息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金融货币体系，稳定了市场，搞活了经济，巩固了金融阵地，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挫败了日军“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野心，为抗战军民的生产生活、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句话：“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决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在革命战争年代，除了军事和政治因素以外，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红色金融作为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经济的“生命线”，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发展壮大的关键阶段，红色金融事业的探索、建立和发展，不仅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和人才基础，而且成为新时代金融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晋察冀边区银行旧址(中国钱币博物馆资料图片)
抗战时期
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
为支援旷日持久的反日侵略战争，开展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以革命根据地政府为主导的根据地银行相继成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华北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边币”和“抗币”，统一流通货币，驱逐日伪币和杂钞劣币，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战时金融体系。
根据地银行的建立
地域性抗日政权的金融机构。抗日根据地地处敌后农村，根据地银行信贷工作主要面向农村地区，贯彻党的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打击高利贷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以信用合作社、互助社的名义，在多地建立了地域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承担取消高利贷、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任务。如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政府的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许多特征，同时又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并实行企业化管理。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银行，拥有许多特权，例如发行货币的特权、代理政府金库的特权、经理公债的特权、领导和管理合作金融及货币交换所的特权等，因此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所有银行的先导和模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115师以五台山为依托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包括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和辽宁省西部广大地区，处于华北抗日最前沿，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938年2月，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村普济寺，晋察冀边区银行宣告成立，发行了首批由自己设计、印制的壹圆券和五圆券“边币”，以后又陆续发行了其他面额和版本的钞票。1938年8月，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对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工作作出指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要估计到边区的扩大和缩小的可能;边区的纸币应有准备金，特别要以工业品等货物为第一位，并要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为货币政策的后盾。”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代理金库、承募公债、打击伪钞、收兑银洋，以开拓边币市场、稳定金融物价、发展边区的农工商合作事业。晋察冀边区银行除总行外还设有分行和基层机构。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边区银行共设计印制了五十几种版本的货币，边币发行额近60亿元。
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第129师以太行山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是华北游击战争的心脏与指挥中枢。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成立，总行内部设营业、总务、发行三个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管理边区货币金融，排挤和肃清敌伪货币，调剂农村经济，扶植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冀南银行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银行，并在边区各地设分支机构。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并颁发布告，明确规定冀南银行币为三个区的统一本位币。冀南银行币流通范围扩充到太岳区，成为全晋冀鲁豫边区的法定本位币。在众多红色银行中，冀南银行制度健全，运作规范，是管理到位、内部机构层次分明的银行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冀南银行共开办存、贷、汇等业务10多项，制定各种业务管理制度40多项，建立了“总行—区行—分行—县支行”四级管理体系。1943年，冀南银行实行监委制，总行向各区行委派监察委员。这些管理制度和经营办法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接管改造国统区金融机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37年9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120师开赴晋西北地区，开辟了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随着八路军力量的壮大，120师又统一领导了晋西南和绥远南部的工作。晋绥抗日行政公署和军区机关设在吕梁兴县的蔡家崖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兴县开明绅士刘少白同志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在兴县城内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了100多户富户捐资支持，先后发行“兴县农民币”15万元。八路军、阎锡山军队和东北军也使用这种钞票。1940年5月，晋西北行政公署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组建了“西北农民银行”，总行设在山西兴县，发行“西农币”，流通于晋绥边区，成为晋绥边区主币。从1937年12月起至1940年5月止，该行发行了五种币值的“兴县农民银行币”，主要流通于兴县、临县、岚县、保德一带。直到1947年晋绥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统一为西北解放区，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随之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西北农业银行钞票(中国钱币博物馆资料图片)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给根据地的财政拨款和援助，抗日根据地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贯彻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帮助解决根据地军民吃饭穿衣问题，实现自给自足，度过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抗战后期，各根据地银行支持大生产运动，促进农、工、商贸独立自主发展，使军民丰衣足食、兵强马壮，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全国解放形势越来越明朗，1948年7月22日，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10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华北人民政府各部会院长人选》，宣告“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副经理胡景沄、关学文”。194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根据地银行，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央银行。
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同日伪当局进行的金融战中，各根据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金融货币工作方针，纷纷成立自己的银行，开展对敌货币斗争，逐步肃清在根据地内的其他货币，使本币独占发行，逐步建立起一元化的本币市场，维护了革命根据地货币市场的稳定与统一。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各根据地银行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金融工作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存款、汇兑业务，积极发放工农业生产和贸易贷款，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繁荣了商业贸易，解决了财政困难，支援了前方战场。
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
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币，严禁日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发行货币是政权实施有效管制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建立正常金融秩序、保证物资有效流通、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必要措施，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掌握了经济建设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货币发行权，在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内都开展了货币发行的实践，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当地市场。由于抗日根据地货币是相对独立的，各自情况有所不同，为了保证边币的有序发行，加速边币的流通使用，提高边币信用，各根据地既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又相应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
以晋察冀边币发行为例。1938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明确了边币发行的基本政策：一是确定边币为市面唯一的交换媒介，禁止法币、杂钞等在市面流通。持有法币、杂钞者，必须先到兑换机关将其兑换成边币，否则不得使用。二是人民有正当理由，需要携带法币或杂钞出境者， 随时可持边币到银行换取法币或杂钞。三是边币以法币为基础，边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一比一，与其他币、钞兑换则照市价。四是严禁奸商私运法币、现银出境。五是禁止伪钞入境或流通。从1938年至1940年，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边币，肃清伪券、杂钞，停止法币流通，确立边币市场，代理金库、垫付财政款等。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边币发行额将近60亿元。
在战争环境里，各根据地处于敌占区与国统区的夹缝之中，在犬牙交错的情况下进行金融交往，货币交换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当时货币发行的政策是，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稳定物价。而根据地货币、物价的稳定，主要决定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胜利。从整体看，这段时期的货币发行工作，为建国后的人民币发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了足够的金融人才。
运用灵活多变的策略开展对敌斗争，维护正常的货币流通体系。抗战时期的金融事业，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建立银行货币流通市场的过程，也是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中国军民在全方位的金融战中，与侵华日军斗智斗勇，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根据地对敌伪的货币斗争尤为激烈。
“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设立大型伪银行，发行“联银券”“中储券”等伪币，抢占货币市场。为了破坏抗日根据地金融市场，日伪大批伪造根据地的纸币，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徐州、开封、济南、邯郸等地建立了12处印制机关，印制的假货币高达二三十种。他们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钞票的联络点，再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使用假币在根据地收购山货、药材、土布。他们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使根据地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为了净化货币流通渠道，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为“开展反假币斗争!”而奋战的指示。抗战军民采取举办晚会、演讲、组织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进行反假币宣传;在边沿地带、游击区进行严密的检查和缉拿，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组织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及时曝光，跟踪收缴，就地消灭。冀南币与伪“联银券”的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行政打击为主，例如公布执行打击伪钞办法，要求近敌区、游击区和基本区分别在半年内、一个季度内立即禁止伪钞流通。在禁用前， 分别以不同金额、不同折扣流通，逾期没收、处罚。第二阶段除行政上禁用外，还采取汇价管理、进出口贸易、市场管理等经济手段，利用伪“联银券”为根据地服务。此外，货币斗争与物资、贸易斗争相结合，占领货币市场，严格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
抗日根据地政府和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阶层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日寇、汉奸制造伪钞、以假乱真的货币阴谋宣告破产，根据地反假币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维护了金融秩序，稳定了市场。边币的信用不断提高，边区金融阵地日益巩固。根据地的货币战如同敌后军事战争一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发放生产贷款，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支持生产，支持抗战，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使根据地的经济逐步趋向稳定统一。
根据地银行在保障财政军需的同时， 积极发放贷款支持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农业贷款主要积极扶持农具制造、小型水利、耕畜、种子、肥料、农场建设等;工业和手工业贷款大力扶持纺织、造纸、卷烟、熬盐等轻工业生产，以及煤矿、铁矿等的开办。例如，冀南银行贷款支持的对象主要以公营和集体经济为主，积极扶持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创办公营商业、合作社、货栈等;晋察冀边区银行主要建立和发展军事、民用工业，有效组织商业、贸易，办理水利贷款和农工商业贷款以及合作、救灾贷款，发挥了银行调剂金融、支持生产的作用。
根据地银行对小手工业的贷款采取的是低息政策。他们通过边区农村、乡镇先后建立的众多信用合作社发放低息贷款， 支持农业生产、小手工业生产及家庭副业贷款，如纺织、造纸、榨油、硝盐等。这一低息政策在扶助群众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地区生产自救、帮助解决救济群众生活困难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博物馆资料图片)
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遭受经济封锁， 财政十分困难，各根据地银行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边区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放款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是财政和机关单位放款、生产建设放款和商业物资放款三大类。1941～1943年， 财政性放款占第一位，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解决经费问题;生产建设放款占第二位，主要是配合大生产运动，奠定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基础。1943年以后，生产建设放款居第一位，说明边区财政好转，经济已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以晋绥根据地为例。西北农民银行主要发放农业贷款、纺织业贷款、工矿业贷款。1943年，西北农民银行发放春耕生产贷款1237万元、青苗贷款860万元、纺织贷款及建设费145万元。当年晋绥地区开垦的荒芜土地是原计划的1.5倍，家庭纺织业得到大力发展，超过战前水平，军民穿衣问题大部分得到了解决。1944年，西北农民银行继续加大力度支援大生产运动，全区增放无息贷款5000多万元，其中春耕生产贷款2500万元、种棉贷款1000万元、青苗贷款1500万元。到1945年春，发放农业和纺织业贷款3000万元，借贷出棉花10500斤。
1942～1944年，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都相继发生严重旱灾、蝗灾、瘟疫，其中山西灾情持续三年之久，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冀南银行发放大量无息救灾贷款、打井贷款救灾济民，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边区农业生产条件。1944年，由冀南银行贷款支持的三条引水大渠建设完成，其中涉县漳南大渠全长30多华里，可灌溉耕地3600亩。抗战时期，冀南银行共发放农、工、商业等生产类、商业类贷款20亿元。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建设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较快发展的时期，无论货币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货币流通范围、信贷业务方面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支援军事斗争、保障边区政府财政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冀南银行行歌、行徽(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
红色金融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
金融为军事斗争服务。抗日战争时期，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为军事斗争服务。当时，敌对势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长期采取控制、封锁、围剿政策，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十分严峻，红色金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挥出重要作用。金融与军事斗争之间相辅相成：一方面，金融为军事斗争筹措大量资金，是坚持军事斗争的基础。为支持军事斗争、筹措军费，共产党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和经济活动，自主发行货币，获得了货币发行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垄断。货币发行权有助于根据地政府合理确定货币发行规模，打破敌人的资金封锁，防止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为军队筹措经费、发放军饷。在活跃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军队也可以更多地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活动，自力更生，从市场筹措自身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此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贸易活动获得法币。利用法币，根据地可以从敌占区、国统区换取珍贵的军事物资和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军事斗争的胜利也有力地促进了金融活动的发展。一是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在极端条件下确保金融活动开展的强制性保障，促进了金融工作的开展，同时打破了旧有的剥削性质的金融体系。二是军事斗争的胜利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根据地军民可以全心全力开展经济建设工作，为金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每次军事斗争的胜利，都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经济和金融工作赢得了一段宝贵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金融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服务。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发展时期。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政府不忘“执政为民”的初心，以扶持生产、改善民众生活为原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红色银行对根据地的百姓实行低息或无息贷款，借钱给百姓买种子、耕牛等，避免了百姓受到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可以说共产党实行的这种为民、惠民金融政策，在各个根据地都运用得非常成功。各根据地银行在银行组织系统不稳定、不完善的情况下，以临时网点与流动网点为主要形式，推进银行社会化建设，使银行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从源头上切断了高利贷的剥削活动。
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时职工合影(中国钱币博物馆资料图片)
红色金融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石。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银行的普遍建立和发展，为统一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以及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近14年的成长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根据地各银行在宏观调节货币供需、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发展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了艰难探索，逐步形成了独立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经济、巩固红色政权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积累了必要的金融管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红色金融家和金融人才，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红色金融凝结着共产党人、革命先驱者勇于创新的智慧。红色金融事业初创者，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从事金融专业的经验，但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白手起家、不畏艰难、大胆探索，始终坚持一切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他们想出了在纸张中掺羊毛的钞票防伪办法，受税务机关四联单启发创造了健全的财政金库制度，没有纸张就把钱币印在白洋布上发行“布币”。这些创新和智慧最终冲破反动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推动革命事业走向成功。正是红色金融革命家们坚定信念、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支持着红色金融事业一步步走出艰境，走向胜利，为我们今天新时代金融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一直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回顾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斗争历史，我们一定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把握根据地红色金融事业的精髓，传承和弘扬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金融革命精神，紧扣时代主题，服务实体经济，着眼满足和改善人民群众的需求，遵从客观规律，做红色基因的宣传者、传承者和践行者。
作者：陕劲松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高杨 最后更新：2022-08-10 16: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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