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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五四”大轰炸
2018-04-25 08:54:58  来源:徐光煦  点击:  复制链接

     重庆位于东经105°17′—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辖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东临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重庆主城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1929年2月,正式成立市政府。[317]。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移驻重庆”,至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为中国战时首都,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最高指挥部。

  1938年,日军已无力扩大侵华战争,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军事策略作了调整,利用空军优势对中国内地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进行战略轰炸,以求“利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因此,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间,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1938年2月到1939年1月,日机对重庆进行空中侦察和试探性攻击,为后来的大规模轰炸做准备。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攻击的同时,为了早日结束中国战争,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先后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对战时首都重庆及29个周边区县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1939年1月,日机接连多次对重庆进行轰炸,其中,15日的轰炸是空袭重庆以来造成损失最多的一次。此次轰炸后,国民政府提高了反空袭的意识,加快了防空队伍和防空设施建设的步伐。从2月至4月,正值重庆多雾季节,能见度极低,日机从空中难以找寻轰炸目标,三个月内没有飞临重庆上空,日军也趁此机会集结飞行员于基地,补充装备,加紧训练,为以后轰炸重庆做准备,同时也麻痹了国民政府对日机的防范意识。刚进入夏季,就在5月3日、4日,日机突然大规模袭击重庆,制造了“五三、五四大轰炸”,震惊中外。

  一、轰炸过程

  1939年5月3日,日机36架经酉阳、南川、綦江,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城区。防空司令部接警后,于12时45分发出空袭警报,12时55分发出紧急警报,13时17分,日机从东北方向突破阻击,侵入市区上空。14时35分解除警报。这次大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日机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在市区内,中弹地点之多是空前的,计有“苍坪街、大梁子、杨柳街、第一模范市场、二府衙、金沙岗、中下陕西街、金鸭巷、饼子巷、灯笼巷、朝天门河坝、白鹤亭、象鼻嘴、白象街、左营街、神仙口、人和湾、羊子坝、老鼓楼、老关庙、宝善寺、绣壁街、段牌坊、花街子、储奇门、玉带街、镇守使二三四牌坊、刁家巷、西四街、普安堂、雷公嘴、东华观、竹架子街、南岸玛瑙溪、黄桷渡、南坪场”36处,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319]这是日机首次使用燃烧弹轰炸重庆。本次轰炸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达到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恐慌之目的。因此,它重点目标是重庆商业、住宅集中,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老城区下半城,以朝天门—陕西街—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一带为中心。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狂炸重庆市区,市民伤亡极其惨重。17时17分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18时20分发出紧急警报,随后,日机仍以密集队形飞临市区,轮番猛袭重庆,19时05分解除警报。这次大轰炸历时1小时48分钟,它的目的和轰炸方式同前日一样,但重点目标转移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即老城区上半城。被炸区域为:会仙桥—上、下都邮街—劝工局街—苍坪街;至城巷—鸡街、蹇家桥—代家巷、石板桥;以及通远门外中山一路一带。日机共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具体中弹地点计有“上、下都邮街、天宫街、柴家巷、韦家院坝、劝工局街、至城巷、鸡街口、蹇家桥、会仙桥、代家巷、石板街、韭菜园、响水桥、黄桷街、铁板街、镇江寺、石板坡、领事巷、鱼鳅石、川道拐、水井坎、一字顺城街、禄名巷、国珍街、打枪坝、中一路、兴隆街、保节院街、安乐洞、普宁寺、寄骨寺、地母亭、太平桥、红十字会、小较场、大阳沟”[322]

  二、轰炸损害

  在5月3日轰炸中,据重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统计,辖区内东升楼、二府衙、上党巷、模范市场、中下陕西街、金沙岗、字水街等地,炸毁房屋123栋320余间,器具用品书籍等,损失计360万元。炸死万荣利、廖禹高、邱克承、赖荣森、刘金益等148人;炸伤陈于清、王学民、李明五、王陈氏、刘王氏等193人。[327]

  5月4日,据重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统计,日机轰炸辖区炸死钱长清、张平举、何申三、胡子文、刘绍轩等188人,炸伤冯长太、喻清明、周钰昌、袁子昌、周蕙英等42人。炸毁房屋170栋,器具、书籍等损失计450万元。警察局第二分局辖区,炸毁房屋1031栋,器具、书籍等损失计3962400元,炸死陈洪忠、刘万发、王兴顺、彭瀛发、黄梓柏等323人;炸伤傅清州、董大义、简文州、雷良友、商汉金等303人。警察局第三分局辖区,炸毁房屋98栋,器具、货物等损失共计1073400元。炸死陈王氏、陈其甫、阎叶氏等40人,炸伤33人。[331]这是日机对重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轰炸中,造成直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因敌机连日狂炸重庆市,市民死伤流离。国民政府于5月5日召开紧急会议,举行“五五纪念”,勖勉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努力从事难民救济工作。纪念会结束后,又召集党政军各机关首长谈话,商讨动员人力物力,实施紧急措施。当即决定:“(一)开辟火巷,应从速执行;(二)集中一切公私车辆船舶,输送难民;(三)由政府迅拨巨款,办理一切救护事宜。党政军各机关文官简任以上,武官校官以上之职员,至少捐薪一月,作救济难民之用;(四)动员全市党员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公务员,并各属士兵,协助防护救济工作。并由蒋介石委员长指定何应钦权责指挥一切。旋由何应钦总长与关系机关长官再行会商,决定各项办法。关于运送老弱妇孺离开市区,尤为急要,决统制公私船舶车辆,免费运送。所有各机关汽车一律出动。并于难民集中地点,分别派人照料。”[332]5月5日,重庆各机关设立空袭联合办事处,赈济委员会拨款100万元急赈灾民。5日至7日,重庆市民紧急疏散至各县乡村达25万。

  三、社会反响及日军罪行

  遭受日机轰炸的老城区上、下半城是重庆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心区域,这里既无军事设施,也无军工企业,仅有成片的居民住宅、学校、商店和市民百姓生活的街区。日军之所以有计划有准备把目标选定在这里,是企图通过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来制造恐怖,离间市民和政府、持有不同政见的党派以及各党派内部的派系、重庆人与“下江人”,以达到它所谓的“政略、战略”目的。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在庆贺日军的战功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了日机的狂轰滥炸:“日本空军3日下午空袭重庆,向排列在扬子江北岸的该市中心区……降下了弹雨因轰炸各处发生火灾,支那方面损失严重。”[336]

  然而,中华民族却为反抗日寇的残暴行为而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沉着冷静投入到反轰炸斗争中去。在空袭中“我防护团警察及各救护团体均于爆炸声中出动施救,于极端愤慨中精神奋发,工作紧张,其悲忿情绪与责任观念,充分表现无遗。一般市民亦极镇静,遵守秩序,未紊乱,尤其人民已具有最大决心。”“红十字会的救护队在警报中来回奔走着。……防护队、消防队出入于火光之中忙着拆墙救火。”“昨天重庆空袭后,市民镇静与有秩序的避难,救护赈济工作的悲愤紧张,许多救护人员舍己救人的英勇牺牲精神,都表现出我全国同胞抵抗轰炸的伟大力量”。重庆人民用行动回答“敌人的计算是错误的!敌人的轰炸是无用的!”[337]

  日机5月3日、4日轰炸造成的巨大伤亡破坏,震惊中外。轰炸后,《新华日报》发表特写,揭露日军罪行,愤怒指出“这是青天白日下兽性的屠杀”。特写写道:“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好容易从震塌的房屋里拖出了重伤的丈夫,却失去了两个孩子。打铁街被毁房屋的瓦砾中,埋了三十余具尸体,已挖出的凄凉的搁在路旁,从覆盖着的芦席里看到那全是赤脚劳动者。……火舌吐出毒焰,从新丰街、陕西街一带织成一层乌黑的网……一栋栋民房被火吞舐光了,人们在火光中跳出来,抱着被褥,拖着孩子,一只鞋着在脚上,另一只抓在手里。无助的老妇们弯躬的背上压着沉重的衣箱,有的妇人还抢出了锅碗什物,毕竟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339]

  5月9日,宋美龄女士向澳洲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日军暴行。她说:“我正在一个悲哀沉痛的地点……这里,几天以前,还是重庆城中繁华热闹的一角,如今我的周围却尽成了残破的废墟,并且冒着余盛的残烟。……以轰炸来大规模屠杀无辜贫民,真是这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最可怕的发明。……这里被轰炸的酷烈,被燃烧的惨厉,是现代史上所空前未有的。我由衷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城市,不要再受到这同样的灾难。”[341]

  埃德加·斯诺来渝采访,遭遇了日机的野蛮轰炸,他记述道:“在接连两天中,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残暴的轰炸,任何城市都还没有经过的轰炸。……好几百人被炸死在街道上,或被陷在火墙后边,因为在两天内烧毁了1/12的市区。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商人们和工人们都挤集在商店里和其他房屋里,它们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样坍落下来。”[342]

  日军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毁、震毁房屋4767间,炸死市民3991人,炸伤2323人,制造了一个血腥大惨案。日军使用当时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对付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带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的意图。针对平民百姓的轰炸屠戮,是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是严重违犯国际法的无差别轰炸,是应负战争罪责的。

  原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题目有变动。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5 08: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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