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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名将俞大猷》:还原历史 回归真相
2023-08-29 09:58:42  来源:曾纪鑫  点击:  复制链接

  

  提及抗倭英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当然,也有俞大猷。尽管没有完全忘记,但仅仅作为陪衬而已,有关俞大猷的生平事迹,世人知之甚少。

  四百多年来,人们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主将给忽略了。

  其实,在那英勇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超出戚继光之上。在当年抗击倭寇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眼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纵观俞大猷的抗倭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俞大猷在浙江、南直隶抗击倭寇;第二阶段,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任福建总兵官,到倭患基本平息。

  第一阶段的倭患,主要是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与倭寇合流的海盗为非作歹,也是倭寇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七年之间,俞大猷几乎参与了消灭他们的所有战役,功勋卓著。

  第二阶段的抗倭,俞大猷先是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然后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氵戎水、海丰等地,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从倭海盗吴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率残部逃入安南,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然而,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到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

  战场瞬息万变,有些东西并非个人意志所能掌控。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战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他不抱怨,不颓废,总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并受擢拔。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

  俞大猷雕像

  军事上的困难,复杂关系的掣肘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肩负重任、身临前线的俞大猷。但他“慷慨任事,忠勇过人”,在血与火的锻铸中,前行的脚步,总是透着一股坚毅与无畏、自信与豪迈。正如他在《与唐荆川太史书》中所言:“猷少小时,只奉师训,以为人大致要从光明正大路上著脚。不自揣志向,从幼已决。抵今犬马之齿渐高,日在得失成败中,未敢分毫毁裂,以从卑污。”

  嘉靖年间所取得的几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抗倭胜利,都离不开俞大猷谋定后动的正确指挥与身先士卒的勇猛顽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俞大猷是剿灭倭寇的关键性人物,不仅与戚继光媲美,甚至超乎其上。

  但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一枝独秀”。

  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个人性格、行事风格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连,还与后世的认识与宣传密不可分。关于个人因素、时人所为等,传记第十三章《剿灭吴平》第三节俞大猷与戚继光比较部分,已有所论,兹不赘述。而后世的认识与宣传方面,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有关俞大猷的传记、研究资料甚少。古人所写传记主要有三篇,俞大猷同乡好友李杜著《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一万多字),明代方志史学家何乔远著《名山藏俞大猷传》(约八千字),清人张廷玉等撰《明史俞大猷传》(约四千字);现代有民国王扶生编《俞大猷戚继光合传》,俞大猷部分约七千字;当代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范中义著《俞大猷》,十多万字,2003年11月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后更名为《俞大猷评传》,2014年6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另有何世铭编撰《俞大猷年谱》,1984年手写线装本,繁体竖排;其他记载及研究资料,散见于相关著述、报刊、网络。

  二是出于各种原因,重要的抗倭史料对俞大猷的事迹要么不记,要么少记,个别地方甚至有所歪曲。如《筹海图编》为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对胡宗宪的功绩多有夸饰,而对受过胡宗宪诬陷的俞大猷,笔墨十分吝啬。比如著名的王江泾大捷、平望大捷等,夸大胡宗宪功绩,对俞大猷避而不提。再如《戚少保年谱耆编》,编纂者为戚继光长子戚祚国等子嗣,对家父多有溢美之词,而涉及俞大猷部分,往往忽略甚至低估。

  三是俞大猷除东南抗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黎族、苗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压制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斥、打压。

  四是学校教材叙及抗倭,对俞大猷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蜻蜓点水。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经全国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二册等大、中、小学教材,关于抗倭部分,对俞大猷未着一字;其他如朱绍候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下册,王士立主编的全国高校师范专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下册,人教版全国通用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二册等,叙及抗倭时虽然提到俞大猷,但仅一笔带过而已。学生无从知晓俞大猷的抗倭功绩,一代又一代,以致默默无闻。

  

  近年来,我拟就生活、工作的闽南地区(包括厦门、泉州、漳州三地),选取十一位对中国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闽南人,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进行描述、阐释与评说,每篇一二万字,然后汇成一部系列地域文化历史散文集。俞大猷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其他十位按年代排序,分别为苏颂、李贽、洪承畴、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李光地、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

  为了写好俞大猷,2012年6月,我专程去了一趟泉州,实地感受与俞大猷相关的景点遗迹。

  先到位于洛江区河市镇的俞大猷公园。公园规模宏大,有古城墙、靖国门、玉泉湖、纪念馆等,落成于俞大猷诞生五百周年之时。印象最深的是坐落在靖国门城楼上的一尊高达十多米的俞大猷雕像,只见他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右手按住剑柄,正待拔剑出鞘,一旦锁定目标,将如蛟龙腾空,威不可挡地杀向敌阵。

  刚开始,我以为公园建在俞大猷故居之地,经与当地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交谈,方知其出生地濠格头村离此还有十多公里。当地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三至五进。俞大猷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颓败无存,空余一片遗迹而已。

  俞大猷九岁时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圮?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俞大猷连连点头。建造一座石桥方便两岸父老乡亲,便成了他心中的一桩夙愿。直到六十七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的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南征北讨,指挥成千上万的军队,有时甚至是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大军,重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座石桥,在老家建造一座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样去做,可能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

  当我来到这座历经后代重修的濠溪桥时,但见桥面宽阔,结实坚固,桥头长着枝繁叶茂的高大榕树,立有两块石碑:一为俞大猷所撰《濠溪桥碑记》,时间为隆庆三年己巳(1569年)冬十二月;另一块题为《重修濠溪桥》,碑文约三分之二漫漶,立碑时间难以辨识。这里原是河市通往泉州府的交通孔道,后来公路改线,人车稀少。如此正好,濠溪桥作为一处文物古迹,可完整地保存下来。

  泉州洛江区河市镇濠溪桥

  凡是心怀国家、志向远大、抱负崇高之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信念作支撑,既不会为自己谋取私利,也能忍受各种痛苦冤屈。了解俞大猷的生平事迹,读他的《正气堂全集》,凭吊相关遗址,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凛然正气,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这样一位三者皆备的人物,追求“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内圣即自省,严于律己;外王则讲求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经世之术。他在《与何吉阳书》中写道:“妄意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合为一贯,有则俱有,无则俱无。道德崇矣,而不能发诸事功、文章,非所谓道德者也;事功、文章懋矣,而不原诸道德,非所谓事功、文章者也。同根共源,无有彼此。”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获知,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纷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战争的目的是以战止战,最高境界是世界大同。俞大猷的理想与抱负,并非升官加爵、争名夺利,而是国家太平、百姓安康。他在《与陈南川书》中说道:“窃意爵位天下之赘物,于吾何有哉?达而居是位,行吾道以济人,而天下蒙其利,其心虽劳,其志乐也。穷而无位,卷是道而怀之,其身虽困,其心常泰也,亦何往而不自得乎?”

  他刚毅沉着,不惧生死,教化于民。平息新兴、恩平屡招屡叛的瑶民起义时,俞大猷带着干粮,孤身一人进入叛乱的各个乡村,安抚百姓,教以阵法,使之各自为战,守卫家园。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莲都区大猷街等。

  俞大猷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

  他“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其战略战术指导抗倭、驱虏、平暴等,可谓战无不胜;他于步战、骑战、车战、水战乃至火器等皆有研究,特别是超前的海防思想,于今天来说仍不乏军事指导意义;若论个人武功,“剑术天下第一”;所带之兵,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既有卫所正规军,也有从各地征调的狼兵、土兵、僧兵,临时招募的民兵,还有招抚、投降的海盗、山贼等,无论什么兵,只要到了他的手下,都会变成纪律严明的节制之兵,百战不殆的胜利之兵。

  若以文才而论,经史诗文,俞大猷无所不通,一部九十多万字的《正气堂全集》,汇集了他的论著、论策、奏章、书札、诗歌等文字。

  俞大猷是一员典型的儒将,深受朱熹开创的闽学影响,并吸取了闽学之精华。儒有真儒、假儒、伪儒、腐儒之分,真儒令人仰慕,假儒祸国殃民,伪儒、腐儒败坏世风令人作呕。俞大猷算得上一名真儒,时时刻刻用儒家的忠、义、仁、信激励、约束自己。他抗倭驱虏,激发的是一股民族正气;平息暴乱则恩威并重,以疏导劝谕为主,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兵,讲究的是民族团结。时人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其垂悠久之虑以戡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明史》说他“世宗朝老成宿将,以大猷为称首”,明世宗嘉靖朝战将数百,俞大猷排列第一,视为楷模,评价甚高。他致仕时,朝廷颁赐牌匾,上书“昭代儒将”。

  离开濠溪桥,一行人驱车前往位于晋江市磁灶镇苏垵村北的俞大猷墓。途经惠安县施琅墓,折往一观。早就听说施琅墓是福建省的最大墓园,但见规模宏大,修葺一新,比想象中的还要气派。

  继续前往俞大猷墓,驶离324国道进入苏垵村,道路没有标识,只好不断问询。近日阴雨绵绵,路面满是泥水,快到时,小车无法开进,只好弃车步行。

  墓地位于一座约四百米高的俞公山上,山因墓而得名的可能性较大。山势平缓,坡上建有上行的条石台阶。墓为俞大猷及夫人陈氏合茔,两旁立有石翁仲及石马、石虎、古羊各一对。

  墓地风水甚好,背负俞公山,前有河流蜿蜒而过,远眺是连绵起伏的紫帽山脉。遗憾的是,山脚下有座磁砖建材厂长年不停地生产运转,一根高大的烟囱冒着浓烟直冲天空。

  俞大猷墓当年的气势仍在,只是疏于管理,给人一种荒芜之感。与刚刚见过的施琅墓相比,反差甚大。

  墓的衰颓,不仅是自然的侵蚀,更有人为的破坏。据有关资料记载,俞大猷葬于此地,后湮没无闻。民国时期重被发现,各界名流前来祭扫。结果被一帮匪徒误认为是大番客、大富豪之墓,引得他们掘地盗挖。“文革”时期又遭破坏,就连三层墓埕也被辟为农田。眼下我们所见之墓,显然经过一番修整,两旁的武将军、石马、石虎、石羊尚新,属复制品无疑。

  与陪同的友人唏嘘感叹,其中一位突然发现一条小蛇,惊呼着指给大家看。但见不远处的杂草丛中,一条青花蛇扭动身子,蠕动前行,也不知它要滑向何方,目标何在。

  突然想到“俞龙戚虎”之说,蛇,在民间有“小龙”之称,莫非俞大猷的精灵,通过这一曲折隐讳的方式,欲向我们表达、述说些什么?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四百多年的今天。

  《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纪鑫著 宁波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

  三

  文章完稿后,以《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为题发表在《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著名编剧康天赐先生见到此文,激赏不已,推荐给泉州市俞氏宗亲协会顾问、泉州市俞大猷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继川先生。2013年12月11日,陈老师辗转联系到我,热忱邀请我参加2014年1月7日在泉州举行的纪念俞大猷诞生510周年学术论坛。

  论坛活动丰富多彩。当天凌晨,前往洛江区河市镇溪山村赤石口参加俞大猷故居重建工程奠基典礼,作为十名嘉宾之一奠基培土;上午参加论坛会议,《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收入《俞大猷学术论坛交流论文》;下午在俞大猷纪念馆举行《剑经》论坛,泉州各路武林高手云集,展示各种武术套路,讲解《剑经》技法,表演俞家棍、白鹤拳、少林花拳、陈氏太极拳等,可谓别开生面。特别是观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俞家棍的精彩表演,略窥其堂奥,使我更加感到俞大猷文武双全的难能可贵。

  不久,泉州俞氏宗亲协会约请我创作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俞大猷传》,我当即婉转地回绝了。人到知天命之年,就该考虑做减法了。学虽无涯,但生也有涯,一位作家能写出的作品更是有限。人生就那么几十年光阴,哪些是非写不可的,哪些是可以暂缓的,哪些是应该放弃的,哪些是全然拒斥的,虽然不是特别明确,但大致还是有个通盘考虑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俞大猷传》本不在我的创作计划之列,写完《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一文,这一题材便告一段落了。但泉州市俞氏宗亲协会常务副会长俞侨福先生与康天赐、陈继川老师两次专程前来厦门邀我执笔,我被他们的真诚与盛情深深地打动了!

  俞侨福系俞大猷第十九代直系后裔,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外,其他时间与精力,几乎全部投入挖掘、弘扬俞大猷遗产的一系列工作之中。陈继川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健朗、声音宏亮,看上去还不到六十岁的样子,自1993年担任俞氏宗亲协会顾问,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作为一位家在福州的异姓人,实属不易。

  在创作《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时,我通读了包括书籍、报刊、手稿、网络在内能够找得到的所有相关资料,感到要写好这第一部俞大猷的长篇人物传记,难度相当之大。

  曾有许许多多古今中外人物出现在我的笔下,对他们,我大多持有一定的距离与保留态度,客观而率性地臧否褒贬,但有两个人物,我完全被他们的高尚人格征服了,一位是陈嘉庚,另一位便是俞大猷。一个人舍弃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财富与享受,怀抱“教育兴国”、“兴学报国”的信念,半点也不保留地向社会捐出所有,奉献一切,近百年来,只有陈嘉庚一人能够做到;而俞大猷集道德、事功、文章于一身的的“三不朽”境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一直吸引、感染着我。

  又经多次电话联系,我终于应承下来。

  一旦接受这一可谓艰巨的任务,我便撇开其他创作及一应俗务,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可能地写好这部传记,不负所望。

  再次搜集资料,酝酿,拟定创作提纲。阅读,考证,比较,思索,还原现场,澄清事实,辨明真相。

  阅读比较中,发现相关论著、论文、报道等存在不少舛误之处,乃至以讹传讹。比如俞大猷为少林寺武僧赠诗两首,有人误以为一首赠于宗擎、普从向俞大猷学成棍法后北返之时,一首赠于十三年后京城训练车营之时,其实这两首诗都赠于宗擎京城拜望恩师、南下告归之时;俞大猷曾任汀漳守备,驻武平所,百姓感念其功德立碑纪念,所谓武平立碑,有人想当然地以为在武平县境,其实这块《肤功遗爱碑》立在辖区漳州龙溪县大地里,因行政区划变更,此碑今在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俞大猷在广东新兴县杀死贼首苏青蛇,有人望文生义,说他单枪匹马前往贼巢,一条巨大的蟒蛇拦在路中,武艺高强的他挥剑斩杀青蛇;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任南赣参将时,四月征剿程乡县梁宁、徐东洲,五月再征张琏,《明史》记载有误,错成先擒张琏,后征梁宁、徐东洲……而引用出现的各种差错则比比皆是,因此,我在创作时必以原著为准。

  所有资料中,我读得最多的自然是俞大猷的《正气堂全集》,九十多万字,全是文言文,不少篇章一读再读,再三揣摩,推理想象,尽可能地进入当时的环境氛围之中——读其论著、论策、近议可了解俞大猷的思想策略,奏疏可把握所论之事的经过与真相,书札涉及人际交往、事情原委、家长里短、内心活动等,诗歌可感受他的胸怀、情怀与境界……

  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的时人李杜,他撰写的《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记》,是一篇最早记载俞大猷生平业绩的传记,真实可靠。他精心编辑的俞大猷《正气堂集》,包括《正气堂集》十六卷、《正气堂余集》四卷,最早约刊刻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体例完备,条理清晰,有的文章前还加了注解,类似于今天的“编者按”。在李杜的基础上,隆庆末年、万历初年、万历七年,《正气堂集》又有过三次编辑与刊刻,增加了《洗海近事》、《镇闽议稿》、《正气堂续集》等著作,形成明刊本《正气堂集》的全部内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俞大猷的一手资料。

  手头两种《正气堂全集》点校本,一为范中义点校,一为廖渊泉、张吉昌点校,为我的阅读与创作提供了诸多便利。不然的话,面对那些没有句读的影印古文,只要想想,都会令我头疼不已。当然,每人的理解不同,句读、标点会有所差异,每有疑惑,我便参照两种不同的点校本,并根据自己的见解,以合情合理为取舍标准。

  本书的写作,一如俞大猷之为人,原原本本、实实在在地按其人生阅历、时间顺序写来,没玩什么技巧与“花样”。

  经过一番努力,《俞大猷传》终于完稿了。可见哪些作品是该你写的,冥冥之中,似乎也有定数。

  完成这部书稿,一个最大的感受,便是觉得俞大猷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国家安全战略,战争指挥艺术,超群绝伦的武功,俞家棍的形成与演变,对闽学的继承与发展,价值取向与人格魅力,以及疏奏、散文、随笔、诗歌、信札等文字,既丰富全面,又博大精深。特别是军事方面,那超前的战争理论,层层推进的逻辑思维,立体战略防御方针,兵器的发明与创造,多兵种配合的战争观念,以易布阵、练兵强军、谋定后动、以收全功的用兵之道,讲究截杀、雕剿、大征的作战方式,以及古代少有的数字化管理方式等,足以建立一门新的学问——俞学。

  初稿完成,得到了泉州市俞大猷研究会副会长、泉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特级教师蔡长溪先生的指导与肯定,在此深表谢忱!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年愈八旬的蔡老师认真看稿,多次参与作品研讨,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与建议,并不顾旅途劳顿,于2015年6月初与俞侨福、康天赐、陈继川前来厦门就有关修改事宜一同探讨。当然,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促成此书创作的俞侨福、康天赐、陈继川等人,再版予以帮助的企业家、泉州俞氏宗亲协会副会长俞锦章先生,陪同参观俞大猷相关景点遗迹并为我提供资料的友人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愿该书的出版,能为全面认识、客观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真相,尽一点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陈亦可 最后更新:2023-08-29 10: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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