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下）
2018-03-30 16:43:0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作者：王奇生  点击：  复制链接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53]

　　蒋介石既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54]

　　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55]

　　另据徐永昌日记，军政部长何应钦感慨部队整理之难，即如近在重庆之97军军长指挥不动其师长，言下唏嘘不置。[56]

　　此次湖南会战，除第九战区外，还从第三、第六战区抽调兵力。由于参战系统不一，容易出现多头指挥。除蒋介石越级指挥外，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蒋的名义发号施令。薛岳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其防区内自有调兵遣将之权。李玉堂等集团军主官也可名正言顺地指挥其下属。衡阳会战期间，蒋介石指派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白崇禧在战略方针上本与军令部长徐永昌意见不一，薛岳的作战意图亦与白崇禧不同。[57] 在这种不统一、也不专一的多头指挥之下，难免前后矛盾，左右失调，令作战部队无所适从。以第62军为例，该军属余汉谋第七战区建制。长沙告急后，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军担任衡阳外围作战任务，归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据该军军长黄涛晚年回忆，该军在衡阳参战期间，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林蔚常以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挥;薛岳也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来指挥;李玉堂又以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名义来指挥。第62军处于多头指挥而又命令不一的情况下，只好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命令为行动依据，直接与侍从室主任林蔚密切联系;有时故意藉蒋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调遣，薛岳亦无可奈何。[58]

　　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第10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59]

　　四、国军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60] 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61] 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62]

　　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伤、病、俘、亡在内，国军损失过半。国军自己公布的数字，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

　　导致国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军的作战意志，一是国军的作战能力。

　　关于国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63] 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全面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64] 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10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65] 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66] 凡此均说明衡阳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67] 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8] 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邠县、栒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69] 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敢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70] 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定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71]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九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国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1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72] 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73] 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74] 何应钦在拟定国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二千名，多则三千名。[75] 徐永昌亦认为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76]

　　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77] 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78] 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79] 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80] 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1]

　　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82] 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83]

　　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84]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85]

　　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86] 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87]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致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88]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89]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90]“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91]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92]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93]

　　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到：“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枝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94]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95]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全面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引简称《湖南会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上册，第7页。

　　[2] 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5-471页，台北，1966;《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2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7册，第387页;《湖南会战》上册，第2页。

　　[3] 《湖南会战》上册，第7、11页。

　　[4]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服务规程》(1942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95-9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52、255、260、264-265、

　　[6] 据日本防卫厅所编“一号作战”战史记载，日军参谋总部确曾拟有铺设纵贯大东亚铁路线的计划，该计划起自釜山，经奉天、北平、汉口、衡阳，进入湘桂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全长近8000公里。后这一计划在审核中被搁置。参见《湖南会战》上册，第6页。

　　[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74页。

　　[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85、288页。

　　[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93页。

　　[10] 《蒋委员长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示敌情判断电》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第643-644页，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

　　[1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2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

　　[12]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11-312页。

　　[13] 《湖南会战》上册，第10-33页。

　　[14]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15]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向廷瑞、陈德邵：《茶陵、安仁战斗》，载《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99-403、43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16] 《湖南会战》上册，第32-33页。

　　[1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20-321页。

　　[1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12-14页。

　　[19]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

　　[20]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24页。

　　[21] 《湖南会战》上册，第12-14页。

　　[22] 《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6-12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3] 《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3页;《湖南会战》上册，第34-35页。

　　[24]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第四军在长沙守城经过等报告》，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第646-648页;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

　　[25] 《军令部拟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稿》，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14-715页。

　　[26] 王世杰在此前后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9.11-1942.12;1944.11-1945.8)。见《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32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2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35页。

　　[2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39-341页。

　　[2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39、342页。

　　[30] 《湖南会战》上册，第12-15、78页。

　　[31] 柯育芳：《论长衡会战第二阶段战役》，《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32]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8页。

　　[3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5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

　　[34]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9-1261页。

　　[3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74、379、383页。

　　[36] 蒋介石：《知耻图强》(1944年7月2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演讲，第444-453页。

　　[3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80页。

　　[38] 《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战略管见电》，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第649-650页。

　　[3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83页。

　　[40] 永丰，今湖南双峰。

　　[41]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405页。

　　[42] 《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09-2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3] 《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12-214页。

　　[44] 零陵，今湖南永州。

　　[45] 1944年10月第九战区所撰《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其起止时间自5月25日，迄10月10日。9月初至10月初，浏阳、醴陵、攸县、茶陵、安仁、耒阳、常宁、邵阳等地国军仍与日军交战，10月3日，邵阳沦陷。参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四十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印，1957年，油印本。

　　[46]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430页。

　　[47] 《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216-217页。

　　[48]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3页。

　　[49] 抗战初期，曾于战区之下、集团军之上设兵团;集团军之下、军之上设军团;师之下、团之上设旅。但一年多后分别被减化。参见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载《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第481-48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50]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32页。

　　[51]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98页。

　　[52]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00页。

　　[53]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第298-300页。

　　[54]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86页。

　　[5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416页。

　　[56]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21页。

　　[57]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

　　[58] 黄涛等：《第六十二军参加衡阳战役的经过》，载《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74-5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59]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6-1297页;黄涛等：《第六十二军参加衡阳战役的经过》。

　　[60] 柯育芳：《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61] 《湖南会战》下册，第71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3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2] 《湖南会战敌军伤亡判断表》、《湖南会战国军伤亡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108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3]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1090-109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4] 葛先才：《衡阳孤军抗战史实》，《中华杂志》第17卷第217期，台北，1981。

　　[65] 《感激衡阳守军》、《向方军长欢呼》，重庆《大公报》1944年8月4日、12月13日;另见《衡阳突围》，第39-42页，战时文化供应社印行，出版时地不详。

　　[66]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36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67]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第二部，第6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1090-1091页。

　　[6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28页。

　　[69] 军令部：《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蒋介石：《关于第八战区军事部署密电稿》，均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14-718页。

　　[70]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56页。

　　[71]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97页。

　　[72] 参阅刘凤翰：《陆军与初期抗战》，载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第252-257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

　　[73]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365页。

　　[74]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88页。

　　[75] 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载《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第532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76]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400页。

　　[77] 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3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78]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各案之指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493页。

　　[7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64页。

　　[80]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432页。

　　[81] 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35-3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8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第二部，第6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83]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部队受军需军医与兵站部之苦痛实情》;《军需不健全军需业务既不合法又不合理之实情》，均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370-373页。

　　[84]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94-30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85] 蒋介石：《知耻图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151-152页。

　　[86] 刘峙：《建军的基本条件》，《建军导报》第1卷第2期，1944年8月。

　　[87]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4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1。

　　[88] 陈诚：《政治部陈部长训词》(1939年)，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印，第23页;顾祝同：《对作战人员研究班第五期训话》(1944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印，第10-11页;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载《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第5547-548页。

　　[89]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3-1264页。

　　[90]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447页。

　　[91] 蒋介石：《知耻图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148页，台北，国史馆，1994。

　　[92]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3-1264页。

　　[93] 《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7页。

　　[94] 《桂柳会战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25/4884。

　　[95]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各案之指示》，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493-494页，台北，国史馆，1994。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30 16: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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