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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文娱生活:秧歌、舞会与篮球赛
2016-12-23 11:02:00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齐春风 刘志鹏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4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虽然匮乏,文化娱乐生活却丰富多彩。古老民间舞蹈秧歌,在中共的重塑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活动的主要方式,舞会亦被引入。体育运动蔚然成风,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作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雪……而且竟然还有网球。

  新秧歌,政治的舞蹈

  作为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舞蹈,陕甘宁边区的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地,主要在庆祝传统节日和农历新年的时候表演,又称“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经过中共中央的重塑,陕甘宁边区的秧歌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主角,被赋予了新的精神风貌和时代内容。

  抗战时期,扭秧歌是边区民众娱乐生活的独特方式,秧歌运动也普及为乡村娱乐方式之一。

  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谈到,“一直进了延安,才知道秧歌在边区是最被钟爱的一种艺术。每个延安人都很自负地谈起秧歌的成功。你要是和他们谈到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见秧歌剧没有?’仿佛未见秧歌就不配谈这边文艺似的。因为他们如此郑重的推荐,我对于一向漠视的秧歌,也不能不抱着刮目相看的态度了。”

  赵超构评论说,秧歌运动在“过去是被视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自毛泽东先生发表他的‘文艺谈话’,提出普及问题以后,延安文艺界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民间形式”,“原来的秧歌,纯粹是民间娱乐,所以内容以发泄民间的苦闷,引起观众的兴奋与欢笑为主。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调情的为最多;其次则是讽刺的,譬如形容一个县官怎样糊涂,或者论叙一个士绅老爷的丑行”,“至于现在的新秧歌,则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予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

  边区的秧歌给进入延安的外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人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鲜明地指出,新秧歌就是一种“政治的舞蹈”,作为“中国西北部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共产党于两年前把它复活加以政治化,在此之前几乎被人忘却了,现在风靡了边区”。在中共的积极引导下,边区秧歌成为一种流行运动,“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600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12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新秧歌运动直接取材于边区民众身边的真实故事,意在破除边区存在的妇女缠足、买卖婚姻、迷信观念等传统陋俗。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讲到陕甘宁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支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支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赴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指出,新秧歌剧“其历史还不到一年。从其名称想象起来,它有一种可以传达的消息。他和长幕的装着假声音的,夸大地对话的,拘泥定型的中国戏剧完全不同。共产党的秧歌是活泼的,真实的,把当日的消息很通俗地描述给不识字的人们,去增广他们的见识,使得他们认识更大的世界。同样的,秧歌可以与我们普遍的无线电报告相比”。

  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还提到,“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它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

  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生活,还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

  交际舞会的“救助”意义

  如果说秧歌是陕甘宁边区一般民众的娱乐方式,那么舞会则比较阳春白雪。不仅青年知识分子热衷于交际舞,一些中共领导人也是舞会的常客。

  毛泽东曾忆及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舞会经历,“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 。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延安的回忆》中提到,在陕甘宁边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延安的舞会。最初,大家是扭秧歌,不仅老百姓扭,干部也扭。后来有青年带头跳起交谊舞,渐渐地,交谊舞风靡起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纷纷上场,毛泽东称之为‘听着音乐散步’。周恩来和闻天跳得很好,不仅会三步、四步,还会探戈。少奇同志不会,要我教他,我虽跳得不好,但还能对付,胆子也大,带他上场。不一会,他也能踩着鼓点迈动简单的舞步了。陈毅开始时不好意思跳,被大家拖上场一试就上了瘾,每场必跳。当时有一段话形容他们:‘边上站,试试看,跳死了算!’延安的条件差,食堂就是舞场,音乐伴奏也就是民族音乐伴着陕北的锣鼓,倒也别开生面”。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门谈过延安舞会。“一周主要的社交活动,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朱德几乎每周都来,毛泽东大约一月来两次。”

  斯特朗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延安舞会上的四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感觉坚实而敏锐,他有他自己的节奏感。他尽力与音乐配合,但从不机械地跟着音乐走。当你同毛泽东跳舞时,你必须特别留意,小心地顺着他,照他的暗示转动。不过,只要你跟着他的节奏,他终究会使你感到悠然自得”;“周恩来带着外交家的风度,翩翩起舞。他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同他跳过一回之后,就会想同秧歌舞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这位医生喜欢像哥萨克一样跺脚。然后总是再回来同周恩来这个一流舞伴跳”;“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二加二必定等于四。但三次中差不多总有一次,在开始跳过似乎拘泥得像算术公式的步子之后,他就按照高等数学那样放开跳了。这同他的简洁、精确的文章一样,偶尔也插进一些尖锐的比喻”;“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当晚会即将结束,你累得走不动也站不住的时候,你仍旧可以同朱德跳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不费力的坚定性,比坐着不动要舒服”。

  美国人马海德也说,“在鲁迅艺术学院、王家坪、杨家岭、边区政府、卫生学校礼堂常常举行周末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参加。叶剑英同志还帮助乐队伴奏,大部分奏的是广东音乐”。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和八路军将领的参加,带动了交际舞会的活跃。

  舞会的兴起还诞生出一种特定的“救助”意义,即解决中共领导及部队将领的婚姻问题,有人称之为:供给制大环境之中的“人性的亮色闪动”。

  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描述,“延安曾有一股交际舞潮流,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最初的交际舞会,主要是在延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节目表演,后来普及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如延安的鲁艺、马列学院等处。在这些地方,周末舞会成了例行活动。

  王禹明在《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中提到,“蓝家坪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燕斌也回忆,“我在学会跳交际舞并成为积极分子之后,不论校内外,哪里有舞会,我总要想方设法钻进去跳。舞场里没有专门的乐队,更没有什么音响设备,都是一些喜爱音乐的同志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既是乐队队员,又是跳舞的积极分子,大家一起奏歌跳舞,欢乐极了。当时延安普遍跳交际舞,有三步、四步之分,但节奏都比较慢,也比较文明。”

  体育运动因陋就简

  体育活动也是陕甘宁边区娱乐活动的内容之一。“虽然有很多困难,设备简陋,但是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可说是蔚然成风,成为干部、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美国人马海德描述延安每天的活动盛况,“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做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拉拉队’助威。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

  另一位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在《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回忆,“延安那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我见到的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作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等,这里竟然能够打上网球,是我们未曾想到的事。军事体育项目有掷手榴弹、耍大刀、赛马等”。

  抗战时期,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大多因陋就简。延河成了群众的天然体育场。王禹明回忆:“夏季,屹立在河面上的巨石,正好成了天然的跳水台。站在巨石上,或者岸边,都可以欣赏到男、女健儿的仰泳、蛙泳、自由泳……”;“冬季,延河又是天然的滑冰场。同志们用木板制成鞋底,安装上粗铁条,穿着这种自制的简易冰鞋就可以滑冰了”。

  条件简陋,民众发挥才智,自己动手。

  燕斌谈到,“当时延安的篮球场,差不多都是把两根木椽固定起来,上端钉上几块木板,木板上再钉上铁匠打成的铁环,然后竖立在球场的两端,就开始进行比赛了。篮球胆和外面的球皮,也是补了再补,到实在不能使用时再设法弄个新的来。”

  诸多运动中,延安民众最喜爱、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当属球类运动。延安各个机关单位和地方部队都有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业余组织。文白在《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中说,“马列学院有出色的篮排球队,不仅和党校比赛,其他单位赛,甚至远征到几百里外的绥德,当时在延安曾轰动一时”。

  中共中央领带人及八路军的将领也经常参与各种体育赛事,燕斌回忆,“1942年秋,120师战斗篮球队由晋西北来延安参加篮球比赛,他们与延安市篮球联队进行过几场精彩的比赛,地点都在延大斜对面的文化沟体育场,时间都在晚饭后,……八路军120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同志,也是每场必到”。每当燕斌晚饭后去延安大学南面王家坪前的桃林散步时,“多次看到朱德和战士同场打篮球,在场上来回奔跑争抢”。

  值得一提的是,“体育活动目的性很明确,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锻炼身体、备战、娱乐三者相结合”。

  (作者齐春风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刘志鹏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系列文章总顾问为张宪文,联合主办方系季我努学社、中信数字出版)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3 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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