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哥分别三十余载,天各一方,原以为今生再难相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1979年5月23日,我终于和兄嫂及诸侄在香港会面了!我永生难忘那天下午5时许,我由广州至香港,亲人们在火车站迎接我的情景,当我下车正向四周寻找亲人时,大侄女伯琨最先从人群中认出了我,诸侄快步向我走来,齐声亲热地呼叫着:“二姑!二姑!”看到眼前一个个酷似兄嫂面貌、仪态、声调的关门之后,我百感交集,倍觉亲切。更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兄嫂随之走来。兄妹相见,抱头痛哭,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应从何说起。过了好一会儿,大哥伤心地说:“我的妹妹,若是在别处相遇,我都不认识了!”大嫂紧握我的手,流泪劝说:“和梧枝妹团聚是件喜事,我们都别再伤心了!”真是别离重聚如梦幻,扶今思昔,不由我思绪万端……。
别时我兄正英年,而今两鬓似霜染;
昔日我尚一孩童,日月催我步中年。
离车站后,驱车往医院,去探望患病住院的二哥(麟兆),见到二哥二嫂时,彼此又是热泪满面,泣不成声,那种悲喜交加的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亲人团聚,合家欢乐。三个月朝夕相处,我们畅谈祖国大好形势,家乡新面貌;也拉家常,近离别情,拜访亲友,游览观光。总之,在港期间,兄嫂对我关怀备至,诸侄对我亦十分亲昵,使我深感温暖和安慰。骨肉情,天伦乐,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兄虽年逾七旬,但他的形象却和我幼年时的印象相似:高大魁梧的身躯,将军的气质,热情爽朗的性格。他声音宏亮,谈笑风生;特别是他热爱中华,十分关注国家民族的兴旺。他重孝道,手足情深;他思念乡里,不忘故旧;他……。这一切的一切,好像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全国解放前夕,听说家兄去台湾了,探亲后,方确知他在辞去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职后并未去台,一直在香港过着隐居生活,深居简出,洁身自好。这对当时年仅四十开外的将军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一抉择可看出兄长刚直不阿,模视名禄的品格。1975年蒋介石先生去世,蒋经国先生请他去参加葬礼,并挽留他在台任职;一些老同学,老部属也都希望他留台,而他却婉言谢绝,仍返香港。
有一天,我与兄长在客厅闲谈。我说:“大哥,您老住在这儿,都不爱咱们国家了!”他说:“不,大哥很爱咱们国家,不然,大哥打日本鬼子会那么出力?!”说完这段话后,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本《抗日名将关麟征》对我说:“抗战时,你还小,看了这本书,就了解你大哥了!”那几日,我边看书边和大哥谈论。我见书中有兄长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床上的照片,那么年轻,就问及他当时受伤的情况。大哥沉思着向我叙述了当年作战的经过。那是1933年3月,日寇进犯我热河、察哈尔境内的长城各重要关隘,当时他任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率全师与黄杰的第二师北上增防。二十五师抵石匣时,上级命令“就地待命”。而他见情况紧急,非抢先到达城口,就不能克敌制胜取得战场主动权。他出于爱国热忱,决然率本部二旅的四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一万余人迅速北上,抗击日军第八师团一部于长城古北口,血战三昼夜,挫敌凶锋,取得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民党部队与日军作战的一次大胜仗。此役不仅战况激烈,且时间持续长达两个月之久,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战役是“激战中的激战”。在整个战役中,他亲临一四九团第一线阵地指挥作战,被日军手榴弹炸伤五处,浑身是血,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古北口战役大捷后,才包扎伤口,进北京协和医院治伤。因他身负重伤,战功卓著,当时北平各人民团体,各学校师生前往医院献花慰问者络绎不绝。新闻与论界也对他表示了热情的慰问和赞扬。《大公报》主笔还撰写了《爱国男儿、血洒疆场》社论,以贺其功。是年,他二十六岁。
大哥还对我谈起台儿庄战役、湘北大捷等战役。他说台儿庄是山东境内运河北岸津浦铁路上的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大村庄。1938年3月,日寇为了打通津浦线,实现其南北会合的目的,疯狂地向我鲁南进犯。欲先夺台儿庄,而占领徐州。他当时任陆军第五十二军军长,所属部队在此役中担任主攻,与日军战时间长,战斗十分激烈。他们与各方密切配合,浴血奋战,终于将日寇五万优势兵力,歼灭三万余众,给日寇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是役,显示了五十二军的坚强战斗力,在台儿庄战役中与五十二较量过的敌酋坂垣征四朗说:“关麟征的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的十个军!”
1939年9月,他任陆军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改任总司令。此时,日军第二、第六、第三十三师团约十万人进犯湖南,欲夺长沙。兄长指挥六个军,运用“诱敌深入”、“四面设伏”和“分进合击”等战术,击溃日军于汨罗河以南,长沙以北地区,促成了当时闻名中外的“湘北大捷”。在长达月余的敌强我弱的艰苦战斗中,显示出他统率大兵团作战的才能。当,湘、鄂、赣、粤四省群众组统代表团赴前线慰问第十五集团军,全国各地发来的慰问函电多达十万件。湘籍旅美华桥李国钦先生从华盛顿侨胞中募集款项慰问保卫长沙的英勇抗日战士。是年,他三十三岁。
聆听兄长叙述他抗日参战的往事,我深为大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兄自黄埔一期毕业,参加了东征、北伐与抗日诸役,坚毅勇敢,能征善战,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屡立战功。作为一个中华男儿,他履行了一个军人的职责,无愧于国家民族。因之,人们称赞他是满腔热血的爱国将军。
又一次,大哥和我谈得正高兴时,我说:“大哥,您前半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渡过的,祖国、家乡人民了解您,谈起抗日,对您的评价是很好的。”他说了声:“是吗?”站起来,来回踱步。他沉浸在被理解和被信任的喜悦之中,我亦深感欣慰。我走向兄长身边说:“大家都希望您能为祖国统一作贡献,您还不老,完全可以为中华民族再做些好事的!”他和蔼地点点头。“我是炎黄子孙,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这次交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在香港的日子里,兄长的精神一直很好。早上,一起床就间:“梧枝起来了吗?快过来,和大哥聊天!”晚上,谈到十点还不想休息。谈得高兴时,他那陕西军人特有的爽朗笑声使全家人都乐了。大嫂在一旁说:“几十年没见你大哥这么高兴过!”侄儿们也笑眯眯地说:“爸爸和二姑真有说不完的话!”每当我谈到祖国的巨大成就和家乡的变化时,他总是兴致勃勃,由衷地希望祖国繁荣富强。1980年5月,兄长在致友人信中写到:“故乡情况,每能自此间报刊上得悉其便概。今者,诸项政令顺应潮流,符合国家利益,工农大众必能振奋精神,热心生产建设,可予为之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我兄以国家民族至上的心声。他身在海外,心向祖国,使我甚为敬佩。
“月是故乡明,水是胡乡甜”。大哥的思乡怀旧之情十分真切强烈。他爱陕西,思念西安、户县,很想念我们西安二府街的祖居家院和他出生地户县真花硙村。对家乡的风土人情,甚至一草一木都念念不忘。甚么西安的钟楼、鼓楼啊!易俗社的秦腔戏啦!家乡风味小吃牛羊肉泡馍,莲潮公园和我们二府街家房座向,院中的石榴树、水井、圆门,还有他为户县家乡创办的“兴中小学”、“振华中学”,以及村外的苍游河、老爷庙、戏楼、祖坟;至亲、老友和他童年时代的孩提之交,南巷的文杰,北巷的虎子,都一一问到了。探亲期间,我在香港渡过了一个端午节。亲人们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非常重视,并且完全按家乡习俗过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哥在和我拉家常时,曾意味深长地忆起在家乡渡过的中秋之夜,明月当空,庭院中全家欢度团圆节的情景。兄长对家乡过旧历年,大年三十,家家敬祖先,贴对联,父母给压岁钱,初一“鸡起”(即天刚麻麻亮时之意)吃臊子面,还有正月十五元霄节,玩花灯,打秋千,耍社火,敲锣打鼓放鞭炮的热闹欢乐场面,以及户县家乡每年冬夏,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三日过村会,亲戚们欢聚交谈,小孩们嘻戏耍闹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可见其感情之深厚。我从《大公报》上看到缪云台先生夫妇由美国回北京定居的消息,便问:“大哥,你认识缪云台先生不?缪先生八十五岁,夫妇俩最近由美国回北京定居了,您要是回去,就在咱们西安住,我爱陕西,家乡太好了!”兄长思乡怀旧之情,感人肺腑。
还有一事使我难以忘怀,兄长生平甚重孝道。我到香港不几天,他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故乡祖坟的情况,我的回答使他非常满意。兄对我说:“枝妹,明天我们一同去上父坟吧!”我说:“好的,要去。”次日,兄长带我和侄等同车前往。抵父坟地,点香烛、摆供品、烧纸衣、纸钱,兄首先叩头拜父,我和侄等随之拜祭。侄儿告诉我,每逢祭日,其父均带子孙按时前来拜祭;并多次给与父坟相邻的坟墓点香烛、焚纸钱,意在希望邻者与远故他乡的老父于九泉之下和睦相处。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余的,而我兄素重仁义,他认为:“多余胜于不足。”我们在父坟停留许久,兄长遥望不语,我知兄之所思。返回途中,兄长同我反复谈及父亲临终时,他曾向老父许诺以后定将老人遗骨迁葬故土之事。还说:“至今心愿未了,实为不安!”我宽慰大哥说:“您不用为此焦虑,今后往来方便,您的孝心是完全能办到的!”但令人万分悲痛的是我兄不幸于1980年8月1日在香港病故,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与兄长团聚后之话别竟成永诀。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兄长,内心的悲伤,无法名状。鸣呼哀哉!父兄两代逝海外,遗骨何日能归来?
兄长在香港逝世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全国各省报纸均及时发布消息,刊登了兄长简历。徐向前元帅致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恸。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唁,诸希节哀。”兄长在内地的生前好友王文宇、王万龄、孔从周、刘希程、杜聿明、李仙洲、李奇中、宋思一、陈铁、郑洞国,侯镜如、黄维、阎揆要、韩浚、廖运泽、覃异之等也发了唁电:“惊闻雨东兄病故,深为哀悼,原期京华叙旧,共乐晚年,宿愿未偿,甚为悲痛,言不尽意,敬盼节哀保重。”友情深厚,至为感人。举殡之日,黄埔旅港各期同学及亲友数百人执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国政协、徐向前元帅送了花圈,可谓哀荣。令人感到安慰!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决不会被人民和历史遗忘的。
大嫂徐孝仁女士端庄贤淑,佑书达礼,为我兄之贤内助。数十年间,兄嫂互敬互爱,同甘共苦,嫂夫人颇为家人和亲友所敬重。长兄遗有二子四女及十多个孙儿孙女,现分别旅居香港、美国等地,侄辈教养良善,学有专长,多从事科技工作。每当省亲旧来的亲人们目睹祖国伟大成就和故乡新貌时,均赞赏不已。对从事科学教育或企业贸易工作,均直接或间接地力求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尽炎黄子孙之责。这也使兄长的遗愿得到了补偿。令人欣慰!
我是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西安解放后,我读完中学,上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成果来之不易。确实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党关怀鼓励我,1979年增补我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83年又选我为省政协常委,我为党没有做多少工作,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实感当之有愧。兄长生前得知我任省协委员时,曾在致友人信中云:“梧枝妹谬获拔握,尚望兄多多指教,使无负政府及人民之所托,是为至盼!”这亦是长兄对我的遗教,自当铭记在心。祖国前程似锦,炎黄子孙无不深感自豪。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为祖国统一和实现四化尽心尽力。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1-03 19: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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