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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肖劲光大将在延安的抗战岁月
2023-01-17 11:15:02  来源:中国日报网(2015年9月4日) 作者:李江  点击:  复制链接

外公肖劲光大将在延安的抗战岁月

  新中国海军第一任司令、开国大将肖劲光。(李江 供图)

  “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

  ——外公肖劲光大将在延安的抗战岁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我的外公——肖劲光大将,回忆最多、给我们晚辈讲得最多的,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各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的不朽业绩。1976年4月,外公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这样饱含深情地写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每每讲到斗争中的风风雨雨、战场上的日日夜夜,每每忆起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志,外公都会沉思、哽咽。抗战八年,外公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负责陕甘宁边区的多项重要工作,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和部署。一些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一些重要战略思想反复研究、酝酿成熟的过程,外公在几十年后仍然对于很多细节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全程见证洛川会议的历史决策

  外公印象最深的,当属我党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洛川会议。在“八·一三”事变炮火的催促下,国民政府终于与我党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后开赴山西第二战区作战。为了研究确立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7年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主席把外公叫到他的窑洞里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接受任务后,外公马上带人出发。那几天连日大雨,山梁上不时有塌方,道路泥泞,很不好走。外公他们乘一辆卡车走了大半天,才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停了下来。这里距洛川县城大约有十几里路,又靠近大路,来往比较方便。进村一看,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穷,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挑来挑去,只有一个庙宇还稍微好一点,便收拾了一下准备给毛主席住。村边有一家姓冯的先生开的私塾,有几间房子,外公他们和冯先生商定,让小学生们放几天假,借了这个房子做会议室。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都是租借的老百姓的房子,条件都比较差。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庄里,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据外公回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后,大家讨论很热烈,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比如,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团结问题,这个团结,一方面是指国共两党的团结,另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党的政策要作相应调整,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既团结农民起来抗战,也要团结开明绅士和地主起来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作相应改变。这引起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讨论,中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面前,怎样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全民族的抗战。

外公肖劲光大将在延安的抗战岁月

  资料图:肖劲光(左)与毛泽东

  洛川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着重从中日双方应对战争的特点出发,说明游击战最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是最有效的打击敌人的战术,也最有利于发动群众。外公对我们说,洛川会议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时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党内的思想也逐步统一起来。

  洛川会议给外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就多次找外公谈过,并且已经确定外公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会上,有少数同志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这样一块根据地对我们党来说十分宝贵,它的存在意义重大。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是完全可以在西北立足的。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外公心悦诚服。他在会上发言指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以后的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很英明的。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在陕甘宁根据地稳如泰山,边区成为联系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同时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军队建设、反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以及生产自救等各个方面,都向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组建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根据地

  洛川会议后,外公回到延安,按照会议决定着手整顿留守部队。刚开始时,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外公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

  留守兵团建立后不久的一天,外公去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团结。他要求外公每天晚上都要到他那里汇报部队的工作。外公每回忆至此,都会感慨地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那样地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这使我感到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亲切地拍着外公的肩膀风趣地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在会上,外公提出了“任务重于生命”的留守兵团行动准则,号召留守兵团全体指战员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随后,留守兵团便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当时边区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4000余人、2000多支枪。留守兵团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穷追猛打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军事围剿战术开展剿匪。一年后,经过数十次战斗,各地的土匪武装基本被肃清。一天晚上,外公来到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向他汇报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经基本肃清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外公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主席听后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外公肖劲光大将在延安的抗战岁月

  资料图:周恩来在新中国首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左)陪同下视察我人民解放军。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除了承担剿匪任务外,留守兵团还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谷,南到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成为外公经常思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河防战斗,外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出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经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就是说,在敌人未到达我军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力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扬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另一条叫“主动出击”,就是说,不能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还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防御部队的作战。

  1939年八九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外公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予以通报。外公将电文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毛改后的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给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在电文后面,毛泽东同志还附笔提示外公:“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毛主席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是很有道理的。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正是由于电文内容无懈可击,拍发时机又掌握得恰到好处,所以得到了阎、邓的认可,也使外公再次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策略思想。

  以斗争求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担负剿匪和河防斗争任务的同时,留守兵团还要与边区内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斗争。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不仅直接关系到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

  据外公回忆,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对斗争的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大家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要坚持胜利的、休战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

  当时,外公是经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磨擦事件中,直接出面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是外公,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外公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磨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外公常对我们讲,那段时间,他有机会直接学习毛主席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身难忘的教益。

  在谈起那段斗争岁月时,外公特意提到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他和王若飞同志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的事。那是1940年春天,离开延安时,毛主席交给外公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外公他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外公他们到达秋林镇时,阎锡山本人不露面,派了一伙人进行纠缠。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用挑衅的口吻,提出一连串刁钻的问题。对此,外公和王若飞根据事实,严辞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说明的问题,则使用“外交辞令”与之周旋。外公他们坚持要与阎锡山面谈,面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这时,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面。阎锡山在阅读毛主席的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主席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阎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外公他们当然没有让步。经过这次谈判,阎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这些协议的达成,对于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外公肖劲光大将在延安的抗战岁月

  肖劲光外孙李江近照。(李江 供图)

  首创“双拥”共建,增进军政军民团结

  外公的一生,做过军事工作,也做过政治工作,也有过军政工作一肩挑的领导经验。外公经常对我们讲,从个人的爱好上说,他更酷爱军事工作,总希望自己带的部队充满生龙活虎的朝气,有生气、有战斗力。在延安,外公非常重视他所领导的留守兵团的建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当时,思想教育最经常的一项内容就是增强团结的教育。毛主席和外公谈得最多的就是团结问题,特别是军政、军民团结的问题。

  1942年前后的一个时期,留守兵团与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不够协调,主要原因是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军队长期驻在一个地方,军政、军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小的矛盾、纠纷。针对这些问题,外公责成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与此同时,外公亲自主持起草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具体列出了留守兵团各级军政机关必须遵守的十二个方面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军队必须尊重各级政府机关,对于政府负责人,应以本部队首长同样看待,不得轻视与污辱。军队无权逮捕政府人员与人民”;第五条规定:“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地权,不得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必须了解与尊重民情风俗,举行与人民送节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与人民的良好感情”;第十二条则明确提出:“拟定今后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以掀起部队拥政爱民的热潮,推动今后拥政爱民工作的开展”。同时,留守兵团还制定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在这些方针措施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和“拥军优属”活动于1943年春节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外公组织留守兵团机关的领导分头到部队驻地群众中走访,送医送药,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边区政府各级行政部门也全面检查各村镇优待抗属、烈属和退伍伤残病老革命军人的情况。整个春节期间,到军委和留守兵团机关、部队慰问演出的群众、文艺团体络绎不绝,边区内部队驻地军民联欢活动接天连日,演出场地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欢歌笑语,响成一片。

  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的这些做法,号召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这一活动,“双拥”运动从延安迅速发展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双拥”热潮。自此,“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并一直传承至今。

  今天,虽然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早已散去,但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奋进的征程依然还在路上。外公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他深情追忆和讲述的我们党和军队的斗争历史,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晚辈的心中。今天,当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时,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继承先辈遗志,发扬抗战精神,凝聚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以不负革命先辈们的不朽功勋与殷殷重托。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3-01-17 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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