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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六】实施细菌战(2)衢州、常德细菌战
2022-05-28 16:07:40  来源:黑龙江省图书馆网;中国档案资讯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

  【简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实行对外侵略国策。鉴于日本资源缺乏的状况,日本将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细菌战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研制细菌武器。1932年,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开始进行细菌研究。1933年将细菌研究活动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先后在背荫河和平房建立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开始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陆续组建了细菌部队,形成了遍布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网络体系。这种由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反人类、违背国际法的国家罪行,始终贯穿在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过程之中。

 

  【六】实施细菌战

  1939年,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细菌武器。此后曾数次组织远征队,配合日军的进攻战,对浙赣铁路沿线湘滇等地区实施了多次细菌战,造成瘟疫大规模流行,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

 

衢州细菌战

  衢州地区位于浙、赣、闽、皖四省交界处,有东南各省中最大的飞机场。由于衢州地区战略地位重要,石井四郎的远征队把衢州地区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在1940年10月和1942年4~8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日军在细菌战中采用多种手段进行细菌攻击,或用飞机在居民聚集区投撒细菌,或派遣阴谋破坏小分队把细菌撒布在水井、河流、厕所及各种建筑物上,或把细菌掺入食品中,强迫或引诱战俘和居民食用,从而导致细菌传播。1940~1942年,日军在衢州地区撒播了大量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各类细菌,使衢州地区变成了多种传染病的疫源地及流行区。“据衢州各县统计资料及衢防疫专家分析,8年(1940~1948)中累计发病约30余万人,病死约5万余人。”邱明轩:《孽债难忘》,第4页,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常德细菌战

  湖南常德地处四省交界,为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华中一带军粮以及四川大后方用粮基地。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示,七三一部队派出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碇常重中佐带领100余人组成远征队,前往常德同南京一六四四部队一同实施细菌战。

  根据“大陆指”,石井部队于1939年在诺门罕实施细菌战,在哈拉哈河播撒了伤寒等细菌,只是由于该部队当时缺乏适当的撒播手段,细菌在流水中失去了感染力,致使收效甚微。1940年,石井部队第一次远征,在宁波等地投撒鼠疫菌,致使宁波一带发生鼠疫流行,日军尝到了细菌战的甜头。石井四郎进行了多年的细菌研究、实验,继而实施了细菌攻击,特别是在宁波的实战中,掌握了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即利用带鼠疫的跳蚤进行细菌攻击。关于这一点,1942年2月,石井四郎在长春向木尾土冢隆二汇报时作了说明,他分析了各类细菌的使用方法及效果,得出试验结果。他说:“从飞机上撒布细菌……不能从高空撒布,否则细菌统统会死掉,说细菌只能在500公尺以下投掷,但在低空投掷时,细菌撒布的面积又太小……(而)效力更大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投掷下去,而是把他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跳蚤一块投掷下去。”《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4~105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带鼠疫的跳蚤落到地面后,就会攻击人或动物,从而造成疫病流行。在宁波实战中,石井四郎积累了一些战斗经验,但也有弄不清的问题,例如空投跳蚤究竟能撒布多大面积等。因此,石井部队策划再次远征,企图在实战中探索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消灭对方的兵力,从而更大规模地进行细菌战。

  1941年,德国进犯苏联,激起了日本军阀扩大战争的欲望。731细菌部队也加紧扩大生产细菌量,准备对苏进行细菌战。按照“关特演”(针对苏联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第731部队内对军官和士兵进行专门训练,使他们通晓和善于使用细菌武器。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总长发布命令,谋划再次对中国进行细菌攻击。被告川岛清供认了1941年准备细菌战的事实:“1941年夏季,当德国对苏联战争爆发后,有次我去见石井将军时,本部队两个部长村上中佐和大谷章大佐也在场,石井将军说到必须加强队内工作,并对我们宣读了日军参谋总长的命令,命令要求我们加紧研究鼠疫菌,作为细菌战武器。该命令中特别指出,必须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撒布鼠疫的媒介物”。《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8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他还说,1941年6月,石井从东京回来后,召集各部部长开会,说他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了731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石井四郎的汇报赢得了日本陆军大本营的称赞,并指示731部队要特别注意于改进并继续研究细菌作战武器。高桥隆笃也交代了参谋本部作出了计划发动细菌战的指示。1941年9月,“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在军司令部内一次部处长会议上通知说,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发来了一道命令,要关东军准备细菌战。梅津在这次会议上就命令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开始大批培养传染病媒介物。”《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57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石井四郎接到“大陆指”后,命令各部扩大跳蚤产量,由过去3~4个月只能生产60公斤跳蚤,提高到同一周期内生产200公斤。至此,一个新的细菌攻击计划就炮制出来了,这场细菌战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策,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领导,731部队负责具体实施。细菌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军队占领的重要枢纽常德以及铁路交通干线。

 

以下补充材料来自《中国档案报》2015年7月24日 总第2790期 第一版:

 

  1943年4月,《湖南省防疫工作报告》的附表《日军飞机投掷鼠疫杆菌飞行路线图》。

  日军在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中第一位受害者蔡桃儿

  当年,在湖南常德城区投下鼠疫杆菌的日本飞机。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飞行员松本正一(右一)驾驶飞机在湖南常德城区投下鼠疫杆菌。

  1943年4月,《湖南省防疫工作报告》记载了日军发动常德细菌战的情况。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撰写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及附表(右图)

  1943年11月,日本侵略军开始向湖南的兵源粮秣基地——常德县城发起进攻,企图一举占领这座重镇,中国守军誓死抵抗,著名的常德保卫战拉开了序幕。然而,早在1941年11月,日本侵略军已在常德进行了另一场鲜为人知、灭绝人性的秘密战——细菌战,这场罪恶的战争给常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痛苦。

  A.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

  1941年11月4日清晨,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县城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军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城区上空盘旋3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飞回到城市的上空。当其折转低飞时,并未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及其他不明颗粒,尤以关庙街、鸡鹅巷投下的数量最多。

  空袭警报解除后,城区居民们将这些东西扫拢来,足有四五百斤重,除了由国民政府警察局取了一些存于玻璃瓶以备检验外,其余尽焚毁。善良的常德居民全然不知鼠疫正悄悄地向他们袭来。

  常德地方当局对日机行径颇感怪异,为慎重起见,将日机空投情况和处理经过电告湖南省政府,并派专人将两瓶空投物送省化验。与此同时,警察局另将日机投下的谷麦等一包送常德东门外的广德医院进行化验,经该院副院长谭学华博士等专家的检验,发现试纸上两极染色较深,确定为革兰氏阴性杆菌,与鼠疫杆菌极为相似。

  11月5日下午,常德县卫生院、广德医院和当地国民党军警机关就日机空投物情况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根据广德医院检验的结果,一致认为日机在常德投下的东西是带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会后,有关单位急电省政府,请其即派专家前来进一步检验,并进行防治工作。

  日机投下谷麦等物五六天后,人们在常德城区的大街上经常发现有死老鼠,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导致被行人践踏而死。居民们常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1月12日早晨,关庙街居民12岁的女孩子蔡桃儿,由其母亲背着到广德医院急诊。据其母亲诉说,患儿11日晚忽发寒战,继则高烧头痛、周身不适、神志不安等症状。经广德医院谭学华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沟的淋巴结液检验,发现试纸上有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同日军投下物中所发现的细菌一样。根据患者住在日机投下谷麦等物较多的关庙街,再联系日机空投的日期和发现死鼠,结合患者起病的日期分析,医生们怀疑这一病例极有可能是鼠疫症。当夜,患者病况更趋严重,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3日上午9时死亡,距起病时间仅36个小时。在患者死亡前,医生曾进行过血涂片检查,发现上面满布鼠疫杆菌,后来在死者的肝、脾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同样的细菌。蔡桃儿成为常德细菌战经实验室验证后的第一位受害者。

  谭学华作为常德鼠疫杆菌的第一个发现者,他将这段特殊经历写成《常德发现鼠疫经过》一文,在1942年3月1日母校校刊《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上发表。发表这篇文章时,院刊还配发了一篇编者按:“谭学华医师系本院第十二届毕业,既非细菌学专家,而又于设备简陋情况之下,对此次常德发现鼠疫工作倍极努力。此种精神,殊甚嘉许。因志出之,想亦各地毕业同学之乐闻欤。”

  继蔡桃儿无辜死亡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随着疫势蔓延,常德居民完全被这恐怖的“瘟疫”所包围,弄得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死于鼠疫的就有600人以上,有的全家人死绝,情形十分悲惨。

  B.“瘟疫”被验证为日机空投鼠疫杆菌所致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政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可能性极大,但无设备证实空投物品所含细菌的性质,必须慎重处理,因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国民政府得报后,鉴于日军此前曾在浙江省鄞衢两县进行过类似的细菌战,湖南常德的异常疫情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即组织由当时国内顶级防疫及鼠疫防治专家为队长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随队带有检验器材、鼠疫疫苗及治鼠疫的特效药品等,从重庆紧急赶往常德进行调查与防疫。

  重庆国民政府军医署和卫生署还派遣德籍犹太人鼠疫防治专家伯力士博士专程前往常德,负责剖验老鼠和测定跳蚤的工作。他们连续3个月,解剖检验五六千只老鼠,至1942年1月底,检验鼠族中染疫鼠族数目日渐增加,确认鼠疫已在当地鼠族中广泛流行。与此同时,11月20日从重庆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赴常德的国民党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组主任、细菌学教授陈文贵一行也于11月24日抵达常德。他们随即展开工作,经对流行病学调查,对病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病理检查、细菌培养、动物试验等,证实确属腺鼠疫。根据实验室的检验结果,陈文贵与伯力士断定常德市流行的是传染性极强的鼠疫。

  常德鼠疫诊断既已确定,其传染来源亟待查明。根据当时发现情形与流行病学原理,以及国内鼠疫防治专家的实地调查研究,专家们深信,常德鼠疫确系日机散播染有杆菌的异物所致,而其传染媒介为隐藏谷麦、棉絮内的活性染疫鼠蚤。

  C.“瘟疫”的控制及防治

  国民政府卫生署在确认上述情况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全力控制常德鼠疫,并紧急调拨鼠疫疫苗及相关的医疗用品运往常德,中央和省方陆续派出了20多个医疗防疫队200多人,在常德进行紧张的防治工作。为进一步加强预防措施,他们还建立了专门的隔离医院,收治鼠疫病人,并设立一专门火葬炉,火化病亡者的尸体。将日军飞机空投物最多的地方如关庙街、鸡鹅巷等处划为疫区,实行警戒封锁,严禁人员进出。同时,向全县居民进行预防注射,发动群众灭鼠、灭蚤,但鼠疫还是向常德城区以外的区域扩散开了。

  桃源莫林乡、常德县属新德乡石公桥、镇德桥等地均发生鼠疫流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直到1942年12月底,常德县及周边地区的疫情才被完全控制住。

  常德细菌战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诸多残暴罪行之一,由于常德细菌战是日本侵略军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发动的,所以这段历史鲜为人知。

  湖南省档案馆保存的由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撰写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及湖南省政府《湖南省防疫工作报告》等有关这场细菌战的报告、文件,使我们对这场秘密战的发生、发展、后果等有所了解,这批档案资料也成为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湖南省档案馆提供档案资料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7月24日 总第2790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5-28 16: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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