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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9个抗战牺牲的弟弟
2020-07-23 10:02:27  来源:网易新闻 文/胡佳恒   点击:  复制链接


  笕桥航校,被誉为“空军黄埔”的民国中央航空学校,其前身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0年民国政府择址杭州古镇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亲任第一任校长。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前往昆明的途中,遇到了正在往昆明撤退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八名学员,他们为病中的林徽因提供了不少帮助;1940年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成了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名誉家长”。不久之后,噩耗频传,八名飞行员和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全部以身殉国。

  林徽因与弟弟林恒

  这是一段冗长苦闷的旅程。从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用她容易爆发的坏脾气抱怨说,简直是将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十月十四日(1937年),一家五口终于走出了长沙火车站,在附近的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暂居了下来。

  华北城市相继沦陷之后,此时的长沙被称为大后方。城市开始涌入大量的战争难民,梁思成一家五口的临时住所,每天都要在巨大的火车汽笛轰鸣中颤抖。但这里也并不安全。驻扎长沙的军队早在八月就预料到,日本飞机迟早要飞过这里。梁思成一行人抵达长沙前两个月,防空部队就接到多架敌机来袭的情报,防空警报声第一次响彻全城,随后长沙漆黑一片,进行了严厉的灯火管制。

  最终,八月的夜空没有出现日本飞机。它们飞来的时候,是十一月。

  没有防空警报,只有爆炸声从突然远处传来,接着是第二下更近的声浪。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梁思成抓起了女儿,儿子被林徽因抱入怀中。慌乱的楼梯里,听得到周围房屋正在断裂的响动。还没来得及下楼,耳边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林徽因与梁从诫被托到空中,然后摔向地面。那些玻璃、门窗、屋顶、天花板都碎成块状,坍塌下来。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不见了。

  他们都没有受伤。一家五口拼命跑向联合大学的防空洞。但头顶上再次俯冲的轰炸机,让他们收住了脚步。街上浓烟滚滚,林徽因觉得这次是躲不掉了,一家人索性靠得紧一些,省得有人活下来去承受悲剧。

  万幸飞机只是掠过,然后在他们要奔跑而去的街道尽头,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哑了。

  这是日本空军第一次空袭长沙,四架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投下七枚炸弹。第三枚差一点命中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所——它在房间十六米的地方爆炸。如果日本飞行员犹豫半秒钟按下投弹按钮,很可能他们连跑下楼的机会都没有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的惨剧中,五十四栋房屋被炸毁,包括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五十四人死于非命,伤者五十八人。很显然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长沙火车东站,人们事后在检查战损时发现,铁轨被炸断了十六米。

  劫后余生的林徽因,蹲在废墟上,企图能拣出一些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颠簸中害上病的梁从诫,则跟着妈妈翻砖头。他要找出自己的玩具,一套带有打仗图案的积木。

  梁思成一家只有借住到朋友家中——许多来自北平的教授,已经先期逃难到了长沙,为临时大学的开学做准备。没有空袭时,他们就像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时那样,邀请朋友,或者朋友们不请自来的到这里,吃一些茶点,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交换着往日的笑声和现实的叹息,但总体来说情绪都还不错。所不同的是,在长沙的林徽因,只能让宾客们围着一只小炉子来品赏她的手艺。

  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去往更远的昆明。这是他们抵达长沙后一直思索的下一步。梁思成希望还能延续营造学社的运转。现实的困难是,学社已经钱粮无着,而且缺乏馆藏图书以供研究。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争取到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

  此时梁思成的二弟梁思永恰也撤退到长沙,然后准备遵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前往昆明。梁思永系哈佛大学考古系出身,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北平几所学校的馆藏图书被辗转抢救到城,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十三万本图书发往昆明,准备在那里重建战时学术研究。这些图书资料的存在,也是梁思成恢复营造学社工作的信心基础。

  但在日本飞机炸掉他们的临时住所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再次迁徙的决定。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马甲,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对于时常要外出测绘的梁思成来说,穿上这件金属马甲意味着他外出测绘的生命将走向衰落。因为如果要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比画完佛光寺的测绘图还难。

  他只能将整个整体转过来,才能观察身后。梁思成并不惧怕这种身体变化,他向妻子自嘲说,抗战刚开始,就穿上防弹背心了。

  妻子的病情还要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梁思成被警告要好好照顾妻子,任何轻微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导致林徽因永远的闭上眼睛。林徽因不以为然,只说警告也是徒劳的,生死由命了。

  脆弱的身体状况,逼迫他们不得不放缓迁往昆明的想法。况且,庚款资助已经中断,他们的背包中仅剩下三百元盘费,一家人生计无着,远赴昆明是冒险,还是逃生,也是疑问。直到日本人的轰炸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林恒

  十二月初,梁思成一家人离开了长沙。昆明不通火车,只有难买的汽车票,和不断转圈的盘山公路,才能通往那里。他们打算忍耐这十天的车程。林徽因对军队的抵抗能力早已失去信心,从北平来到长沙的路上,那时天气已经冷下来,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已穿过棉衣。但林徽因沿途看到,前线布防的士兵都没有棉服可穿。她真不敢想,在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的阵地面前,这些军人该是如何的活着和死去。

  林徽因的忧虑,一年后在长沙城应验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长沙城化作一片火海。

  现实惨状远比林徽因的担忧复杂。蒋介石为了防止长沙沦陷后日军获取城内的物资给养,曾密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求他制定放火烧城计划,在前线无法抵挡日本进攻时实施——作为上海、南京抗日战场的后方,长沙也储备了大量物质。此前武汉已经沦陷,大批从武汉撤出的机关、部队,以及难民无序的逃往宜昌、重庆,还有这里。长沙城市人口从三十余万激增至五十于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这项计划具体化后,严令行动开始前,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警报响起第二遍时,才能开始行动。

  警备司令部领受了放火任务,并告诉举火人员说,放火要有省政府、警备司令部的双重命令。起火时还要听从警报指令,直到城中最高处的天心阁被焚,才可点火。一切看似有条不紊。但警报无声,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在凌晨两点突然起火,城内警备司令部以为是信号,紧跟着各处自行点火。

  此时日军距离长沙尚有五十公里。失去控制的战时情绪,以及孱弱的失败者心态,却早已侵入长沙。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日军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经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十二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的说,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三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警备司令部致电警察局求援灭火,得到的答复是警察已撤离,消防队员也已撤离。消防车无法出动,因为所有的水罐里都灌满了汽油,那是为正式放火时准备的,已经派不上用场。无奈之下,只得宣布弃城。

  流浪者与国家的财富,混乱挤压在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最后被一系列混乱的指令付之一炬。烈焰腾空而起,夜空的红,就像湖南人谭嗣同与唐才常倒下时流出的血——他们都有一个巨大的计划,然后被计划实施者不断发出的错误决定牺牲掉,几十年过去依然如此。那些夺路而逃的妇孺,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的母女,冲进防空洞被烤焦的银行职员,还有在湘江渡口遭踩踏身亡的避难者,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索走了他们的性命。

  大火舔了两天两夜。三千人被烧死,城市几乎燃成灰烬。唯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市党部、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法院、银行以及省政府等公共机关,焚毁情况并不严重。公私相形之下,难免令无家可归的灾民,心更不平。

  火熄之时,蒋介石专程飞抵长沙问罪,法庭认为三位责任人罪不至死,蒋介石批示三人渎职秧民,就地枪决,张治中革职查办。蒋介石后来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蒋介石的检讨,以林徽因的观点来看,也应包括政府无法将每个人安排到能发挥效力的位置上去。在长沙期间,她与她的朋友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即政府还没有完全挥发它的组织作用,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战争累赘,而行军打仗的士兵,多半是目不识丁,又极度缺乏营养的农民子弟。

  很显然以这样的状态去取胜装备精良的日军,存在先天性的不足。知识分子即使不上前线,也应该有一种支援战争的渠道。但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些爱国者被抛弃在战争之外,内心泛起深深的挫败感。

  没有窗户的汽车,一路爬到了晃县。这是一个湘黔交界处的小县城,从这头走到那头,只有一条街道。梁思成抱着儿子,搀着孩子的外祖母,在阴雨泥泞中寻找可以投宿的旅店。林徽因连女儿都快抱不住了。她走不了几步,就要弯腰把梁再冰放回到地上。喘气。咳嗽不停。

  是一辆接一辆的老破车,载着他们来到这里。旅程没有任何额外服务可言,有时汽车出现故障,梁思成还要与司机一起探讨修理的可能性。比如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平安夜里,汽车停在一个名为“七十二盘”的山坡上无法前进。司机跳下车掀起引擎盖,梁思成则将手绢伸进了油箱,发现是燃油耗尽。众人只好推车。最后是山崖上一个有灯的村落救了急,人们起码能在可以生火的地方睡上一觉。林徽因对梁思成说,这该不会就是平安夜的礼物吧?

  旅程也有野蛮的一面。每当汽车晚间停靠路边旅馆,同车人总是争先恐后的下车投宿,唯恐迟到之后订不到床铺。后来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学会了这些。靠站时,他们先撇下孩子和老人在车上照看行李,一起飞奔到旅馆安排妥切,然后才回来取行李,领着家人下车。

  但现在林徽因高烧不退。她不能再赶路,最好停留下来立即休息。他们走完了所有的旅馆,生意好到没有一张空床——前方路面塌方了,几个班次的乘客都滞留在了这里。即使公路短时间内被抢通也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的汽车都已被军方临时征用,用来将航空学校的学员转移到昆明。总之,他们被困在了这里。

  在闯入了一家茶馆之后,林徽因再也走不动,坐了下来。茶馆老板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连打个地铺都不被允许。一家人顿时陷入无处安身的境地。林徽因浑身发冷,但她的额头又让梁再冰觉得滚烫。

  冬夜飘雨。雨里好像又飘来琴声——那是梁思成熟悉的小提琴,他在清华时常常以此为消遣。梁思成冲进夜里,循声而去。他觉得拉琴的人一定来自北京,或者上海,兴许能被说动,提供一些帮助。近了。就是这里。梁思成敲了敲客栈房门。

  琴声戛然而止。门开了。八个年轻人望着门外陌生的梁思成。看着他们都身穿军装,梁思成也愣了一下。对于大兵,他素来谈不上好感。不过事已至此,梁思成只有简单的说明来意。他是难为情的,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中间,梁思成才会迸发出那种健谈与幽默的个性,大多数时候,他很沉默,只会微笑,然后对林徽因的说话作补充性发言。

  年轻人们倒是出乎意料的热心。他们很快腾出一个房间。林徽因已接近昏迷,一进门就躺倒在床上。

  晃县当时完全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来救治林徽因。梁思成又想起同车的旅伴中,有一位女士或许能做一些诊疗。梁思成听说她曾在日本的一家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也研究过中草药。女士也被请了过来,她认为林徽因染上了可怕的肺炎——北平协和医院的医嘱是不得不听的,在抗生素药物还没有广泛使用之前,肺炎是一种很难医治的顽疾。

  一副中医处方出现在梁思成手中,这些药恰好在当地就能买到。林徽因卧床了两个星期,总算是退了烧。

  那间用木板隔开的小屋子,其实是最好的战时底层生活观察哨。林徽因躺卧在那里,凭耳朵知道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可憎的当地妓女,骂骂咧咧的赌徒,山东口音的军官,以及气质各异的司机。她说那些司机很喜欢和妓女们赌博喝酒,用来补偿白天在危险路途上开车的寂寞时间。当然,林徽因听不太懂他们的方言。不过确定的是,大部分谈话与战争无关。

  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员

  更多的故事还是来自那八个年轻人。他们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第七期学员。一九三七年之前,能走出中央航校的飞行员只有五百名左右,都是菁华中的菁华。抗战爆发之后,这批新学员也接到命令撤往昆明,在巫家坝重新建校——辛亥革命那一年,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就是在巫家坝起义,推翻了云南的地方清政权。

  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自广东周边地区,当天夜里拉小提琴的黄栋权,甚至就是广东新会人,与梁启超同乡,当然对梁思成的名字不会陌生。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父母还生活在沦陷区,战火隔断了他们与家庭的联系。已经去世的梁思忠与这些航校学员年龄相仿,随着谈话的深入,梁思成很容易从他们身上看到梁思忠的样子,还有那个被送往武汉的妹妹梁思懿。梁思成与学员之间产生了类似兄长与晚辈之间的感情。

  林徽因自然成了学员们的姐姐。即使是在病中,她在学识方面的谈吐,也一向是知识青年无法抗拒的。而且她真的就是一位航校学员的姐姐——林恒已经考取了中央航校,编入第十期学习班,不久也将赴昆明继续学习。这些奇妙的关系,不能不让林徽因对这八个学员心生怜爱。

  从支离破碎的林家生活中解脱出来后,她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日子,还要不停的调节倔强的母亲与糟糕的仆人、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之间的矛盾,还有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亲戚冲突。与这些学员相处则没有如此复杂。后来,学员们也确实对林徽因有了心理上的依赖。

  退烧之后,梁思成一家五口人又上路了。他们在凌晨一点抢着将少得可怜的行李塞上汽车,然后在黑暗中呆上九个小时,等到十点汽车发动时,只能坐下十六个人的车厢,挤上了二十七个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他们到达昆明。从长沙出发时所计划的十天旅程,被拉长到接近一个半月——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南京后采取的屠城行动,也接近一个半月。当梁思成一家颠簸在山间小路时,南京城的每一条街道上,都盛开出恶之花。

  到达昆明后,梁思成一路积累下来的病痛爆发了。他的背部开始痉挛,穿上金属马甲也于事无补。医生说背部的疼痛是由于扁桃腺有脓毒。于是,扁桃体不见了,但诱发出严重的牙周炎,疼得梁思成吃不下任何东西。接下来,满口的牙齿都被拔去。三十六岁的梁思成,嘲笑自己成了无“齿”之徒,然后在帆布行军床上躺了半年。医生害怕他过度依赖止疼药,建议梁思成做些小手工。所以林徽因找来一些破袜子,请梁思成用它那双攀爬宫殿的手,去一针针的缝补。

  他们租住了城内三间平房,安下了在昆明的家。营造学社经费申请困难,家庭开支也面临赤字,刚刚病愈的林徽因,替代丈夫担起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她每个星期到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六节英文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一个月后换来了四十元课酬。路过杂货店时,林徽因看上了一块扎染的花布,准备掏钱,手又收了回来。最后,她带回了一卷皮尺,花了二十三元。到家之前,又买了几毛钱的零食——一块核桃糖,还有糖炒板栗。这样,丈夫和孩子们都有了礼物。

  当梁思成一家刚到这座城市时,没有一所迁来的研究机构理会他们的求职,大家都是自顾不暇。相反,不断有精美的请柬送来,那出自一些逃到昆明来的富贵人家之手。当梁思成与林徽因赴约时,夫妻俩往往会成为宴会上的花瓶。众人行乐,林徽因习惯泼冷水,说丈夫不能饮酒,她不会打牌,两人都没有抽烟的习惯。类似的宴会,与夫妻俩的现时处境相去甚远,随后他们一概推脱,不再出现。

  为了生计,两位建筑设计师不得不为那些本地有钱人设计房屋,林徽因称他们是卑鄙的富人和奸商。很少有人会支付与梁思成夫妇身价对等的报酬。过了四月,长沙临时大学迁来昆明,挂上西南联合大学的校牌。

  北平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此时正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工作,他聘请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顾问,设计新学校的校舍。这是值得夫妻俩高兴的事,但设计稿改过一版又一版,梦想中的抗战学校,从高楼变成矮楼,又从矮楼变成平房。每易一稿,林徽因都要落泪。

  最后一稿交出后,梁思成听到了一个让他不快的反馈消息。学校研究认为,除图书馆屋顶可用青瓦,校长与部分教师的办公室屋顶可覆铁皮外,其他校舍都将是茅草屋顶。这意味着外墙材料连砖头都用不起,只能靠黏土打垒。梁思成不满的向梅贻琦抱怨,说茅草房连农民都会盖,为何还要他来设计。年长他十二岁的梅贻琦,恳请获得这位建筑设计师的原谅,他承诺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一定请梁思成为清华设计几座世界一流的建筑。

  一九三九年冬天,梁思成与惨淡的局势和解了。他真的设计了一座接近茅草屋标准的房子,作为一家五口人在昆明城外的新住所——申请庚款资助营造学社一事有了回音,中美庚款基金会复函说,如果梁思成能重新寻回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基金会就重启资助。这不是难事。很快营造学社组建出一只新的团队。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愿意与他们分享图书馆。只是研究所为了躲避日渐频繁的日本飞机轰炸,已搬至昆明东北十公里的龙头村,出于便利查阅藏书的考虑,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房子没有盖起来之前,一家人还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捱过一段日子。

  林徽因在昆明桂家花园旧居前

  这座外墙刷上白色石灰粉的房子,是在激烈的原材料争夺中封顶的。两年内物价飞涨,一袋大米能从三块四涨到一百元。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土坯砖,每一块地板,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奋斗的代价是他们破了产,欠下三百元的建筑施工费用。

  是已经返回美国的费慰梅帮他们支付了这笔开支。她寄来了一百美元支票。

  费慰梅还送来一份有名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精美的页面上刊登着梁思成对中国赵州桥的英文测绘手稿。那是梁思成在逃难到天津的路上,给费慰梅寄去的。梁思成希望美国的杂志能发表它,很显然,以费慰梅自身的学科背景,无法成为一名权威的推荐人。她将论文交到麻省理工学员建筑系系主任艾默生手中,恰好也是研究法国开拱桥专家的艾默生,为梁思成的论文附上了推荐信。因为他发现,梁思成所测绘的赵州桥,比法国最早的开拱桥,还要先出生十个世纪。

  龙头村的野地里是怎样的一副景象——日本飞机呼啸而过,用炸弹和引擎的巨响,将中国版图从最北的东北,驱赶到最南的云南。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舰定远号,向日本舰队打出第一发砲弹时,两个先后谋求现代化的国家,他们在海上搏斗的距离只有五千三百米。此后数以千计的青年东渡日本,买轮留洋,在冰天雪地中操习军规,于浩瀚书海中思定国策。返国又大多各为其主,互相厮杀,主义和主张,沦为在刀枪面前无法施展的屠龙术。

  政府的名号换成了走马灯。有人复辟,被梁启超蔡锷逐出紫禁城。有人割据,在军阀混战中自生自灭。有人革命,又陷入无尽的党争,和外界的袭扰入侵。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的被入侵,被自己中断。中日国家间的差距远远跨过了五千三百米。

  定远舰的砲膛退出弹壳已有四十六年了,梁思成与他的妻子还是无力报国,蜷缩在边地小村的长堤松树边,过着与他的祖父辈在广东新会茶坑村一样的生活——古往今来,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常态。所不同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还要无助的看到昆明城里,不定期遭受暴雨般的轰炸,声音传来,令林徽因忍不住想干呕。

  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与友人在昆明

  众多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战争时与一根打猪草无异。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建筑,可以被他们赞美成一座惊人的艺术品。这些赞美,为他们带来个人荣誉与国家好感,但还是难以勾起当权者与普通民众的兴趣。

  他们常常早上五点就从村里出发去西南联大上课,如果路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匆匆跑向可以遮蔽自己的地方藏起来。等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返回村子。林徽因说,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身体好的时候,林徽因会走路到水渠边的瓦窑村。她喜欢在那里的作坊里,看老师傅做陶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泥巴在老师傅的手中,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可惜最后不是烧成瓦盆,就是痰盂。老师傅对这位落难的才情美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大的热情。陶坯手艺传男不传女,有时说话接近刻薄的林徽因,耐心的费了许多口舌,又送了一些礼物,才获准能在一旁看老师傅工作——还得跪拜祖师爷的牌位,即使现在是战争时期。

  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飞机,那种一九二零年代生产的美国道格拉斯O-2型驱逐机。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购入了它们。肥大的双引擎。敞篷座舱。机身由帆布蒙皮覆盖。几只这样的古董组成的飞行编队,在中央航空学校所在的巫家坝机场上空盘旋,然后从高空扔下模拟弹。落地时,薄薄的洋铁皮破碎成片,包裹其中的水,压出一道道水柱。观礼台上一片欢腾。

  梁从诫兴奋极了。一年多前在晃县认识的空军学员叔叔,在飞过这个架次之前,已经正式入列成为飞行员。每逢轮休,他们就会结伴来到龙头村,看望梁思成一家,或者邀请林徽因与孩子们一起去滇池划船。这些二十出头的飞行员,在昆明没有朋友,个个沉默寡言,但也会小声议论哪一个船家的女儿,更像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不失集体生活中的男人天性。

  道格拉斯O-2MC侦查/轻轰机

  就在毕业典礼这一天,这些未来的国军飞行员们,一致请求梁思成全家前来观礼。因为无法与沦陷区的父母取得联系,梁思成与林徽因担任了他们的“名誉家长”。梁思成坐在主席台上,就像真是他们的长兄一样发表讲话,然后抬头看着自己的八个兄弟,驾机升空迎敌。

  这一刻一定会触动林徽因的神经。抵达昆明以来,翻阅报纸就是一项自寻烦恼的举动,她一度激动的对梁思成说,想去山西当兵。然后又自言自语,承认如果真的在军队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现在,她的八个弟弟,正要代替自己去回答这个疑问。林恒也已转入昆明的中央航空学校训练,梁思成的土坯小屋,都可以经营起一个飞行员俱乐部了。

  梁从诫喜欢他们到来。不仅因为每一次都能听到有趣的战斗经历,而且飞行员们还会送给他一些小小的战利品,比如一架用日本飞机残骸上的铝板熔铸成的轰炸机模型。那上面的透明炮塔是用赛璐珞做成,两个螺旋桨还能转动。

  对于一个已经能在纸面上画出飞机和高射炮的男童来说,这件礼物来得正是时候——那些图画中高射炮和飞机的样子,梁从诫是见过的。昆明城里升起黑烟时,空中闪烁的银色小点,还有高射炮弹打上天空的朵朵灰云,都印在他的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父亲将梁再冰和他使劲压在地上,日本飞机从村头的林梢飞过,连座舱里日本飞行员的风镜,都看得十分真切。梁从诫害怕了。他担心日本人发现自己。

  有关武器优劣的讨论,一直是飞行员们最热衷的话题,以至于林徽因都大概知道,老鹰式七五飞机(又称寇蒂斯·霍克七五)要比他们现在驾驶的老古董先进得多。他们告诉林徽因,为了抢高度,飞行员们要驾机一圈一圈的拉升到高空,以便从比敌机更优势的空间俯冲下来,扣动机枪扳机。日本飞行员则不用浪费这些时间,直接就能冲上天际。飞机性能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如果在空战中丧失了第一次俯冲射击的机会,就几乎只能忙于规避身后的机枪砲弹了。

  每当他们开始这样的描述,那张简陋的帆布行军床旁或立或坐的年轻人,俨然就是在向国防部的战情分析员作空战汇报。

  陈桂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总能让命悬一线的搏斗,染上一丝幽默色彩。他是八名飞行员当中的一位,像梁思成的父亲一样,陈桂民说话带有浓重的广东腔,是东莞人。他说有一次敌机向他俯冲射击,没有吃到枪弹,倒是淋到一身乌黑的滑油。事后猜测,可能是敌机的滑油箱被击漏所致。他面相本就黝黑,所以返回机场时,几成黑人的陈桂民,逗得地勤人员乐不可支。

  再遇敌机时,日本飞机又从身后咬住了他,已经打光机枪砲弹的陈桂民,形容自己“吓得脸都青了”。战情分析员梁思成不无幽默的提问陈桂民,“是你在飞机里照镜子,看见自己脸都青了吗?”

  这场空战的戏剧性在于,陈桂民发现敌机也没有砲弹了。日本人追上来与他并排飞行。双方拨出手枪互射,最后连手枪子弹都打光。陈桂民说,那时心想不如同归于尽,于是准备向敌机撞过去。日本人发现了他的企图,很快驾驶他性能优越的飞机远离了纠缠。陈桂民两次撞击未果,急得直掉眼泪。

  随着谈话的深入,梁思成与林徽因从辛酸的诙谐背后,逐渐看到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是如何对自己人施加第二次伤害——他们的教官是德国人。还是学员时,他们就动辄被皮鞭抽打,疼到将吃下去的饭像老牛一样反刍出来。

  更令人心寒的是偷盗。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屡见不鲜,直接导致老旧的飞机时常发生故障,飞行员们要驾驶这样的飞机升空。盘旋。射击。躲避日本飞机的砲弹。然后或者幸运返航,或者折戟沉沙。

  许多前辈飞行员,首次升空后,半年就身覆上青天白日旗落葬他乡。也有许多人,尸首无存,报丧无门。这些痛苦,迟早要来摧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病体。

  空军寄来了一封公函。还有一个包裹。包裹里是日记、往来信件,还有几张照片。都是陈桂民的私人物品。军方联系不上他的家属,就将这些物品交还给了梁思成,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包裹,泣不成声。

  陈桂民死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他在四川凤凰山试飞E-16飞机时,遭遇了发动机故障,迫降殉职——这种由苏联人提供的飞机,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但确实好过那些老古董了。

  叶鹏飞也在林徽因面前哭过。他同样来自广东,是博罗人,不善言谈。

  由于飞机年久失修,他在空中遇到机械故障,按照条例不得不弃机跳伞。接着同样的危险,又重复了一次。叶鹏飞内心充满自责,因为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国内同胞,一元一角捐资购买的。他在小屋里对着林徽因落泪,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安慰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发誓再也不会放弃飞机。

  叶鹏飞身高明显,踢一脚好球,是广东空军足球队队员。如果不是战争,他应该会成为大学里的体育明星。叶鹏飞的队友当中,果真还有一位叫陈镇和的飞行员,大学时期就展露足球天赋,在远东运动会上代表中国队参赛,大胜日本队,一时亚洲无敌手,后来还出征过柏林奥运会。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陈镇和隐退球坛,考入中央航空学校成为一名飞行员。

  叶鹏飞与陈镇和的个人选择并不冷僻,因为同样前往柏林奥运会的广东籍国脚谭江柏,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北上抗日,一直负责为军队提供后勤运输的便利——命运的不同之处在于,陈镇和没有看到光复。谭江柏活到九十五岁,并且将儿子养育成人。他是香港艺人谭咏麟的父亲。

  操纵一堆复杂机器上天,注定是战时最危险的工作,更何况还有那些干扰精密仪表运转的中饱私囊。叶鹏飞第三次在天上碰到故障,长机命令他跳伞求生。叶鹏飞拒绝了。机毁人亡。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他摔死在重庆广阳坝,比陈桂民死得更早。那应该是梁思成抱回的第一个包裹。

  弟弟林恒很久没有再回来看一眼姐姐。他一九四零年春天结业后,就去了成都,在那里执行飞行任务。全级一百二十五人,他的结业成绩名列第二,是一名老练的飞行员。

  三月十四日,为营造学社筹款事宜滞留重庆已三个月的梁思成,接到了来自成都的噩耗。他只好独自一人赶去料理后事,将林恒的遗体埋葬——生活充满动荡,因为历史研究所又迁往了重庆以西三百五十公里的小镇李庄,梁思成一家也不得不弃用新盖不久的房屋,打起背包前往李庄落脚。连年舟车劳顿,加上四川潮湿的阴雨天气,林徽因在这里一病不起,不能亲眼去重庆看看弟弟最后一眼了。

  林恒死于成都双流。在梁从诫的记忆里,这是一个珍珠港似的悲惨故事。当大批日本飞机飞临成都上空时,空军的防空警戒才有所反应,为数不多的驱逐机仓促起飞迎敌,林恒的飞机甫一升空,就被敌机击落在跑道尽头几百米的地方。

  空军档案则认定,林恒是在空战中受困于飞机性能低劣,遭到了日本最新投入使用的零式驱逐机攻击。

  中午十一点五十三分,空军第三、第五大队共三十一架飞机,在双流上空与日本轰炸机群遭遇。原先情报称并无发现零式驱逐机,但就在林恒发起攻击时,视野中出现了十二架为轰炸机护航的零式驱逐机。

  激战持续了近三十分钟。敌机被击落六架。第五大队队员林恒被命中头部,最终坠机于双流南门一带,终年二十三岁。他所在的大队有八名飞行员殉国,其中包括正副大队长和分队长。此役过后,成都空军司令杨鹤霄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第五大队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佩戴“耻”字臂章。整个空军只剩下五十七架飞机,主力飞行员的战斗减员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完全没有底气与拥有数百架飞机的在华日本空军抗衡。

  中央航空学校五大队第十七中队队员,左起第三人为林恒(林徽因的三弟)

  林徽因没有将林恒的死讯告诉自己的母亲。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岁月里,母亲对林恒的仇恨常常令林徽因筋疲力尽。这位三房姨太太的儿子从出生开始,就被林徽因的母亲视为她与林长民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

  所以当林恒从福建老家来到北平暂住,准备报考清华时,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气氛总是不太平。但林恒也是无辜的,他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林徽因理解这种感受,又不能与母亲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只有与林恒深谈过去,让他明白这种家庭尴尬的来由,尽管对孩子来说,提起这样的话题还为时尚早。

  林恒就这样离开了苦短人世。梁思成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他生前穿过的军礼服,还有一把毕业纪念佩剑,那上面刻着蒋介石的名字——他是中央航空学校的名誉校长。残骸系上了黄丝线,一切被悄悄压在衣箱最底层。后来,林徽因的母亲从邻居那里才知道,那个她不喜欢的孩子,为了保卫他们,已经战死在天上。

  包裹已经来了七个。那晚在晃县夜雨中拉小提琴的年轻同乡,他的一生也封存在其中一个小小包裹里。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三日,黄栋权死于陪都重庆上空。那是日本零式驱逐机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亮相,黄栋权和他的同事们,驾驶着十年前的破旧机器,被眼前完全不认识的陌生飞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依然是混乱。前敌指挥部命令原地待命,成都地区司令部要求起飞寻敌。临场之后,各架飞机之间又缺乏联络,因为很多飞行员都没有无线电。亡十伤八。飞机被打下十三架,毁伤十一架。原本有一架掉落地面后,经修补还可使用,遗憾的是,看守人员吸烟,不幸引火将飞机焚毁——在这个国家,训练有素和专业精神从来都是稀缺的。

  无人脱逃,也无人能收殓黄栋权的遗体,他早是粉身碎骨——在一封信中,黄栋权曾告诉林徽因,他准备结婚了。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厉声训斥空军太不中用。在抗战到底的命令下,九架旧飞机几乎是被迫寻死般升空觅敌。有的飞行员连行李袋都搁在地面。所幸不久,他们收到返航指令。

  林耀是那八位飞行员中,唯一还活着的人。他祖籍广东鹤山,眼眶深陷,颧骨高凸,性格沉稳,常常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写来长信。林徽因会反复的读,称赞他有思想。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员

  在一九四一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林耀都躺在医院里。他的左肘在空战中被射穿,神经断裂开来。医生帮他接上了神经,又带来了折磨人的神经痛——那是一战击落两架敌机的代价。

  医生劝他买一台留声机,这样可以听一些他喜欢的古典音乐,好让神经可以松弛下来。漫长的康复治疗结束后,林耀出院被安排到航空学校出任教官。但零式驱逐机横行重庆上空的故事,深深刺激了他,复又要求归队,被批准出任第五大队二十六中队副队长。

  一九四二年的秋末,他将留声机带到了李庄,说不再需要这个。林耀成功客串了一位古典音乐老师的角色,他给梁从诫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向他解释那一段旋律是“命运又一次来敲门”。又放上一段韦伯的《邀舞》,告诉梁从诫哪里是请求,哪里是拒绝,“再请求,再拒绝,答应了,跳起来了。”神情宛如正在金色大厅指挥乐队。

  李庄的天气让林耀患上了感冒。他说游泳是治疗感冒的好办法,于是带着梁再冰与梁从诫来到扬子江边,纵身跳了进去。那是十一月,姐弟俩在岸上,看到他划水的左臂上,露出一道粉红色伤痕。

  之后他又来过一次。给梁从诫带来一张附有手抄中文歌词的《喀秋莎》唱片,一把蓝色皮鞘的小刀,还有一包哈密瓜干——他刚从新疆乌鲁木齐回来,在那里接收了一批苏联援助的飞机。闲谈中,林耀也说起了一些有关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红军的见闻。梁从诫还太小,只记得林叔叔教了他一首《航空队员进行曲》。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梁从诫才知道那是一首苏联歌曲。

  林耀再没有出现过。最后一次接近李庄,还是在天上。他驾驶飞机从昆明飞到成都,应该是特意绕了一个小圈来到这个小村落。林耀的飞机在村头低空绕了两圈,投下了一个通信袋。袋子系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里面是几封西南联大教授托付林耀送来的信件,一包糖果。

  一九四四年春天,他被调往湖南。在正在复甦的长沙城上空,林耀结果了一名日本零式驱逐机飞行员的性命,遂又升职任第二十九中队中队长。六月二十六日,他率领编队飞临湖南益阳,沿江轰炸日军船队。多艘船只沉没,林耀的飞机尾部也被击伤。返航途中暴雨如刀,飞机失去控制,但他并不打算跳伞,只是希望能爬过山峰寻找到一块开阔地迫降,以保全飞机——林耀很珍惜自己所驾驶的P-40飞机。那是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遇袭后,终于向中国提供的。

  破损的飞机没能翻过山峰。林耀撞山而亡,遗骸散落在仙女乡,时年三十二岁。人人都说他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好军官。阵亡前一天,他还在教堂中为死去的战友们祷告。

  林耀殉国之事,给卧床中的林徽因,带来了最后的心灵撞击。八位生命中的贵人,还有令他愧疚终身的弟弟相继惨烈离世,林徽因心中忧愤难平。她写下了一首诗,不只是给林恒。也不只是为了拷问这个她看不懂的时代。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8-13 10: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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