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初期中间党派抗战主张 及其党派合作局面的形成
2019-12-20 23:13:09  来源：姜宏大 ，高 博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但危机总是能使一个高压下的民族团结一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引发了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政党关系的巨大变化，国共两党由武装对抗走向了合作，各中间党派也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加深理解抗战时期的党派关系及其多党并存的客观性和长期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是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经过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先后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和朝鲜。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又伸进了我国东北。1927年7月25 日，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奏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中意欲独吞中国的“满蒙地区”。1931年9 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却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并以此为由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又进攻上海闸北，至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淞沪停战 协定”，日本实际上控制了上海。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激起了中间党派的极大义愤。抗战初期中国国内的中间党派主要有中国青年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 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1937年7月10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揭露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是妄图占领平津，使华北成为东北第二的阴谋，《宣言》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政策。同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日救国八项 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等，也向蒋介石国民党阐明了他们对于抗日御侮的意见。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终于摆脱了卢沟桥事变前夕的妥协、动摇状态，代表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17 日在庐山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他表示：“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实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 责任。” [1]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伯渠等在庐山与国民党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了会谈。 8月中旬和9月下旬，双方在南京就红军改编、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改制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释放了救国会的“七君子”，并邀请他们赴南京“贡献一些关于救国运动的意见”。长期在国外从事抗日反蒋活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等，响应国民党“共赴国难”的号召，陆续回国，一向没有合法地位的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也因拥护国民党抗战，而取得了合法地位。

　　为了表示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8月底，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蒋介石以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名义，聘请共产党(未出席)、青年党、国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职教社和乡村建设派的一些领导人担任国防参议员。尽管国防参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机关，权力很小，但对于长期实行一党专政、不给其他党派以任何民主权利的国民党来说，国防参议会的召开无疑是一个进步。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在中共的一再催促下，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肯定中共宣言的精神“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与决议案相合”，表示“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2]蒋介石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中间党派一致拥护国共合作和党派团结，“全救会”领导人邹韬奋发表的题为《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认为国共再度合作 “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国难愈益严重以来的数年间，全国忧心外患的人们不避 艰险以企求的重要主张之一”，它表明“我们已恢复了民国十六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打击”。[3]沈钧儒、李公仆等人创办的《全民抗战》周刊在发表的社论中也说，“国共两党的亲密结合是非常可庆幸的 事”，“坚信全国的一切力量将一天天团结到这个中心的周围来”。“历来反对政府的在野党派，均放弃成见，拥护抗战的政府”，认为“一个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的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

　　二

　　在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拥护的同时，各中间党派也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38年3月发表《我们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7月公布《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等文件，全面阐述了该党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要“扬优击弱”，发挥政治优势，就必须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政治，注重民生，发挥和培养抗战能力，方可坚持持久作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由于该党有过长期的反蒋斗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它在肯定国民党抗战的同时，反对“仅唱‘抗日高于一切’，空呼‘拥护领袖’”，而要求国民党政府要有组织抗战的具体计划和实现步骤，要有“以民主民生为施政的骨干”。它在对国民 党《抗战建国纲领》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认为这个纲领还只是一些原则，“应该号召全国人民以及在野党派，积极的讨论，发挥和补充这个纲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民主抗战的主张，是与中共全面抗战主张基本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的政治通报中指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是“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4]

　　抗战开始后，救国会领导人在先后发表的宣言、文章和通信中，也提出并阐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救国会主张全面抗战和有条件有原则的拥蒋，条件和原则就是抗战到底和实现民主政治。他们拥蒋抗日，但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任何妥协倾向。他们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并认为政治民主是保障国内 各党派团结的前提。他们拥护国共合作，完全赞成中共抗战、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

　　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和致公党的抗战主张大体相同，以职教社最具代表性。职教社主张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最高原则，认为要集中和统一全国力量，“应当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同时也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政治，以“使全国人民都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5]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抗战主张。他们要求抗战和民主，这是正确的，但又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期望过高，主张“军队国家化”，这又不利于发动全面抗战。

　　青年党、国社党对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基本一致。 青年党承认国民政府是“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并 表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8月20日，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六项政治主张，即：拥 护政府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厉行全民动员;在不妨害国家之独立和统一原则之下，联合各党共同奋斗; 肃清贪污，解除人民疾苦;策动友邦，实行制裁暴日。青年党表示“愿以全党的力量，拥护政府抗战”。国社党张君劢于1938年3月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中也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愿 意拥护和服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抗战。

　　可以说，处在国共两党以外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青年党、国社党等中间党派在拥护国共合作，主张抗战、民主和党派团结等问题上，与中共的主张基本一致，这是主流，是大局。但由于抗战中民族矛盾纵横交织的复杂性，由于对国民党蒋介石本质认识的差异性，也由于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努力的等诸多原因，造成了抗战初期各中间党派对怎 样拥蒋抗战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这是支流，是局部。一般地说，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和主张经常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时异时同，但总的态度是一贯的、稳定的。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形成的以两大政党合作为主体的多党合作共存的局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形成多党并存的格局。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古老沉寂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明起到了一个解体性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给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某些条件和可能。由此，中国出现了“微弱 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并存，近代化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并存，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不好走的路并存”的奇异现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异常复杂。传统社会里的阶级成分与现代社会里的阶级成分同时并存，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两种文明下各自连带着的阶级和阶层同时存在，使得整个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导致了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新兴阶级的产生，促成了新 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为了有效的表达与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它们往往需要形成本阶级、本阶层的政党，或借助同本阶级本阶层利益相近的政党进行活动。由此，造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多党现象。” [6]

　　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并存的局面无疑就是这一历史的逻辑延续，这种多党并存的局面必然要长期存在下去，它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政策的走向，制约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总体发展态势，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34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 册，第 25 页.

　　[3]《邹韬奋全集》 (8)，10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561 页， 档案出版社，1986.

　　[5]黄嘉树：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190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6]萧然： 《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12- 13 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姜宏大，女，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高博，女，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 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9-12-20 23: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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