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全面内战之前对于“东北问题”的争论（上）
2019-08-16 16:01:35 来源：原创： 郭美池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8月1日 点击： 复制链接
1946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的反苏游行，使“东北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此后，东北地区迭起战火，至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共双方在东北的逐鹿是这期间中国政治发展态势的一个关键所在。除了军事上的较量以外，东北之争还可以体现在话语权的争夺上——国共在报纸、期刊上连续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言论，双方有来有往、针锋相对，掀起了一场诉诸于文字的大论争。
本期推送即根据平台上的有关史料，来回顾那一时期国共双方对于“东北问题”的表述与争论。
杨白彤主编的《东北问题》，1946年7月出版，内中收录了多篇关于“东北问题”的文章，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方面对于东北问题的表述。
01 东北问题的性质之争
由于东北问题具有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国民党与苏联构成外交关系，同时，国、共之间构成内政问题，使得国共双方可以在东北问题究竟属于什么问题上面“做文章”。
国民党从一开始便认定东北问题属于中苏之间的外交问题，拒绝与中共作任何形式的谈判。因此，从战后直到苏军撤退之前的一系列国共谈判中都未曾见到东北问题的影子。而中共方面则是争取用谈判方式来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性，试图打开谈判之门，以使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如1946年1月，在东北停战令颁布以后，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 必须我在东北能击败顽军之进攻，使其武力解决东北问题不能实现，方能和我谈判东北问题。”
2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对东北问题的四项主张，要求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东北的共产党军队等，意在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承认东北问题也是一个内政问题。中共还表示，政协会议对有争议的地方政权的协议也应同样适用于东北。
《中共中央发言人谈东北概况 重申我党对东北问题主张 和平民主团结建设》，《解放日报》1946年2月14日，第一版。
紧接着，国民党通过《中央日报》社论对此作出反驳。社论中提出“在日本投降以前，东北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因此东北不在政治解决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认为政治问题应当“政治解决”，国际问题应当“国际解决”，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坚持东北问题是中苏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国、共对于东北问题属何性质之争由此开始公开化。
作为对“日本投降以前，东北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一言论的驳斥，中共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的文章。如《新华日报》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介绍东北抗联的沿革、抗联军队在东北的斗争情况、中共与抗联的关系等等，用以歌颂抗联在抗战期间的成绩，并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上述论据。
李杜、周保忠著：《东北的黑暗与光明》，1946年8月，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出版，内中收录了几篇介绍与颂扬东北抗日联军的文章。
国民党对于东北问题属何性质的最权威的表述，当属蒋介石的一次演讲报告。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不承认东北有内政问题，也就是不承认共产党在东北具有合法地位，这就宣示着只有国民党拥有接收东北的合法权力。进而，由国民党中宣部制定的《东北问题宣传方案》又进一步确立了宣传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1.东北接收纯属中苏外交问题，绝非内政问题;2.依据条约，苏军撤退时东北应交由中央政府接收;3.中共进入东北，制造所谓民选政府，是趁火打劫。
针对蒋介石的此番报告，周恩来于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政协决议、军事问题、东北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外交和内政不可混为一谈，但是二者“可同时进行，不应该故分先后”，外交问题应该由国民政府和苏联去办，而内政问题应由国共两方自行解决。这一表述首先否认了东北问题单纯是一个外交问题，其次否定了先外交、后内政的解决顺序，提出二者可分开解决、同时解决。
《新华日报》，1946年4月6日，第二版。
《解放》刊载的《东北问题应如何解决》一文，更为清晰的阐释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文中称东北问题的症结在于民主问题，其实质上是一个内政问题，其次才是外交问题，如果内政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此文中隐含的论述逻辑即为内政可以决定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同时，民盟主办的《民主报》亦发表《对于东北问题应有的认识与主张》一文，提出“内政搞不好，就可能加深国际问题的猜疑与复杂性”，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然而，国共双方的争论焦点必然是依据现实政治背景的转化而变化的。随着苏联军队的撤退，“东北问题”所具有的外交意义渐渐淡去，那么，外交与内政的性质之争也逐渐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与此同时，由胡乔木主笔的一篇驳斥蒋介石政治报告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掀起一轮新的宣传论争。
02 《驳蒋介石》与驳《驳蒋介石》
如果说周恩来针对蒋介石报告所做的谈话尚属温和，那么双方之后的宣传之争就可谓是愈演愈烈了。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以犀利、热辣的措辞对蒋此前的政治报告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这番报告的要点只在于武力解决东北问题、撕毁政协决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篇社论一改之前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但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的宣传手法，而将斗争矛头直接对准蒋介石本人，称蒋完全暴露了他的“一副嗜杀成性的狰狞面目”，指责蒋的某些言论是“令人作呕的伪善”。这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抨击，而是新一轮政治攻势与宣传攻势发起的标识。之后，中共中央还在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示《驳蒋介石》等文章可以“相机发到顽军官兵中去”，以进行政治攻势，宣传党的政策。
《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一文后，《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后又被多方报纸、期刊相继转载评论，受到很大关注。上图出自平台上《文萃》，第二十六期，1946年4月18日。
对于报纸上如此公开的“侮辱元首”的言论，国民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4月9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共产党新行动的信号》，进行针尖对麦芒的反击，不仅指责共产党“叛国”、“造乱”的“重大犯罪行为”，还重申东北问题是共产党的“人兽关头”，在过了这个关头之后已经“自外于人性与人道”。社论中还解释了《驳蒋介石》不是在单纯的反对蒋个人和蒋领导的政府，而是“志在割裂中国”，把“反对蒋主席个人”与“割裂中国”这两项联系在一起，用以表示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而将此人为地上升到国家统一、民族大义的层面。
除了《中央日报》以外，重庆的许多报纸都对此作出反应。如《大公报》发表的《过分的宣传》一文中指出，共产党作为中国第二大党，对东北问题、政协问题等有所争论，是无可厚非的。“政争的宣传，本可各说各理”，但“过分的宣战”，除了可以宣泄快意外，只会失掉人民的同情，甚至还称“宣传战到了这样程度，真令人惊悸”。
当各大报纸都在对《驳蒋介石》进行回击或回应之时，重庆《世界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针对周恩来记者招待会谈话的文章。文中称，中共是在利用混乱的外交局势，在东北奉行“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协商承认”的政策，并对周恩来谈话中“先停冲突，后谈接收”的解决方法提出一连串的质问——如果冲突不停止，难道主权就不接收么?如果不增派军队，难道要政府徒手接收么?这篇文章与驳《驳蒋介石》的文章互为呼应，构成了这轮宣传战的完整环节。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梳理出这场论争的大致脉络，如下图所示：
在这轮宣传之争过后，由李茂永、李清灿主编，重庆红蓝出版社发行的一册《是非公论》出版，书中集中收录了十二篇此次论争中的相关文章：
之所以将书名定为《是非公论》，是编者欲取“是非自有公论”之意，以供读者自己辩明是非曲直。编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写道：“政治是一件最繁复的事情，各人的意志不能一致，因而在理论上有争辩，这是理之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争辩要在理论上事实上找根据，才能获得大众的同情与拥护。如果在争辩中，冲动了感情，而冷嘲热讽，那是不应该的。假若再歪曲事实，任意鼓簧，甚至谩骂侮辱，那更失去政治家的气度与风格”。然而，综观上述这些报纸上的言论，可以说国共双方都在文章中运用了“冷嘲热讽”、“谩骂侮辱”的写作手法。何况，国共的对立也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政见”、“党见”之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表面上看，此书的编者似乎是站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立场上来搜集文字、整理成书，以供社会大众参考辨析。可是，由书中的信息不难看出作者有着相当的倾向性。由此可见，是非公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说的清、道的明的。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浏览平台上的有关史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篇幅有限，此次只推送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敬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后续推送。
往期回顾：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形成：基于时、空视角的考察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埋下隐患到打破僵局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二)：迁延不决
1946年反苏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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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7-13 21: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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