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勤：从中央大学奔赴茅山抗日根据地——汪大铭同志指引我走上革命的路
2019-05-22 11:06:18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许勤，原名朱慧娟，后改名朱为捐，意“为国捐躯”，江苏省常州市人，1921年7月出生，毕业于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汽车拖拉机设计专业，于1940年7月21日在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江宁县参加中国共产1939年1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高巾读书时，自发在学生41组织领导“七人团”、“十三人团”等秘密抗日组织，1940年8月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曾组织领导青年互助会、群众团结救国会、女学生读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1舛1年8月工学院的工作有了一些基础，发展了党员后，就转入该校文学院外国文学系学习、工作，1942年3 月2日在日寇搜捕之下，撤出南京城，到了苏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从事抗日游击战争，为了家庭安全，改名许勤，曾任茅山地委调查研究干事、湖滨中学教员兼党支钿书记、茅山专员公署施教团团长、溧南县政府文教科副科长、广德 县委秘书、苏浙日报社记者等，1945年抗战胜利随苏南新四军北撤到山东，于1946年年初任烟台日报社编辑，后调到烟台外事办公厅任《烟台新闻报》(英文报)主编，1946年秋到大连，任旅大建国学院教员，1947年调任旅大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部长，1949年随四野南下，到了江西九江新解放区，从事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工作，曾任都昌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2年土改完成后，调九江市任九江新农村报社社长，后任九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许勤调到工业建设战线：当年春调到武汉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工作，秋调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处副处长，后任工艺处副处长;1960年在北京任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副厂长、北京二里沟汽车制造厂生产副厂长等职务。许勤1979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科技编辑部负责人、社编委、编审等工作，于1986年12月离休。

　　(一)

　　我1921年7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贫苦店员家庭，爸爸朱芝阳是个店员，妈妈许秀英做家务。因家庭负担过重，十二三岁时爷爷要将我送到无锡当童工，父亲舍不得，我才能留下来继续读书。

　　我原名朱慧娟，少年时就读于织机坊小学。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前夕。有一次，学校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听从东北流亡来的人讲沦陷区老百姓的悲惨遭遇和马占山领导东北义勇军奋勇抗日的故事。我们四年级的同学听了个个声泪倶下。学校号召大家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我尽已所能捐献了一袋炒米。

　　后来我考取了常州市的芳晖女中。学校为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制定了一项政策，凡全班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免缴学费。我把握住来之不易的际遇，拼命用功，终于取到了这个名额。初三时，我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号召，参加常州市全市学生集队游行，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后又到火车站，爬上火车，到南京市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抗日。

　　我在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爱国情调浓浓的书籍，思想受到很大触动。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第三集写苏联女子的幸福生活。我读后打心底羡慕。

　　1937年深秋，日寇的飞机频繁轰炸常州城，炸弹就落在我家住的房附近，周围没有防空设施。弟弟们吓得只哭，许多邻居都逃难到别处去了。一天傍晚，在南京当店员的父亲匆匆跑回家，催促我们拿几件换洗衣服就立即离开，愈快愈好。父亲抱着我六个月大的弟弟，搀扶着我母亲，背了个小衣包走在前面。我领着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弟弟在后面跟着，直奔到常州火车站。此时车站上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灯光，见不到一个员工，也没有一个乘客。过了一个多小时，从上海方向开来了一列火车,.我们立刻向停车的地段跑去，见一节车门打开。两个大兵站在两边。爸爸哀求让我们上车。他们非常善意地把我们全家拉了上车。我定下神来一看，车上载满呻吟的伤兵。他们是参加淞沪会战的60多万名指战员中的一部分，都是中华民族好样儿的。

　　到南京下了火车，父亲对我们说：“店老板已于前两天逃亡汉口，走时向我交代把店管好，他以后回家一定重重答谢。”父亲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认为国难当头，世道混乱，作为一名雇员，冒着生命危险，守好店主家业是理所当然的。

　　父亲已与烧饭的祝师傅商定，先把我们带到他乡下六合的家中避一避。祝师傅用竹篮挑起一副担子，一头放着行李，一头是嘴里发出吸奶声的小弟弟。我搀着另外两个小弟弟，母亲用棍子当拐杖，紧紧跟祝师傅后面。走到长江边，我们坐上了一只艘装有10多个难民的民船。父亲站在江边。他向我们频频挥手，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向江北驶去。

　　祝师傅家在丘陵地区。我们母女从来没走过崎岖小道，走了一会就都感到很累。三岁的弟弟先叫走不动了，祝师傅就又把他抱到篮里挑着走。我一手搀妈妈，一手搀弟弟，近10公里的路程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终于到达祝师傅家。

　　在祝师傅家住了几天，六合沦陷了。日寇经常下乡奸淫烧杀。我们心里十分焦急。父亲又请祝师傅把我们接回南京。上路前，祝师傅给我们带来几件破衣服，将我们脸上抹了锅底灰，登上民船向江南开去。

　　渡江时，只见一群乌鸦在空中盘旋，时而飞上，时而落下。岸边有几堆黑黑的小山似的东西，不知何物。我问祝师傅，他说那是大屠杀后的尸体没人收，乌鸦在吃死人肉。我感到毛骨悚然，吓得闭上眼睛。

　　上岸后，为避开日本鬼子，祝师傅又带着我们从左转右拐的小巷里走，好不容易才走到父亲住处。天快黑了，父亲说不能在家里住，又请祝师傅把我们送到附近的金陵神学院。一间地下室内，住着30多个年轻女子，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她们说，是一位好心的修女打扫干净让大家住进来的。

　　此时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神学院是美国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这里就成了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过一万多人。

　　数月后，老板回到南京。父亲忠心耿耿帮助老板守住这份家业，老板回来不但不给工资，反而辞退了父亲。看来这个老板原来向父亲承诺“重谢”是个骗局。

　　1938年春，我们只好搭上运送难民的闷罐车回家。走前，我给神学院的难友们留下了通讯录。回到常州，只见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我们走到惠民桥边一看，祖屋前后左右都成了瓦砾，街面上积了30多厘米厚的砖瓦垃圾。祖屋东倒西歪，门窗也己破损。家被洗劫一空。父亲说：“再破也是自己的家，修修补补住下吧。”从此，父亲靠向亲戚朋友借债度日。不久我们又听说，姑妈的儿媳遭日本鬼子强奸跳河自尽了。国难家仇一起涌上我的心头。我愤懑不平，决心到前线抗日，並把名子改为朱为捐。我决心为国捐驱。

　　我约了同学和亲戚，寻找去打鬼子的路，但始终未找到。8月间，我突然接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地下室难友的来信,告诉我华群(即魏德琳)小姐在原金陵女大校内办了一所中学，贫苦学生可申请半工半读。我非常高兴，约了吴静华同学一道去南足报考。我用朱为捐之名考入了高中二年级，还争取到半工半读，免除了全部学费，每周还在华小姐办的小学校内教七节课。

　　此时南京虽已沦陷九个多月，日军的暴行仍十分猖獗。华小姐为了我们的安全，规定学生一律住校，不得私自走出校门，每个学生每月回家一次，由学校排出每周回家学生名单，还规定几人同行，白天走白天归。

　　一天，华小姐对我说：“为了安全，不让孩子们出校门, 但也给他们带来不便，我想在校内办个小商店，由你负责。我派两个低年级的学生协助你。”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小商店就开张了。我们在一间教室内，将课桌放在四周靠墙壁，桌上分门别类放着铅笔、小刀、橡皮、笔记本以及毛巾、肥皂、牙膏等日用品，每日中午营业一小时。这样，同学们就不必外出购物了。

　　我校宿舍离校外大路较近。华小姐常在夜间到我们宿舍来，提醒我们小声说话，路上常有日军来往巡逻，规定9时熄灯后谁也不准讲话。

　　我校当时对外的名称是金陵女子大学服务部实验科，与当时的伪政权教育行政部门不发生任何关系，伪政府通知出席的任何会议也不参加，收到的任何报表也不填写，要限期登记使用他们的课本也不予理睬。对前来视察、督办的人员，华小姐机灵地回答他们说：“我们的工作除靠募捐资助外，很大程度上是勤工俭学。如果开设常规课程，学校是肯定完成不了政府规定任务的。”敌人听了也没办法。

　　1939年1月，学校放寒假。我因无钱买火车票回常州，正处于十分焦虑之时，华小姐来通知我，她已决定，包括我在内的六个特别困难的同学可以继续留校，安排住500号宿舍，两人一个房间，在家政科食堂用餐，一日两餐，全部免费。她怕我们一日吃两餐饿肚子，特别嘱咐厨房师傅将锅巴留给我们，用开水泡一下再加一餐。她担心我们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回家了，自己不能回家见父母兄弟姐妹心里难受，还特地安排一次年夜宴会。我们都很感激华小姐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到。

　　和我同住一室的女同学叫王秀琪。她是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解散时留下的100多人中的一个。她家房屋被炸毁。她丈夫亦或被杀，也许失踪。她带了个两岁的小孩，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由于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华小姐就安排她进入家政科，让她从事手工劳动，织毛巾、织袜子，每天只上两节课，提高文化水平。我常常听她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因而，两人之间谈话便顺理成章地往更深处展开。我坦率地对她说：“我原名叫朱慧娟，现改名叫朱为捐，就是要打垮日本鬼子，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生命，为国捐躯!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出路，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出路。”我们两个人愈谈愈投缘，愈谈愈来劲，决定团结抗日爱国的同学，组织秘密抗日团体，进行秘密抗日活动。

　　开学后，我单线发展了吴静华，王秀琪单线发展了姜秀英。经过一段时间考察，觉得这两人可靠，就以四人为核心，发起成立抗日“七人团”(发展到7人时这样称呼，发展到13人时叫抗日“十三人团”)。我们有严格的纪律，十分注重保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保密不仅关系到个人与组织的生死存亡，还关系到学校与华小姐的安全，如果因为我们的抗日活动使学校遭到牵连和威胁，就怎么也对不起华小姐。所以，我们规定与别人谈话时都以交朋友方式，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不到十分成熟都不交底，不轻易发展他们参加组织。我们还规定在关系处理上谁发展谁领导，只准单线，不发生横向连接，除四人核心不定期碰头外，不开全体成员会，不作文字记录，对老师、父母、亲友一律绝对保密。因此，我们的抗日活动一直未被敌人发觉。

　　随着活动的日益展开，遇到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由于我们年纪轻，头脑简单，政治上不成熟，缺乏革命理论基础, 有些重大问题自己不能作出解释。如有的同学说，抗日，抗日，日军反而愈战愈加疯狂，国土大片大片沦丧，敌人天天向西南进攻，武汉已吃紧，长沙也难保，何时能打败日本? 何时能收复失地?光靠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就能救国了吗? 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寻找高水平的领导，指引我们走正确光明的道路。

　　有一天，姜秀英对我说：“金陵大学附中被捕的七名学生全放出来了。我已打听到一个人的家庭住址。也许他会帮我们找到共产党组织。我们可否去问问他? ”于是，我和姜秀英就摸到那人家。他见我们惊恐地问：“你们进来时见到人吗?”我们说没有。他说：“日本特务监视着我。你们必须迅速离开!他立即要我俩向他家的屋后跑去。我们从一个破墙洞钻出，立马又跑入另一个胡同，接连跑了四五个胡 同才敢回头看，没有发现人跟踪我俩，再转三个胡同才回到学校。

　　我们组织中有个女同学说她哥哥认识一个从后方来南京联络爱国青年的人。我和王秀琪约见了他。他一见我们便滔滔不绝地吹，说他来自重庆，职务是上海市三青团中队长, 问我们组织多少人，领导人是谁，写个名单交给他，他将带去重庆为我们登记，让重庆方面不忘我们这些功臣，将来前程是无量的。从这个人的谈话中听不出一点抗日的味道，再看他的穿着，手上戴着金表、金戒子，油头粉面，皮鞋锃亮, 西装毕挺，也见不到一丝打日寇的影子，我们认定他不是个日本特务，也是个纨绔子弟，决定不与他交流，对他说：“先生，你讲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你认错人了吧。”说罢就离他而去。

　　1939年暑假，吴静华在常州城内听到隔壁有人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即把信息传给我。我与她一道找着了这位女性。她姓钟。我们再通过这位爱国女学生找到在家养病的新四军干部赵云峰。他非常朴素，生活也很艰苦，热情解答了我们的许多问题。如沦陷区青年目前的任务是什么，中国只有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等等，使我们茅塞顿开，为此兴奋不己，认定他才是真正抗日爱国的分子。于是，我们就将在南京的秘密活动情况介绍给他，并提出和他联系，请他多多给我们指点。他见我们如此坦诚，也就把我们介绍给了李复。李复，江苏宜兴人，1908年生，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专并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家乡组织游击队武 装抗日。1938年秋他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0年3月起，他先后任中共太涌工委财经科科长、新四军第二支队独立第二团副团长。同年11月10日他在武进吊桥遭敌堵击，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我们先和李复通信联系，1939年12月他又在常州城内约见吴静华，除当面交谈了些情况外，还送给两本毛泽东的著作，一本是《论持久战》，一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吴静华机智地把这两本书带进了南京城内，带到了金陵女大附中。

　　1940年春，李复通知我们，他在常州与我们联系不便，他已把南京城内工作向中共苏皖区党委作了汇报，苏皖区委决定由党委直接领导我们。不久我们接到汪大铭的密信，约我们在江宁县的一个村子里见面。我和王秀琪奉命一同前往。汪大铭交给李复接转的信以及三本书，向我们交代：一、 今后我们在南京城内的活动由他直接与我们联系，归他直接领导;二、作好一切准备，暑期到乡下学习一段时间，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确立革命到底的人生观。

　　时间过得真快，炎热的暑期到了。吴静华在一年前由李复从常州介绍去苏北新四军军部脱产参加革命。我和王秀琪、姜秀英三人于7月的一天，按苏皖区党委的通知，到句容宝华山参加了短训班学习。

　　这个学习班由句容县中心县委书记汪大铭直接领导，带领我们与句容县委机关一起行动。从此我们经受着游击区生活和为革命而牺牲的考验：学习无定址，每晚都要转移宿营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走着从未走过的乡村小道，常跌入路边的稻田或小河小沟里，沾得一身泥水;宿营一般都在贫苦农民家中，在堂屋用门板一搁，或草铺一摊当床，三人挤在一块。“嗡嗡”叫的蚊子，钻进衣服内的跳蚤、虱子打扰着使我们不能安睡;吃饭常吃不饱，下饭的菜就更不讲什么荤素油水了。

　　短训班期间，因缺医少药，王昌颖因怀孕时患了痢疾。母子俩双双去世。周洁一次出差，不慎遭敌逮捕被杀害。还有位叫史静的，高度近视，视力极差，外出执行任务途中，与敌接近时才发觉，奔跑躲避时又丢了眼镜，后被敌人逮住用大刀劈死。他爱人钱韵红是上海女学生，才怀孕一个月，精神上极为痛苦，可她还以一名新四军老战士的爱心照顾着我们，与我们谈革命理想，讲革命前途，从家里带来的营养品让给我们吃。这令我们敬佩而感动。我们自觉地化悲痛为力量，白天看书，提出问题，晚上进行讨论，充分暴露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相互展开争论，最后由领导为我们作解答，作总结。

　　我们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指示和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待敌、伪、顽的政策，学习了中国的工人问题、农民问题，认识共产主义，一共读了二三十本书。通过学习，我们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自觉地产生了入党的要求，主动地向组织上提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报告。我的申请21日送上去，很快就批下来了，王秀琪、姜秀英也先后获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8月10日，我们三人成立一个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南京地下党组织自1937年10月撤离后，我们是苏皖区党委派进南京城内领导地下斗争的第一个党支部。

　　(三)

　　9月，我考入中央大学理工学院，以读书作掩护，开展地下斗争。

　　苏皖区党委明确指示我们在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城内，党的组织任务应该是去团结、教育、发动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具体做法上可以以读书为掩护，利用各种形式，把群众性的组织建立起来，对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不断进行考察，有重点地审慎地发展党员。

　　支部回到南京后，首先整顿金陵女大附中的抗日组织，在“七人团”、“十三人团”的基础上，建立发展了青年互助会(我发展程淑英加入此会)，肯定这一组织的性质是党的外围组织。它必须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战斗性强，以此去团结更多青年学生。后来这个组织发展为50多人，在其成员中稳妥地发展了阮巧云、林金珠、张一诚等入了党。

　　1941年2月，我带领程淑英到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参观学习。程淑英回南京不久，就将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表哥黄真和他的同学肖名树、方堃(潘田)介绍与我相识。在这之前，方、肖、黄三人联系了金陵补习学校学生陈建(沈新 )、王知义(王集时)等人曾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秘密抗日团体叫群社，并出版油印刊物，宣传抗日。我与他们联系上后，让青年互助会与群社建立工作关系，相互配合。

　　7月，我带领方堃、肖名树、黄真到苏皖区党委茅山游击根据地参观学习一个多月，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茅山地委副书记汪大铭的主持下，我们四人商量成立秘密抗日组织，后定名为团结救国社(简称团救)，议定由我、方堃、肖名树、黄真、程淑英五人组成领导核心。我与肖负责组织，方、程负责宣传，黄负责联络。团救以中央大学和金陵补习学校为基地开展工作。群社从此解散。陈建、王知义也加入了团救。青年互助会与团结救国社仍互相配合工作。

　　当时，党在城市工作都规定一律坚持秘密的原则，组织釆取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发展的对象既要求爱国抗日，同时也要求是思想进步、对党有一定认识的，一般要经较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锻炼才能吸收到组织中来。到当年底，我们先后发展了张杰(鲁平)、徐相松(黄平)、康景孚 (许镇)、柳肇润、戴健、任祖光、周沪生(周鸣)、李嵘、方淑娴、徐宗德、黄祥鹏、程极明等20多名党员，加上他们联系的群众共有五六十人。其中属于我个人发展的有方堃、张杰、张长青、陈建、周兰、王知义、徐相松、康景孚等。

　　团救秘密出版32开油印半月刊《莹光》，每册40—50页，每期印100多份，宣传团结抗日救国，介绍当前时局及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程淑英主编。每当夜深人静时，她就在自己卧室里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与她同住一室的其弟弟程极明帮她作记录，我帮她编改稿件，一块儿在密室油印。刊物通过邮局寄发给进步人士和我们的工作对象。我们了解到有个叫吉野的日本洋行，要定期寄发东西。我们组织内有个同学刻字技术特别好，就叫他仿制吉野洋行信封，把我们的刊物与吉野公司的信函同时投入邮筒。刊物共出10期，一次次都顺利通过邮检关而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办刊物无经费，我就到文萃女中去上几节历史课，挣来的钱去买纸张油墨。

　　10月，为了有更多时间做好党的工作，我转入文学院，以学英文为名，组织一个读报组，学习上海出版的英文士林西报，读到有关中日战争报道时，就展开讨论，适当宣传抗日主张。参加学习的有芮琴和、朱淑华、韩定等10多个女同学。每天中午饭后，大家就集中到一起，读、谈一小时。 我当时不知道芮琴和是党员。她是在苏中区党委入党的，1943年她才把组织关系转到苏皖区党委来。

　　随着工作的展开，领导成员之间每天都有事情要商量。当时中央大学男女同学之间还非常守旧，互不讲话，我们就在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建立通信点。我和潘田每天午饭后到阅览室内看杂志，各自在看过杂志里放入信件放回原书架上，再随手取回对方刚放入的杂志翻阅。我有个同班男同学发现了我的形迹，他每天都在图书馆附近等待着。当我走过时，他总是向我点头微笑，我也随意点头示礼。我进入图书馆后他就离去，对此我大惑不解。

　　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南京三青团地下组织共同抗日，我们与他们建立了交换抗日宣传刊物的关系。1942 年2月的一天，南京三青团地下组织被日伪破获，领导成员全都被捕，机关被抄，《莹光》落入敌手。他们向敌人交代了《莹光》联系人程淑英。程于当日早晨与其弟弟一道在上学路上被捕。9时许，我在中大教室听课，得知程被捕的消息后，觉得自己已十分危险，必须向组织请示汇报。我以肚子痛为由向老师请假，以去校医务室看病为幌子到离校近三公里的联络点汇报情况。党组织同意我立即撤退，给我写了去苏皖区党委工作的介绍信。

　　我回到中大，设法迷惑敌人，向教导主任说母亲病重，在鼓楼医院抢救，我必须前往照顾，请了 10天假，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拖延时间，二是为万一虚惊一场我还能回校工作。为防敌从我几年来写的日记本中找到什么线索，我立即去宿舍把几本日记投入老虎灶烧掉后，立即离校。走到校门口，遇上同学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文萃中学上课，我在那儿兼了几节课。”看看周围无人时，我连忙跳上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我发烧怕风，请你把篷布放下盖严实些。”车离城门不远时，我就下了车，走进路旁一个食品店，察看周围无异状，迅速买了几包糕点，到城门口接受日伪军检查。

　　守城伪军注视着我手里的几包点心。我说这是走亲戚买的东西，最好吃的一包送给你尝尝。他接过点心，示意我出城。我一出了中华门就乘上汽车，这时已是上午11时半，下午2点多钟才到达江宁索墅镇新四军秘密联络点，很快与地委副书记汪大铭接上了头。

　　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安排我住在老百姓家中，静观南京动向。

　　过了一个多星期，汪大铭告诉我，南京我已回不去了，我离开学校的那天早晨8点多敌人就到我家抓人，在我家门口许久不离，见到凡是与我相差不多的女孩都要盘查，一连查了10来个。10点过后，敌人又到中大去抓我，教室、宿舍、图书馆都搜索了，连厕所也没放过。他们向学校要人。教导主任拿出了我刚写的请假条，说我可能还在前去医院的途中。敌人赶到医院抄了个遍，没查出什么,到文萃中学又扑了个空，于是中午12时在城门口交通要道贴出了附有我照片的通辑令。敌人还疯狂地搜捕与我接近的同学。有人举报我课间常和一个女同学散步，经察访那女同学叫段素文，是汪精卫的儿媳。还有人说我午后经常在图书馆外面与某男生见面，后查明那个人叫朱宝玉，是汪伪政权一位部长的阔少。此刻他正托人到我家去提亲，说只要答应这门亲事，绝对保障我的安全，甚至连两人结婚的图章都准备好了，送给我的图章还是象牙的。父亲回答：“我女儿常年住校，很少回家。我实在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他们把我父亲抓走投入牢房，一星期后才由两个邻居保释出来。为了家人安全，我又把名字改为许勤，跟妈妈姓。

　　这次敌人的行动什么也没捞到。我们的大多数同志逃过了一劫，党组织也没遭到破坏。这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许多进步青年经过在团救的长期锻炼与考验，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誓为打垮小日本而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四)

　　1938年6月，陈毅带领新四军一支队东进到茅山，在这里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坛建昌圩丁家塘召开，宣告苏皖区党委成立后，活动的中心就在茅山地区。

　　当年国共合作，此地是第三战区，司令员是顾祝同。他规定新四军活动区域是溧(水)武(进)公路以北、长江以南，紧贴伪政权中心南京的江宁、句容、溧水、镇江、丹阳、金坛、武进之间方园50公里之内的非常狭小的地带。这一带敌人据点林立，公路纵横，前有长江天堑，中有京沪铁路贯穿，后有国民党顽固派重点驻扎。他们不打鬼子，专门在我们背后搞鬼，我们只能在敌人梅花粧似的据点中穿插。我 们无论行军到哪里，与敌相距近则两三公里，远则近10公里。敌人一旦获得情报，短则10来分钟，长则个把小时就会把我们包围。我们每天都要搬家，有时一夜要移动两三处。

　　苏南敌后的抗日反顽斗争严重地威慑着敌人的心脏安全，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南京近郊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不断地打击敌人，还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 “三三”制统一战线的议会，不仅使敌人在政治上大失面子，在军事上也大伤脑筋。因此敌人频繁出击，妄图军事上一举歼灭我们，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企图困死我们。

　　我们部队和地方干部吃饭主要靠就地筹款。凡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每个乡保长都准备一份粮款，由部队和地方机关开条子借征，到一定时期按田亩分摊，区乡之间相互调剂。经费来源主要靠我们控制的小集镇的店铺税捐。我们一切生活日用品及药品都进不来，敌人一旦发现就要没收。

　　那时，我们的供应标准很低。每人每日伙食费两角五分，在农民家吃饭政府发饭票，吃一顿付一张。农民拿了饭票到政府可以兑付现粮。每月每人一角钱津贴费。女同志加发两角钱卫生费。

　　汪大铭找我谈话，决定我去丹阳县做群众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他给我开了介绍信，叫我去找丹阳县委书记吴承。他说吴承也是个知识分子，东北沦陷后从大学流亡出来参加革命。我去工作的具体任务由他跟我谈。

　　我按指定线路到了丹阳，顺利地见到吴承。吴承戴一副眼镜，上穿短褂，下套长裤，端庄沉着，又有点像个农民。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充主力和地方武装，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培训地方千部，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 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支持军队长期作战。要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在各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敌顽占领了我们一些主要根据地。现在我们要大力恢复。县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已有一个男同志、两名女同志，你就参加工作队。他们离延陵不远，工作正从延陵向外扩展。”

　　我立即去工作队报到。队长王明新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整顿农会，在农民中发展和巩固游击小组、鋤奸小组、基干民兵，广泛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监督管制本地区的汉奸、特务和坏人。现在春荒严重。旱灾、虫灾、敌人搜刮掠夺，许多贫苦农民已揭不开锅，没有种子下地。我们要组织群众克服困难。他分配我负责几个村子，白天访贫问苦，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如这家主要劳力离家门不远，或下地干活，只要我能插上手，就一边帮他干活一边谈，向他宣传。我们开会都安排在晚上。平时我们除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外，还由农救会出面，向地主富农借粮、借种，对囤积居奇的家伙就进行斗争，迫使他打开谷仓，将粮食借给农民。为了提高雇工的待遇，我们还组织他们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通 过斗争工资增加了两成多。

　　这两项斗争使贫苦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抗日、生产两个积极性。

　　我们每到一地开完会后，就转移到隐蔽地方宿营。我白天走小路常跌入稻田和小沟，夜里疲劳、瞌睡更是多次跌进去，都是同志们把我拉上来。我们在农民家睡地铺。三个女同志挤在一起，倒下就睡着了，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全顾不了，第二天醒来，才感觉咬得难过，脱下上衣总要捉到几十只風子。

　　我是在敌人的追捕下撤出南京的，连件换洗衣服也没带出来。4月，天渐渐热起来，我只有把舵绒袍子外的罩衫脱下改成一条裤子，上半段两个长袖子勉强改成短布褂，工作队女同志又给了我一条裤子才有换洗。一个月后，我发虐疾，隔一天发烧一次，每次40多摄氏度，我仍坚持工作。

　　(五)

　　6月，组织上调我到茅山地委调研室任调研干事。

　　到地委报到时，领导干部正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两篇著作。这两篇著作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对我个人来讲特别有针对性，对我们克服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盲目性，改变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都是极为重要的。大家通过学习，对照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受益匪浅，表示一定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地委刚建的调研室包括我在内共有八名冋志。吴宝康任主任，程桂芬任秘书，还有陆培学、周剑云、黄宗时。

　　对茅山地区农村社会情况，我们釆取一般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办法，系统调查茅山地区的社会情况，作为领导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参考和依据。

　　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我们主要查统一战线;对经济情况的调查，主要査生产发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借粮借种等落实得怎样，做得不够的要补课，做错了的要纠正。

　　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思想调查，我们主要查大、中、小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等人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和与敌、我、友的关系。

　　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开会、个别走访、实地考察和收集各种参考资料，再进行归纳、演绎、总结、提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在地委机关这段时间内，仅仅在学习文件讨论时做做记录，设计制定调查表格发给调查人填写，然后把它们收起来，统计好整理一些资料，别的几乎没出什么成果。

　　领导上对我们非常关心，安排我和陆培学同睡在一扇门板上。陆是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比我大一岁，和我做的都是室内工作。我俩都患疟疾，每隔一天高烧40摄氏度。吴宝康主任千方百计找关系，托朋友给我们买奎宁药丸，但由于日寇封锁无法买到。有人有民间偏方，说用白开水煮猪肝，不放油盐。主任请不地委领导批准，每天早晨买半斤猪肝煮清水汤给我俩喝。当厨师端着两只碗走向我们时，那股腥味就別提多难闻了，但我们又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只得捏着鼻子喝下去。一连几天不见好转，我们说什么也不喝了。

　　过了几天，领导决定将我们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我们都不愿去。领导硬性派一个通讯员送我们去，我们只能服从。大约步行了五公里，到医院经医生确诊是疟疾，但既无西药又无中药，伤病员又很多，我们俩商量不在这里增加医院负担，不如回去坚持工作，第二天取得医生同意后我们就回到部队了。

　　(六)

　　9月，地委副书记汪大铭找我谈话，说茅东县县长蒋铁如在金坛吕坻办了一所初中，叫湖滨中学，对外称民办，有校董会，校长是吴均之，教务主任是汤生洪，训育主任是袁石松，教师、职员邹松生、邓国康等都是从金坛或丹阳城里聘请的。这个学校离金坛不远，附近又有日伪军据点。而该校经费由我们专署支出，实际领导是茅东县与专署文教科长储非白。

　　汪大铭又对我说：“我们必须派人进去，掌握那里的领导权。组织上研究派你这个大学生去比较适合，你公开身份是延陵一个绅士的亲戚，是校董会聘请的教师。”我说：“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至于教课，我教初中一、二、三年级的语文、数理化和外语都没有问题。”

　　过了几天，汪大铭和储非白和我谈去教学生人数最多的初中一年级全部课程。储科长再次强调：“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新四军干部，必须改一个名字。”我说：“那么，就请你给我提个名吧。”他思考一会儿说：“就叫王蕴华吧，王，三横王，蕴藏的蕴，中华的华，怎样?”我说：“好呀，挺好 的。”汪大铭又说：“学生中有三名共产党员，你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注意活动只能是秘密的，支部直属茅东县委副书记沈渊同志领导，有问题向他请示汇报，行政上归储非白管。” 当日我向调研室移交了工作，第二天上午储非白就送我去湖滨中学去报到了。

　　下午，校方派人拿了铺板和长凳为我搁床。这是一间很狭小的屋子，里面已搁了小学老师贡文霞的一张较阔的床了。贡文霞的家在金坛城内。她的床上蚊帐也宽，垫褥也宽，我的床怎么也放不下。校方与贡老师商量，从她床上抽掉两块床板，我对她说：“不行，不行。这多宽的床抽掉两块铺板，一方面蚊帐、褥子不相配，挂下来蚊子也挡不住，另一方面她床上的东西还会掉下来，不如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我睡床里，你睡床外。我的床就不搭，房间还大些，卫生好搞些。你说好不好?”她笑着说：“好，好。”她原以为我是中学教师，与她会保持一段距离，见我这么平和，非常高兴。以后我们在生活中都能相互照顾，关系处得很好。我领到工资，就请她从城里带回奎宁丸，我的疟疾也很快治好了。

　　湖滨中学设初一、初二、初三三个班级，还有个师训班，是培养小教的，有学生140余人，使用的课本多数为油印，课程设制有语文、数学、动植物、史地、理化、公民(政治)、 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等，与一般中学相同。语文教材多数为我们专署和学校自编，内容反映抗日的优秀通讯报道， 如我新四军《王甲之战》、陈毅写的《记韩紫石先生》、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毛泽东著作。

　　我任初中一年级级任导师，兼授国文、公民(政治)、历史，政治课讲《“七七”宣言》、《论持久战》和国内外时事，讲新四军、八路军战绩，讲“二五”减租、精兵简政，历史课就讲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

　　湖滨中学教师和学生都是寄宿。学生白天在校听课学习，晚上携带课本分散到吕坻、夏潢、孟岗、六角、一字、贺家村、张家村住宿。由于地处茅山根据地边缘，东面相距2.5公里的庄城、5公里的白塔都有敌据点，学校常处于戒备状态。师生们自觉组织站岗放哨，并与民兵、区大队情报网 保持联系。有时敌人在“扫荡”出发前，师生们就转移到天荒湖芦苇丛中去隐蔽起来了，敌人走后再返回教室上课。

　　学校广泛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凡有湖滨中学学生居住的村镇，他们都协助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开展扫盲活动，开办农民夜校。群众学习情趣很高，仅吕坻镇学员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学习一般不要招呼，都能自动到校。

　　1942年5月，常州飞机场伪航空特务营营长顾济民带一营官兵280余人起义,我军接受仪式就是在湖滨中学举行的, 给全体师生鼓舞很大。

　　重大纪念日校学都举行纪念活动。罗、廖司令牺牲一周年，师生全体参加悼念，送的挽联是“同抗战，同牺牲，罗廖司令千古;为国家，为民族，英名载册万年”。上款是“罗廖司令永垂不朽”。

　　1942年下半年，日寇“扫荡”更加频繁。专署决定于11 月将学校迁到离我们中心区延陵不远的董溪里村。自校址迁移后，有一部分师生没及时跟上，学生缺课很多，没能很快走上正规。1943年1月5日，敌人“扫荡”。孟振之同学中弹牺牲。学校宣布提前放假。

　　储非白通知我，冬闲是宣传工作的大好时机，专署准备成立试教团，由你任团长，宿士平任指导员，组织20多位湖滨中学学生参加，名称就叫专署试教团，一切供给归专署负责。我们各人带被子，集体吃住农民家，付饭票，主要搞文艺演出，每晚演出地点都在较大村庄搭台，每天上午配角色，各人背台词，下午排演，晚上演出。开演前先由我讲话。我讲的中心议题是抗日，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演出结束我们立即撤离，到附近小村庄隐蔽宿营。1月至3月，试教团共演出20多场。

　　(七)

　　我们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丹阳县九里镇，演完就撤到500米开外一个的小村上宿营了。第二天早晨我回九里镇，半路上一个老乡叫住我说：“老师别去，有1000多名鬼子已进驻九里，正在挨家埃户查找昨晚在台上讲话的新四军女兵。”我觉得情况来得太突然了，必须火速赶回营地。这时，其他方向也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我和指导员宿士平商量，看来敌人这次“扫荡”范围大，来势猛，试教团的学生只能暂时回家待命，所借老百姓的道具来得及还的紧归还，归还不了的先找个地方埋伏起来，请人看管好。我和宿士平急急到建昌圩里找储非白。储前些日子与两个教员在圩里编写教材，说他也离开专署好几天了，不知道情况如何。当天，我们五个人就成了一组，在圩里偏僻的地方隐蔽起来，轮流站岗放哨，有时借一艘小船，去探访消息。情况愈来愈紧张。第五天晚上男同志决定分散突围，派我住在湖滨小学王老师家，写封信告诉汪大铭，等候上级的指示。

　　王老师是位热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住他家当然是可靠的，但给他家带来诸多不便。他安排我和他老婆孩子睡大房，他与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可他爱人也帮着劝说，只得客听主便了。

　　这个村子叫井庄，有一所小学，60多名学生。开学的日子早到了，可两个老师还没来上课。保长张泽夫、农救会主任出面请我代课，由学生家轮流派饭。

　　到茅山根据地已近三年，除干了上述工作外，我还先后担任过溧南县文教科副科长、广德县政府秘书，仅此而已。茅山根据地的变化可大啦。新四军已把江宁、句容、镇江、丹阳、溧阳、宜兴、金坛的乡村连成了一片。敌人仅仅占据了点和线。于是从1942年7月起，“清乡”更加惨烈，情况更为艰苦。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活动。好多女同志被精简回家，有的疏散各地。我到井庄村上做小学教师，不得不又一次改名为李玉华，还通过关系搞到了 “良民证”。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当时建昌有“小延安”之称，再加上我和大家相处很好，也就相安无事了。

　　有一天，鬼子来到井庄，走进学校，听学生们唱《小老鼠》：“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不在，轱辘轱辘滚下来。”寓意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没有好下场的。鬼子听了问翻译这支歌是什么意思。翻译望文照译。鬼子听了一笑了之。

　　鬼子此次来是抓农会主任和王蕴华的，不分青红皂白把李玉华也抓着绑走了。我就大声高呼：“冤枉啊，冤枉!”故意让大家知道我被抓了。在西溪到河头的途中，我对伪军说：“老总，你行行好吧。我家有丈夫孩子，大的生病在家，小的没吃没喝。我出来找个教师混口饭吃吃的。”伪军说：“我看你讲话指手画脚，就有问题。”我说：“我是教师，常拿教鞭，所以讲话总是手要做出动作。”到了河头村上，伪军开始审问农会主任。农会主任什么也没说。伪军又把我们俩帯到直溪桥一个大院里，由日本鬼子亲自再审问。我说，我是常州人，因为家里很穷，丈夫患病，没有职业，小孩就没有饭吃，总不能在家等着饿死噢，只得下乡来找个教师当当，养活一家老小。鬼子为了查证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又找来常 州籍翻译审问我常州地名地貌、风土人情，证明了我所说的常州人是事实。这样，敌人才暂且停止了审问。

　　关押的日子真难受，说度日如年一点也不为过。我心里想着如何对付敌人可能使出新的花招，想着学习时组织上交代过的办法，先要大喊大叫，据理力争，宁死也不承认，敌人用刑到一定程度就要以死相对，忠于党，忠于人民。不知是什么原因，此时日本鬼子反而对我客气起来，动员我教日文。我说，我只有小学文化，日文无论如何是不会教的，教错了是不得了的。敌人只好作罢。

　　经过两星期的煎熬，组织上派人来营救了。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操作了这次营救，只记得在敌人释放我的那一天，有人在直溪镇上请了一桌酒。回到井庄小学时，村子上农民还放炮竹迎接我的归来。

　　一个月后，我写给汪大铭的一封信才转到他手中。我按上级指示，作着离开前的准备。想不到有老百姓告诉我，鬼子又来抓李玉华了。我立马转移。按照指定交通线，交通员一站站把我送出了竹篱笆。我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后来，汪大铭又派我潜伏在句容县城内。他对我说，有位民主人士叫陈大鹏，他有个朋友在句容小学任校长，派我去该校当教师。我愉快地接受了此项任务，很快就到校上班了。

　　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去买布做了件旗袍穿上身。两名女警察看到十分羡慕，跟到学校来，一定要我帮她们各做一件。不久，我被南京中央大学的一名特务盯上了。那天晚上，我摸黑进入宿舍，躲进厕所，天一亮就混入人群走出城外。

　　1945年7月，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南京城内当向导，准备攻打南京，后由于战略计划的改变作罢。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跟着部队收复了溧水、溧阳、郎溪、广德等10多个县城。每拿下一个个失地，我就向《苏浙日报》发稿子。不久，我被调入《苏浙日报》当记者，直至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八)

　　北撤以后，我随部队撤到山东。当时青岛、烟台一度被我军占领。我任《烟台日报》地方版主编、《青岛新闻报》英文版主编。那时有10来个美国军事顾问，他们发来的英文稿件，我20分钟就译成了。去东北后，我继任大连建国学院教员、中苏友协文化部长，领导编辑出版《友谊》半月刊，出了一部俄文字典。

　　新中国成立后，我调江西省都昌县委任常委、宣传部部长，参加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后又调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九江日报》社社长。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后，组织上了解我在大学读过工科，又调我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处长。为了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组织上又调我到清华大学学习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汽车厂任副厂长，主管汽车制造生产技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在联合国的图书馆中却没有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要查资料得请教别国。这与开放了的大国极不相称。1979年7月，中宣部、出版局决定编写我国自己的大百科，我又被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任科技编辑部负责人、编委、编审，直至1986年12月离休，超期工作10年。

　　(本文由作者口述，范宝贵整理，摘自2013年范学贵等编著的《新四军老兵寻踪》)
 

　　注：汪大铭( 1919-1993年)，宝山城厢人，1935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干事，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负责人兼中共安徽繁昌县委组织部部长， 江苏省句北县委书记，江句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苏南特委代书记，茅山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新四军茅山保安司令部政委，浙东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纵二旅政治部 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一纵二旅四团政委，一纵三师政治部主任，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派赴朝鲜人民军第三军团联络组组长、志愿军二十军六十师 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副部长、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兼党委副书记、1961年年初转地方工作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财贸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厦门市委第二书记，福建省“五七”干 校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华侨大学党组书记、副校长，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革命战争时期，被选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一届英模代表，曾荣获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二级勋章，1993年3 月16日，因病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逝世。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5-22 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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