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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研究 南方党人的黄埔军校的创建与发展
2018-11-21 09:21:56  来源:日本爱知文教大学 黎令勤 撰稿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章深 译  点击:  复制链接

  黄埔军校的正式培训强调军事训练和战斗经验,培训的质量受到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但有限的专业培训并不妨碍黄埔军作为广东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崭露头角。道德和政治责任弥补了正规军事训练的相对薄弱。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学生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凝聚模式,一种国民党使用自己的军队要得到蒋介石同意和支持的模式。黄埔军校学生的政治团结依靠调和军校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在军校中并不存在,维持纪律依靠的是指挥体系、严密的军事法规和情报网络。

  黄埔军校建立于1924年,此时国民党尚未稳定控制广州。国民党虽然把建设军校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仍然不能满足它对资金和装备的需求。公开宣称的训练忠诚的军官以便组建一支党军的目标,被军事同盟杨希闵和刘震寰视为严重的威胁。他们的军队正驻扎和实际控制着广州。杨希闵和刘震寰决定阻止这个计划,并且试图在资金和装备方面陷军校于绝境。张治中当时是军校的一名教官,在谈到党代表廖仲恺为保证军校生存而耐心设法从敌对军阀手中获取资金时,他说:

  廖仲恺在当时是担任本校第一任的党代表,他是负了筹措经费的责任。那时候广东的财政和一切税收机关,统统是把持在军阀手里;而这帮军阀根本是反对黄埔,根本就不愿意我们黄埔成立与存在的。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就没有了,他在今天就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我们廖先生本来是一个革命党员,对于这一帮军阀的行为怎么能看得惯。但是,为了要养活五百个革命青年,他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分,而并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2

  除了资金来源的困难外,两个军阀都决定拒绝为军校配备武器。孙逸仙请求从本地军火库中取得300支步枪,但到军校开办时,实际上仅仅得到30支。3这些步枪只够装备放哨的卫兵。4

  本地资金、装备如此匮乏,在黄埔军校的早期,外部援助便是至关紧要的。1923年10月,5鲍罗廷的到来是俄国对军校真正开始感兴趣的信号。同鲍罗廷一起来到的还有政治、军事顾问,财政援助和武器。6鲍罗廷到达后,军校的创建迅速进行,许多物质资源——人员、资金、武器等——来自这个新的同盟者。然而必须指出,俄国的援助数额不大,据报道只有3百万卢布。7但是在当时,它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批运来的武器有“8000支步枪,每支步枪都配备了刺刀和500发子弹。”8由于有了俄国的支援,军校不顾本地集团的敌视和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威胁,建立了军队。

  有限的外国援助不能成就国民党发展为全国性政党的抱负。就国民党而言,扩大地域和财政基础是当务之急。当时存在着扩充军校的紧迫感和在短时间内把军校学生转变为能征善战的武装力量的迫切要求。在难以忍受的资金不足和人手短缺的双重压力之下,1924年8月,有449名学生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开学了;9同年12月的第三期,人数更多达1200人。10迅速扩张的军校导致学生选择余地的减少。据报道,进入第三期的学生,文化程度差距非常之大。1924年底以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还没有大批涌入军校,而已经进入军校学习的人则面临极度严峻的形势。

  那时学生生活怎样呢,学生的服装只是一套灰色棉布的衣服,没有袜子,赤着足穿草鞋。住的房子更是简陋得很,当时只有一部分学生借用从前黄埔陆军小学的瓦房来住的。此外就完全住在临时用芦席搭成的棚子,睡的是用竹子担起的床。......至于讲到当时的环境,那时黄埔同学,白天读书,晚上还要放步哨,担任黄埔警戒的责任,来保卫黄埔。整个求学的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去打战。所以在第一期学生受训的六个月中,就不知道出了多少事变。......最紧要的一次,就是广州商团之变。11

  这些事件使日常训练与实际作战变得难以区分。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国民党创建一支党军的紧迫需要,致使第一期学生仅有六个月的训练时间。出于同样的原因,短暂的训练还不能集中进行。在讨论学生在黄埔军校所受的正规训练时,人们应当把戎马倥偬的作战经历和应付形形色色的政治危机看作训练学生的一部分。实际军事、政治经验更为重要,正规的专业训练只是培训学生的基础而已。

  商团的挑战

  来自商团的第一次严峻挑战等事件,使军校学生武装变得坚强起来。1924年,国民党当局在广州商界相当不得人心。自1911年以来,各路军阀为控制广东进行连续不断的争斗,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广州是各个集团你争我夺的肥肉,一个又一个掌权者没完没了的索取使本地商界感到厌倦。国民党得以在广州立足,因为与某些军阀相比,它借用了合法的衣钵,但国民党也受到了公众的怨恨。国民党为各类政治活动而进行紧急筹款,故与本地民众的关系更为紧张。国民党统一全国的雄心是广州有限的资源不堪承受的重负。

  当征税者带着愉悦的心情获取税款时,他们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维护法律与秩序。维持治安的社会功能,由本地社区借助路障、栅栏来补充。实际操作路障、栅栏的则是自愿人员和外国雇佣兵。1924年,广东各路商界军事团体的兵力多达三四万人。12尽管拥有给人印象很深的兵员数目,但商团不过是装备和训练都不佳的自治团体,对国民党或地方军事集团实际上并不构成严重威胁。但他们的存在表达了商界对国民党和地方军事集团的严重不信任。国民党可以选择把商团转变为一支统一的军队,并改善政府对于商界的影响。

  国民党建立自己武装的努力与商界改组和改善民兵武装是齐头并进的。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办时,一个商界代表大会也在广州举行。会议召集人陈廉伯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这次大会决定成立全省性联盟,将分散的私人保安团体组织成统一指挥的力量。13

  受到自己拥有武装的前景的鼓舞,商界拒绝接受新近增加的税收。14在这类关系“钱袋子”的事件中,商界无疑得到了广州公众的称许。通过这个途径,商团成了国民党在本地的主要政治对手。孙逸仙不顾一切地劝说商团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希望把这支新的军事力量转变为盟友,但遭断然拒绝。商团认为自己要保持政治上的中立。15

  陈廉伯还打算增强商团武力。他为商团购买武器的协议提供担保。根据该协议,商团为每一支新步枪支付100银元。随后,由汇丰银行提供资金的武器从欧洲运来。16陈廉伯在付出5万银元后,还就一份进口武器许可证与孙逸仙进行了谈判。17

  8月初,孙中山表达了他对装备精良的商团政治意义的不安,并指示蒋介石夺取商团货运的武器。18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黄埔军校仅能调动1000人左右,内含6月份开始训练的500名第一期学生,和8月份新招收的450名第二期学生,武器数量很少。显然,这是蒋介石难以完成的任务。

  利用有利于突袭的条件,学生立即让晚清当局丢弃在军校校园内的大炮发挥了威力。装载武器的挪威货船被迫停泊黄埔港,船上有9000支步枪和3百万发弹药。19这是学生武装最初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他们获得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武器。

  冒失的举动使国民党陷于政治上的孤立。商界立刻宣布广东全省罢市,这直接导致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此举冒犯了广东军阀的钱袋子,他们向孙逸仙施加政治压力。20孙逸仙勉强同意一个妥协方案:广东政府接受商人20万元的自愿贡献,而国民党则交还5000支步枪给商团。21

  英国人威胁,如果孙逸仙贸然动武,他们将用炮舰保卫商团,国民党的声望因此遭到进一步打击。22但这个公然冒犯并无必要,商界显然有足够的能力保卫自己。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政治上的生存受到更严重的威胁。政治上的挫折使孙逸仙感到沮丧,他离开广州前往广东北部小城市韶关。在韶关,孙逸仙鲁莽地宣布发动第二次“东征”,并向蒋介石下达正式命令,要他带领黄埔军校学生同他会合。23

  蒋介石不理孙逸仙的命令,在黄埔按兵不动。他冷静地处理商团带给国民党的政治挫折,执行协议的承诺,把5000支步枪交还给商团。24在这场危机中的9月间,蒋介石又为黄埔第二期增加了200名学生。25用军校虽然一再扩充,但还没有达到2000人的队伍,使用从商团抢夺来的枪支,蒋介石迅速展开同人数较多,装备较好的商团对抗。

  选择10月10日,即1911年辛亥革命纪念日,将5000支步枪归还商团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政治赌博。枪支在商业中心附近的码头,尚未从船上卸下来。商团民兵被喜气与成功冲昏了头脑。在街上游行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感到受了侮辱,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军校和国民党同情者受到枪击,约有20人被打死。26

  暴力事件使广州的舆论转而变得不利于商团。商团拥有5000支步枪的事实也让本地军阀惊恐不安。商团政治上受到孤立,于是蒋介石把学生武装拉进广州城。商团主要领导被军校学生和军阀的武装围困在富饶的西郊。商人们不希望发生街头战斗,那会使他们舒适的家园毁于一旦。蒋介石调动学生迅速解除民兵的武装,夺取几天前才归还商团的枪支。27军校武装一举两得,既赢得对广州商界的胜利,也获得了市民的普遍支持。

  蒋介石把政治和军事战略结合在一起,为孙逸仙和国民党创下了奇迹。蒋介石的决定性行动化解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同时还为国民党重新赢得了公众的支持,用行动证明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1924年10月,仅仅正式建立三个月的黄埔军校学生团体已经成为广州的一支名副其实的政治力量。冷静果断的领导品质,使蒋介石在学生的眼中,从校长变为英雄。在孙逸仙实际上已经放弃广州的时候,蒋介石的才能经受了政治之火的考验,表明他是一位值得注意的政治人物。

  黄埔军校学员的武装还广泛地被称为“学生军”,因为“cadet(学员)”和“student(学生)”中文意思都是学生。在1925年5月30日事件前夕,这支“学生军”获得公众承认适逢其时,她迅速成为一个焦点,下一波学生民族主义浪潮的能量就在这里汇聚。

  关于建立一支党军

  1924年10月,成功遣散商团并未使国民党的危机得到暂缓。学生武装新近取得的声誉刺激形形色色的本地军阀采取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当时正在广东东部海岸作战的陈炯明部队,以及驻扎在广州的杨希闵和刘震寰等“友军”。

  黄埔军校立即决定为两个教导团征募士兵。孙逸仙建议军校主要在广东本地的工人农民中吸收战士,从广东以外地区征募来的人可以作为候补力量。28国民党和黄埔军校财政来源不足,这个建议当然是从节约角度出发的。然而,从本地吸收学生,会陷入创建另一支纯粹由广州本地人组成的地区性武装的危险。孙逸仙的建议还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吸收不同省份学生的意图相左。蒋介石无视孙逸仙的意见,继续把征募广东省外人员的任务交给他的一位私人密友,当时在上海的商人陈果夫。29

  在商团危机当中,1924年9月,蒋介石开始让陈果夫为其服务。蒋介石发现军校所需要的马、骡、军服和其他杂物的价格,上海比广州便宜五分之一。陈果夫被指派为军校在上海的采购员。301924年底,陈果夫接受了一项附加任务,为军校征募士兵。按照陈果夫的说法,正式的邀请来自孙逸仙。此事表明,在1924年12月,蒋介石的这个安排还要取得上司的同意。但把上海作为采购物品和征募学生的主要基地,还是扩大了蒋介石及其密友陈果夫的个人权力。后来,有7名学生被派往上海协助陈果夫的工作。31

  黄埔军校最初几乎完全不强调新兵的政治背景。例如,孙逸仙写信给当时在长江下游一带活动的军阀卢永祥,请求他的帮助。卢永祥却给新兵的征募设置障碍。321924年12月——1925年3月,上海办事处共向广州输送了4000名新兵,估计在每人身上花费了21元钱。这些钱主要用于交通支出,以及对海关官员、上海码头工人的行贿,因为他们发现有几批旅行者是国民党军队的新兵。33这是组成第一教导团的开端,成立教导团的目的是对学生军官进行作战指挥训练。黄埔军校学生和这支教导团共同组成国民党军队的核心。

  蒋介石不等对教导团进行训练和装备,就立即发动对陈炯明的军事行动。1925年年初,蒋介石带领一支3000人的队伍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此时,陈炯明集结在汕头到惠州之间的军队多达3万人。学生军不顾一以当十的巨大兵力悬殊,坚守阵地,并于1925年1月15日通过占领淡水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34陈炯明被迫重新集结军队,而蒋介石则赢得了让军校学生和教导团做好准备的宝贵时间。

  黄埔军校巩固和发展有战斗力的军队,使国民党同广州两个军阀的关系越来越恶劣。杨希闵和刘震寰原先是倾向国民党的,但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即使在关系最好的时期也微不足道。他们不愿眼看着国民党缔造的军队发展壮大之后对自己不利。1925年5月,军校方面预料会遭到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5月21日,险情已经出现。35蒋介石以其特有的果断,在6月12-14日间,带领已经达到大约一万人的学生军进入广州。杨希闵和刘震寰军队猝不及防,被围困和缴械。36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才取得对广州的有效控制。此时孙逸仙已经去世,提议采取这个行动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国民党当时的领导。成长中的党军的行动显然比正忙于考虑政治继承人问题的国民党领导更有效率。

  1925年6月取得对广州的有效控制,很快证明这对国民党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的反帝运动,激起全国受过教育年轻人民族主义情感的新一轮波涛。如果国民党希望得到受过教育年轻人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视为积极参与反帝运动。6月23日,仅仅在控制广州几天以后,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街头示威游行。37这是利用五卅运动的契机,精心筹划的行动。

  国民党领导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在约有五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与会者有来自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学生用灵活的方式组织示威者,他们让游行者手举标语旗帜,高喊反帝口号通过广州的街道。38军校学生证明他们不论是作战,还是组织群众性政治集会,都同样地出色。

  广州沙面租界外国人的惊恐是可以理解的。本地警察荷枪实弹地面对示威者,英国军舰则从河面上提供援助。沙面租界与本城主要的居民区只有一条城壕相隔。这是一条狭窄的城壕,人们可以把石块扔到对岸。示威者用手势、用言语进行恐吓,但没有携带武器。然而,英国人却认为受到示威者的挑衅,于是任意向示威者开枪。领导示威游行的军校学生尽管有人员伤亡,却依然控制着游行队伍,并把示威者转移至安全地带。39军校学生表现出的纪律和克制与英国人的过度反应形成强烈对比。沙基事件还把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推向五卅运动的最前列。换上军装的军校学生军,取代身穿平民服的学生,成为群众性示威游行的新领导。这是第一次由国民党发起、由“学生军”带领,统一指挥的群众性示威游行。

  黄埔军校学生的组织和纪律,以及他们的牺牲精神,使1925年6月23日成为广州进入五卅运动的转折点。国民党因重新引起全国的关注和支持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广州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抗议,还贡献了组织、训练和军事行动。当反对帝国主义事业在上海和其它地方遭到严厉镇压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时,同样的事业在广州却依然公开进行。黄埔军校被视为这个新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核心。但“学生军”尚未准备挑战英国帝国主义的权势。蒋介石迅速离开众人注目的中心,把政治注意力转向大批志愿者。他此时所关心的是组织一支统一指挥的军队准备北伐。蒋介石正在推进军事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当香港以发起大罢工作为对英国人的直接报复时,政治抗议的焦点被工人运动所取代。罢工期间,香港工人回到广州,港口实行贸易禁运,组成工人纠察队强制实施罢工和贸易禁运。40这就加剧了五卅运动中工人运动和“学生军”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对立。

  除了街头示威、牺牲、罢工、联合抵制之外,国民党还对军队的后备基础坚决地进行了重组。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事政治声誉成为国民党发展极权主义军事结构的基础。1925年3月13日,黄埔军校的武装(Whanpoa Units)正式定名为国民党党军。411925年9月,国民党组建军事委员会,这是第一个统一协调拥护国民党的各类军事力量的机构。421926年1月,国民党宣布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43所有军事力量都正式改编成为同一支军队。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打破地方主义,以便更好地为全民族的事业做准备。44

  汪精卫的要求,更多地是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而不是当下的现实。此时国民革命军由一批可以清楚分辨的特定的地方部队所组成。第二军是从前湖南的谭延闿部45;第三军由广州的朱培德部组成;第四军是广州的李济深部;第五军是先前福建的李福林部。只有此时称为第一军的党军确实不是地方军队。当更多地方武装要求加入国民党统一全国的事业时,附属于国民党的军事单位便接二连三的创建起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共有8支军队,由党军和其它7支军队组成。但国民革命军的改组并非全然有名无实,为加入这支军队,各路军阀不得不把训练军人的任务交给黄埔军校,并让黄埔军校毕业生进入他们各自的指挥系统。46通过这个途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把进入黄埔军校作为追求实际军事指挥权的第一步。强调重组是让黄埔军校毕业生最终取得对国民革命军的支配地位。

  巩固国民党对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管理,依靠党军在先前的地方军中迅速建立起威信,以及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的分布。在国民革命军中加强纪律的任务直接落到蒋介石及其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上。黄埔军校成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加入和对军队进行控制的机制。

  不断增长的政治支持,是国民党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五卅运动斗士的结果。这使扩大党军,以及强化党军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成为切实可行的任务。黄埔军校加紧征募新学生,并在北京、开封、汉口、和上海等地建立起地下办事处。黄埔军校要求新学生达到中学毕业文化程度,这个相当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机会受到限制。征募对象无疑锁定为大中学校学生,这使那些受爱国主义情感激发的年轻人如同具体表达政治意见那样追求参军入伍。在大规模征募时期,国民党在各地的组织为输送候选人到广州而进行筹款的能力,反映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更广泛的支持。4个秘密征募中心完成各自吸收500人的定额几乎都没有困难。

  主要问题在于防止敌对政权发觉征募中心就设置在他们的地盘上。例如,在汉口的办事处被吴佩孚觉察,征募到的人被遣散。黄埔军校的政治吸引力如此之强,以至其中的多数人仍然通过各自的途径抵达广州。47尽管第四、第五期学生都扩充至2500人,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还是多于黄埔军校所接纳的人数。多余人员并没有被拒之校门外,他们进入预备班,在军校教导团被训练为士兵。五卅运动以后,学生大批涌入黄埔军校学生班和教导团。应征进入黄埔军校被认为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这主要意味着参加由国民党主持的军事训练计划。这保证了黄埔军校学生,和1925年5月30日成立的教导团的士兵来自经过选择的社会群体。48

  军校生源的地区结构反映了不断增长的全国各地对国民党的支持。在1925年以前,来自广东的学生约占总人数的25%,到第四期,比重降为9.61%,第五期,反弹至13.73%。从中国中部地区来的学生有显著增加:第四期有将近半数学生来自中部地区,到第五期达到三分之二左右。49

  五卅运动全国范围的反帝气氛使黄埔军校的新兵源源不断,而黄埔军校的任务仍然主要是把新兵转瞬即逝的热情转变为对国民党政治思想和纲领的坚定信奉。但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在1925年似乎还不清楚。接受俄国的援助和容忍共产党参加国民党,都不符合孙逸仙提出的有关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如此明显的不协调留下了一个政治问题:孙逸仙的信条与马克思主义能否和谐共存?回避和迟迟不解决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损害了国民党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与此同时,五卅运动所激发的冲动,以及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后国民党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幻不定,使高度的弹性成为必需。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将会损害国民党的前途。

  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犹豫不决反映在黄埔军校中。例如,在一份入学试卷中,考生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要回答一些口试题:“没有农民的参与,民族革命运动能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能否获得成功?”50最高领导和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和军校都不可能对学生进行稳定的意识形态指导。模糊不清的政治指导,为共产党宣传他们所选择的学说提供了机会。共产党抢先得到了国民党希望培养的意识形态信仰和学生对国民党的忠诚。

  尽管黄埔军校宣称目标是培养政治忠诚的军官,但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方针,又没有提供充分的政治训练。政治课时常被取消,因为特约教师,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尚未到达。党的政治领袖未能塑造一个积极参与的形象,没有起到向军校学生解释党的主要学说的应有作用。导致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党的高层领导不能就什么是党的主要学说取得一致意见吗?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黄埔军校学生虚掷光阴?汪精卫和胡汉民后来都为他们忽视党的这一关键性基础而付出代价。

  在黄埔军校为政治训练做准备的头6个月,主要由于高层领导人的忽视,实际情况并不如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好。按照安排,讲授政治课程的任务由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何应钦那样的专职教师来承担。因准备时间很短,校长的讲演成了传统的道德说教。51相比之下,周恩来与他在黄埔军校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共产党员却将注意力倾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黄埔军校内部滋长着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是聚合。由于国民党方面普遍的忽视和无准备,周恩来在政治部中巧妙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像以下引文所提到的:

  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扬52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因此,中间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但当时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纪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的组织,所以虽然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邵元冲先生继任主任,工作与前无异,唯举行了两次政治讨论。总理北上,邵先生随着去了。商团事变(十月十日)以后,蒋、廖、汪、胡诸位都忙于应付时局问题,演讲也少了。1924年12月,53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54

  资金短缺、食宿供应不充足,以及开始时几乎没有任何装备,因此第一期学生主要进行步兵操练。55最后一场考试是以近郊为战场的作战演习。56为第一期学生提供的军事训练是相当初步的。

  第二期学生受到的训练相对复杂些,因为有了从商团处缴获的和俄国人提供的武器,训练更多样化。因此,第二期分为5个组,每组都有独特的训练课程:步兵、炮兵、工程、交通和军事警察。57但军事训练仍不令人满意:为期6个月的训练非常短暂;短暂的训练期间,学生还被派去打仗。第二期学生是在商团危机中入伍的,并且在毕业前被编入第一次东征部队。由于黄埔军校利用战斗间隙在汕头建立了临时校园,所以学生的军事训练并未完全中断。但临时凑合的军事训练不足一月便告结束。为与杨希闵和刘震寰作战,军校学生又被调回广州。58

  黄埔军校早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的质量都不高。那么维系这支部队依靠的是什么?这支小小的部队凭什么竟能战胜兵力超过自己的地方武装?

  首先,最初12个月,黄埔军校的武装是弱小的。从第一期的500人起,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军校学生发展到1000人左右。这1000人中,大约一半为军校学生,其余的是来自中国中部地区的士兵。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比重特别高,他们的爱国热情将相当高的士气注入这支小小的部队。此外,把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紧密地组织在一起是相对容易的。

  第二,黄埔军人来源于各省,外省人占多数。对于多数军校学生和士兵来说,广东省几乎等于“外国”,因而很自然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团结起来。

  第三,黄埔军校被敌对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所包围。环境造成的被围困心态,使军校学生和士兵在应付一个又一个危机中,尽力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第四,推行严厉约束军队纪律的规则。这被称为连坐法59:如果哪个部队在战斗中自己后退,从下士到指挥官都要被立即处死。规则公布于1925年1月,很符合蒋介石关于作战时“不准后退”的一贯态度。60

  最后,蒋介石的领导才能具有重大意义。对付商团、处置陈炯明、消灭在广州的杨希闵和刘震寰部队,以及在1925年6月23日示威游行中挑起英国人的过度反应等,都表明他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作为一名领导者,蒋介石在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下属的信赖。

  黄埔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偷袭。这支受到严格纪律约束的小部队置身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完全凭借自己的才能对敌人发动突袭,从而经受了战火的考验。由陈炯明率领的地方武装和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61都习惯于在失败者准备出让的地盘上轻松地进攻和反击,以便减少伤亡。但来自黄埔的这支小部队公然蔑视这个逻辑,选择战斗到底,决不让步。为爱国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决心压倒了意志薄弱的敌人。脆弱的敌对军阀给黄埔军校武装造成的伤亡并不严重。在长达6个月的第一次东征中,黄埔军校的死亡者不及20人。62这个数字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个较大的战役,黄埔军校的人数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

  一旦功成名就,则事事顺心如意。蒋介石的表现博得军校学生对他的信赖和服从,以至愿意为他而献身。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事件中,至少有27名黄埔军校学生死在英国人的枪口下,却坚持不还一枪一弹,由此可以见到无条件服从的效果。63在那一天,蒋介石证明他指挥着一支纪律良好的军队;而军校学生的牺牲,使国民党成为五卅运动全国领导力量的核心。

  政治支持的增长、大批志愿者的涌入,使扩大党军的任务变得轻而易举。国民党军事后备基地的迅速膨胀,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学生既是机会也是陷阱。一般地说,五卅运动之后的新兵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受到政治热诚激励的人,但黄埔军校自己并无固定的意识形态纲领。黄埔军校内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建立在意识形态一致性基础上的内聚力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靠不住的。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是机会与妥协相结合的另一事例。国民革命军的制度安排,使党军与其它同国民党合作的地方军相比占据优势,但各类地方军实际上保持着相当大的完整性。改名为第一军的党军成为促使这些地方军忠诚于国民党的工具。国民党没能把多支军队混合编制的力量改组成为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全国性军队。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受命通过为军队训练将来派往各军队的学生,以及任命他的学生出任地方军军官的机会,把黄埔军校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地方军中。64这种逐渐接管的方式使军队内部的紧张与对立持续存在,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吸收到爱国学生,对他们进行训练,以及让他们加强国民党对各类地方军队的控制?

  就其它拥护国民党的地方军而言,黄埔系的支配地位是一个他们必须努力适应,此外别无选择的事实。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给予他们一个分享国民党当时的声望的机会。放弃自己培养军官无疑减少了自主权,但通过共同准备北伐的努力,他们获得了立即扩大军队规模的回报。北伐是一个以蒋介石和黄埔军校学生为领导的统一中国的战争。由于注重武装斗争,军人作为一个整体享有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此外,蒋介石与党军的地位会被同步增长的国民革命军其余部分所削弱。在关于资金、装备和增长率方面公平对待的争论中,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党军不应享有特权地位。国民革命军中的地方势力继续争取降低军队里中央集权的程度。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党军高居支配地位,还组建了国民革命军,但国民党军队仍然不稳定。如果黄埔军校培养的学生不论被派到哪个军队,都能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集团,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塑造更加统一的军队的关键因素。

  黄埔军校毕业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如何发挥凝聚作用?当军校学生不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他们自己还能保持团结吗?

  一个获得表明证据的途径是察看黄埔军校各分校的记录。这些分校通常是战争期间供军校学生训练用的临时校园。第一个分校是第一次东征时期的汕头分校,在此训练的是第二期学生。另外,汕头分校还从普通士兵中吸收了800名学生。65当然800人中,毕业于1925年6月的只有345人,他们全部留在党军里。66他们开始接受训练时虽然和第二期学生在一起,却是作为第三期的一部分毕业的。1925年6月,又有50名普通士兵被汕头分校录取。67普通士兵加入军校,主要就是这两次。汕头训练营处于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一次东征结束时,汕头分校随之关闭,学生返回广州黄埔主校区。北伐之前没有再建立其它分校。发展中央对分散的军校系统的控制,不是蒋介石处理的问题。

  北伐期间,长沙、武汉和南京建立了分校。68蒋介石根本不能同时领导这些分校,保持对学校有效控制的问题便浮现了出来。蒋介石通过把控制权交给可信的助手的办法解决问题。黄埔军校本部委托方鼎英,他很快提议把主校区移至长沙或武汉,那里接近前方,军校向前线输送军官更为方便。69

  1926年11月,蒋介石采纳了这项建议。他命令另一名他所信赖的助手邓演达为把黄埔军校安置在武汉作必要准备。12月,三个部队的学生从黄埔搬迁到武汉,另有1200人直接征募到武汉校区。1926年底,学生数目达到2500-2600人的武汉校区取代黄埔成为军校的主校区。70

  然而,武汉校区受到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勾心斗角的影响。事实证明邓演达对蒋介石并不忠诚。71蒋介石立即在南京建立了另一个校区,这个校园离他在南昌的指挥部比较近,他以军校校长的身份行使直接控制权。72

  蒋介石没能做到把校长的责任委托给别人而不冒失去对军校实际控制力的风险。在黄埔同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运动兴起之前,军校组织上的凝聚力似乎与蒋介石的领导密不可分。没有蒋介石的个人权威,黄埔利益集团不可能保持团结。没有黄埔军校学生,即第一军和蒋介石个人的影响和权威,国民革命军不可能整合到一起。当蒋介石离开广州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军校不得不迁往蒋介石指定的地方。

  综合观察

  按规定,黄埔军校的作用是为国民党培养政治忠诚的军官。强调政治训练是以俄国红军为榜样,并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做法。然而在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间各种事件的挤压和意识形态的张力,政治训练更多地停留于表面文章,没有切实执行。

  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存在也逐渐损害了军校的内聚力。与正式宣称忠诚于国民党背道而驰,共产党在军校内构建了地下秘密网络。且不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是非功过或其它,两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对抗显示了黄埔军校的分裂。共产党的活动,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两方面都损害了黄埔军校的内聚力。

  共产党公开和秘密的组织方式也为蒋介石和忠于国民党的军校学生提供了榜样。稍后不久,黄埔军校同学会也使用表面组织和秘密网络共存的方法保持军队领导权。

  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使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政治教育方面造成了过大的影响。这是国民党忽视政治教育的后果。共产党的渗透使国民党培养政治忠诚军官的工作倍加艰难。

  国共两党的对抗导致军校普通学生的公开分裂。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是反映暗中进行的党派斗争的公开组织。加入黄埔军校的爱国学生因党派忠诚而分裂。

  黄埔军校的正式培训强调军事训练和战斗经验,培训的质量受到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但有限的专业培训并不妨碍黄埔军作为广东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崭露头角。道德和政治责任弥补了正规军事训练的相对薄弱。回顾过去,有一点可以肯定,黄埔军校提供了可以提供的培训,种种努力的成就为军事政治上的成功所证实。

  内聚力依赖于一个指挥系统和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对国民党的忠诚和国民党意识形态权威并没有养成。实际上,服从长官以及忠诚于蒋介石是凝聚力的关键。北伐时期,国民党在多条战线上作战,保持有效率的中央集权的指挥结构就变得困难起来。随着黄埔军校学生的影响和力量的扩展,单凭蒋介石个人威望就显得不够了。改进的方式不是设计更为精巧的制度,而是把军校校本部迁移到蒋介石的指挥中心附近,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蒋介石对未来军校学生的影响。

  国民党没能发展起对军校、军校学生和军队的有效控制。党不能指挥枪。国民党领导的这种失误使蒋介石得以在黄埔军校占据支配地位,使蒋介石而不是正式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成为军校学生,以及后来他们所指挥的军队的效忠对象。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学生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凝聚模式,一种国民党使用自己的军队要得到蒋介石同意和支持的模式。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建立党军的第一步。这个基本目标达到了。此外,它还是爱国学生入伍和接受训练的渠道。它开辟了一条杰出的青年知识分子获得军权的通道。但黄埔军校学生的政治团结依靠调和军校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在军校中并不存在,维持纪律依靠的是指挥体系、严密的军事法规和情报网络。

  注释:

  1 译自:Lincoln Li,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4—1949,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 22-40.本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广州,1982年)第66-69页(译者:应为第66-68页);译自张治中在长沙分校的一个讲演:《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廖仲恺的艰难困苦在以下著作中得到重申《慈母廖仲恺在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初稿》(台北,1964)第1卷,第2110页。又参见龚乐群:《黄埔简史》(台北,1976年),第18页。

  3 译者:据王柏龄的回忆,这30支是粤造七九毛瑟枪。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第71页。

  4 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第1卷,第3号,1939年。

  5 译者:应为1924年10月。

  6 莉迪亚·霍罗布尼奇:(Lydia holubnychy)《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纽约,1979年)第3章提供了鲍罗廷到达中国的详尽研究。霍罗布尼奇证实,鲍罗廷于1924年10月到达广州,特别参见的259页。

  7 路易斯·费歇尔(louis fischer):《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纽约,1930年)第2卷,第640页。霍罗布尼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第412-41页,提出黄埔军校平均每月收到来自苏维埃的10万广州元的财政援助。又见王建吾:《黄埔军校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9页。

  8 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

  9 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台北,1964年)第2卷,第3111页。

  10 同上,第2卷,第4页。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2卷,第4章。

  1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第66-69页(译者:应为第68-69页)。

  12 香港华字日报《广东扣械潮》(香港,1924年)第1页。徐嵩龄:《1924年孙中山的北伐与广州商团事变》,《历史研究》1956年3月。作者估计,只有4000名商团成员拥有武器。纯粹学社编辑《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广州,1924年)第1-2页指出:孙中山本人认为商团的中坚分子为数不过30-40人。

  13 香港华字日报《广东扣械潮》第2页。代表大会于1924年5月召开,有300多名代表参加。

  14 孙逸仙《1924年8月9日给蒋介石的信》。此信见纯粹学社《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广州,1924年)第1-2页。

  15 香港华字日报《广东扣械潮》第3-4页。

  16 香港华字日报《广东扣械潮》第6-7页。

  17 香港华字日报《广东扣械潮》第7-9页。

  18 孙逸仙:《1924年8月9日给蒋介石的信》,见纯粹学社,1924年,第1-3页。又见蒋介石:《平定商团经过》,《黄埔军校史料》第241页。

  19 杜从戎:《黄埔军校之创建暨东征、北伐之回忆》(台北,1975年)第24-27页。

  20 香港华字日报《广东扣械潮》第11-46页。

  21 孙逸仙:《1924年8月20日函件》,纯粹社1924年7月。

  22 蒋介石:《平定商团经过》,《黄埔军校史料》第241页。有关孙逸仙与英国人的政治交易,见《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卷,第2章。

  23 孙逸仙《1924年19月11日给蒋介石的信》,载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第55-57页;《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卷,目录之后。

  24 《吴铁城回忆录》,载纯粹社1924年,第136页。参阅第75-86页,一个对商团表示赞成的报告。

  25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2卷,第3129页。

  26 见《吴铁城回忆录》,载纯粹社1924年。

  27 蒋介石:《平定商团经过》,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第241页。

  28 孙逸仙:《1924年10月11日给蒋介石的信》,见《黄埔军校史料》,第55-57页;《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卷,目录之后。

  29 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台北,1971年)第87-89页。

  30 同上。

  31 同上,第88页。

  32 同上。

  33 同上,第90页。

  34 杜从戎:《黄埔军校之创建暨东征、北伐之回忆》第35-40页。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第252页。

  35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卷,第2章。

  36 国防部时政局:《北伐简史》(台北,1961年)第28-29页。作战计划见《黄埔军校史料》第263-266页,廖仲恺和蒋介石联合发表对杨希闵、刘震寰的公开谴责,见第266-68页,“重新夺回广州”的记述,见第268-72页。

  37《黄埔军校史料》第272-73页。洪剑雄:《广州沙基屠杀中党立军校死难者》(广州,1925年7月)。

  38 同上,第23-26页。

  39 同上,第23页。该书提供了在示威游行期间被英国人杀害的黄埔军校学生的个人传记。《黄埔军校史料》第276-280页,报道了沙基事件期间死亡的13名军校学生的一场追悼会。

  4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香港大罢工资料》(广东,1980年)第165-175页。罢工号召发布于1925年6月19日。武装纠察队员超过2000人,他们直接控制着毗连香港的地区。此时武装纠察队的力量与黄埔军校学生武装一样强大。见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斯坦福,1968年)第190-318页。

  41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6016页。

  42 同上,第2026-27页。

  43 同上。

  44《黄埔军校史料》第74-78页。

  45 译者:英文本为Deng Yangai,误。

  46 同上。

  47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7卷,第11003页。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第93-94页。

  48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2卷,第31111页。

  49 同上,第2卷,第31115-17,第31125-27页,提供了学生来源地的详细情况。

  50 简·普里斯(Jane Price)《干部、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纽约,1976年)第56页。普里斯的引文来自《黄埔军校,一个从苏维埃文献中收集到的报告》卡片2657-I-281/120,现代军事记录分类,美国国家档案,第12-16页。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第1卷,1939年1月,第11-12页。王柏龄解释道:戴季陶是最重要的主考人,他强调考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王柏龄本人则宽厚的多,他录取了胡宗南,尽管他的写作和自然科学两门考试不及格。胡宗南后来成为蒋介石最为信赖的将军之一。

  51 蒋介石、何应钦对黄埔军校学生的讲话选集,见蒋中正编《黄埔训练集》。经常有人提到没有邀请外来人讲演的原因是蒋介石或者何应钦去作讲演了。国军征共史编纂委员会《国军征共史稿》(台北,1960年)第1卷,第89页,解释周恩来如何在出现空缺时当上起重要作用的政治部主任的。

  52 译者:原始出处即如此。谢扬应为谢持之误。

  53 译者:原出处为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54《黄埔军校史料》第178-79页,摘录自《黄埔潮》1925年。著者作了翻译。又见王建吾:《黄埔军校史话》第22-28页。那里记载了周恩来成功地招收99名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学生进入第四期政治学习班。

  55 步兵操练有很多时间,因而在列队行进之前,学生先作个别练习。《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台北,1964年)第4章。《黄埔军校史料》第143-44页。

  56《黄埔军校史料》第154-55页。

  57 同上,第144-45页。

  58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4章。《黄埔军校史料》第155页。

  59 这里讲的“连坐法”,是指蒋介石与廖仲恺联名颁布的《革命军连坐法》。但本文作者对连坐法的解释不甚确切。

  60 中文的全文见,国防部时政局《北伐简史》(台北,1961年)附录2。又见《黄埔军校史料》第170-71页。

  61 译者:杨希闵为滇系军阀,而刘震寰则是桂系军阀。

  62《黄埔军校史料》第278页。纪念沙基事件受害者的讲演稿显示,第一次东征期间,只有16名军校学生死亡。

  63 同上书指出,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事件中,有27名黄埔军校学生死亡。

  64 《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1卷,第2153页。

  65 《黄埔军校史料》第398-99页。《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第3章。

  66 《黄埔军校史料》第399页。《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第3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1卷,第2501页。

  67 《黄埔军校史料》第399页。

  68 《黄埔军校史料》第398-429页。

  69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4卷,第4章。《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第2501页。

  70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4卷,第5章。《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第2501-2页。

  7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4卷,第4章。《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第2502页。

  72《陆军军官学校史初稿》第1章,第2502页。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6: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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