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世界一个公义，还人民一片净土 ——全景解读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
2017-01-14 11:10:23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曾向军 李景璇  点击：  复制链接

　　化学武器，战争魔鬼诞下的“恶之花”。

　　它是“无声杀手”——随风而来悄无声息，却又杀人于无形中；它是“文明噩梦”——发端于科技的进步，却颠覆了人类对文明的本性认知。它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不单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有难以忍受的精神摧残。它的威力，令亲历者肝胆欲裂，听闻者毛骨悚然。

　　7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长期、大范围使用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军为掩盖罪行，秘密将大量尚未来得及使用的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江河湖海、山间密林，使中国民众蒙受了严重的威胁与危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军队长期致力于妥善处理日遗化武问题，销毁日遗化武工作成效显著。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梳理化学武器的百年历程，全景展示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历史与现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域视角和深度解读。

　　前世今生——“战争毒药”因何而来

　　
2003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8·4”中毒事件中造成我同胞严重伤害的日本遗弃芥子气毒气桶。

　　战争，犹如一个打满鸡血的亡命徒，处心积虑地琢磨新手段，挖空心思地打造新杀器。从大刀长矛到火枪重炮，从飞机坦克到航母核武，每一种新武器的诞生无不脱胎于科技进步的孕育。

　　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斯巴达人将沥青和硫磺制成抛射物，经过燃烧生成大量的二氧化硫攻击敌人。这可以说是化学武器的“老祖宗”。进入19世纪，随着有机化学的蓬勃发展，各类化学毒剂相继研发出来。1774年瑞典化学家发现了氯气；1812年英国化学家合成了光气；1886年德国化学家合成了芥子气……19世纪末，欧洲一些国家已能批量生产化学毒气。

　　毒气的诞生，扭曲了战争本来面目。1915年的伊普雷小镇，德军为打破英法联军防线，向敌方阵地施放大量氯气，揭开了现代化学战的序幕，造成英法联军1.5万人中毒伤亡。化学武器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的战争神经。据不完全统计，一战期间交战国共生产毒剂约15万吨，造成130万人伤亡。一战后，尝到化学战“甜头”的各国开始积极改进各类毒剂，不断扩大毒弹的生产能力。毒剂钢瓶、化学炮弹、化学航弹、化学地雷、毒剂桶等先后研制出来。可以说，几乎所有现代武器都衍生出了同类型的化学毒弹。

　　二战爆发后，欧洲战场参战国因储备有数量不等的化学武器而形成均衡制约的状态，化学武器并未大量投入使用。但是在亚洲战场，侵华日军依仗其独有的化学武器研制优势，公然对中国军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化学战。这是继一战后人类战争史上使用化学武器最频繁、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化学战。据有关资料统计，日军曾在中国的19个省区使用化学武器，其中有确切时间、地点和伤亡人数记载的就达1241次，共造成我军民20多万人伤亡。

　　化学武器之所以“备受青睐”，一方面，它研发门槛较低且造价低廉，无需大量的经费、技术和专业人员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它的作战效能极其巨大，可在瞬间致人伤亡且致残率很高。以“毒剂之王”芥子气为例，可通过皮肤、眼睛或呼吸道侵入肌体，造成人员皮肤糜烂及中毒伤亡，芥子气中毒人员治愈困难，后遗症明显。

　　纵观化学武器的百年，实际投入战场的次数并没有常规武器多；但带给人类的恐惧，却远在血肉横飞的炮火杀伤之上。试想，还有什么比折磨致死更能摧毁一名战士乃至一支部队的意志呢？这种犹如魔鬼之手掐住喉咙的感觉，也许远比子弹穿过胸膛、炮弹炸断躯体，更摄人心魂、更痛入骨髓。

　　化学武器带给人类的不仅是伤痛，更有不可逆转的伤害。为此，国际社会对禁止化学武器的努力从未停止。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提出，“禁止使用以散布窒息性和有毒气体为唯一目的的抛射物”；1907年召开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再次规定，除各专约规定禁止者以外，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放毒武器；1925年，缔约国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中明确提出，禁止使用窒息性的有毒或类似的气体、液体、固体物质以及细菌战剂；20世纪后半叶，联合国大会多次谴责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的行为，并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裁军大会上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第一个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规定了严格核查制度和无限期有效的国际条约。至今，共有192个缔约国。

　　但也应看到，当今世界化学武器的潜在危害依然巨大。世界化学武器储量庞大，并有扩散趋势。2011年，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16届缔约国大会上，美国、俄罗斯和利比亚已通告不能按公约规定时限销毁其库存的化学武器。其中，美国的销毁期限将延长至2022年；2013年8月，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相互指责对方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8月，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报告称，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战斗中使用了化学武器……今年是化学武器第一次大规模使用101周年，也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19周年，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注定是一条漫长的履约之路。

　　铁证如山——军国主义幽灵荼毒几何

　　中国军网记者探访日遗化武最大埋藏点——哈尔巴岭。图为记者观看弹坑内专业人员作业。周灯华 摄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和截面折射出时代的印记。日本在华遗弃化学武器，正是军国主义肆虐祸害中国的一个明证。几十年来，随着各类遗弃毒弹相继发现并披露，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铁证如山！

　　日本研制使用化学武器的历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发家史。1918年，日本陆军省兵器局设立“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专事毒气研制、毒弹使用和化学战训练。日本记者荻野茂在《日军毒气战》中写道，为了解欧洲国家化学战实际情况，日本军部委派有“日本毒气之父”之称的久村种树中佐前往欧洲战场进行考察。久村回国后呈递的报告中称，“未来战争中取胜的秘决之一，在于科学的奇袭……而毒气的研制乃是当务之急”。报告得到军部高度重视，迅即划拨专款予以支持。

　　日本军国主义的极力鼓噪，给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打上了一针强心针。1925年，时任摄政的裕仁发出敕令:“欧洲大战以来，伴随新型武器的进步，化学武器(毒气)的研究已成为军事上的关键。”1927年，登基不久的裕仁又亲自前往大久野岛视察毒气工厂筹建情况。该毒气工厂建成后不到几年时间，员工就从80余人猛增到2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至1945年，日本共制造各类毒剂7376吨，各类化学弹约776万发，其中绝大多数运往中国战场。1933年，日本在千叶县建立了“习志野学校”。该学校对外宣称“进行有关军事的科学教育和调查研究”；而在日军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的往来文书中，则明确该校任务是“培养化学部队骨干力量及各部队化学战军官”。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恶名昭著，首任校长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屠城祸酋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一万多名学员大多成为侵华战争中遂行化学战的骨干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化学战。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向侵华日军下达了使用化学武器的作战命令，并要求为掩人耳目，在使用化学武器时“尽量与烟幕混用，严密隐匿使用毒气之事实，切勿留下痕迹”。1937年淞沪会战中，日军进攻上海并施放毒气，造成我军民重大伤亡；1938年，日军使用毒剂达255次；1939年南昌战役中，日军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1940年百团大战中，日军用毒量较大的作战就有20多次；1941年宜昌战役中，日军先后投掷毒剂弹2800余枚，造成1600余名抗日官兵中毒伤亡。此战还成为日军“通过较大规模使用黄弹及红弹挫败占优势的敌军包围的例子”，编入日军战例集。

　　侵华战争中，日军部队进攻到哪里，穷凶极恶的化学战就跟进到那里。更令人齿寒的是，日军不但在战场上疯狂投入使用化学武器，而且对手无寸铁的百姓也大肆荼毒。1939年5月，北宁路廊坊段遭抗日游击队破坏后，日军施放毒气泄愤致使附近村民死伤60余人；1940年2月，日军向山西翼城县仪门村发射毒剂弹，造成500余村民中毒；1942年5月，日军在对河北定县北疃村的“扫荡”中，向躲入地道的抗日军民施放毒气，并屠杀从地道中逃出的生还者，造成800余人丧生；1943年11月，日军向河北井陉山区老虎洞施毒，导致150多人被毒杀；1944年11月，日军突袭山西静乐县蔡家庄，毒死在洞中避难的群众28人……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军小规模化学屠杀不计其数，造成大量中国平民伤亡。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为掩盖其反人类罪行，将数量庞大的化学毒剂炮弹秘密掩埋或随意丢弃。迄今已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90多个地点发现日遗化武。其中，吉林敦化哈尔巴岭是目前最大的日遗化武埋藏点，探测发现约埋藏有33万件（枚）日遗化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由于埋藏年代久远，锈蚀严重，一些弹体破损，导致毒剂泄漏，对当地生态环境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危害。战后，日遗化武伤人事件时有发生，至今已造成约2000人中毒伤亡。2003年以来，先后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吉林省敦化市、广东省广州市、吉林省集安市、山西省太原市、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多起日遗化武突发伤人事件，共造成58人中毒。

　　任重道远——还人民一片净土

　　
10月20日，南京举办《还人民一片净土——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工作纪实展》。

　　二战硝烟逐渐散去的今天，中国人民仍在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买单。毒弹不排完、疆土不宁净，人民如何安居乐业？这些日遗化武，记载着贫弱中国的耻辱，流淌着苦难民族的血泪。

　　历史一再雄辩地证明，善良和谦卑换不来和平与尊重。1938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曾召开在华外国记者招待会，通告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反人道行径。他说：“关于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我们希望，各国拥护国际法及人道主义的政府，个别向日本提出警告。各国广大民众……痛斥日本的兽行，以全世界压倒的姿势，来阻止日寇在鲁南准备施行惨无人道之化学战争”。但是，国力的羸弱只能博一丝同情，争不来世界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不断敦促推动化学武器禁止和销毁工作，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从80年代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开始，我国政府即提出了“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和尽快缔约”的原则主张，强烈要求将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写入公约。1991年，我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负责销毁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初期日方以战争问题已解决为由，企图逃避责任，但在我方强烈要求下，日方派出调查团来华调查取证。1992年，在前期国内对日遗化武做了大量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情况》和《关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建议》。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在铁的事实面前，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华日军在华遗弃大量化学武器的事实，同时我国政府的正义诉求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得以充分反映。公约明确：日方作为遗弃国履行销毁遗弃化学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并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所需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至此，销毁日遗化武工作被正式纳入公约框架并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

　　处理日遗化武，是解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中绕不过去的一环。1999年7月，中日两国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销毁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

　　2010年9月，中日双方在南京举行了销毁日遗化武启动仪式。作为日本在中国首个遗弃化武处理项目，作业范围涵盖南京及周边地区包括安徽合肥、蚌埠、安庆和浙江杭州等地保管的日遗化武。经过挖掘、转运、销毁和无害化处理，共销毁日遗化武35681枚（件），处理废弃物250吨。

　　2012年12月，石家庄销毁日遗化武设施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北方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第一站。截至2015年9月，共销毁石家庄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天津，河北唐山、邯郸，山西大同、寿阳等地的日遗化武1965枚（件）。

　　2014年12月，武汉进行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销毁作业。经过7个多月的作业，共销毁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七地的日遗化武共264枚（件）。

　　2014年11月30日，敦化哈尔巴岭开始进行日遗化武试销毁。作为最大的日遗化武埋藏点，哈尔巴岭地区的日遗化武销毁工作目前还在紧张有序进行。

　　截至2016年10月，已安全回收日遗化武5万余枚（件）。但是，由于日本曾长期拒不承认有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至今也未能提供有关日遗化武埋藏及丢弃的具体地点和准确数量，我国各地发现的日遗化武基本都是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无意发现的。深埋地下70余年的毒弹毒剂，使我国人民长期遭受日遗化武的威胁，让挖掘销毁处理工作迫在眉睫。

　　为民驱驰，殚精竭虑。处理日遗化武是一项高毒高爆的高危工作。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军队为处理日遗化武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城市乡村、山河湖海，一发现日遗化武踪迹，人民军队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并会同外交部督促日方最终销毁。无论是在挖掘回收作业现场，还是集中销毁作业点，参与日遗化武一线作业的广大官兵，冬斗严寒，夏战酷暑，发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战斗精神，以自身的牺牲奉献换来了疆土山河的重归安详。他们深深地知道，穿上防毒衣的那一刻，就是和死神角力的开始；但为了不让人民再遭死神荼毒，他们毫不迟疑、义无反顾迈上销毁处理毒魔的战场！

　　近年来，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和国防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办公室联合在北京、长春、南京分别举办了《还人民一片净土——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工作纪实展》，揭露了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滔天罪行，展示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政府和军队为清除毒害、净化国土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今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视察哈尔巴岭作业现场。他强调，日方应切实履约，加大投入、加快销毁作业进度，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销毁日遗化武是保障人类生存权利、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阴云终将散去。消弭战争、追求和平，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的今天，那枚枚锈迹斑斑的化学弹时刻警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必被强食。只有国家强大了、民族强盛了，才能真正避免战争悲剧再度上演，才能切实捍卫人类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7-01-14 11: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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