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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毒气战经过
2015-08-28 11:15:13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侵华战争。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载仁奏请天皇后,以“临参命第六十五号”下达了向华北派兵的命令,在这项命令所附战斗序列中,即包括毒气战部队迫击第三、第五大队及第一野战化学实验部。次日,载仁又指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在平津地方扫荡战中,可以相机使用催泪瓦斯筒。8月31日,日本又向华北方面增派第一、第二野战瓦斯厂,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乙),野战瓦斯第六、第八小队等多支毒气战部队及相关单位。由于日军进攻平津的战斗意外的顺利,加之平津地方国际人士鏖集,日军未使用毒气。而在津浦线、平汉线、平绥线作战中,日军均曾使用催泪瓦斯。例如华北日军第十师团,在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5月末期间,共计使用了催泪瓦斯筒1619筒。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载仁于8月15日将野战瓦斯第七小队、第四迫击大队配属于上海派遣军。稍后,载仁又一再向淞沪战场增派瓦斯部队,并于10月30日下令编成上海派遣军瓦斯队本部。在淞沪我军有力抵抗下,日军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多次使用催泪瓦斯,以求一逞。

  从1938年春开始,日军由使用催泪瓦斯进而使用毒性更强的呕吐性毒气“赤剂”,并扩大了毒气袭击的规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载仁亲王的命令尤其引人注目。

  1938年4月11日,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驻蒙兵团司令官:“在下列范围内可以使用赤筒及轻迫击炮用赤弹:一、使用目的:对盘据在山区的敌匪进行扫荡战时使用。二、使用地域:山西省及与之毗邻的山区。三、使用方法:必须注意尽量混合在烟幕中使用,严格保密使用毒气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根据目前掌握的确切资料,日军第一次使用“赤剂”是在1938年4月中旬,台儿庄附近。日本战俘宫下胜弥供称:当时他所在的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曾向台儿庄以北约十公里我军据守的一座村庄,发射了“赤弹”12至14发、烟幕弹40发。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赤剂”,是在策应徐州作战的“晋南肃正战”中。1938年7月6日,在山西省曲沃县南方地区,日军第20师团准备了18000筒中型“赤筒”,计划对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毒气袭击,后因风向及风速发生了变化,最后使用了约7000筒。

  经过徐州会战及安庆战役,日军对毒气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使用毒气的指导方针,由随时随地、分散使用,转而强调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使用毒气,藉以推进战局的发展。1938年8月6日,载仁指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今后可以使用“赤筒”、“赤弹”。华中派遣军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毒气战。武汉会战中,日军共计消耗毒气筒32000多筒,毒气弹9600多发,使用毒气达375回,百分之八十的毒气袭击获得成功,对武汉会战的进程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武汉会战后,日军盛誉“赤筒”为“决胜瓦斯”,更加重视毒气的作用。在稍后的南昌会战中,日军自始至终将毒气视为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并在首战中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1939年3月20日,日军集中多支毒气部队,向我军修水南岸长12公里、纵深2公里的阵地,在10分钟的时间里,集中使用了“赤筒”15000筒,“赤弹”3000发及烟幕筒10000筒,致使我军官兵六、七千人中毒,日军乘机一举突破我军河防阵地。

  日军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多次使用毒气,并在首战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毒气袭击。9月23日,在新墙河北岸的日军野战瓦斯部队,向我军8公里宽、纵深2公里的防御阵地放射“赤筒”及特殊瓦斯10000筒,在毒气发生效力的同时,日军乘机发动进攻,一举突破我军防线。担任新墙河南岸防线要点的我第52军第12团全团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四百余人是在中毒后因失去自卫能力,被突入的日军刺死的。我军缴获的日军指挥部军用品消耗日报表显示,第一次长沙会战开战七天内,日军共计使用了毒气15000筒,烟幕罐17000余个。

  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毒气战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滥觞时期”。这一时期,日军使用毒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华南、华中、华北全面使用有“毒气之王”之称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

  在1939年底“翁(源)英(德)作战”中,日军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12月20日至次年1月5日间,一共使用了10发九四式山炮“赤B弹”和294发“黄B弹”,“黄B弹”即芥子气炮弹。

  1941年9月,我军乘敌主力南犯长沙,反攻宜昌,宜昌日军陷于我军重围中。但敌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在10月7日至11月间,先后向我军发射了1500发“赤弹”和1000发“黄弹”,“使敌(指国民党军)之攻击意图受挫,脱离了险境。”日军此次毒气袭击,致使我军“伤亡官兵千余员名,内死者四百余,糜烂者八十余,经救治者七人。”与此同时,华北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作战,渡过黄河佯攻我军。10月31日,日军在郑州南方共计撒布330公斤芥子气,卦锁我军前进路线,掩护日军佯攻后的撤退。

  1942年2月8日至15日间,日军第36师团在对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扫荡战中,将300公斤芥子气撒布在我军兵营、窑洞、工厂及监视哨、阵地等要地。结果,数千名返回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中毒,其中半数惨死。

  日军在此期间进行毒气战的另一重要动向,就是加强了对八路军的毒气战。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11次,使八路军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谢富治、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多人。在“百团大战”后,日军强化了对八路军的进攻,并于1942年底形成了一整套针对游击战的毒气战战术。如,在封锁沟内撒布持久性毒气,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在日军据点附近的必经路口埋设毒气地雷,防止游击队夜袭;在电线杆子上面绑上毒气手榴弹,藉以防止游击队前来破坏电话线路;向地道内施放毒气,将隐藏在地道内的中国军民熏出来,尔后加以杀害。前文所述在我根据地内部要点撒布持久性毒气,也是这套战术中的一种。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还惨无人道地对敌占区的中国平民使用毒气,杀戮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1942年5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长上坂胜率部“扫荡”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在冀中定南县的北疃村,日军向地道内藏身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致使八百多人中毒后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或儿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这样的事件很多,兹举其中一例,可见日军之残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继续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为报复杜利特尔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发动了浙赣路作战,并在这次作战中大规模地使用毒气。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接到国民政府通报后,于1942年7月向日本提出了严正警告。日本有些学者认为,在罗斯福发出警告声明后,日军慑于美国强大的化学打击力量,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积极性顿时消沉下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中,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毒气74次,我军535人中毒,仅11月26日一天,日军对常德守军使用毒气即达13次之多,日军滥施毒气之疯狂,由此可见一斑。1944年长衡会战中,日军甚至出动了中国派遣军直属的化学部队,参加毒气袭击。1944年9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禁止使用一切毒气的通知。但侵华日军并未放弃对我军的毒气作战。在1944年底桂柳会战中,进犯桂林的日军向七星岩施放毒气,洞内我军官兵八百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进入1945年后,日军已无发动地面攻击的力量,盟我空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日军的毒气作战由于缺乏使用的机会,而被迫告终。

  权威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抗战八年中,日军先后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其中,对我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000余人伤亡;另外的1668次是对中国正规军使用的,使我军官兵6000余人死亡,41000余人受伤。至于中国平民的伤亡,尚不在其列。

  1937年7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侵华战争。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载仁奏请天皇后,以“临参命第六十五号”下达了向华北派兵的命令,在这项命令所附战斗序列中,即包括毒气战部队迫击第三、第五大队及第一野战化学实验部。次日,载仁又指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在平津地方扫荡战中,可以相机使用催泪瓦斯筒。8月31日,日本又向华北方面增派第一、第二野战瓦斯厂,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乙),野战瓦斯第六、第八小队等多支毒气战部队及相关单位。由于日军进攻平津的战斗意外的顺利,加之平津地方国际人士鏖集,日军未使用毒气。而在津浦线、平汉线、平绥线作战中,日军均曾使用催泪瓦斯。例如华北日军第十师团,在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5月末期间,共计使用了催泪瓦斯筒1619筒。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载仁于8月15日将野战瓦斯第七小队、第四迫击大队配属于上海派遣军。稍后,载仁又一再向淞沪战场增派瓦斯部队,并于10月30日下令编成上海派遣军瓦斯队本部。在淞沪我军有力抵抗下,日军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多次使用催泪瓦斯,以求一逞。

  从1938年春开始,日军由使用催泪瓦斯进而使用毒性更强的呕吐性毒气“赤剂”,并扩大了毒气袭击的规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载仁亲王的命令尤其引人注目。

  1938年4月11日,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驻蒙兵团司令官:“在下列范围内可以使用赤筒及轻迫击炮用赤弹:一、使用目的:对盘据在山区的敌匪进行扫荡战时使用。二、使用地域:山西省及与之毗邻的山区。三、使用方法:必须注意尽量混合在烟幕中使用,严格保密使用毒气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根据目前掌握的确切资料,日军第一次使用“赤剂”是在1938年4月中旬,台儿庄附近。日本战俘宫下胜弥供称:当时他所在的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曾向台儿庄以北约十公里我军据守的一座村庄,发射了“赤弹”12至14发、烟幕弹40发。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赤剂”,是在策应徐州作战的“晋南肃正战”中。1938年7月6日,在山西省曲沃县南方地区,日军第20师团准备了18000筒中型“赤筒”,计划对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毒气袭击,后因风向及风速发生了变化,最后使用了约7000筒。

  经过徐州会战及安庆战役,日军对毒气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使用毒气的指导方针,由随时随地、分散使用,转而强调有计划地、大规模地使用毒气,藉以推进战局的发展。1938年8月6日,载仁指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今后可以使用“赤筒”、“赤弹”。华中派遣军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毒气战。武汉会战中,日军共计消耗毒气筒32000多筒,毒气弹9600多发,使用毒气达375回,百分之八十的毒气袭击获得成功,对武汉会战的进程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武汉会战后,日军盛誉“赤筒”为“决胜瓦斯”,更加重视毒气的作用。在稍后的南昌会战中,日军自始至终将毒气视为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并在首战中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1939年3月20日,日军集中多支毒气部队,向我军修水南岸长12公里、纵深2公里的阵地,在10分钟的时间里,集中使用了“赤筒”15000筒,“赤弹”3000发及烟幕筒10000筒,致使我军官兵六、七千人中毒,日军乘机一举突破我军河防阵地。

  日军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多次使用毒气,并在首战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毒气袭击。9月23日,在新墙河北岸的日军野战瓦斯部队,向我军8公里宽、纵深2公里的防御阵地放射“赤筒”及特殊瓦斯10000筒,在毒气发生效力的同时,日军乘机发动进攻,一举突破我军防线。担任新墙河南岸防线要点的我第52军第12团全团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四百余人是在中毒后因失去自卫能力,被突入的日军刺死的。我军缴获的日军指挥部军用品消耗日报表显示,第一次长沙会战开战七天内,日军共计使用了毒气15000筒,烟幕罐17000余个。

  武汉会战后,日军的毒气战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滥觞时期”。这一时期,日军使用毒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华南、华中、华北全面使用有“毒气之王”之称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

  在1939年底“翁(源)英(德)作战”中,日军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12月20日至次年1月5日间,一共使用了10发九四式山炮“赤B弹”和294发“黄B弹”,“黄B弹”即芥子气炮弹。

  1941年9月,我军乘敌主力南犯长沙,反攻宜昌,宜昌日军陷于我军重围中。但敌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在10月7日至11月间,先后向我军发射了1500发“赤弹”和1000发“黄弹”,“使敌(指国民党军)之攻击意图受挫,脱离了险境。”日军此次毒气袭击,致使我军“伤亡官兵千余员名,内死者四百余,糜烂者八十余,经救治者七人。”与此同时,华北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作战,渡过黄河佯攻我军。10月31日,日军在郑州南方共计撒布330公斤芥子气,卦锁我军前进路线,掩护日军佯攻后的撤退。

  1942年2月8日至15日间,日军第36师团在对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扫荡战中,将300公斤芥子气撒布在我军兵营、窑洞、工厂及监视哨、阵地等要地。结果,数千名返回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中毒,其中半数惨死。

  日军在此期间进行毒气战的另一重要动向,就是加强了对八路军的毒气战。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11次,使八路军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侠、赖际发、陈锡联、谢富治、陈赓、周希汉、尹先炳等多人。在“百团大战”后,日军强化了对八路军的进攻,并于1942年底形成了一整套针对游击战的毒气战战术。如,在封锁沟内撒布持久性毒气,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在日军据点附近的必经路口埋设毒气地雷,防止游击队夜袭;在电线杆子上面绑上毒气手榴弹,藉以防止游击队前来破坏电话线路;向地道内施放毒气,将隐藏在地道内的中国军民熏出来,尔后加以杀害。前文所述在我根据地内部要点撒布持久性毒气,也是这套战术中的一种。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还惨无人道地对敌占区的中国平民使用毒气,杀戮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1942年5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长上坂胜率部“扫荡”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在冀中定南县的北疃村,日军向地道内藏身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致使八百多人中毒后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或儿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这样的事件很多,兹举其中一例,可见日军之残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继续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为报复杜利特尔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发动了浙赣路作战,并在这次作战中大规模地使用毒气。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接到国民政府通报后,于1942年7月向日本提出了严正警告。日本有些学者认为,在罗斯福发出警告声明后,日军慑于美国强大的化学打击力量,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积极性顿时消沉下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3年底的常德会战中,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毒气74次,我军535人中毒,仅11月26日一天,日军对常德守军使用毒气即达13次之多,日军滥施毒气之疯狂,由此可见一斑。1944年长衡会战中,日军甚至出动了中国派遣军直属的化学部队,参加毒气袭击。1944年9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禁止使用一切毒气的通知。但侵华日军并未放弃对我军的毒气作战。在1944年底桂柳会战中,进犯桂林的日军向七星岩施放毒气,洞内我军官兵八百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进入1945年后,日军已无发动地面攻击的力量,盟我空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日军的毒气作战由于缺乏使用的机会,而被迫告终。

  权威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抗战八年中,日军先后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其中,对我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000余人伤亡;另外的1668次是对中国正规军使用的,使我军官兵6000余人死亡,41000余人受伤。至于中国平民的伤亡,尚不在其列。

责任编辑:罗莎莎 最后更新:2015-08-28 11: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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