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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常德细菌战最后幸存者 老人们至今留存发黄的资料
2015-08-18 10:05:54  来源:红网 作者:张祥  点击:  复制链接

 
 (2月17日,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乡,97岁的李玉仙老人一讲起当年的细菌战的事情一下子思路清晰起来。图/记者华剑)

  (2月17日,常德市周家店镇,细菌战生还者。(左起:向道仁,吴光才,熊善初。图/记者华剑)

  (这个本子记录了石公桥附近细菌战受害者信息,向道仁告诉记者,名单上大部分的人都过世了。图/记者华剑)

  (向道仁当年在日本法庭上发言。)

  红网常德2月20日讯(潇湘晨报记者 张祥)本报2012年2月13日报道“73岁的易允中辞世”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他可能是长沙最后一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2011年11月3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协会大部分成员都已年过半百,很多受害者的孙辈后人不愿入会。”  

  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如今互相戏称为“老化石”。时光如梭,“老化石”们日渐凋零,也许哪一天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等到那时,那场灾难,那段历史还会有人记得吗?在遭到日军细菌战重创的常德城及周边地区,还有多少幸存者?他们的现状又如何?他们需要得到哪些帮助?本报记者前往常德进行采访。  

  97岁的李玉仙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聊到细菌战,她竟然靠墙坐了起来,挥舞着双手回忆故事里的每个细节。 
  78岁的向道仁退休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搜集细菌战受害人资料,他打算写一本10万字的书,但至今未能如愿。

  79岁的吴光才做了一口木箱,专门存放20多斤重的资料,纸张已经发黄,再次诉讼希望越发渺茫,但“还是要一代代传下去”。

  83岁的熊善初身体还挺硬朗,却不得不开始忧虑,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谁能接手保存关于细菌战的资料?  ……

  他们都是常德“细菌战”的幸存者,老人们互相戏称为“老化石”。究竟还有多少幸存者活着?记者没能找到这个数字。  

  7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人协会”副会长、细菌战受害人遗属徐万智能想到的也只有四五个。  

  提起细菌战,不能动弹的老人坐起来了  

  李玉仙 97岁 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乡李家湾村  

  马鬃岭乡李家湾村,李玉仙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杯子就放在床头,李玉仙却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把水杯端起来送到嘴边。2年前她摔断了腿,大儿子陈贵初在家照顾她,但他自己也已75岁,所谓的照顾,就是李玉仙喊饿时,把饭碗送到床边去。  

  2月15日,记者来到李玉仙家里。“能不能起来啊?”侄儿李宏华大声喊了好几遍,李玉仙都没听清这句话,只是把头探出来看着来人,两只手挥动,招呼坐下。  

  李玉仙的被子又湿又臭,房里很暗。李宏华又说:“有记者采访你细菌战的事,你跟他们说说!”  

  李玉仙突然来了精神,靠着墙坐了起来,“别的事我说不出来,这件事我就有得说啦!”  

  (日期李玉仙已经不记得了)一架飞机把许多箱子空投到常德市区时,李玉仙的父亲李佑生刚把几头猪赶到城里的屠宰场卖掉。准备动身回家时,卖糯米饭的小贩叫住他:“李老板,吃碗糯米饭再走咯。”李佑生说:“吃一碗就吃一碗吧。”吃糯米饭时,李佑生看到天上有飞机在空投东西,还有一些灰蒙蒙的雾气降下来。  

  天黑时,李佑生还没出城,城里却戒严了。有很多人开始头疼发热,李佑生听说有瘟疫,所有人不能出去。李佑生选择偷偷爬城墙,跑回马鬃岭。当晚,他开始头疼。19岁的李玉仙问:“爹爹,你怎么了?”李佑生只是摇头:“飞机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我现在头疼。”第二天,李佑生开始流鼻血,躺在家门口一棵树下就死了。  

  此后,李玉仙的大伯、妈妈紧跟着发病死去。妈妈还没下葬,两个哥哥又发病身亡了。  

  李玉仙哭着准备给哥哥穿寿衣,丈夫把她往肩上一扛就往外跑,“你还不走,你也会死。”李玉仙果然发病了,好在丈夫从镇上买到了药,几碗药下肚,李玉仙躲过一劫,但家里已经死了8口人。  

  李玉仙至今记得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死时的模样。父亲李佑生最先死,口鼻出血,浑身发红砣。两个哥哥李惠旨和李新旨,死前发高烧,死时身体发黑,鼻子出血。  

  “10万字的书没法写了,交给儿子吧”  

  向道仁 78岁 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  

  向道仁做了一件让儿子“很不高兴的事”,1995年他从石公桥镇政府退休后,背着装满空白纸的包,骑上自行车在石公桥以及周边的乡镇转悠,寻找细菌战中的幸存者以及后人,他要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把包括自己在内每个受害人的故事写下来,打算写成一本10万字的书,但他已年近八旬,“以后交给儿子写吧。”  

  1942年底,日军又将“细菌弹”投向石公桥镇。飞机将许多装有稻米、棉衣、食物等物品的箱子空投到集镇上,不明就里的人们争抢着去捡东西。当时9岁的向道仁正在石公桥镇姨父易冬生家里,表哥易会清最先病发身亡,随后,婶娘周妹姐也死了,婶娘死时肚子里有个即将分娩的孩子。向道仁清楚记得,婶娘肚里的孩子动了好几下才安静下来。外祖父卖完鱼回家的途中,死在涂家湖畔。  

  “向家的独苗不能死了。”家人赶紧把已经出现发病症状的向道仁送到药铺,得到几粒政府发的药丸子,向道仁因此活了下来。而此时,整个石公桥镇因为死人太多,棺材铺里的棺材都已卖光。有人用煮饭的大木桶当棺材,桶子用完了就拆门板和窗户。  

  这也成了向道仁一辈子没有放下的心结。  

  2000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十五次开庭审理民间诉讼索赔案时,向道仁作为亲历者上庭发言,他忍住火气,没有拍桌子骂人,但开口就念出改编自《增广贤文》的一句话:“冤魂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冤魂。”  

  1995年起,向道仁开始走村串户,搜集受害人名单,通过当事人及后人口述历史的方式,集成厚厚的册子。几年下来,向道仁花掉了2万多元。为此,两个儿子“收缴”了向道仁的自行车,但向却坚持下去。时间越久,调查越艰难,“很多受害人的后代不理解我,还用冷言冷语讽刺我。更多的人是怕惹麻烦上身。”向道仁好多次“气得想哭”,但从没和别人发过火。  

  时过境迁,向道仁也已经老了。几年前他突然中风,全身不能活动,只能听见外界的声音。经过治疗目前已能正常活动,但每天需坚持吃药。  

  今年2月16日,在石公桥镇政府大院后的一间小屋里,向道仁拿出一份多年前整理出来的受害人名单,逐个指着名字说:“他死了,他死了,他还在,他死了……”其实从着手搜集资料开始,向道仁就打算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只是至今未能如愿。年纪越大,写书就变得越困难。“我要把所有资料交给小儿子,让他帮我把书整理出来。”向道仁说,“把书发给石公桥和周家店每个受害人的后人。”  

  发黄的受害人资料,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吴光才 79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熊善初 83岁 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2月16日,记者见到了吴光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后,吴光才就守在家里等着。一同等候的还有熊善初,以及3名受害人的遗属,6个老人最小的也有65岁。

  与向道仁一样,细菌战时熊善初和吴光才都染上了鼠疫。熊善初今年83岁,吴光才今年79岁,两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向道仁搞细菌战受害人调查时,他们是向道仁的“秘书”。  

  当时熊善初在周家店镇中心小学读书,班上51个学生有7个被感染了,头痛、流鼻血,熊善初吃了7天的药,得以痊愈。但哥哥成为家里第一个丧命的人,8岁和4岁的两个侄儿相继染病死去。吴光才的姐姐去石公桥镇卖鱼买米,染上鼠疫后,表姐和姐夫照顾她,三个人都死了。向吴家传死讯的贵雪儿随后也染病死了,这也导致吴光才被传染。吴的父亲卖掉一头耕牛,凑齐医药费后,将他送到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治疗,这才保住了吴光才一条命。  

  石公桥和周家店,从早到晚都是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的哭声持续几个月后,镇里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得到救治的都死了,有的村子死得一个不剩。鼠疫传染到更远的地方,直到1944年,“还听说有人鼠疫死掉。”  

  当幸存者及遗属开始筹备对日诉讼后,熊善初、吴光才和向道仁一起,连同两镇多名受害者遗属,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足有20多斤,吴光才专门做了一口大木箱子把它们保存起来。  

  如今这些资料纸张已经发黄。“细菌战”过去已半个多世纪,老人们仍能记起每个细节,“我们可能家里钥匙放哪不记得,但这些事记得很清楚。”熊善初说,“印在脑袋里,忘不掉的。”  

  年轻人很少讨论细菌战和老人们的故事,但只要听到有人聊起类似的话题,几个老人就会凑上去发表意见。“前几年,我们还在小学给学生讲过课,不是为了恨,只是希望他们了解得多一些。”熊善初说。  

  看着桌子上的一大堆材料,6个老人讲完了各自的故事。“官司可能打不赢,但这些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受害者遗属周迪成说。  

  听说长沙最后一名细菌战幸存者易允中不久前去世,老人们都有些黯然。周迪成说:“他们(向道仁等幸存者)被我们称作老化石,老化石越来越少,可能等几年你再来找,就找不到了。”  

  熊善初83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但他忧虑的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保存这些发黄的纸张?  

  时任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23册战时日记被发现,其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点30分从江南南昌机场起飞,6点30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36公斤。同时投下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1941年11月24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检验学组主任、细菌专家陈文贵奉命前来调查,通过对死者解剖化验,最后作出权威结论:11月4日,日机投掷鼠疫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据新华社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  

  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曾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至少36次以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1997年8月11日,108名浙江和湖南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原告团在2年后增至180人。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原告团作出承认事实、回避责任的一审败诉判决。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上诉。  

  2003年5月20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出庭的王选等3名中国原告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判决认定了二战期间原告由于日本细菌战受害的事实,但依然以国家无责任的理由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认为个人向国家提出赔偿不符合国际惯例。  

责任编辑:罗莎莎 最后更新:2015-08-18 1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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